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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告别
出嫁前一天，我回到农村老家。这里离我后来生活的城市近200里，北面有一条河，像一条脐带环绕着村子，带来生生不息，带走死死去去。西面则有一座山，像是一座先祖的庙堂，年年守护瞭望。农田在隆冬时节正沉睡，整个村庄像是被遗忘的世界一角，大街上站着几位穿了黑色棉袄的老人。
同所有乡村一样，在城市化进程中，年轻人一批批长大离开，老人们被留了下来。与城市相比，老家像是活在蒙了尘的旧历年里，消失了某一种生命力。
“大女当嫁”，父亲坚持让我自老家发嫁，像是打了一场疲惫又圆满的战役，最终战报还是要大张旗鼓的公告世人的。虽然中间需要奔波200里的路程才能顺利嫁到新的家，父亲认为，这是祖上的“规矩”，“结婚是离开了娘家去了婆家，得和娘家告别。”
在我看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人礼。回顾多年前带着走出乡村的理想，开始在外面的世界摸爬滚打，如今在城市里安家算是理想接近了现实。而我的故乡，我生根的地方，终究需要一场仪式来告别，“这是一次郑重的告别，我要告慰祖先，在另一个地方自立门户，生儿育女。”
尽管我坚持认为“嫁人”算不上人生中的惊喜，它很自然，像是开花落蒂的过程一样自然，只需等待，而无需担心。但我的父母坚持认为，它开花落蒂太慢，要隆重的对待。
多年来，“大女未嫁”成为积在父母心口上的大石。眼见着左邻右舍的弟弟妹妹该娶亲的娶亲，该嫁人的嫁人，我的父亲母亲开始羞于提起“大女的婚事”，逢人赶紧寒暄，左躲右闪预料中的询问。“今年春节你也不用出门拜年了。”自30岁开始，父亲让我不用再出门拜年，一来避免我的尴尬；二来避免成为街头小巷的话题。
“人生就像攀登高峰，等你爬到山顶，就会遇见另一位优秀的人。”30岁前，父亲一直鼓励我读硕、读博，以前程为重。踏过30岁，父亲慌乱得很，简直到了怀疑自己价值观的地步，“当初不该让女儿读硕士”，他不只一次在酒后懊悔，“读书也没换来一个安定的家”。在他看来“大女未嫁”像是一层灰尘，蒙在眼镜上，所有的一切即使正常也有挥之不去的惆怅。
女儿的婚事让他前半生所有的拼搏都显得无足轻重，“你没有嫁人，我们的人生就不圆满。”近几年，他几乎将所有的“欢乐”寄托在我的婚事上，即使再高兴的事也会加上遗憾的省略号，“我在饭桌上一直留了一双筷子，就等着人来夹菜了。”
每每听到他说这样的话，我都试图去辩论，我的人生与他的人生是两码事，他理应为他自己的人生鼓掌，而不要因为我的人生去影响他欢呼的长度。
是什么让一位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变得如此不堪一击？我在嫁人的前夜问父亲：“还后悔送我去读书吗？”父亲抽了一口烟说：“也谈不上后悔不后悔，这都是命吧。”
妈妈攒起来的“喜被”
“嫁人就是女人的命。”母亲不止一次抚摸着我的脖颈，惆怅地期望着我的婚事。因为常年在外工作，我的脖颈微弓，一块脊柱骨头凸起很大，同我梗着的脾气，一样的硬。
几年前，母亲用嫁妆开始昭示我：六床装了6斤棉花的棉被，六件多年来收集的床单。在农历六月的一个吉祥日，我的母亲招呼着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奶奶们，在自家院子的梧桐树下，几个人铺开一张玉米皮编织成的席子，其上先是铺上花被面，继而展开弹好的棉花盖上去，在四角各自缀上几枚硬币，最后盖上一层白色棉布被里，这就是一床喜被的所有准备工序。母亲郑重地取来老花镜，与这些招呼来的女人们一起穿针引线，每床棉被缝六行金丝线，做完一床就搭到院子里的绳子上，她拍打棉被的动作，像极了年轻时的奶奶，一边拍打一边说：“我的闺女就快用上了。”
“赶紧嫁人，让你妈妈省心吧。”几位婶子、大娘望着坐在旁边冲茶倒水的我，一阵唠叨。我敷衍的点着头，看着小孩子们在棉被上滚来滚去，忆起儿时随母亲去摘棉花。夏日午后，母亲裹着毛巾，系着围裙，一朵朵摘下棉花，小心吹去沾上的棉花叶子。风中吹来烈日焦灼下泥土的味道，夹杂着母亲的汗水味，浸在每一朵小心收藏的花朵里。
母亲每一年都攒起一大塑料袋的棉花，晒干后搁在衣橱的上方，慢慢的等待“女儿的婚事”发酵成真。只要我回老家，她都会指着那成袋子的棉花，郑重地告诉我：“这些是将来给你结婚做喜被用的。”
每个女人最终都会嫁人，只是嫁人的初心不一。在我嫁人的这一天，我睡在母亲的棉被里，感受着她对我的寄望，沉甸甸的像是人生教条，“女人终究会嫁人，或早或晚，晚一点的女人，更能感受喜被的沉甸甸。”当我终于盖上了母亲的喜被，我对先生说：“将来有女儿，我们也自己在院子里种棉花，为她攒棉被吧。”
被谁革了命？
十月里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大汗淋漓。
梦里奶奶和爷爷住在一个黑漆漆、方形的房子里。奶奶穿着生前的青色斜襟袄，绾着髻，干干净净的坐在太师椅上喝茶，爷爷身后放着他那一辆大金鹿的自行车，精神矍铄，一个劲冲我笑。父亲牵着我的手告诉奶奶，我要出嫁了。奶奶听完颇嘲笑地说：“嫁人有什么好？”继而去她的柳条篮子里寻来一把大剪子，追着我要剪掉我的辫子，我奋力的爬墙想要逃跑，而一回头，父亲给奶奶和爷爷喝下了毒酒……
这是我的梦，它让我深深的恐惧。它像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父亲想要挣脱爷爷奶奶的束缚，我想挣脱爷爷奶奶、父亲的束缚，而奶奶却想要剪掉我的辫子，我身上唯一最想要存留的一丝“自己”。
为了成为自己，我一直在对抗世界。从五岁起，我与母亲站在井口边对峙开始。她为了送我去幼儿园，打了我40个鞋底，而被打得生疼的我，跑到井边想要跳下去，“你再逼我我就跳下去。”五岁的我拉着辘辘上缠绕的绳子，假装往下跳，实际上，我是想要趁机逃跑。
我的母亲一贯强硬，“有本事你就跳啊。”“李秀金， 你的女儿都要跳井了，你怎么还不去找人救啊？”五岁的我振振有词。母亲更是丝毫不屈服：“你跳下去，跳下去我就找人救。”最终这场母女之间的对峙，被踮着小脚赶来的奶奶扑灭，母亲顺势逮住我，如同逮住一只小鸡仔一样，用麻绳五花大绑，绑在了大金鹿自行车的后座上，一路去了幼儿园。
奶奶去世时，整个人已经不能开口讲话，她拉着我的手一直在流泪，我深知她对我的期望，握了握她的手说：“你放心，我会嫁人。”
她闭上眼睛，整个屋子黯淡下来。这一生，我没有见过她年轻的样子，也从未问及她是否穿过裙子，有没有一次想要去读书去城市里生活……记忆中她的样子就是，每个冬日的早上，先是穿上白色袜子，继而穿上棉裤，最后从枕头边拿出一条黑色的布带，一层一层的裹住腿，年轻时的劳累成疾，她会先坐在床头咳嗽近半个小时，憋得脸通红，等到稍稍平息，坐在床沿上，套上那只18寸的小鞋子。
爷爷在奶奶死后，突然变得很老很老，他每日坐在屋子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与奶奶对话。后来他的记忆力变得超级差，就一直对我们说：“快把你奶奶接回来，她在你姑姑家待了一个冬天了，该回家来过年了。”
三个月后，我的爷爷吃完午饭躺在床上睡了过去。父亲和叔叔、姑姑商议把两位老人合葬，在一个斗方大的土坑里，两个骨灰盒挨着，父亲跳进坑里，拿着一盏煤油灯，四处照了照光亮，最后把灯留在了那里。
快要盖土时，我对着爷爷奶奶的土坑，说了一声，我会嫁人。
（张翠翠，《齐鲁周刊》记者）
出嫁前一天，我回到农村老家。这里离我后来生活的城市近200里，北面有一条河，像一条脐带环绕着村子，带来生生不息，带走死死去去。西面则有一座山，像是一座先祖的庙堂，年年守护瞭望。农田在隆冬时节正沉睡，整个村庄像是被遗忘的世界一角，大街上站着几位穿了黑色棉袄的老人。
同所有乡村一样，在城市化进程中，年轻人一批批长大离开，老人们被留了下来。与城市相比，老家像是活在蒙了尘的旧历年里，消失了某一种生命力。
“大女当嫁”，父亲坚持让我自老家发嫁，像是打了一场疲惫又圆满的战役，最终战报还是要大张旗鼓的公告世人的。虽然中间需要奔波200里的路程才能顺利嫁到新的家，父亲认为，这是祖上的“规矩”，“结婚是离开了娘家去了婆家，得和娘家告别。”
在我看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人礼。回顾多年前带着走出乡村的理想，开始在外面的世界摸爬滚打，如今在城市里安家算是理想接近了现实。而我的故乡，我生根的地方，终究需要一场仪式来告别，“这是一次郑重的告别，我要告慰祖先，在另一个地方自立门户，生儿育女。”
尽管我坚持认为“嫁人”算不上人生中的惊喜，它很自然，像是开花落蒂的过程一样自然，只需等待，而无需担心。但我的父母坚持认为，它开花落蒂太慢，要隆重的对待。
多年来，“大女未嫁”成为积在父母心口上的大石。眼见着左邻右舍的弟弟妹妹该娶亲的娶亲，该嫁人的嫁人，我的父亲母亲开始羞于提起“大女的婚事”，逢人赶紧寒暄，左躲右闪预料中的询问。“今年春节你也不用出门拜年了。”自30岁开始，父亲让我不用再出门拜年，一来避免我的尴尬；二来避免成为街头小巷的话题。
“人生就像攀登高峰，等你爬到山顶，就会遇见另一位优秀的人。”30岁前，父亲一直鼓励我读硕、读博，以前程为重。踏过30岁，父亲慌乱得很，简直到了怀疑自己价值观的地步，“当初不该让女儿读硕士”，他不只一次在酒后懊悔，“读书也没换来一个安定的家”。在他看来“大女未嫁”像是一层灰尘，蒙在眼镜上，所有的一切即使正常也有挥之不去的惆怅。
女儿的婚事让他前半生所有的拼搏都显得无足轻重，“你没有嫁人，我们的人生就不圆满。”近几年，他几乎将所有的“欢乐”寄托在我的婚事上，即使再高兴的事也会加上遗憾的省略号，“我在饭桌上一直留了一双筷子，就等着人来夹菜了。”
每每听到他说这样的话，我都试图去辩论，我的人生与他的人生是两码事，他理应为他自己的人生鼓掌，而不要因为我的人生去影响他欢呼的长度。
是什么让一位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变得如此不堪一击？我在嫁人的前夜问父亲：“还后悔送我去读书吗？”父亲抽了一口烟说：“也谈不上后悔不后悔，这都是命吧。”
妈妈攒起来的“喜被”
“嫁人就是女人的命。”母亲不止一次抚摸着我的脖颈，惆怅地期望着我的婚事。因为常年在外工作，我的脖颈微弓，一块脊柱骨头凸起很大，同我梗着的脾气，一样的硬。
几年前，母亲用嫁妆开始昭示我：六床装了6斤棉花的棉被，六件多年来收集的床单。在农历六月的一个吉祥日，我的母亲招呼着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奶奶们，在自家院子的梧桐树下，几个人铺开一张玉米皮编织成的席子，其上先是铺上花被面，继而展开弹好的棉花盖上去，在四角各自缀上几枚硬币，最后盖上一层白色棉布被里，这就是一床喜被的所有准备工序。母亲郑重地取来老花镜，与这些招呼来的女人们一起穿针引线，每床棉被缝六行金丝线，做完一床就搭到院子里的绳子上，她拍打棉被的动作，像极了年轻时的奶奶，一边拍打一边说：“我的闺女就快用上了。”
“赶紧嫁人，让你妈妈省心吧。”几位婶子、大娘望着坐在旁边冲茶倒水的我，一阵唠叨。我敷衍的点着头，看着小孩子们在棉被上滚来滚去，忆起儿时随母亲去摘棉花。夏日午后，母亲裹着毛巾，系着围裙，一朵朵摘下棉花，小心吹去沾上的棉花叶子。风中吹来烈日焦灼下泥土的味道，夹杂着母亲的汗水味，浸在每一朵小心收藏的花朵里。
母亲每一年都攒起一大塑料袋的棉花，晒干后搁在衣橱的上方，慢慢的等待“女儿的婚事”发酵成真。只要我回老家，她都会指着那成袋子的棉花，郑重地告诉我：“这些是将来给你结婚做喜被用的。”
每个女人最终都会嫁人，只是嫁人的初心不一。在我嫁人的这一天，我睡在母亲的棉被里，感受着她对我的寄望，沉甸甸的像是人生教条，“女人终究会嫁人，或早或晚，晚一点的女人，更能感受喜被的沉甸甸。”当我终于盖上了母亲的喜被，我对先生说：“将来有女儿，我们也自己在院子里种棉花，为她攒棉被吧。”
被谁革了命？
十月里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大汗淋漓。
梦里奶奶和爷爷住在一个黑漆漆、方形的房子里。奶奶穿着生前的青色斜襟袄，绾着髻，干干净净的坐在太师椅上喝茶，爷爷身后放着他那一辆大金鹿的自行车，精神矍铄，一个劲冲我笑。父亲牵着我的手告诉奶奶，我要出嫁了。奶奶听完颇嘲笑地说：“嫁人有什么好？”继而去她的柳条篮子里寻来一把大剪子，追着我要剪掉我的辫子，我奋力的爬墙想要逃跑，而一回头，父亲给奶奶和爷爷喝下了毒酒……
这是我的梦，它让我深深的恐惧。它像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父亲想要挣脱爷爷奶奶的束缚，我想挣脱爷爷奶奶、父亲的束缚，而奶奶却想要剪掉我的辫子，我身上唯一最想要存留的一丝“自己”。
为了成为自己，我一直在对抗世界。从五岁起，我与母亲站在井口边对峙开始。她为了送我去幼儿园，打了我40个鞋底，而被打得生疼的我，跑到井边想要跳下去，“你再逼我我就跳下去。”五岁的我拉着辘辘上缠绕的绳子，假装往下跳，实际上，我是想要趁机逃跑。
我的母亲一贯强硬，“有本事你就跳啊。”“李秀金， 你的女儿都要跳井了，你怎么还不去找人救啊？”五岁的我振振有词。母亲更是丝毫不屈服：“你跳下去，跳下去我就找人救。”最终这场母女之间的对峙，被踮着小脚赶来的奶奶扑灭，母亲顺势逮住我，如同逮住一只小鸡仔一样，用麻绳五花大绑，绑在了大金鹿自行车的后座上，一路去了幼儿园。
奶奶去世时，整个人已经不能开口讲话，她拉着我的手一直在流泪，我深知她对我的期望，握了握她的手说：“你放心，我会嫁人。”
她闭上眼睛，整个屋子黯淡下来。这一生，我没有见过她年轻的样子，也从未问及她是否穿过裙子，有没有一次想要去读书去城市里生活……记忆中她的样子就是，每个冬日的早上，先是穿上白色袜子，继而穿上棉裤，最后从枕头边拿出一条黑色的布带，一层一层的裹住腿，年轻时的劳累成疾，她会先坐在床头咳嗽近半个小时，憋得脸通红，等到稍稍平息，坐在床沿上，套上那只18寸的小鞋子。
爷爷在奶奶死后，突然变得很老很老，他每日坐在屋子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与奶奶对话。后来他的记忆力变得超级差，就一直对我们说：“快把你奶奶接回来，她在你姑姑家待了一个冬天了，该回家来过年了。”
三个月后，我的爷爷吃完午饭躺在床上睡了过去。父亲和叔叔、姑姑商议把两位老人合葬，在一个斗方大的土坑里，两个骨灰盒挨着，父亲跳进坑里，拿着一盏煤油灯，四处照了照光亮，最后把灯留在了那里。
快要盖土时，我对着爷爷奶奶的土坑，说了一声，我会嫁人。
（张翠翠，《齐鲁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