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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周恺、王占黑和郑在欢的作品时，我看到的不仅是三个截然不同的同代人，三个被认为是“90后”作家的同代人，更是他们身上独特的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王苏辛
王占黑：“听多了知识分子内在的复杂和矛盾性，但其实工人和市民之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和细密的网络。”
王苏辛：阅读你的作品，我最好奇的是（虽然很多人肯定问过你了），一个年轻女孩，为什么会对社区里的中老年人，甚至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网络diss的中老年人，那么感兴趣？对你来说，这些社区、街道里的人，他们身上哪些地方最感染你，让你想要写下他们的故事？
王占黑：我觉得很自然，在成为一个年轻女性之前，我是个由社区和工厂里各位叔叔阿姨带大的小朋友，东家进，西家出，吃百家饭，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等我长大了，这些人也就成了中老年人。而在尝试写作的初期，选择自己最熟悉的环境和群体是最容易、也最乐意去做的事情。我在他们中间，在这个空间里，我和他们的经验相互关联，这个事实并没有因为我来到大城市生活，或接受人文教育而改变，我想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当然啦，大城市也仍是由类似的群体组成，我觉得自己仍在这个环境里。
可能很多人长大了会对旧环境产生厌倦和逃离。比如说农村孩子希望离开农村，城市贫民希望跳脱贫民窟。我恰好不太有这样的“逆反”心态。我是个很适应、很耐受的人，哪怕在这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空间里再多走一遍，我也能找到新的乐趣，这些乐趣逐渐堆积了我的审美偏好，让我钟情于一些日常的、无聊的生活细节和现象，这大约就是沈从文所说的“读一本大书”。这也许和我父亲（小说中常出现的老王）有关系，他是我在这个空间的引路人。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觉得我只是他的一支笔，跟着他转来转去，记录他和他朋友们的生存状态。当然我也是他的朋友之一。
所以我的心态常常和我在小说中的身份一样，有时候是个小朋友，在大人之中插科打诨一下，有时候躲在文本外面，好奇地看着大家，最终呈现的往往是他们的衰老、没落同我的个人成长并行的结果——这是时间流淌在小说中的表现，这种流动感，非要在不同的人身上起不同的变化才可以产生意义——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如果要说感染力，我也说不出，一来这个群体很复杂，无法一概而论，二来我的角色决定了我并不能像周总理爱人民一样全心爱着大家。只是觉得有意思，不管是审美趣味，历史还是现实层面，都值得了解、深挖和刻画。我们在大学里听多了知识分子内在的复杂和矛盾性，研究他们各个阶段的行为和言语，但其实工人和市民之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和细密的网络，这两者都很有意思，而我选择了后者，因为他们先哺育了我。
王苏辛：你在网上非常俏皮活潑，以为生活中你是个豪爽的姑娘，却不料异常秀气，再结合你的笔名王占黑，感觉到巨大的差异性，可以谈谈为什么取这个笔名吗？
王占黑：哈哈哈哈，很多人问过，这么稀奇古怪的名字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其实是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以前有个小名叫点点（我有很多个小名），我还记得中学时候我的QQ签名叫I’m a power point，网站ID也是点点。那时我也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作者和叙述者的“我”都用王点点这个名字。直到大一有一门《诗经》精读课，老师让大家练练繁体字，我的同桌，一个隔壁寝室的同学，她拿人名字练字，到我这儿就是點，占黑，占黑，就这么开玩笑地叫出来了。后来我的各种网站ID就都改成王占黑了。这很有趣，也很巧合，从王点点到王占黑，在生活中和写作中，都有一种长大成人的感觉，我挺喜欢。
王苏辛：你的创作谈可能是我看到的同龄写作者中，最清晰的、最好的那一类（虽然现在说一个作家创作谈写得好像讽刺，但我不是讽刺）。这跟你在复旦的学习有关系吗？很多人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你恰恰来自中文系。虽然我知道你写作时间并不久，但叙述语言有一种经过训练后的清澈气息，没有匠气，却沉稳熟练。这样的叙述状态是如何养成的？有受到过哪些书的影响吗？
王占黑：你这样讲我会很虚。如果我的创作谈让大家觉得清晰或感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对语言的使用让它产生了一定的遮蔽作用，这让我把自己的创作解释得过于自洽了（有点像政治家的演讲）。如果不是表达的问题，那么更麻烦，也许是我的视野和观念太简单了，简单到我可以凭借文字呈现出来，这很危险，暴露出我的缺陷，甚至证明，我的初期创作本身就是浅显的。但我相信这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
当然了，创作谈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回顾和梳理（因为我真的会非常认真地写），给后来的我更清楚的方向去写更好的作品，还是很有意义的。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是肯定的。我在读研究生之前一直期望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没想过作家这回事。吊诡的是，真正开始研究生阶段接触所谓的学术训练时，我有很大的不适和沮丧，于是想着，不要再吸入什么了，输出一些什么吧，就开始写作。
现在回想，虽然中文系不教我写作（或者写作本来就没法教），但本科四年的经历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不关乎写什么、怎么写，而更多的是，在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中获得的一种基础和底气，像一座隐形的仓库在支撑我，在我的“社区经验”之外赋予我一种可支配但又灵活的语言，这种语言看起来不受加工，实际上还是有隐形的自我润色在里面。我用这个比喻，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种加工后轻轻抹去痕迹的工序十分要紧，这让它和原始的粗糙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侯孝贤的电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而这道工序，往往是在写作尚未开始时的积累中完成的。
中文系读书七年，我其实大量接触的是近现代的东西。说实话，很惭愧，作为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生，我对当代文学知之甚少，几门课都跳过不选，这也要怪我的老师放任我这么乱来。有一阵我很喜欢清末民初的小说，也尝试了一些研究，古典话本到那边有个很好的承接，《海上花列传》我非常非常喜欢，那种穿藏插闪的本事，随手翻一页就能看到并被吸进去。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我也喜欢极了。鲁迅、废名、老舍、沈从文、萧红，那个年代的文学，一是有一种语言未确定，因此不受限的魅力在其中，二是，文学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体有及时的关联度，内含一种激情，这些都十分吸引我。 王苏辛：你有一篇同样很像小说的非虚构作品《暴力史》，全文熟稔地把叙述元素和细节打散再打散，然后放肆又汹涌地组织成一个个新的片段和故事。我想起有位作家谈自己的写作时曾说，他会把小说撕成一个个片段，然后重新组合。你的作品也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仿佛只需调试一下，不同片段之间可以互相调换，彼此挣脱。阅读时我常能想到周云鹏的脱口秀，你在写作的时候会借鉴一些视听语言文化吗？比如综艺节目、网红段子、影视剧等。它们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如果有，大概是哪些？
郑在欢：我不会借鉴任何流行文化，我认为写作就是要创造自己的声音，从一开始写作，我就厌恶模仿，所以我习作时期的东西都很粗糙，因为没有参照物，完全是自己瞎写。借鉴和模仿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但是有没有受其影响，肯定是有，周遭环境和流行文化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作家吸收所有这些影响，加以甄别和转化，才能写出属于自己并属于这个世界的作品。有一段时间，《教父》这部电影确实对我影响很大，我写作的时候会想，如果是教父，我该怎么呈现这一段，仅此而已。
王苏辛：很喜欢你小说的丰沛、粗粝，以及野蛮生长的劲头，但也得承认，在现在的写作环境之中，精致、通达，注重小说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文本更容易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掌声。你的写作特质明显，却也和这样的需求有一些格格不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会因此尝试改变自己的写作吗？你觉得小说需要有“意义”吗？或者说，你所认为的“小说意义”是什么？
郑在欢：现在的写作环境是什么？我多少想过一点，但懒得谈，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环境”的范围有多大，我更愿意思考的是小说的边界，毕竟选择了这门手艺去修炼。顺带说一下，我觉得自己的小说也很精致、通达，注重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可能大家的理解不太一样。
我一直都在尝试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只是不是针对“现在的环境”或者“主流文学界”。小说当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自己的局限，我同样懒得谈，好像在给小说下定义一样，我还没到这个火候。
王苏辛：我记得中学时，阅读王小波《红拂夜奔》、朱文《弟弟的演奏》等，觉得喜欢，但知道自己性格上跟不来那一路的小说，所以不会去尝试。后来读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也觉得好，但依然不会觉得那样的写作和自己的写作能有什么具体联系。在你的阅读图谱中，最初打动你，让你想要写现在这样小说的书是哪些？
郑在欢：我最初写小说不是因为谁打动了我，而是谁刺激了我，简单来说就是“80后”大火现在混得风生水起那两位。写小说之前，我只是一个纯粹的地摊书读者，我父亲就是广州天桥卖地摊书的。我从书上得到的乐趣是历史、故事会、犯罪杂志和色情小说。这些都是让人新奇的读物，直到有一天我读到青春小说这类现实基调的东西，我很愤怒，当然这种愤怒现在看来很愚蠢，因为自己的狭隘，我觉得他们写的忧伤青春是无病呻吟，而在我身处的环境，更加残酷的青春少年生活比比皆是，我想要把更真实的一面公之于众，于是十六岁时我就写了一个长篇。当然现在我长大了些，对城市和乡村一样多了些了解，也能更广泛地接受动人的小说。
目前为止，胡安·鲁尔福还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也是最打动我的作家。《燃烧的原野》我看了很多遍，每一篇都很完美，我甚至模仿《马里卡奥》的文体写了一篇《谁打跟谁斗》，那一篇小说实在是太美了，当然我写的那篇就不太美，因为题材不同，时代不同，你只能写属于你的小说。
王苏辛：不少作家信奉“天赋”说，觉得跟勤奋相比，天赋最为重要。你觉得自己是天赋型的作家吗？或者你心目中有天赋型的作家吗？如果有，他们是？
郑在欢：勤奋出不了好作家，勤奋只能产生那些生产了大量庸常之作的烂作家。当然烂作家也是需要的，对比某个时代的两种作家，你会看到那个时代的两面，一面是当时的愚昧，一面是当时的清醒。
王苏辛：在你许多中短篇中，都有一个少年的形象，这个少年有不同的名字，也会为不同的女孩打架，有他不同的坎坷与艰辛。阅读时既能感受到小说中刻薄世界的凉意，也能感受到其中不服命运的少年热血，这样一个恒定形象的沉浮，与你自身经历有关吗？很多人说，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在于他是不是善于处理成熟题材，比如二十五岁之后，三十岁以后的人生经验。但也有作家，一生都在写少年，一生写得最好的就是青春期男女，比如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中的弗兰淇，比如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对此你怎么看？
郑在欢：一生都在写少年，这个可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我之所以写少年是因为年龄的局限，我写不来成年人，因为心智还不够成熟。当然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写成年人，也许我到五十岁我还在写少年，但我肯定觉得自己有问题。可能是自己不愿意成长，可能是自己害怕成长，也有可能，我根本无法成长。少年时光固然很美好，但对于成人世界来说，多少还是简单了点。
王苏辛：每一個初开始写作的人，他们内心都有一个自己所认为的世界的图景。这个世界随着写作的深入不断变化。可能从单纯锐利，变得丰沛清醒，从大湖变成江河大海。然后，在一个确立自己真正写作实力的阶段，写作者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大作品，或者是他眼中的世界图景与叙事版图。对你来说，你写作时有没有这样一个图景或版图？对你来说，你心中的那个大作品是已经被你写出来了，还是仍在酝酿中？如果它还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的？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吗？
郑在欢：在我最初写作的时候，只是想把现有世界的图景写出来，我觉得因为各种各样的局限，我们甚至都没办法认清现时身处的世界，我恰巧知道一点可以介绍给大家，就去写了。随着写作的深入，我确实产生了自己的写作图景，这样的图景在猛然想一下的时候，会觉得无比之大，真正到写的时候，才会体会到细微之处，而这种细微和过往写作的经验并无二致。我不会说自己已经写出了大作品，或者要写一个大作品，我只是写而已。说个老话，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哪有厚此薄彼的说法，一个心情去对待，专注于写这件事上，就够了。
周恺：“我很少在写作的过程中寻找安慰，都是换着方法逼自己。” 王苏辛：阅读你的小说时，我总是觉得很熟悉。我在里面看到一种写作习惯的养成，人的精神的养成，是接近一种过去时代士大夫之路的东西。你在某些小说中，比如你还未出版的长篇小说，以及短篇《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我都看到你有意识地书写知识分子，甚至试图从过去的历史中，打捞尚存的精神记忆，并将之重构成一种虚构形式的再度审视，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探寻一种从近现代，一直到当代的文化勾连。我很喜欢你的这些探索，它们呈现出一种澄明的质地，还带有英雄主义色彩，你也极力压制着自己可能的虚荣心，希望从这里面寻求安慰。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有一点准确。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对这些近现代的知识分子，甚至更边缘和古老的文化感兴趣的？又是如何，想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写作中？据我看到的，你这几年没有写过多少纯粹当代社会普通人生活的小说，而是将视野投向那些过着密集精神生活的人。这在青年作家群体中，是比较少见的尝试，这可能是一种特别难的写作。
周恺：我是一边看你的问题，一边整理和反思自己，其实我对写过的好多小说都没印象了，所以我不太确定我的小说是不是一贯呈现出某种样子。你提到的那个还未出版的长篇和《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那组小说是最近两年写的，我都还记得。《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写的是诗人，那个还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写的是革命者，好像的确写的都是“过着密集精神生活的人”，但我觉得可能是巧合。我对“知识分子”是没有兴趣的。再抽象一些说，一个是关于“意义”的，一个是关于“信念”的，这两个词语是我成长过程中缺失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我反正是在怀疑中认识世界的，我的上一代以及我成长的社会环境告诉我，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定的，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被瓦解，所以我第一次见到或者听到大事件的时候，完全是懵的，不知道拿什么去解释它，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现在回想，我的阅读和写作可能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是慌慌张张的。这也许是我和其他同龄作者的区别，其实有的时候，我很羡慕那些从容的文字。
王苏辛：你的写作，依赖于不少外部材料，历史的，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你的文本中，有一丝不属于这个时代，甚至不属于你本人的精神游魂在波动。这让我曾经对你的一些短篇特别着迷，这种又疏离又密切的叙述状态，在你最初的小说中，就有体现，比如《阴阳人甲乙卷》《异乡煞》等。你的语言很有密度，显示出很多同龄写作者所没有的现代性。这样的叙述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都知道，密集的语言，很多细节可能会在叙述过程中，自觉被筛选掉了，而只留下某些被筛选出的致密的细节，让小说呈现出一丝光洁，或者说光洁的粗粝感，是一丝不太接近日常生活的迷人气息，你会觉得这种语言的致幻是问题吗？会削弱小说本身的价值和精神意识吗？我注意到小说似乎并不是你主要的阅读载体，你的目光更多在别处，你像是一直在一个幽暗处，旁听世界的声音和遥远的弹动，我很好奇，这样的一个你，是怎么看待更大意义上的写作？一方面信息流在碾压着人们的独立意识，一方面城市里的每个人又似乎活在一种建筑物的阴影中，在这样一个扁平化的状态里，我们怎么听到自己的声音？写作者怎么判断，自己是否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崭新的精神之路？或者一方，也显示出这样一种独特的气息。好像这一切你都关注，但你又都不在其中。我有时候想跟一些其他朋友聊起你，想说——周恺就像那種穿梭于很多建筑物、很多人群缝隙中的人。
前几天我去pageone书店，书店很大，好几层，休闲空间和活动空间，与书籍都融合着呈现在一起。参观的时候是上午，外面是北京的早晨，书店里却开着灯，我突然觉得这个场景很魔幻。一瞬间，我突然有种感觉，就是所有人都在阴影中。他必须主动走到太阳底下，又或者在充满灰色细节的室内，必须开灯才能照亮的室内，找到自己那一小小块明亮的东西。不知道你心中，那一小块明亮的东西是什么呢？对你来说，你最想获得的那丝持久的安慰又是什么呢？你在写作中找到了这个吗？
周恺：那次展览我还写了你，我觉得很抱歉，因为你让我修改一些内容，最后没改成。我当时哪有你说的那么淡定，天又热，我又紧张，我恨不得一口气就读完。
哈，就是说只有内心足够黑暗，才会感觉到明亮，对吧？如果真有一小块明亮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是诗歌，它赋予庸常生活以美感。我的写作是属于闷头闷脑的，我很少在写作的过程中寻找安慰，都是换着方法逼自己。
王苏辛：你阅读过很多我听都没听说过的书，以至于常常怀着某种羞愧的状态打开你的微博或者朋友圈。我在你身上，看到那种同龄人所没有的，对时代的真正的关注，并试图把它们引入到你个人的写作中。但精神上，生活在这些历史人当中，可能会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感到不满足。或者说，根本无法满足，常常无法获得某种持久的快乐。你在日常中，是如何处理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之间那层缝隙的？你能在生活中感觉到自由吗？
周恺：精神与日常的矛盾这是个永恒的难题，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处理好了，但至少眼下我不太为此焦虑。你前面提到了“英雄主义色彩”，这个东西我的确有，我有英雄崇拜倾向，他们身上的决绝多少舒缓了我的焦虑，让我知道什么是琐细，什么是凝练，我在生活中自由或者不自由，并不太重要。
——王苏辛
王占黑：“听多了知识分子内在的复杂和矛盾性，但其实工人和市民之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和细密的网络。”
王苏辛：阅读你的作品，我最好奇的是（虽然很多人肯定问过你了），一个年轻女孩，为什么会对社区里的中老年人，甚至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网络diss的中老年人，那么感兴趣？对你来说，这些社区、街道里的人，他们身上哪些地方最感染你，让你想要写下他们的故事？
王占黑：我觉得很自然，在成为一个年轻女性之前，我是个由社区和工厂里各位叔叔阿姨带大的小朋友，东家进，西家出，吃百家饭，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等我长大了，这些人也就成了中老年人。而在尝试写作的初期，选择自己最熟悉的环境和群体是最容易、也最乐意去做的事情。我在他们中间，在这个空间里，我和他们的经验相互关联，这个事实并没有因为我来到大城市生活，或接受人文教育而改变，我想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当然啦，大城市也仍是由类似的群体组成，我觉得自己仍在这个环境里。
可能很多人长大了会对旧环境产生厌倦和逃离。比如说农村孩子希望离开农村，城市贫民希望跳脱贫民窟。我恰好不太有这样的“逆反”心态。我是个很适应、很耐受的人，哪怕在这个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空间里再多走一遍，我也能找到新的乐趣，这些乐趣逐渐堆积了我的审美偏好，让我钟情于一些日常的、无聊的生活细节和现象，这大约就是沈从文所说的“读一本大书”。这也许和我父亲（小说中常出现的老王）有关系，他是我在这个空间的引路人。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觉得我只是他的一支笔，跟着他转来转去，记录他和他朋友们的生存状态。当然我也是他的朋友之一。
所以我的心态常常和我在小说中的身份一样，有时候是个小朋友，在大人之中插科打诨一下，有时候躲在文本外面，好奇地看着大家，最终呈现的往往是他们的衰老、没落同我的个人成长并行的结果——这是时间流淌在小说中的表现，这种流动感，非要在不同的人身上起不同的变化才可以产生意义——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如果要说感染力，我也说不出，一来这个群体很复杂，无法一概而论，二来我的角色决定了我并不能像周总理爱人民一样全心爱着大家。只是觉得有意思，不管是审美趣味，历史还是现实层面，都值得了解、深挖和刻画。我们在大学里听多了知识分子内在的复杂和矛盾性，研究他们各个阶段的行为和言语，但其实工人和市民之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和细密的网络，这两者都很有意思，而我选择了后者，因为他们先哺育了我。
王苏辛：你在网上非常俏皮活潑，以为生活中你是个豪爽的姑娘，却不料异常秀气，再结合你的笔名王占黑，感觉到巨大的差异性，可以谈谈为什么取这个笔名吗？
王占黑：哈哈哈哈，很多人问过，这么稀奇古怪的名字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其实是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以前有个小名叫点点（我有很多个小名），我还记得中学时候我的QQ签名叫I’m a power point，网站ID也是点点。那时我也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作者和叙述者的“我”都用王点点这个名字。直到大一有一门《诗经》精读课，老师让大家练练繁体字，我的同桌，一个隔壁寝室的同学，她拿人名字练字，到我这儿就是點，占黑，占黑，就这么开玩笑地叫出来了。后来我的各种网站ID就都改成王占黑了。这很有趣，也很巧合，从王点点到王占黑，在生活中和写作中，都有一种长大成人的感觉，我挺喜欢。
王苏辛：你的创作谈可能是我看到的同龄写作者中，最清晰的、最好的那一类（虽然现在说一个作家创作谈写得好像讽刺，但我不是讽刺）。这跟你在复旦的学习有关系吗？很多人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你恰恰来自中文系。虽然我知道你写作时间并不久，但叙述语言有一种经过训练后的清澈气息，没有匠气，却沉稳熟练。这样的叙述状态是如何养成的？有受到过哪些书的影响吗？
王占黑：你这样讲我会很虚。如果我的创作谈让大家觉得清晰或感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对语言的使用让它产生了一定的遮蔽作用，这让我把自己的创作解释得过于自洽了（有点像政治家的演讲）。如果不是表达的问题，那么更麻烦，也许是我的视野和观念太简单了，简单到我可以凭借文字呈现出来，这很危险，暴露出我的缺陷，甚至证明，我的初期创作本身就是浅显的。但我相信这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
当然了，创作谈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回顾和梳理（因为我真的会非常认真地写），给后来的我更清楚的方向去写更好的作品，还是很有意义的。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是肯定的。我在读研究生之前一直期望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没想过作家这回事。吊诡的是，真正开始研究生阶段接触所谓的学术训练时，我有很大的不适和沮丧，于是想着，不要再吸入什么了，输出一些什么吧，就开始写作。
现在回想，虽然中文系不教我写作（或者写作本来就没法教），但本科四年的经历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不关乎写什么、怎么写，而更多的是，在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中获得的一种基础和底气，像一座隐形的仓库在支撑我，在我的“社区经验”之外赋予我一种可支配但又灵活的语言，这种语言看起来不受加工，实际上还是有隐形的自我润色在里面。我用这个比喻，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种加工后轻轻抹去痕迹的工序十分要紧，这让它和原始的粗糙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侯孝贤的电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而这道工序，往往是在写作尚未开始时的积累中完成的。
中文系读书七年，我其实大量接触的是近现代的东西。说实话，很惭愧，作为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生，我对当代文学知之甚少，几门课都跳过不选，这也要怪我的老师放任我这么乱来。有一阵我很喜欢清末民初的小说，也尝试了一些研究，古典话本到那边有个很好的承接，《海上花列传》我非常非常喜欢，那种穿藏插闪的本事，随手翻一页就能看到并被吸进去。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我也喜欢极了。鲁迅、废名、老舍、沈从文、萧红，那个年代的文学，一是有一种语言未确定，因此不受限的魅力在其中，二是，文学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体有及时的关联度，内含一种激情，这些都十分吸引我。 王苏辛：你有一篇同样很像小说的非虚构作品《暴力史》，全文熟稔地把叙述元素和细节打散再打散，然后放肆又汹涌地组织成一个个新的片段和故事。我想起有位作家谈自己的写作时曾说，他会把小说撕成一个个片段，然后重新组合。你的作品也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仿佛只需调试一下，不同片段之间可以互相调换，彼此挣脱。阅读时我常能想到周云鹏的脱口秀，你在写作的时候会借鉴一些视听语言文化吗？比如综艺节目、网红段子、影视剧等。它们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如果有，大概是哪些？
郑在欢：我不会借鉴任何流行文化，我认为写作就是要创造自己的声音，从一开始写作，我就厌恶模仿，所以我习作时期的东西都很粗糙，因为没有参照物，完全是自己瞎写。借鉴和模仿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但是有没有受其影响，肯定是有，周遭环境和流行文化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作家吸收所有这些影响，加以甄别和转化，才能写出属于自己并属于这个世界的作品。有一段时间，《教父》这部电影确实对我影响很大，我写作的时候会想，如果是教父，我该怎么呈现这一段，仅此而已。
王苏辛：很喜欢你小说的丰沛、粗粝，以及野蛮生长的劲头，但也得承认，在现在的写作环境之中，精致、通达，注重小说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文本更容易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掌声。你的写作特质明显，却也和这样的需求有一些格格不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会因此尝试改变自己的写作吗？你觉得小说需要有“意义”吗？或者说，你所认为的“小说意义”是什么？
郑在欢：现在的写作环境是什么？我多少想过一点，但懒得谈，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环境”的范围有多大，我更愿意思考的是小说的边界，毕竟选择了这门手艺去修炼。顺带说一下，我觉得自己的小说也很精致、通达，注重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可能大家的理解不太一样。
我一直都在尝试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只是不是针对“现在的环境”或者“主流文学界”。小说当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自己的局限，我同样懒得谈，好像在给小说下定义一样，我还没到这个火候。
王苏辛：我记得中学时，阅读王小波《红拂夜奔》、朱文《弟弟的演奏》等，觉得喜欢，但知道自己性格上跟不来那一路的小说，所以不会去尝试。后来读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也觉得好，但依然不会觉得那样的写作和自己的写作能有什么具体联系。在你的阅读图谱中，最初打动你，让你想要写现在这样小说的书是哪些？
郑在欢：我最初写小说不是因为谁打动了我，而是谁刺激了我，简单来说就是“80后”大火现在混得风生水起那两位。写小说之前，我只是一个纯粹的地摊书读者，我父亲就是广州天桥卖地摊书的。我从书上得到的乐趣是历史、故事会、犯罪杂志和色情小说。这些都是让人新奇的读物，直到有一天我读到青春小说这类现实基调的东西，我很愤怒，当然这种愤怒现在看来很愚蠢，因为自己的狭隘，我觉得他们写的忧伤青春是无病呻吟，而在我身处的环境，更加残酷的青春少年生活比比皆是，我想要把更真实的一面公之于众，于是十六岁时我就写了一个长篇。当然现在我长大了些，对城市和乡村一样多了些了解，也能更广泛地接受动人的小说。
目前为止，胡安·鲁尔福还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也是最打动我的作家。《燃烧的原野》我看了很多遍，每一篇都很完美，我甚至模仿《马里卡奥》的文体写了一篇《谁打跟谁斗》，那一篇小说实在是太美了，当然我写的那篇就不太美，因为题材不同，时代不同，你只能写属于你的小说。
王苏辛：不少作家信奉“天赋”说，觉得跟勤奋相比，天赋最为重要。你觉得自己是天赋型的作家吗？或者你心目中有天赋型的作家吗？如果有，他们是？
郑在欢：勤奋出不了好作家，勤奋只能产生那些生产了大量庸常之作的烂作家。当然烂作家也是需要的，对比某个时代的两种作家，你会看到那个时代的两面，一面是当时的愚昧，一面是当时的清醒。
王苏辛：在你许多中短篇中，都有一个少年的形象，这个少年有不同的名字，也会为不同的女孩打架，有他不同的坎坷与艰辛。阅读时既能感受到小说中刻薄世界的凉意，也能感受到其中不服命运的少年热血，这样一个恒定形象的沉浮，与你自身经历有关吗？很多人说，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在于他是不是善于处理成熟题材，比如二十五岁之后，三十岁以后的人生经验。但也有作家，一生都在写少年，一生写得最好的就是青春期男女，比如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中的弗兰淇，比如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对此你怎么看？
郑在欢：一生都在写少年，这个可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我之所以写少年是因为年龄的局限，我写不来成年人，因为心智还不够成熟。当然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写成年人，也许我到五十岁我还在写少年，但我肯定觉得自己有问题。可能是自己不愿意成长，可能是自己害怕成长，也有可能，我根本无法成长。少年时光固然很美好，但对于成人世界来说，多少还是简单了点。
王苏辛：每一個初开始写作的人，他们内心都有一个自己所认为的世界的图景。这个世界随着写作的深入不断变化。可能从单纯锐利，变得丰沛清醒，从大湖变成江河大海。然后，在一个确立自己真正写作实力的阶段，写作者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大作品，或者是他眼中的世界图景与叙事版图。对你来说，你写作时有没有这样一个图景或版图？对你来说，你心中的那个大作品是已经被你写出来了，还是仍在酝酿中？如果它还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的？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吗？
郑在欢：在我最初写作的时候，只是想把现有世界的图景写出来，我觉得因为各种各样的局限，我们甚至都没办法认清现时身处的世界，我恰巧知道一点可以介绍给大家，就去写了。随着写作的深入，我确实产生了自己的写作图景，这样的图景在猛然想一下的时候，会觉得无比之大，真正到写的时候，才会体会到细微之处，而这种细微和过往写作的经验并无二致。我不会说自己已经写出了大作品，或者要写一个大作品，我只是写而已。说个老话，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哪有厚此薄彼的说法，一个心情去对待，专注于写这件事上，就够了。
周恺：“我很少在写作的过程中寻找安慰，都是换着方法逼自己。” 王苏辛：阅读你的小说时，我总是觉得很熟悉。我在里面看到一种写作习惯的养成，人的精神的养成，是接近一种过去时代士大夫之路的东西。你在某些小说中，比如你还未出版的长篇小说，以及短篇《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我都看到你有意识地书写知识分子，甚至试图从过去的历史中，打捞尚存的精神记忆，并将之重构成一种虚构形式的再度审视，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探寻一种从近现代，一直到当代的文化勾连。我很喜欢你的这些探索，它们呈现出一种澄明的质地，还带有英雄主义色彩，你也极力压制着自己可能的虚荣心，希望从这里面寻求安慰。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有一点准确。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对这些近现代的知识分子，甚至更边缘和古老的文化感兴趣的？又是如何，想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写作中？据我看到的，你这几年没有写过多少纯粹当代社会普通人生活的小说，而是将视野投向那些过着密集精神生活的人。这在青年作家群体中，是比较少见的尝试，这可能是一种特别难的写作。
周恺：我是一边看你的问题，一边整理和反思自己，其实我对写过的好多小说都没印象了，所以我不太确定我的小说是不是一贯呈现出某种样子。你提到的那个还未出版的长篇和《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那组小说是最近两年写的，我都还记得。《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写的是诗人，那个还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写的是革命者，好像的确写的都是“过着密集精神生活的人”，但我觉得可能是巧合。我对“知识分子”是没有兴趣的。再抽象一些说，一个是关于“意义”的，一个是关于“信念”的，这两个词语是我成长过程中缺失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我反正是在怀疑中认识世界的，我的上一代以及我成长的社会环境告诉我，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定的，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被瓦解，所以我第一次见到或者听到大事件的时候，完全是懵的，不知道拿什么去解释它，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现在回想，我的阅读和写作可能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是慌慌张张的。这也许是我和其他同龄作者的区别，其实有的时候，我很羡慕那些从容的文字。
王苏辛：你的写作，依赖于不少外部材料，历史的，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你的文本中，有一丝不属于这个时代，甚至不属于你本人的精神游魂在波动。这让我曾经对你的一些短篇特别着迷，这种又疏离又密切的叙述状态，在你最初的小说中，就有体现，比如《阴阳人甲乙卷》《异乡煞》等。你的语言很有密度，显示出很多同龄写作者所没有的现代性。这样的叙述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都知道，密集的语言，很多细节可能会在叙述过程中，自觉被筛选掉了，而只留下某些被筛选出的致密的细节，让小说呈现出一丝光洁，或者说光洁的粗粝感，是一丝不太接近日常生活的迷人气息，你会觉得这种语言的致幻是问题吗？会削弱小说本身的价值和精神意识吗？我注意到小说似乎并不是你主要的阅读载体，你的目光更多在别处，你像是一直在一个幽暗处，旁听世界的声音和遥远的弹动，我很好奇，这样的一个你，是怎么看待更大意义上的写作？一方面信息流在碾压着人们的独立意识，一方面城市里的每个人又似乎活在一种建筑物的阴影中，在这样一个扁平化的状态里，我们怎么听到自己的声音？写作者怎么判断，自己是否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崭新的精神之路？或者一方，也显示出这样一种独特的气息。好像这一切你都关注，但你又都不在其中。我有时候想跟一些其他朋友聊起你，想说——周恺就像那種穿梭于很多建筑物、很多人群缝隙中的人。
前几天我去pageone书店，书店很大，好几层，休闲空间和活动空间，与书籍都融合着呈现在一起。参观的时候是上午，外面是北京的早晨，书店里却开着灯，我突然觉得这个场景很魔幻。一瞬间，我突然有种感觉，就是所有人都在阴影中。他必须主动走到太阳底下，又或者在充满灰色细节的室内，必须开灯才能照亮的室内，找到自己那一小小块明亮的东西。不知道你心中，那一小块明亮的东西是什么呢？对你来说，你最想获得的那丝持久的安慰又是什么呢？你在写作中找到了这个吗？
周恺：那次展览我还写了你，我觉得很抱歉，因为你让我修改一些内容，最后没改成。我当时哪有你说的那么淡定，天又热，我又紧张，我恨不得一口气就读完。
哈，就是说只有内心足够黑暗，才会感觉到明亮，对吧？如果真有一小块明亮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是诗歌，它赋予庸常生活以美感。我的写作是属于闷头闷脑的，我很少在写作的过程中寻找安慰，都是换着方法逼自己。
王苏辛：你阅读过很多我听都没听说过的书，以至于常常怀着某种羞愧的状态打开你的微博或者朋友圈。我在你身上，看到那种同龄人所没有的，对时代的真正的关注，并试图把它们引入到你个人的写作中。但精神上，生活在这些历史人当中，可能会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感到不满足。或者说，根本无法满足，常常无法获得某种持久的快乐。你在日常中，是如何处理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之间那层缝隙的？你能在生活中感觉到自由吗？
周恺：精神与日常的矛盾这是个永恒的难题，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处理好了，但至少眼下我不太为此焦虑。你前面提到了“英雄主义色彩”，这个东西我的确有，我有英雄崇拜倾向，他们身上的决绝多少舒缓了我的焦虑，让我知道什么是琐细，什么是凝练，我在生活中自由或者不自由，并不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