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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拍摄内容安排到何种程度，会变成摆拍？将新司图片修改到何种地步，可称作造假？新闻摄影中的摆拍与造假仅仅是摄影记者的、司题吗？新司部门“无中生有”的要求施加的压力日益增加，摄影记者难道无力反抗吗？本期圆桌讨论我们请到五位业内专家共同讨论新司摄影中摆拍与造假的现象。
我们先明确一下：提到“摆拍”时，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保罗·桑德斯：这要取决于拍摄内容。如果是给媒体拍摄研究案例，让拍摄对象摆出一些姿势就没问题。但新闻中不应该出现摆拍。如果你为了让效果更震撼而让一位难民站在碎瓶子旁边，这就是不可接受的。我在路透社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禁止摆拍，但新闻报道中摄影师的摆拍并不罕见。
王身敦：摆拍是造假的第一步，这比后期的造假更难被发现，因为需要由有经验的编辑或摄影师来查看拍摄时的其它照片和原始数据才能确定。新闻摄影是不能有摆拍的，报道媒体上使用的肖像和插图并非真正的新闻摄影。
那“造假”呢？你们认为这是—个新问题吗？
马丁·米德布鲁克：这不算新问题，我觉得它现在只是变得更容易了。放在多年以前，真正从事摄影的都是专业人士，因为那时候摄影比现在更难。他们在暗房里也有淡化和加深的处理，而新技术只是让人们更容易办到这一点。在后期软件里稍作调整，就可以让照片更好看一点，这种诱惑太大了。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我认为后期加工与造假之间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让脸更亮、天空更暗，属于后期加工的范畴——当然也得有个度。你把画面稍微调亮，只是帮助读者理解你的所见，并没有改变它的情绪。而伪造就不同了，早在前苏联，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在照片里会被抹去。但我觉得这种区分还是很重要，因为后期加工有美学层面的考虑，我的成片可能都会有20%-30%的后期调整。
所以问题显然不光是摄影师的，和美编与图片编辑也有关？
保罗·桑德斯：当然了，编辑给的压力可大了。我在《泰晤士报》时就是这样。编辑们总是问，“能不能把照片调亮一点？”，要不就是“能不能让色彩更鲜艳一点？”办倒是能办到，问题在于，如果在报道一起空难时，把照片调整得太过分，对这起空难的报道是否会失实？照片上是烧黑的残骸，增加饱和度和清晰度是可以让色彩更明显，但也会增加噪点。我们为何要歪曲这一事件的真实色彩？
马丁·米德布鲁克：接到这样的要求，你会感到有压力吗？
保罗·桑德斯：会啊。虽然在最开始时，我也曾经抵抗过，到后来他们就开始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我也就放弃了。假如别人都开始诅咒你了，那这件事情或许就不值得你再去较这个劲了。当然，我总是会强调，这些行为是在误导大家。
马丁·米德布鲁克：如果我们不阻止新闻报道中的摆拍与伪造，就是在曲意逢迎。说来也挺奇怪的，当我在看风光摄影和野生动物摄影作品时，老是会想，“这里面有一种很纯粹的感觉。”
保罗·桑德斯：那也是过去的作品会给人的一种感觉。
马丁·米德布鲁克：对，我还老是想：如果我们继续在这些事情上曲意逢迎，那整个行业就真完蛋了。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这个行业现在有很多问题。保罗在那个时候还反抗过，现在都没人反抗了。捍卫摄影的纯粹性与真实性的堡垒早已被攻克。《卫报》前阵子走了250名员工，这些人都很重要。
现在已经到最糟糕的地步了吗？
保罗·桑德斯：你不能再把这当作摄影师的问题了，得换个角度去看。曼彻斯特发生爆炸案时，我们拍到女王和警察局长亲临现场视察的照片。但新闻编辑说：“要是女王自己站在那里，周围一片废墟，就太棒了。把警察局长裁掉，留个头部特写，表明他在陪同女王就够了。”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在过去，我在做突发事件报道时，图片编辑会要求我拍一张“那样的照片”，我告诉他，没发生的事我没法拍。对方却说：“但其他记者的照片证明发生了这种事啊！”可那根本就没反映事实。
马丁·米德布鲁克：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和摄影师不顾道德底线，你认为这是一种趋势，还是因为编辑施加的压力所致？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在任何领域，都会有没有底线的人。有一次我报道了一起车祸，死者家属设了一个小灵堂。有个同行也来了。他肆意地挪动了灵堂的蜡烛和其它摆设。如果上司打电话过来，让你拍这样的照片，你可以告诉他这有违事实，但确实有些人不想反抗。他们想保住工作，不想伸张正义。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这不好说。在我周围大约有30%的人会放弃抵抗，不管什么要求都会接受吧。
伊丽莎白·布兰切特：还有，新闻媒体也越来越多地采用非专业摄影师的作品了。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没错。“公民记者”（在社交网络上披露突发事件的人）这个词也是没意义的，因为它跟新闻半点关系都没有。
王身敦：专业记者都不可靠，又有谁能把关和确保所谓的“公民记者”的背景和可靠度？
马丁·米德布鲁克：这只是一个削减预算的借口罢了。
伊丽莎白·布兰切特：我在英国Time Out杂志工作了长达8年的时间，见证了其间的变化。过去有一位图片编辑，到后来就变成记者自己修图，还刊登自由职业者和无薪实习生的作品。
伊丽莎白，你最糟糕的经历是什么？
伊丽莎白·布兰切特：和英国BBC第4频道有关。我多年来一直在拍摄吉卜赛人和流浪者，从不摆拍，也不会打扰他们。第4频道看到我的作品后，委托我为2012年的《吉卜赛大婚》栏目拍摄宣传照，并让我以平常那种纪实风格去拍就好。
我把照片交上去之后，他们却说：“你能不能回去让那些姑娘多涂点美黑产品，弄得再夸张一些？”然后他列了一大堆预想的摆拍效果，比如“吉卜赛情侣接吻——要舌吻”，“8岁或更小的孩子试穿婚纱”，还有“两名吉卜赛男性打破香槟”……然而我在任何有吉卜赛人的地方都没见过香槟。 我拒绝拍这些照片，但我回去照了一些没有摆拍的作品。后来他们把我的作品配上了耸人听闻的标语——“更大，更壮，更吉卜赛”，并制作了大型宣传海报。其中有一张是一个小男孩跑向我的照片，他的眉毛被调暗了，显得特别有侵略性。可他只是个小男孩，其实一点侵略性都没有。我羞愤难当，两天没出家门。我十年来的工作成果就此毁于一旦。后来爱尔兰的维权组织帮我状告第4频道，我胜诉了。
看来你们的遭遇都体现了当今摄影记者身上的压力。
保罗·桑德斯：没错，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现在摄影师和编辑越来越少了，过去有分层的体系：首席摄影师、图片编辑、图片编辑助理，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现在很多媒体都没有这种配备。没人出钱培训摄影师，大多数媒体都盼着有经验的摄影师找上门来。很多摄影师会愿意无偿修改自己的作品，一点底线都没有。就没有人站出来说：“这是不对的。”
马丁·米德布鲁克：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保罗，你最开始在《达文垂快报》工作时，能一直接受实习生的身份，大概是因为他们给的工资还够用吧？
保罗·桑德斯：那是1991年，他们开的工资是每年6500英镑（约61200元人民币）。
马丁·米德布鲁克：你看看现在，有30%的摄影记者每年挣的还不到1万美元（约65000元人民币），这可是2016年。用这点钱，除了支付日常开销，还得买设备。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这也就差不多够买一台专业相机吧。
马丁·米德布鲁克：所以说，驱使人们造假的压力是空前的。而且正如保罗所指出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发生。
这个责任是谁的？
王身敦：全部人都有责任。现在的读者已经不太愿意付费买报纸杂志，他们其实是在把最好的编辑和摄影师都赶走。
保罗·桑德斯：这得靠自律吧。
马丁·米德布鲁克：但没人自律。
图片编辑的伦理规范应该也适用于摄影师。
保罗·桑德斯：我认为确实如此，但总有人会想着：“不会抓着我的。”
我们能看到的唯一正式伦理准则，是荷赛的规定。他们制定得怎么样？有没有人觉得那些规定有点过时？
马丁·米德布鲁克：我确实认为他们的规则有点太狠了，是吧？可能他们认为有太多糟糕的东西了，但这些规定的结果简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后几乎一点都不能改。
王身敦：我倒是觉得规定得越严越好，新闻摄影和后期处理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照片漂亮与否真的需要和新闻照片的获奖有关吗？
所以你认为他们规定得太过了？
马丁·米德布鲁克：我可没那么说，但他们确实有点狠，甚至有些跟不上时代。我用佳能EOS5D Mark ll它的色域或弱光拍摄效果比不上最新的尼康相机。当我的作品和最新器材拍出的较量时，天生就处于下风。那身为一个摄影师，我怎么跟人家比呀？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这届荷赛的获奖照片就是用佳能EOS 5DMark ll拍的。
马丁·米德布鲁克：是的。我不是说那张照片不好，但你可以看到弱光区域确实不太理想。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在公开支持未经修改的作品。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确实如此。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挺有必要的。他们开过很多会：我参加过在伦敦举办的会议，大家提出了很多精彩的建议。但我认为现在的规则确实有点过。他们太忧虑了，导致作品的美学要求没有得到优先考虑。获奖作品确实不错，但有点淡。再加深一点点，效果会更好。要是在暗房内处理，我会把它再泡上半分钟。
那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王身敦：需要从最基本的教育改革开始吧！我觉得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一名好的新闻摄影记者。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回到刚才谈到的新闻编辑部的问题上，现在不光缺乏有经验的人，还缺少有正义感的人。英国《每日镜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人发了英国士兵虐待伊拉克俘虏的照片，主编皮尔斯·摩根看到后觉得，“很好，这可是独家新闻啊！”于是他没和包括图片编辑在内的任何人打招呼，就把那些照片放在了头版。事后证明，那些都是伪造的。要是编辑部有人看到那些照片，可能就会指出：“军装有问题，而且看着像摆拍。”
马丁·米德布鲁克：我觉得摄影师在这方面是最拿手的，通常一眼就能看出照片的真伪。一家著名机构请我的朋友去鉴定作品，但他不是摄影师，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我帮他看了看。那些伪造和摆拍的作品，他一张都没瞧出来。专业摄影师是最适合在这方面把关的人，却被排除在审核过程之外。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没人会听的。英国有新闻摄影协会，有记者工会，有行业规范和伦理准则。但再怎么抱怨也没用，压根就没人关心。
保罗·桑德斯：如今人们太急功近利了。现在拍照讲究效率，没人有耐心搞专题了。想当年，一个专题要花几个月来策划，并拍摄数周乃至数月之久。现在只会说，“明天的内容搞出来了吗？做点和外来务工人员有关的吧；你能不能去某地拍人们采摘水仙花？”“水仙这时候不开花吧？”“那你就想办法让它开花！”我见过有人指着一张照片对摄影师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拍回来给我。”
网络出版带来了诸多可能性，图像拥有更多施展的空间。这能否让事态变好？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不能。悲剧之处在于，网络出版虽然能响应我们所有的祈祷，在报道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增加页面，添加音频，但有多少出版商真正看重这一点？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重视网络出版的是《国家地理》的iPad应用。《纽约时报》和《卫报》的网站做得都不错，但平板电脑应用上的内容只是传到网上的PDF而已。所以，由于大家都没兴趣，伦理方面的问题不会突然就被重视的。而且网络出版还有个问题：成本太低廉。这会让老板觉得，解雇多少人都可以。
王身敦：当经验丰富和有底线的编辑和摄影师大量流失，各种底线当然也会大幅下降。现在很多报纸杂志和网站其实是跟随大众的口味和点击率来使用照片和决定新闻角度。大众读者倒是反过来带领所谓的专业人士。网络出版的空间是多了，但照片更多。大众读者对照片的欣赏水平不高，何来对真正高水平照片的要求？这是市场经济规律。
所以说，结论挺让人难过的。
马丁·米德布鲁克：也没有那么糟糕，因为最后我们都开始用自己的项目来反抗这一切了。以后会出现很多足以传世的作品，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伊丽莎白·布兰切特：有些网络出版平台运营得很不错，我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平台。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我也是这么期望的，但还要切合实际。我是自由摄影师，需要挣钱谋生。我曾经以37便士（约3.5元人民币）的价格卖出一张照片，这是我卖过的最低价。
保罗·桑德斯：最后我们还是可以得出积极结论的，有些大型通讯社做出了弥补措施。路透社、美联社和盖蒂图片社已经不再接受RAW格式的照片，以减少伪造的余地，逼着摄影师凭真本事拍照。如果你以后要拍摄新闻报道，就必须遵守行业伦理准则，拍照时留存原片，哪怕它存在过曝、曝光不足或轻微失焦的状况。
我们先明确一下：提到“摆拍”时，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保罗·桑德斯：这要取决于拍摄内容。如果是给媒体拍摄研究案例，让拍摄对象摆出一些姿势就没问题。但新闻中不应该出现摆拍。如果你为了让效果更震撼而让一位难民站在碎瓶子旁边，这就是不可接受的。我在路透社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禁止摆拍，但新闻报道中摄影师的摆拍并不罕见。
王身敦：摆拍是造假的第一步，这比后期的造假更难被发现，因为需要由有经验的编辑或摄影师来查看拍摄时的其它照片和原始数据才能确定。新闻摄影是不能有摆拍的，报道媒体上使用的肖像和插图并非真正的新闻摄影。
那“造假”呢？你们认为这是—个新问题吗？
马丁·米德布鲁克：这不算新问题，我觉得它现在只是变得更容易了。放在多年以前，真正从事摄影的都是专业人士，因为那时候摄影比现在更难。他们在暗房里也有淡化和加深的处理，而新技术只是让人们更容易办到这一点。在后期软件里稍作调整，就可以让照片更好看一点，这种诱惑太大了。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我认为后期加工与造假之间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让脸更亮、天空更暗，属于后期加工的范畴——当然也得有个度。你把画面稍微调亮，只是帮助读者理解你的所见，并没有改变它的情绪。而伪造就不同了，早在前苏联，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在照片里会被抹去。但我觉得这种区分还是很重要，因为后期加工有美学层面的考虑，我的成片可能都会有20%-30%的后期调整。
所以问题显然不光是摄影师的，和美编与图片编辑也有关？
保罗·桑德斯：当然了，编辑给的压力可大了。我在《泰晤士报》时就是这样。编辑们总是问，“能不能把照片调亮一点？”，要不就是“能不能让色彩更鲜艳一点？”办倒是能办到，问题在于，如果在报道一起空难时，把照片调整得太过分，对这起空难的报道是否会失实？照片上是烧黑的残骸，增加饱和度和清晰度是可以让色彩更明显，但也会增加噪点。我们为何要歪曲这一事件的真实色彩？
马丁·米德布鲁克：接到这样的要求，你会感到有压力吗？
保罗·桑德斯：会啊。虽然在最开始时，我也曾经抵抗过，到后来他们就开始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我也就放弃了。假如别人都开始诅咒你了，那这件事情或许就不值得你再去较这个劲了。当然，我总是会强调，这些行为是在误导大家。
马丁·米德布鲁克：如果我们不阻止新闻报道中的摆拍与伪造，就是在曲意逢迎。说来也挺奇怪的，当我在看风光摄影和野生动物摄影作品时，老是会想，“这里面有一种很纯粹的感觉。”
保罗·桑德斯：那也是过去的作品会给人的一种感觉。
马丁·米德布鲁克：对，我还老是想：如果我们继续在这些事情上曲意逢迎，那整个行业就真完蛋了。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这个行业现在有很多问题。保罗在那个时候还反抗过，现在都没人反抗了。捍卫摄影的纯粹性与真实性的堡垒早已被攻克。《卫报》前阵子走了250名员工，这些人都很重要。
现在已经到最糟糕的地步了吗？
保罗·桑德斯：你不能再把这当作摄影师的问题了，得换个角度去看。曼彻斯特发生爆炸案时，我们拍到女王和警察局长亲临现场视察的照片。但新闻编辑说：“要是女王自己站在那里，周围一片废墟，就太棒了。把警察局长裁掉，留个头部特写，表明他在陪同女王就够了。”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在过去，我在做突发事件报道时，图片编辑会要求我拍一张“那样的照片”，我告诉他，没发生的事我没法拍。对方却说：“但其他记者的照片证明发生了这种事啊！”可那根本就没反映事实。
马丁·米德布鲁克：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和摄影师不顾道德底线，你认为这是一种趋势，还是因为编辑施加的压力所致？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在任何领域，都会有没有底线的人。有一次我报道了一起车祸，死者家属设了一个小灵堂。有个同行也来了。他肆意地挪动了灵堂的蜡烛和其它摆设。如果上司打电话过来，让你拍这样的照片，你可以告诉他这有违事实，但确实有些人不想反抗。他们想保住工作，不想伸张正义。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这不好说。在我周围大约有30%的人会放弃抵抗，不管什么要求都会接受吧。
伊丽莎白·布兰切特：还有，新闻媒体也越来越多地采用非专业摄影师的作品了。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没错。“公民记者”（在社交网络上披露突发事件的人）这个词也是没意义的，因为它跟新闻半点关系都没有。
王身敦：专业记者都不可靠，又有谁能把关和确保所谓的“公民记者”的背景和可靠度？
马丁·米德布鲁克：这只是一个削减预算的借口罢了。
伊丽莎白·布兰切特：我在英国Time Out杂志工作了长达8年的时间，见证了其间的变化。过去有一位图片编辑，到后来就变成记者自己修图，还刊登自由职业者和无薪实习生的作品。
伊丽莎白，你最糟糕的经历是什么？
伊丽莎白·布兰切特：和英国BBC第4频道有关。我多年来一直在拍摄吉卜赛人和流浪者，从不摆拍，也不会打扰他们。第4频道看到我的作品后，委托我为2012年的《吉卜赛大婚》栏目拍摄宣传照，并让我以平常那种纪实风格去拍就好。
我把照片交上去之后，他们却说：“你能不能回去让那些姑娘多涂点美黑产品，弄得再夸张一些？”然后他列了一大堆预想的摆拍效果，比如“吉卜赛情侣接吻——要舌吻”，“8岁或更小的孩子试穿婚纱”，还有“两名吉卜赛男性打破香槟”……然而我在任何有吉卜赛人的地方都没见过香槟。 我拒绝拍这些照片，但我回去照了一些没有摆拍的作品。后来他们把我的作品配上了耸人听闻的标语——“更大，更壮，更吉卜赛”，并制作了大型宣传海报。其中有一张是一个小男孩跑向我的照片，他的眉毛被调暗了，显得特别有侵略性。可他只是个小男孩，其实一点侵略性都没有。我羞愤难当，两天没出家门。我十年来的工作成果就此毁于一旦。后来爱尔兰的维权组织帮我状告第4频道，我胜诉了。
看来你们的遭遇都体现了当今摄影记者身上的压力。
保罗·桑德斯：没错，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现在摄影师和编辑越来越少了，过去有分层的体系：首席摄影师、图片编辑、图片编辑助理，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现在很多媒体都没有这种配备。没人出钱培训摄影师，大多数媒体都盼着有经验的摄影师找上门来。很多摄影师会愿意无偿修改自己的作品，一点底线都没有。就没有人站出来说：“这是不对的。”
马丁·米德布鲁克：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保罗，你最开始在《达文垂快报》工作时，能一直接受实习生的身份，大概是因为他们给的工资还够用吧？
保罗·桑德斯：那是1991年，他们开的工资是每年6500英镑（约61200元人民币）。
马丁·米德布鲁克：你看看现在，有30%的摄影记者每年挣的还不到1万美元（约65000元人民币），这可是2016年。用这点钱，除了支付日常开销，还得买设备。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这也就差不多够买一台专业相机吧。
马丁·米德布鲁克：所以说，驱使人们造假的压力是空前的。而且正如保罗所指出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发生。
这个责任是谁的？
王身敦：全部人都有责任。现在的读者已经不太愿意付费买报纸杂志，他们其实是在把最好的编辑和摄影师都赶走。
保罗·桑德斯：这得靠自律吧。
马丁·米德布鲁克：但没人自律。
图片编辑的伦理规范应该也适用于摄影师。
保罗·桑德斯：我认为确实如此，但总有人会想着：“不会抓着我的。”
我们能看到的唯一正式伦理准则，是荷赛的规定。他们制定得怎么样？有没有人觉得那些规定有点过时？
马丁·米德布鲁克：我确实认为他们的规则有点太狠了，是吧？可能他们认为有太多糟糕的东西了，但这些规定的结果简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后几乎一点都不能改。
王身敦：我倒是觉得规定得越严越好，新闻摄影和后期处理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照片漂亮与否真的需要和新闻照片的获奖有关吗？
所以你认为他们规定得太过了？
马丁·米德布鲁克：我可没那么说，但他们确实有点狠，甚至有些跟不上时代。我用佳能EOS5D Mark ll它的色域或弱光拍摄效果比不上最新的尼康相机。当我的作品和最新器材拍出的较量时，天生就处于下风。那身为一个摄影师，我怎么跟人家比呀？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这届荷赛的获奖照片就是用佳能EOS 5DMark ll拍的。
马丁·米德布鲁克：是的。我不是说那张照片不好，但你可以看到弱光区域确实不太理想。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在公开支持未经修改的作品。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确实如此。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挺有必要的。他们开过很多会：我参加过在伦敦举办的会议，大家提出了很多精彩的建议。但我认为现在的规则确实有点过。他们太忧虑了，导致作品的美学要求没有得到优先考虑。获奖作品确实不错，但有点淡。再加深一点点，效果会更好。要是在暗房内处理，我会把它再泡上半分钟。
那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王身敦：需要从最基本的教育改革开始吧！我觉得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一名好的新闻摄影记者。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回到刚才谈到的新闻编辑部的问题上，现在不光缺乏有经验的人，还缺少有正义感的人。英国《每日镜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人发了英国士兵虐待伊拉克俘虏的照片，主编皮尔斯·摩根看到后觉得，“很好，这可是独家新闻啊！”于是他没和包括图片编辑在内的任何人打招呼，就把那些照片放在了头版。事后证明，那些都是伪造的。要是编辑部有人看到那些照片，可能就会指出：“军装有问题，而且看着像摆拍。”
马丁·米德布鲁克：我觉得摄影师在这方面是最拿手的，通常一眼就能看出照片的真伪。一家著名机构请我的朋友去鉴定作品，但他不是摄影师，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我帮他看了看。那些伪造和摆拍的作品，他一张都没瞧出来。专业摄影师是最适合在这方面把关的人，却被排除在审核过程之外。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没人会听的。英国有新闻摄影协会，有记者工会，有行业规范和伦理准则。但再怎么抱怨也没用，压根就没人关心。
保罗·桑德斯：如今人们太急功近利了。现在拍照讲究效率，没人有耐心搞专题了。想当年，一个专题要花几个月来策划，并拍摄数周乃至数月之久。现在只会说，“明天的内容搞出来了吗？做点和外来务工人员有关的吧；你能不能去某地拍人们采摘水仙花？”“水仙这时候不开花吧？”“那你就想办法让它开花！”我见过有人指着一张照片对摄影师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拍回来给我。”
网络出版带来了诸多可能性，图像拥有更多施展的空间。这能否让事态变好？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不能。悲剧之处在于，网络出版虽然能响应我们所有的祈祷，在报道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增加页面，添加音频，但有多少出版商真正看重这一点？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重视网络出版的是《国家地理》的iPad应用。《纽约时报》和《卫报》的网站做得都不错，但平板电脑应用上的内容只是传到网上的PDF而已。所以，由于大家都没兴趣，伦理方面的问题不会突然就被重视的。而且网络出版还有个问题：成本太低廉。这会让老板觉得，解雇多少人都可以。
王身敦：当经验丰富和有底线的编辑和摄影师大量流失，各种底线当然也会大幅下降。现在很多报纸杂志和网站其实是跟随大众的口味和点击率来使用照片和决定新闻角度。大众读者倒是反过来带领所谓的专业人士。网络出版的空间是多了，但照片更多。大众读者对照片的欣赏水平不高，何来对真正高水平照片的要求？这是市场经济规律。
所以说，结论挺让人难过的。
马丁·米德布鲁克：也没有那么糟糕，因为最后我们都开始用自己的项目来反抗这一切了。以后会出现很多足以传世的作品，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伊丽莎白·布兰切特：有些网络出版平台运营得很不错，我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平台。
埃德蒙·特拉科皮安：我也是这么期望的，但还要切合实际。我是自由摄影师，需要挣钱谋生。我曾经以37便士（约3.5元人民币）的价格卖出一张照片，这是我卖过的最低价。
保罗·桑德斯：最后我们还是可以得出积极结论的，有些大型通讯社做出了弥补措施。路透社、美联社和盖蒂图片社已经不再接受RAW格式的照片，以减少伪造的余地，逼着摄影师凭真本事拍照。如果你以后要拍摄新闻报道，就必须遵守行业伦理准则，拍照时留存原片，哪怕它存在过曝、曝光不足或轻微失焦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