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为何爱戴“博士”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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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多年前英国人胡润的第一届“中国内地50富豪榜”上,只有张朝阳一个博士。十年后的今天,富豪榜上的前100名富豪中已经有接近半数的人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头衔。对于急于获得博士头衔的富豪来说,似乎财富仍不能证明其价值,而博士帽才足以彰显其成功。
  
  抄近道的镀金者
  陈启源和万玉华,这对被称为“洗发水行业首富”的广州夫妻近日忙得焦头烂额。原因是香港媒体《壹周刊》7月14日一篇题为《霸王致癌》的报道称霸王系列洗发水含致癌物“二恶烷”引发了轩然大波。霸王“中医世家”金字招牌一夜之间大打折扣,股价在3天内跌去了25%,陈万二人身价随之缩水28亿元。
  这家位于广州郊区的制造业企业,是从小作坊开始起家的。一直到去年赴港上市之后一个多月,其董事长陈启源和总裁万玉华才一起告别了那间面积只有40多平方米、挂着一幅“马到成功”字畫的办公室。彼时万玉华接受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内,一口水也没有喝,甚至坐在椅子上的姿势也始终如一,她很拘谨。不过,当谈到有不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高才生被她招至麾下时,她两眼放光。
  陈启源和万玉华现在都是加拿大国籍,都拥有“加州美国大学(又称加利福尼亚美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不过,霸王的上市招股书中,并没有提及这两顶博士帽,而只提及陈启源“从2007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和万玉华“于1998年在华南农业大学取得植物遗传学学士学位”。
  有趣的是,“加州美国大学”招生简章称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答辩委员会主席团学术主席为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黄恒学教授,而去年一份“加州美国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深圳班招生启事”显示,交8.8万元人民币,并在职于深圳学完一到一年半学制的相关课程后,论文通过答辩即可获得加州美国大学博士学位,且“优秀博士生可特聘为北京大学研究员”。“加州美国大学”也曾是方舟子多年前的打假目标之一,且双方之间险些打起官司,彼时看到这一机构所雇律师的一份要控告自己诽谤的信函后,方舟子坚称这所大学是“做不实招生广告的‘克莱登大学’(钱钟书先生小说《围城》里虚构的野鸡学校)”。
  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开始为自己“镀金”的企业家并不仅仅是陈万两人,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共山也是如此。
  今年52岁的朱共山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热电专业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去年以97亿元的个人资产成为“2009胡润能源富豪榜”首富。他于1981年毕业于南京电力专科学校,24年后,他又获得了菲律宾国立比利勤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一份“菲律宾国立比立勤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课程班”的启事显示,交9.8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大学修完指定课程并通过论文答辩后,即可获得博士学位,且这一学位“与校本部修读学员获得的证书完全一样”,“菲律宾外交部可提供相关证明”。
  中年企业家爱戴博士帽,有人说这是他们求知欲的表现,也有人批评他们虚荣心作祟。事实上两个原因兼而有之,不过还有第三个原因——节约成本。中国一所高校的EMBA项目负责人称,相比于国内知名大学EMBA学位费用动辄二三十万元人民币的情形,一些企业家或经理人以不及其半价的成本,拿到的是博士学位,且获得的服务非常“人性化”,他们自然趋之若鹜了。
  
  真博士凤毛麟角
  1999年,英国小伙胡润制作的第一届榜单“1999中国内地50富豪榜”上,排在第50名的是35岁的张朝阳,他是这张榜单上唯一的“博士富豪”(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如果从国际上的知名度来讲,他要压过排在富豪榜前10位当中、后来同样为我们所熟知的刘永好、吴炳新、黄宏生等人。
  基于当时中国特有的国情,这一榜单上的“草根富豪”占了绝大多数——高中以下毕业的有35人,占比70%,本科和大专毕业的有14人,占比28%,张朝阳显然是“硕士及以上学历”中唯一一个,占比2%。4年之后,也就是民营经济地位首次受到肯定,许多民营企业家获得了政治身份后的第一年,胡润发布的“2003胡润百富榜”中,100位上榜富豪的个人总资产超过1900亿元,是中国上一年GDP总量的2%,其学历构成也有了根本上的改观——高中以下毕业者只有23人,占比23%,本科及大专毕业的有57人,占比57%,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有20人,占比20%。
  2009年的胡润百富榜其实变成了“千富榜”,10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为3.88万亿元,是上一年中国GDP总量的12%,胡润此后更是称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达87.5万人。记者分析这1000位富豪中的前100位的学历构成发现,高中以下毕业者只有陈发树等寥寥10人,占比10%,本科及大专毕业者38人,占比38%,而硕士及博士则有42人(包括在职完成的EMBA或获得的“荣誉博士”),占比42%。
  42人当中,头顶博士帽的有近10人。不过,这10人当中,除朱共山等花钱抄近道修得的海外博士,以及如鲁冠球等后来获得的荣誉博士之外,按部就班、不打折扣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凤毛麟角,尚德太阳能的掌门人施正荣便是其中之一。
  施正荣两年前曾被通用电气高管罗琳·波尔森称为是“10年后超过比尔·盖茨的全球巨富热门人物”,从长春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到赴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念硕士,再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才开始参加工作,在澳大利亚奋战了8年,然后于2000年回国创业,成立无锡尚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学者创业型的富豪和企业家,对习惯了“野蛮生长”的中国企业家们来说,这种路径显然是不可复制的。
  不同于张朝阳和施正荣这种海归博士,张文中等民营企业家则是在国内高校拿到的博士学位。张文中是物美控股集团前董事长,1962年生于山东,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南开大学读的,25岁取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5年后,他在担任世界银行和国家“863”科技基金支持的一研究课题组长中表现突出,受到部委领导好评,不久后他于中国科学院获得系统工程学博士学位;1994年他在北京创建物美商城。
  张文中2006年身陷囹圄,两年后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8年。引人关注的是,接替张文中任物美董事长的他的创业伙伴吴坚忠,亦有中科院系统工程学博士学位。更有趣的是,张文中的简历中称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而吴坚忠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且与张文中时间段相同,真可谓“黄金搭档”。
  企业家在国内高校读博,常见的一种情形是该校原本就是其母校或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近两年饱受争议的中国最大民营担保公司中科智集团董事长张锴雍属第一种情形,他是深圳市政协委员,1982年从中南矿冶学院(后并入中南大学)金属材料系本科毕业时,他没有想到自己最后在金融行业崭露头角,中南大学校友会的网站上称张锴雍后来“先后攻读了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两门博士学位的全套课程”,而中科智的官方网站上直接称其获得的是“金融工程学博士”。
  国内最大民营钢企之一的河北建龙集团董事长、曾被称为“钢铁首富”的张志祥属后一种情形。他1989年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1994年开始创业,2000年时已声名鹊起,之后除其母校外,他还与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合作频繁,奖学金是一种合作基本形式。他同时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成立了“特殊钢技术联合联发中心”,并任东北大学校董会常务董事——搞校企联合,推进建龙在东北的钢铁版图。2006年,张志祥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在东北大学读冶金专业的博士,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拿到了博士学位。
  
  荣誉博士们
  还有一类企业家,他们头上的博士帽是“荣誉博士”。譬如今年65岁的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他只有小学文化,但是却将一家乡镇企业逐步打造成了营业收入(2009年)超过500亿元的民企集团;他在去年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为210亿元。2001年11月21日,鲁冠球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彼时与他同获殊荣的还有香港永亨银行董事长冯钰斌、香港长江制衣公司董事长陈瑞球等人。年过半百的鲁冠球非常兴奋,这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由于历史原因错过高等教育,而后收获高学历时内心的一处写照。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鲁冠球的名片都印有“博士”的头衔。
  李宁公司董事长、曾被称为“体操王子”的李宁于2008年10月23日也获得了由香港理工大学颁发的人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他的第二顶“博士帽”了——早在2005年,李宁就被英国拉夫堡大学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李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在鸟巢点燃火炬后,这一以体育科学著名的大学亦不失时机通过BBC等传媒向全球推介自己。
  與鲁冠球同城的浙江广厦集团董事长楼忠福,是于2008年1月23日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这一天,一个名叫“世界华人协会”的组织在香港向37人颁发了“世界杰出华人奖”,37人中的绝大多数同时获得了“美国西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除楼忠福之外,其中的企业界人士还包括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等。
  获得荣誉博士的富豪企业家,还有富华集团董事局主席陈丽华、雅居乐地产董事局主席陈卓林、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等,他们三人在2009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分别为230亿元、210亿元、280亿元,他们获得的也都是美国高校的荣誉博士学位。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曾于2006年11月获得了香港城市大学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与上述企业家有所不同,曾受到中国多位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台州“缝纫机大王”邱继宝头上的“荣誉博士”是另外一种情形。
  邱继宝曾被国务院前总理朱■基戏称为“国宝”,两年前的全国“两会”期间,因受到一些中央领导的肯定,邱继宝又一次在央视新闻联播露脸——尽管彼时飞跃集团资金链紧绷,四面楚歌。当然,飞跃集团最终平安无事,因为从浙江省到台州市,愿意出手相助的人太多了。
  邱继宝于2006年3月11日这一天取得了“美国内申大学”(又称美国国家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博士帽是 “送货上门”的——台州市市场营销协会和美国内申大学合作的“大中华区第五期美国内申大学DBA、MBA班开学”典礼在台州举行,邱继宝现场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呼吁台州企业家们都来参与学习并领取博士学位。这个场景的图片和视频资料,后来成为“美国内申大学”的营销和宣传工具,在一个名为“美国内申大学中华文化艺术学院”的网站里,“校友邱继宝”的风采尽现,他和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悉数收录在内。记者尚不清楚这一荣誉博士学位是邱继宝花钱所得,还是作为代言人获得的“赠品”。
  一份“2008年北京大学房地产博士总裁研修班暨美国内申大学DBA(博士)学位招生启事”显示,交11.8万元,随报随学,每两月参加一次学习(地点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万寿庄宾馆”),每次3~4天,修满学分、完成论文答辩可拿到“四大高权威证书”,分别是“北京大学房地产总裁博士研修班结业证书”、“美国内申大学房地产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及“高级房地产管理师证”。
  
  博士辈出的创业板和富二代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企业家和富豪群体中,头戴博士帽者层出不穷,完全不拘一格。至少还有两种类型的博士富豪可圈可点。
  第一种是亦学亦商的“富豪教授”。代表人物是史正富和钟耳顺。
  史正富是复旦大学教授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他10年前就在上海成立同华投资公司并任董事长,玩起私募股权投资,迄今为止投资金额超过30亿元,他同时担任了奇瑞汽车等多家企业的董事,早在2007年就以15亿身家成为胡润百富榜上人物。他最近一次成为话题人物是去年6月其旗下公司豪掷4.65亿元拿下古井集团40%的国有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5个月后,史正富成为古井集团总裁。
  资料显示,史正富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都是在其任教的复旦大学取得的,而经济学博士学位则是在美国美利坚大学获得的,他同时还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钟耳顺是去年年底挂牌的A股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图软件的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超图软件是中国领先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软件企业。钟耳顺的其他身份还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GIS协会副会长等。和史正富一样,钟耳顺也是博士出身,他是1991年在北京大学地理系获得博士学位的。以2010年7月20日收盘价计,其所持股份价值4.6亿元。
  第二种类型是博士富二代们,代表人物是赵超。
  赵超是步长医药集团董事长,生于1967年,是企业创始人赵步长(今年68岁)之子。这对父子皆是全国人大代表,均曾参加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不过老爸是在山东代表团,而儿子在陕西代表团;“步长系”也是资本市场上非常诡秘的一支力量,多次财务投资都选择有国有背景的企业。
  赵超于1988年在西北轻工业学院(后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来又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念了MBA,最后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陕西是民办教育大省,步长集团十几年投资创办了一所名为“陕西商贸职业学院”的民办学校,后来改名为陕西国际商贸学院,现在的院长正是赵超。
  无论如何,“赵超们”毕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一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企业家的子女们就算有意读博士(按部就班那种),但他们的年龄也不过刚好到就读年龄或还不及;二来,就算他们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在他们的父辈完全退出家族企业之前,他们并不能像赵超一样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博士企业家”。
  有人说这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一个“急”字,无论是“急”还是“被急”,时刻都需思量安身立命之策和突出重围之道,除非“富二代”们自己主观意愿极为强烈,他们的父辈如何能苦等一个博士接班人的姗姗来迟呢?还是等将来再考虑镀金吧。企业家对博士学位之需求的代际传承于是形成了。■
  
  链接
  
  官员博士化成风根在学术官僚化
  孙显炬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进而出现了“官员博士大跃进”的浮躁之风。
  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被提上日程。一时间从上到下,高学历成了仕途发达的“通行证”。而且录用、选择干部的门槛也水涨船高,先是“学士”,后是“硕士”,再到现在的“博士”。然而,这些看似华丽的高学位却缺少了昔日的含金量,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且越发成为官场“灾难”。
  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初衷是要以此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体现国家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然而,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不断被扭曲被异化。选拔官员成了无关官员执政能力、无视群众意见、只要高学历的“文凭崇拜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教育部此前的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万多人,到了2004年,已猛增至16.56万人。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也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继续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下,高校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和发展,博士适当扩招也属正常。但博士“大跃进”却违背了教育的发展规律,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腐败。学术官僚化越来越积重难返,学术不能自治,学术更难独立。学术成了行政的附庸,教授不是忙着搞研究而是忙着跑官场。行政化之下的学术,使得官员获取文凭犹如囊中取物。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之下,学位的授予变成了学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筹码。官员以权力谋学位,学术以权威谋资源。于是,诸如“不上课不做论文也能毕业和提前毕业”等许多常人不可想象的“教育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曾尖锐指出:“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也正是在“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层出不穷之下,高学历的年轻高官屡被质疑。
  事实上,越来越庞大的官场博士群,根源就在于国内高校日益严重的学术官僚化。如果教育界的某些大佬不去重视学术本身而是孜孜于“诗外功夫”,校园中又没有学术的独立,没有校园的民主,含金量十足的学位证书自然就会成为稀罕之物,当然也不可能遏制官场文化中日益浓厚的文凭崇拜主义。此外,在干部的提拔任用上,也必须唾弃“唯文凭”观念。试想如果官员连文凭都作假,公众又如何相信他们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不作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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