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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正是经济进步之下的利益觉醒与群体分化，才最直接地将执政党不同于革命党的任务明晰出来，那就是整合社会力量，协调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秩序。笔者试从执政党需要代表的不再是社会的某一部分，而是整体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论述执政党的必然要素。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党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67－0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无论从那个角度讲，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确实是最能扣合这个国家近百年命运的一段主线索。民族之独立，民生之发展，都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而得以实现。于此中可以清晰发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逻辑与方向。而如今中国在经济高速运转的背景下突显出社会协调的难题与主题，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形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体现。当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正是经济进步之下的利益觉醒与群体分化，才最直接地将执政党不同于革命党的任务明晰出来，那就是整合社会力量。协调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秩序。本文试从执政党需要代表的不再是社会的某一部分，而是整体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论述执政党的必然要素。
一、民主法治是执政党的葆新之方
早在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1978年，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法治建设应运而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时期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是保障人民民主的政治要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实现小康的战略构想。他在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提出了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论断。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建设的方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新要求，这不是偶然的，反映出我们党对于执政规律把握的成熟以及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自觉。在现代中国，政治上的进步尽管有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就是从专制向民主、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这是政治文明演进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民主和法治贯彻到自身建设的过程当中。民主执政、民主决策和依法执政、依法决策，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最科学的制度、最科学的方法，因此也构成了最科学的理论。
坚持民主法治，就是要求我们党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参与、决定、监督，使他们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坚持民主法治，要求我们党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民主决策是民主执政的价值核心，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因而民主执政至少应当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人民虽然不可能事事、时时都直接作主，但有权选择能够代表自己行使权力的人；二是人民不但有权选择执政者，而且要以多种形式更多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去，行使民主权利，决定公共事务；三是执政党的执政成效，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来评价，但最重要、最有资格作出评价的是人民群众，这就要求建立能使人民群众充分参与的执政评价体系，真正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衡量标准。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民主法治意味着首先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民主的、能够赢得民心、获得人民信任的执政党，然后在此基础上，真正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民主法治改革，最终实现构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同步的和谐社会的目标。
二、科学发展是执政党的经济支撑
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各国政党都在突出经济因素以赢得选民支持，而在获得执政地位之后就会通过组织政府来进行政策制定进而贯彻推行自己的经济主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经济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在党执政资源系统中，经济资源开发的优先地位不容动摇，在其身上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关注度都是其他资源开发无法比拟的，从而使我国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得到实惠也越来越多。但在党对经济资源开发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发展成为了党执政合法性的最佳贡献者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党开始要为经济资源开发所引发的“环境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并发症”、“代价”等等问题来买单，30多年经济增长的浮华以及沸腾的实验之后，党需要弥补经济资源开发中的种种不足，使我国的经济步入科学发展阶段。长期以来，“GDP至上”、“形象工程”等一直在侵蚀着许多地方政府。为了速度他们不惜盲目攀比、牺牲环境，为了政绩他们不惜粗放开发、浪费资源，为了形象他们不惜强拆硬建、大兴土木。以GDP为纲，其实和经济挂帅没有两样。GDP即国民生产总值，是靠“钱”来衡量的。而且“钱”是检验GDP的唯一标准。工农商三大产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反映在GDP的“反光镜”上。所谓经济挂帅，无非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甚至将经济建设工作当成执政党和政府的唯一使命了。以至于错误地拿经济建设这根棒子来压倒一切了。 科学发展观正是党在新时期应对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而提出来的。科学发展对新时期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优化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科学发展明确了党经济资源的开发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发展，党执政的经济资源就会受到削弱，社会矛盾就会增多，党执政的风险就会加大，因此，必须把发展放在党执政资源开发的首位。
二是科学发展突出了党经济资源的最终目标和归宿，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彻底改变“以物为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人为物役”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要求确立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价值理念，使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三是科学发展规定了党开发经济资源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是指发展要有全面性、整体性，不仅经济发展，而且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发展要有协调性、均衡性，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发展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可持续，是指发展要有持久性、连续性，不仅当前要发展。而且要保证长远发展。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不断优化的前提下，有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协调，使党的经济资源可以得到持续的开发。四是科学发展指明了党经济资源开发的根本方法，即统筹兼顾。就要统筹安排和处理好消费与投资，供给与需求，发展的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等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三、公平正义是执政党的精神内核
据资料介绍：西欧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他们的执政纲领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胡锦涛总书记也曾提出：“要做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接近2000美元。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阶段视为“矛盾凸显期”，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呈现多发多样状况，如果调处不好，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据有关方面研究测算。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O，465，贫富差距较大，并且存在进一步拉大的趋势。2005年，中国10％最富裕的家庭与10％最贫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差距达8倍以上，60％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据最近媒体报道：我国人均收入相差54倍，令人震惊。改革开放仅30多年，最低收入的10％与最高收入的10％相差54倍。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一高层管理人员彭炜近日因受贿、贪污上百万元被查处，并被法院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彭炜原是集团公司控股企业安庆皖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据调查，公司投产当年即亏损一亿多元，而彭炜从公司筹建到投产，却一直以各种名目领取名目繁多的各项奖金、福利113万多元。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言，“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当“公平正义”融入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核心体系当中，并通过执政党的最核心政治文件明确表述出来，这个千百年来被各种制度所标榜、但只有在法治制度下才能真正得到实现的社会人文理念，正在朝着中国公众渐行渐近。
在和谐社会的治理体制下，执政党的角色不是社会治理的直接参与者，而是统揽全局的谋划者，公平正义的主导者。执政就是主持公平正义，在进行制度安排过程中，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取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和认同，使出台的措施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得以顺利实施；在调节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过程中，主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取得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广泛支持和接纳，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在为实现国家的整体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并自觉自愿地为之奋斗和献身。总之。执政党只有坚持公平正义，才能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才会融洽。公平和正义是执政党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是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道义源泉，也是执政党存在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重要体现。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多元化为前提的社会，在这个前提下，各个社会主体相对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不断为人的自主活动和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在现代社会，执政为民中的“民”，不是抽象的共同体，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体，执政党主持公平正义，是以承认利益差异、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价值观念的多元为前提，坚持公平正义执政理念，就是要承认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压制差异，消灭差异。要以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重点是规范行政权力)为基本条件的。在宪法的制约下，尊重和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使每个人在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条件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个人的愿望，满足合理需求。使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
同时，在多元化社会结构中，利益的冲突、生活方式的矛盾、思想观念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宗教的需求日益增加，各种宗教思想的碰撞是不可避免；又如，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性越来越大，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矛盾会大量出现，如对待城市养狗的问题上，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意见大相径庭；又如城市轨道交通延伸以后，在同一地区就会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不同的意见，对此，执政党不是简单的压制冲突，堵塞冲撞，更不能偏袒某些强势集团利益，而是在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下，让各种利益、各种文化、各种思想、各种生活方式都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使社会差异在公平正义的环境中，“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这样，即使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差异，但只要公平正义，人们就会认可自己的状况和处境，也可以认可其他阶层利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整个社会就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毋庸讳言，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将公平正义列为最核心的价值观和指导社会管理的导航工具，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真正实现之尚需时日。但就法治领域而言，立法的民主和科学、司法的独立和公正、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文化的传播和普及，都是需要努力的方向。有朝一日，当我们不需要再将“公平正义”这个词当作关键词郑重其事地提出和宣传时，也许就是公平正义真正实现的一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党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67－0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无论从那个角度讲，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确实是最能扣合这个国家近百年命运的一段主线索。民族之独立，民生之发展，都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而得以实现。于此中可以清晰发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逻辑与方向。而如今中国在经济高速运转的背景下突显出社会协调的难题与主题，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形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体现。当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正是经济进步之下的利益觉醒与群体分化，才最直接地将执政党不同于革命党的任务明晰出来，那就是整合社会力量。协调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秩序。本文试从执政党需要代表的不再是社会的某一部分，而是整体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论述执政党的必然要素。
一、民主法治是执政党的葆新之方
早在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1978年，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法治建设应运而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时期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是保障人民民主的政治要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实现小康的战略构想。他在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提出了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论断。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建设的方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新要求，这不是偶然的，反映出我们党对于执政规律把握的成熟以及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自觉。在现代中国，政治上的进步尽管有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就是从专制向民主、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这是政治文明演进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民主和法治贯彻到自身建设的过程当中。民主执政、民主决策和依法执政、依法决策，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最科学的制度、最科学的方法，因此也构成了最科学的理论。
坚持民主法治，就是要求我们党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参与、决定、监督，使他们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坚持民主法治，要求我们党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民主决策是民主执政的价值核心，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因而民主执政至少应当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人民虽然不可能事事、时时都直接作主，但有权选择能够代表自己行使权力的人；二是人民不但有权选择执政者，而且要以多种形式更多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去，行使民主权利，决定公共事务；三是执政党的执政成效，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来评价，但最重要、最有资格作出评价的是人民群众，这就要求建立能使人民群众充分参与的执政评价体系，真正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衡量标准。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民主法治意味着首先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民主的、能够赢得民心、获得人民信任的执政党，然后在此基础上，真正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民主法治改革，最终实现构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同步的和谐社会的目标。
二、科学发展是执政党的经济支撑
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各国政党都在突出经济因素以赢得选民支持，而在获得执政地位之后就会通过组织政府来进行政策制定进而贯彻推行自己的经济主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经济问题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在党执政资源系统中，经济资源开发的优先地位不容动摇，在其身上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关注度都是其他资源开发无法比拟的，从而使我国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得到实惠也越来越多。但在党对经济资源开发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发展成为了党执政合法性的最佳贡献者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党开始要为经济资源开发所引发的“环境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并发症”、“代价”等等问题来买单，30多年经济增长的浮华以及沸腾的实验之后，党需要弥补经济资源开发中的种种不足，使我国的经济步入科学发展阶段。长期以来，“GDP至上”、“形象工程”等一直在侵蚀着许多地方政府。为了速度他们不惜盲目攀比、牺牲环境，为了政绩他们不惜粗放开发、浪费资源，为了形象他们不惜强拆硬建、大兴土木。以GDP为纲，其实和经济挂帅没有两样。GDP即国民生产总值，是靠“钱”来衡量的。而且“钱”是检验GDP的唯一标准。工农商三大产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反映在GDP的“反光镜”上。所谓经济挂帅，无非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甚至将经济建设工作当成执政党和政府的唯一使命了。以至于错误地拿经济建设这根棒子来压倒一切了。 科学发展观正是党在新时期应对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而提出来的。科学发展对新时期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优化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科学发展明确了党经济资源的开发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发展，党执政的经济资源就会受到削弱，社会矛盾就会增多，党执政的风险就会加大，因此，必须把发展放在党执政资源开发的首位。
二是科学发展突出了党经济资源的最终目标和归宿，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彻底改变“以物为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人为物役”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要求确立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价值理念，使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三是科学发展规定了党开发经济资源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是指发展要有全面性、整体性，不仅经济发展，而且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发展要有协调性、均衡性，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发展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可持续，是指发展要有持久性、连续性，不仅当前要发展。而且要保证长远发展。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不断优化的前提下，有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协调，使党的经济资源可以得到持续的开发。四是科学发展指明了党经济资源开发的根本方法，即统筹兼顾。就要统筹安排和处理好消费与投资，供给与需求，发展的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等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三、公平正义是执政党的精神内核
据资料介绍：西欧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他们的执政纲领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胡锦涛总书记也曾提出：“要做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接近2000美元。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阶段视为“矛盾凸显期”，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呈现多发多样状况，如果调处不好，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据有关方面研究测算。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O，465，贫富差距较大，并且存在进一步拉大的趋势。2005年，中国10％最富裕的家庭与10％最贫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差距达8倍以上，60％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据最近媒体报道：我国人均收入相差54倍，令人震惊。改革开放仅30多年，最低收入的10％与最高收入的10％相差54倍。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一高层管理人员彭炜近日因受贿、贪污上百万元被查处，并被法院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彭炜原是集团公司控股企业安庆皖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据调查，公司投产当年即亏损一亿多元，而彭炜从公司筹建到投产，却一直以各种名目领取名目繁多的各项奖金、福利113万多元。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言，“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当“公平正义”融入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核心体系当中，并通过执政党的最核心政治文件明确表述出来，这个千百年来被各种制度所标榜、但只有在法治制度下才能真正得到实现的社会人文理念，正在朝着中国公众渐行渐近。
在和谐社会的治理体制下，执政党的角色不是社会治理的直接参与者，而是统揽全局的谋划者，公平正义的主导者。执政就是主持公平正义，在进行制度安排过程中，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取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和认同，使出台的措施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得以顺利实施；在调节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过程中，主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取得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广泛支持和接纳，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在为实现国家的整体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并自觉自愿地为之奋斗和献身。总之。执政党只有坚持公平正义，才能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才会融洽。公平和正义是执政党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是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道义源泉，也是执政党存在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重要体现。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多元化为前提的社会，在这个前提下，各个社会主体相对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不断为人的自主活动和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在现代社会，执政为民中的“民”，不是抽象的共同体，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体，执政党主持公平正义，是以承认利益差异、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价值观念的多元为前提，坚持公平正义执政理念，就是要承认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压制差异，消灭差异。要以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重点是规范行政权力)为基本条件的。在宪法的制约下，尊重和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使每个人在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条件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个人的愿望，满足合理需求。使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
同时，在多元化社会结构中，利益的冲突、生活方式的矛盾、思想观念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宗教的需求日益增加，各种宗教思想的碰撞是不可避免；又如，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性越来越大，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矛盾会大量出现，如对待城市养狗的问题上，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意见大相径庭；又如城市轨道交通延伸以后，在同一地区就会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不同的意见，对此，执政党不是简单的压制冲突，堵塞冲撞，更不能偏袒某些强势集团利益，而是在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下，让各种利益、各种文化、各种思想、各种生活方式都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使社会差异在公平正义的环境中，“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这样，即使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差异，但只要公平正义，人们就会认可自己的状况和处境，也可以认可其他阶层利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整个社会就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毋庸讳言，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将公平正义列为最核心的价值观和指导社会管理的导航工具，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真正实现之尚需时日。但就法治领域而言，立法的民主和科学、司法的独立和公正、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文化的传播和普及，都是需要努力的方向。有朝一日，当我们不需要再将“公平正义”这个词当作关键词郑重其事地提出和宣传时，也许就是公平正义真正实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