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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跟朋友们谈起教育评价，还有一些谈资，甚至让听者觉得我不是个外行，这全是因为英年早逝的张勇先生的教诲和影响。
张勇是中国教育领域里对教育评价有独特贡献的民间学者。他的研究让教育评价从测验和分数统计的模式里走出来，由二维（知识、技能）走向三维（知识、技能、能力），让教育测量评价的甄别、诊断、选拔和改进的功能更加完善，对教育走向科学和个性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企业研究和贡献教育评价技术与成果的新时代，让教育评价进入了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
一
大约是在初中任教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对教育理论产生了兴趣，买了一些相关书籍解渴。其中有两本内容是董奇和李亦菲主编的教育评价、教育测量，我翻看了一部分，发现涉及很多数学知识，又有不少英文词汇，比较难懂，便丢在了一边，因而也放弃了研究。在跟张勇相熟之后，我常调侃他说：“如果那个时候我坚持下来，潜心研究教育评价，现在教育评价可能没你什么事。”他反唇相讥：“你没这个必要，凭颜值就可以吃饭。”每到这时，看着他胖胖的身躯，我便得意地点头：那是，那是。
在那之后的教学和管理经历中，我也在不断接触教育考试与评价，但认识只是停留在结果性评价上，熟悉的也就是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再就是关于命题的难度、信度、區分度等等。评价结果的利用也只是停留在以分数评价学生学业和老师业绩上。这或许也是中国大多数教师、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考试与评价的认识。
再后来因为担任《湖北招生考试》编辑部主任的原因，我认识了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一批命题专家，对测量和评价的认识有所加深，还收集了大量关于考试命题技术、试题评价的书籍，但也没看懂多少，装装门面，一知半解地开始研究高考。
随着人们对高考又爱又恨的看法越来越多，我和大众一样对教育测量和评价技术也有了更多的期盼。就在这时，有朋友介绍说有个做教育评价的牛人叫张勇，开了一家叫公众教育的评价公司。于是，在2010年张勇和公众教育进入了我的视野，我们之间开始有了密切的交往。
2011年秋到2012年夏，我借助阳光教育研究院的力量在襄阳市的襄城区中小学期中期末考试中尝试使用公众教育的ACTS测评技术。后来又请宜昌天问教育集团加入。老师、教研员、教育局干部都认为ACTS的评价结果对教学指导很有价值。但是大家又都觉得收费贵了，而且阅卷评分比较麻烦，评价结果呈现形式不通俗，需要专业人士解读。
那时，教育经费里没有教育评价专项，学校收费又不合规，购买教育评价服务的确存在困难。阅卷评分难，是因为这个评价技术对试题的赋分和评分方法不同于常规，需要教师动手的地方增加了。尽管评价结果通俗化在张勇的努力下很快就有了改进，但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要让好的评价技术和产品，在一个大家对评价认识不深、经费又欠缺的大环境下，获得更大范围的普及，困难重重。张勇和他的公司一直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经常遭遇用户的责难。
在很多人看来，教育考试和评价就应该是个官方行为，民间怎么能做测评？张勇先生真是可敬，直到今年初他去世，花了26年时间潜心研究教育评价，实验17年，推广12年，样本覆盖23个省、200多个县市、20000多所学校，样本数量高达1300万个。这么庞大的研究和实验需要巨大的经费支撑，张勇卖过房产，卖过车子，还变卖过其他家产，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他告诉我，为了实验和推广，他经常四处奔走，硬着头皮、厚着脸皮求人，饿着肚子受人白眼。我们大家看到的，更多是他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讲教育评价的历史、理论、技术、应用时那种渊博与深邃的学者形象。跟众多先行者一样，他们只是勇敢地冲在前面，往往不愿意也不屑于讲述背后的艰辛。
这种状况，在2013年之后迎来转机。这一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两年之后，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教育服务业更多进入政府采购范围。在此背景下，公众教育在国家教育评价改革试验区成都获得政府部门支持，成功落地。中国教育学会与公众教育达成深度合作，成立“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办公室（后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办公室”），聘请张勇担任副主任。张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结束了坐冷板凳的历史，开始走到教育改革的前沿，进入更多教育工作者的视野，成为许多人敬慕的教育评价专家。
从许多人对教育评价知之甚少，到国家高度重视教育评价、推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张勇一直是这个领域里卓有成效的研究者和虔诚的布道者。他第一个将多元智能理论应用于教育评价，开创了教育评价的新时代。
二
我猜想，应该是张勇在美国读博士期间，受到美国的教育评价技术和考试服务企业的启发，他才开始研究教育评价技术、开发教育评价产品的。他较早地感觉到教育评价在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2013年《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的出台印证了他的敏锐洞察，教育领域内教育评价开始进入需求的萌芽期。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以民间的方式推广教育评价有多艰难。
2012年4月，公众教育与新教育合作，在北京理工大学学术中心举办“新教育、新评价、新考试”高峰论坛，我应邀为会议做了一个环节的主持，从此以后我更多地参与到公众教育发动的各种教育评价学术和市场活动中，也一直在感受着他创业的艰辛。
跟张勇熟识以后，我发现他过于劳累，同时感觉到他的经营管理能力并不如研究能力那样出类拔萃，拓展市场特别艰辛，便自觉和不自觉地给予他一些帮助。一方面帮助他推广品牌和拓展市场，一方面给他推荐经营管理人才，还推动公众教育与其他公司合作。
2014到2015年，借着在长江教育研究院担任执行院长的优势，我启动了公众教育与长江教育研究院公司的合作，在湖北省举办了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综合改革研讨会，推介公众教育产品，受到教育界和媒体的关注。随后在全省举办了两期中国教育咨询师认证培训（公众教育项目），推动黄冈中学、武汉）国际学校使用公众教育评价技术。 到天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以后，我于2016年推动公众与天喻携手，拟在北京成立合资公司，双方高管反复论证，起草了合作协议，制订了商业计划书，却在最后环节由于双方犹豫而搁浅。
2015年8月底，我即将从长江出版传媒裸辞，公众教育的二股东建议我去公众教育公司，但是我已经先答应了天喻教育公司。我从天喻教育离职时，公众教育的二股东再次建议我去北京公众。在许多关于公司发展的重要问题经多次协商而未达成一致时，创而新（北京）教育科技公司李慧勤博士向我发出诚恳邀请，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教育理念和经营理念上一拍即合，因此我最终选择了创而新。怀着深深的歉意，此后我给张勇介绍了三位适合做公众教育总经理的人选，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几位也都没有到公众教育入职。
在创而新公司执行总裁的岗位上，我极力推动公众教育与创而新合作，多次会谈，出过多版方案，也都因经营理念和方式的差异而终未结果。
这期间张勇与我个人交往甚密，我们经常一起探讨教育和教育评价问题。谈起公众教育评价产业未来的发展，他总是充满自信，特别是对政府购买决策性评价和认定性评价、中小学购买服务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学生家长购买诊断性评价和预测性评价、高校购买学科特长评价和创新潜能评价、培训机构购买评价技术和办学支持等特别乐观。他相信公众教育关于考试和评价的技术会通过信息化实现AI应用，在学生自适应学习、选科选课、生涯规划、出国留学，在教师因材施教、精准指导、教研改进，在高校招生选拔、科学录取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为实现这些目标，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和融资发展上，他真是呕心沥血，“5 2”“白 黑”是他工作的常态。他经常疲惫地奔走在全国各地，做学术报告、做评价技术普及、做市场推广。
但是我们都知道，从国家政策出台到需求兴起有一个时间差，市场发育需要时间。这个发育过程，需要一批先行者去发掘、推动、贡献，甚至于牺牲。张勇就是这个市场孕育阶段的重要拓荒者。他不仅忍耐了开路者的孤独，也付出了独行侠的代价。
巨大的压力、繁重的工作，毁坏了他的身体，导致了严重肥胖和“三高”。记得2017年5月17日傍晚他从北京乘车到郑州，准备第二天上午給教研室的培训班授课，结果却坐在高铁上睡过了，直到终点站西安才醒。同事和朋友都注意到他身体状况不佳，提醒他注意。他也试图减肥，调整身体，但总因为忙碌而耽误。为了以饱满的精神支撑工作，他疯狂抽烟，大量饮用绿茶。
张勇离开我们是因为过劳死。这让许多认识他的人都非常痛心！这一悲剧引发了我长久的沉思：谁去关心那些在民间从事前沿研究的学者？是否可以有一些政策和制度支持帮助他们解决资金和市场拓展的困难？教育的公益性和市场性如何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兼容？而这些可敬可爱的研究者，又能否自省自悟，主动把经营管理交给更合适的人，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投入研究中，进而减轻自己的负担呢？
三
张勇的英年早逝，是中国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中国的教育评价事业太需要他这样专家了！
评价一直是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瓶颈。教育领域里的许多问题都与评价有关。例如唯分数论，知识本位的教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用升学率评价学校和教师，等等。
我国的师范教育历来不够重视教育评价，师范院校教育评价师资不足，教师教育的课程缺乏教育评价的内容。今天，我们看到中小学教师在教学设计时不善于确定教学目标，不能为学生提供学习标准，不能及时科学地评价学生学习的结果。这些都与教师教育评价课程缺失有关。
张勇对学业素质评价、发展潜能评价、综合素质评价不仅有理论、有实证，还有工具、有产品，有应用场景，还解决了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的系列问题。张勇的成果对疗治教育中的许多问题具有药到病除的效果。
许多教育主管部门、教科研部门、中小学认可张勇的学术水平和公众教育的评价产品与服务。今年5月在东莞的松山湖一所学校跟校长老师们谈业务，他们赞不绝口地谈起公众教育评价服务，并说要再邀请张勇先生到学校指导。当时，我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得知张勇离世，他们简直不敢相信，都觉得非常遗憾。
令人敬佩的是，张勇生前把研究成果分享给了许多同行，在他身边团结着七八十家全国各地的教育评价企业，他常常远涉千山万水，对这些企业进行培训和指导。每年，张勇还以第三方教育评价联谊会为纽带，积极地为大家提供帮助，带领大家共同营造教育评价研究氛围，打造教育评价企业生态圈。
在张勇的引领和培养之下，他的公司、研究院以及全国各地相关企业和机构中，一批优秀的教育评价专家、研究者和操作者已逐渐崛起。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非常活跃，正在成就事业，贡献社会。这一点，可以稍稍慰藉张勇离世带来的伤痛和遗憾。
张勇离开我们7个多月了，我一直期望着公众教育和受张勇影响的教育评价专家、教育科研机构、教育评价企业能够将他的评价技术发扬光大，去影响、改革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去影响、改革教师的职前职后教育。
张勇是真的走了，再也不能在办公室跟他促膝长谈，再也看不到他在讲坛上纵论教育，再也不能打开微信看他视野广阔语言犀利的微文。只能默默祝福他在天堂过得幸福，不要太劳累，太辛苦！
〔作者单位：创而新（北京）教育科技公司〕
从许多人对教育评价知之甚少，到国家高度重视教育评价、推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张勇一直是这个领域里卓有成效的研究者和虔诚的布道者。他第一个将多元智能理论应用于教育评价，开创了教育评价的新时代。
张勇对学业素质评价、发展潜能评价、综合素质评价不仅有理论、有实证，还有工具、有产品，有应用场景，还解决了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的系列问题。张勇的成果对疗治教育中的许多问题具有药到病除的效果。
张勇是中国教育领域里对教育评价有独特贡献的民间学者。他的研究让教育评价从测验和分数统计的模式里走出来，由二维（知识、技能）走向三维（知识、技能、能力），让教育测量评价的甄别、诊断、选拔和改进的功能更加完善，对教育走向科学和个性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企业研究和贡献教育评价技术与成果的新时代，让教育评价进入了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
一
大约是在初中任教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对教育理论产生了兴趣，买了一些相关书籍解渴。其中有两本内容是董奇和李亦菲主编的教育评价、教育测量，我翻看了一部分，发现涉及很多数学知识，又有不少英文词汇，比较难懂，便丢在了一边，因而也放弃了研究。在跟张勇相熟之后，我常调侃他说：“如果那个时候我坚持下来，潜心研究教育评价，现在教育评价可能没你什么事。”他反唇相讥：“你没这个必要，凭颜值就可以吃饭。”每到这时，看着他胖胖的身躯，我便得意地点头：那是，那是。
在那之后的教学和管理经历中，我也在不断接触教育考试与评价，但认识只是停留在结果性评价上，熟悉的也就是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再就是关于命题的难度、信度、區分度等等。评价结果的利用也只是停留在以分数评价学生学业和老师业绩上。这或许也是中国大多数教师、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考试与评价的认识。
再后来因为担任《湖北招生考试》编辑部主任的原因，我认识了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一批命题专家，对测量和评价的认识有所加深，还收集了大量关于考试命题技术、试题评价的书籍，但也没看懂多少，装装门面，一知半解地开始研究高考。
随着人们对高考又爱又恨的看法越来越多，我和大众一样对教育测量和评价技术也有了更多的期盼。就在这时，有朋友介绍说有个做教育评价的牛人叫张勇，开了一家叫公众教育的评价公司。于是，在2010年张勇和公众教育进入了我的视野，我们之间开始有了密切的交往。
2011年秋到2012年夏，我借助阳光教育研究院的力量在襄阳市的襄城区中小学期中期末考试中尝试使用公众教育的ACTS测评技术。后来又请宜昌天问教育集团加入。老师、教研员、教育局干部都认为ACTS的评价结果对教学指导很有价值。但是大家又都觉得收费贵了，而且阅卷评分比较麻烦，评价结果呈现形式不通俗，需要专业人士解读。
那时，教育经费里没有教育评价专项，学校收费又不合规，购买教育评价服务的确存在困难。阅卷评分难，是因为这个评价技术对试题的赋分和评分方法不同于常规，需要教师动手的地方增加了。尽管评价结果通俗化在张勇的努力下很快就有了改进，但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要让好的评价技术和产品，在一个大家对评价认识不深、经费又欠缺的大环境下，获得更大范围的普及，困难重重。张勇和他的公司一直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经常遭遇用户的责难。
在很多人看来，教育考试和评价就应该是个官方行为，民间怎么能做测评？张勇先生真是可敬，直到今年初他去世，花了26年时间潜心研究教育评价，实验17年，推广12年，样本覆盖23个省、200多个县市、20000多所学校，样本数量高达1300万个。这么庞大的研究和实验需要巨大的经费支撑，张勇卖过房产，卖过车子，还变卖过其他家产，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他告诉我，为了实验和推广，他经常四处奔走，硬着头皮、厚着脸皮求人，饿着肚子受人白眼。我们大家看到的，更多是他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讲教育评价的历史、理论、技术、应用时那种渊博与深邃的学者形象。跟众多先行者一样，他们只是勇敢地冲在前面，往往不愿意也不屑于讲述背后的艰辛。
这种状况，在2013年之后迎来转机。这一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两年之后，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教育服务业更多进入政府采购范围。在此背景下，公众教育在国家教育评价改革试验区成都获得政府部门支持，成功落地。中国教育学会与公众教育达成深度合作，成立“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办公室（后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办公室”），聘请张勇担任副主任。张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结束了坐冷板凳的历史，开始走到教育改革的前沿，进入更多教育工作者的视野，成为许多人敬慕的教育评价专家。
从许多人对教育评价知之甚少，到国家高度重视教育评价、推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张勇一直是这个领域里卓有成效的研究者和虔诚的布道者。他第一个将多元智能理论应用于教育评价，开创了教育评价的新时代。
二
我猜想，应该是张勇在美国读博士期间，受到美国的教育评价技术和考试服务企业的启发，他才开始研究教育评价技术、开发教育评价产品的。他较早地感觉到教育评价在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2013年《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的出台印证了他的敏锐洞察，教育领域内教育评价开始进入需求的萌芽期。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以民间的方式推广教育评价有多艰难。
2012年4月，公众教育与新教育合作，在北京理工大学学术中心举办“新教育、新评价、新考试”高峰论坛，我应邀为会议做了一个环节的主持，从此以后我更多地参与到公众教育发动的各种教育评价学术和市场活动中，也一直在感受着他创业的艰辛。
跟张勇熟识以后，我发现他过于劳累，同时感觉到他的经营管理能力并不如研究能力那样出类拔萃，拓展市场特别艰辛，便自觉和不自觉地给予他一些帮助。一方面帮助他推广品牌和拓展市场，一方面给他推荐经营管理人才，还推动公众教育与其他公司合作。
2014到2015年，借着在长江教育研究院担任执行院长的优势，我启动了公众教育与长江教育研究院公司的合作，在湖北省举办了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综合改革研讨会，推介公众教育产品，受到教育界和媒体的关注。随后在全省举办了两期中国教育咨询师认证培训（公众教育项目），推动黄冈中学、武汉）国际学校使用公众教育评价技术。 到天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以后，我于2016年推动公众与天喻携手，拟在北京成立合资公司，双方高管反复论证，起草了合作协议，制订了商业计划书，却在最后环节由于双方犹豫而搁浅。
2015年8月底，我即将从长江出版传媒裸辞，公众教育的二股东建议我去公众教育公司，但是我已经先答应了天喻教育公司。我从天喻教育离职时，公众教育的二股东再次建议我去北京公众。在许多关于公司发展的重要问题经多次协商而未达成一致时，创而新（北京）教育科技公司李慧勤博士向我发出诚恳邀请，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教育理念和经营理念上一拍即合，因此我最终选择了创而新。怀着深深的歉意，此后我给张勇介绍了三位适合做公众教育总经理的人选，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几位也都没有到公众教育入职。
在创而新公司执行总裁的岗位上，我极力推动公众教育与创而新合作，多次会谈，出过多版方案，也都因经营理念和方式的差异而终未结果。
这期间张勇与我个人交往甚密，我们经常一起探讨教育和教育评价问题。谈起公众教育评价产业未来的发展，他总是充满自信，特别是对政府购买决策性评价和认定性评价、中小学购买服务性评价和诊断性评价、学生家长购买诊断性评价和预测性评价、高校购买学科特长评价和创新潜能评价、培训机构购买评价技术和办学支持等特别乐观。他相信公众教育关于考试和评价的技术会通过信息化实现AI应用，在学生自适应学习、选科选课、生涯规划、出国留学，在教师因材施教、精准指导、教研改进，在高校招生选拔、科学录取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为实现这些目标，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和融资发展上，他真是呕心沥血，“5 2”“白 黑”是他工作的常态。他经常疲惫地奔走在全国各地，做学术报告、做评价技术普及、做市场推广。
但是我们都知道，从国家政策出台到需求兴起有一个时间差，市场发育需要时间。这个发育过程，需要一批先行者去发掘、推动、贡献，甚至于牺牲。张勇就是这个市场孕育阶段的重要拓荒者。他不仅忍耐了开路者的孤独，也付出了独行侠的代价。
巨大的压力、繁重的工作，毁坏了他的身体，导致了严重肥胖和“三高”。记得2017年5月17日傍晚他从北京乘车到郑州，准备第二天上午給教研室的培训班授课，结果却坐在高铁上睡过了，直到终点站西安才醒。同事和朋友都注意到他身体状况不佳，提醒他注意。他也试图减肥，调整身体，但总因为忙碌而耽误。为了以饱满的精神支撑工作，他疯狂抽烟，大量饮用绿茶。
张勇离开我们是因为过劳死。这让许多认识他的人都非常痛心！这一悲剧引发了我长久的沉思：谁去关心那些在民间从事前沿研究的学者？是否可以有一些政策和制度支持帮助他们解决资金和市场拓展的困难？教育的公益性和市场性如何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兼容？而这些可敬可爱的研究者，又能否自省自悟，主动把经营管理交给更合适的人，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投入研究中，进而减轻自己的负担呢？
三
张勇的英年早逝，是中国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中国的教育评价事业太需要他这样专家了！
评价一直是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瓶颈。教育领域里的许多问题都与评价有关。例如唯分数论，知识本位的教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用升学率评价学校和教师，等等。
我国的师范教育历来不够重视教育评价，师范院校教育评价师资不足，教师教育的课程缺乏教育评价的内容。今天，我们看到中小学教师在教学设计时不善于确定教学目标，不能为学生提供学习标准，不能及时科学地评价学生学习的结果。这些都与教师教育评价课程缺失有关。
张勇对学业素质评价、发展潜能评价、综合素质评价不仅有理论、有实证，还有工具、有产品，有应用场景，还解决了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的系列问题。张勇的成果对疗治教育中的许多问题具有药到病除的效果。
许多教育主管部门、教科研部门、中小学认可张勇的学术水平和公众教育的评价产品与服务。今年5月在东莞的松山湖一所学校跟校长老师们谈业务，他们赞不绝口地谈起公众教育评价服务，并说要再邀请张勇先生到学校指导。当时，我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得知张勇离世，他们简直不敢相信，都觉得非常遗憾。
令人敬佩的是，张勇生前把研究成果分享给了许多同行，在他身边团结着七八十家全国各地的教育评价企业，他常常远涉千山万水，对这些企业进行培训和指导。每年，张勇还以第三方教育评价联谊会为纽带，积极地为大家提供帮助，带领大家共同营造教育评价研究氛围，打造教育评价企业生态圈。
在张勇的引领和培养之下，他的公司、研究院以及全国各地相关企业和机构中，一批优秀的教育评价专家、研究者和操作者已逐渐崛起。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非常活跃，正在成就事业，贡献社会。这一点，可以稍稍慰藉张勇离世带来的伤痛和遗憾。
张勇离开我们7个多月了，我一直期望着公众教育和受张勇影响的教育评价专家、教育科研机构、教育评价企业能够将他的评价技术发扬光大，去影响、改革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去影响、改革教师的职前职后教育。
张勇是真的走了，再也不能在办公室跟他促膝长谈，再也看不到他在讲坛上纵论教育，再也不能打开微信看他视野广阔语言犀利的微文。只能默默祝福他在天堂过得幸福，不要太劳累，太辛苦！
〔作者单位：创而新（北京）教育科技公司〕
从许多人对教育评价知之甚少，到国家高度重视教育评价、推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张勇一直是这个领域里卓有成效的研究者和虔诚的布道者。他第一个将多元智能理论应用于教育评价，开创了教育评价的新时代。
张勇对学业素质评价、发展潜能评价、综合素质评价不仅有理论、有实证，还有工具、有产品，有应用场景，还解决了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的系列问题。张勇的成果对疗治教育中的许多问题具有药到病除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