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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
飞跃加拿大多伦多的上空时朝下看，城区分割有序的“沙盘”中有一只大“眼睛”直瞪着天空。两“片”薄薄的弯月形大楼像眼睑一东一西缓缓裂开，缝隙间的建筑则像深陷眼窝里的巨大“眼球”。这套标新立异的地标式建筑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市政府在两片“眼睑”里，市议会在“眼球”里。多伦多人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说法：我们选出来的政府永远处于我们纳税人的审视中，无论这些部门是在分分合合、争争斗斗还是在互相敦促、互相掣肘。
民主和开放，拉近了权益和权力的距离，很“复杂”的道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你可以在集权人物和集权部门集中的大楼里参观浏览，可以面对面地领略市议会上议员们的唇枪舌剑，可以对随时都可能遇到的市长、市议员们说：“NO”，可以向他们抱怨房前屋后，门里门外遇到麻烦……你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近到几乎只有一步之遥，近到你完全可以跨过这一步，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已经有人跨过去了。郭丹青，一个移民加拿大的中国新移民，走进了“大眼睛”，与权柄人物为伍，成为市议员Paula Fletcher的行政助理。当然，这个跨越是有前提的：具备条件，投入精力，把握机缘。她做到了。
从“重返伤心地”起步
几年前，郭丹青和丈夫、儿子移民来到多伦多。
郭丹青一步迈进了义工圈儿。她在儿子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做过义工，一是为了走进社会，二是为了让刚来加拿大1个多月的6岁半的儿子在陌生的环境和孩子们中间因为“我的妈妈在这里”而感到踏实些。
做义工，她并不自愿，作为新移民，她需要挣钱养家。看到社区服务机构招聘工作人员，她兴冲冲地去了，结果是义工。对方看出了她的犹豫，对她说：“如果你做得好，我们会给你机会的。”机会居然马上就出现了——对方突然注意到了她精彩的背景和经历：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专修英语、法语，通晓粤语和普通话，在广东省地方市府担任外事公关和礼宾翻译10年，曾在美国友好城市哈特福德做交流项目数月，随政府考察团到访过多个北美城市……面试的负责人兴奋了：“坦率告诉你，我们正有一个专业职位空缺，看来你条件不错。回去准备一下吧，3天后再来面试。”
但面试她没有通过。招聘的职位是义工服务部助理，她不了解义工责任、行为操守、管理办法、义工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协调方式……：对不起，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她实话实说。人家欣赏她的坦率，却并不欣赏她义工的空白。机会是“刷”地一下闪过来的，又“刷刷”两下闪没了，实在太捉弄人，像耗子在逗着猫玩儿。面试的主管送她走出来，拍着她的肩膀说：“我们会再讨论一下你的情况，不管面试成功还是失败，我们仍然欢迎你能来做义工。”又是义工，她心里烦着呢!
她还是回来了，还是做了义工，担任了这个社区的英语教师，教老华侨们学英语。老华侨喜欢这个开朗爱笑的孩子，今天一个苹果，明天一个蛋糕地带给她。后来的几个月，机会一个接着一个，她先后担任了亲善采访项目协调员，筹款公关部主任助理，由part time做到full time。她有机会在机构内部多个部门进行调换和尝试，收获匪浅，但也让她心中不忍：刚到一个部门就又跳槽，是不是太不仗义，得知恩图报，所以，我不能总是从这里跳到那里。朋友们笑了：“太传统了点吧，在这里，能上的你就应该上!”她听从了朋友“残忍”的劝告。
“请你考虑，给我当助理。”
那年的11月10日是多伦多市选日，市长、各区市议员、教育委员都将在这天产生。郭丹青工作的社区中心是多伦多第30选区，有8名候选人竞选市议员。
因为工作，因为性格，更因为可以多种语言流利的“转换”，郭丹青结识了那个区的各界人士，其中就有正在竞选市议员的Paula Fletcher。竞选的过程太艰难，竞选的结果有时会很残酷。为避免曾经艰难了而结果又很残酷的局面，竞选人投入的是“心血”。他们不敢忽视任何一个选民，不能丢掉任何一张来自各族裔的选票。Paula也是如此。
东区唐人街隶属这个选区，这里华人众多，历史悠久，是一块票源宝地。郭丹青和唐人街因“血缘”关系投入更多的是感情。她和这个区的华人社团、侨领、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举办的各种活动中做司仪，当翻译，频频亮相。竞选人Paula来到唐人街，自然需要她这种语言和智能都能随机“转换”型的人物。有着众多会员和声望的东区华商会支持Paula，希望郭丹青能站出来帮助Paula助选。Paula也非常欣赏她，曾多次来电：“愿意加入我的华人助选委员会吗?”“助选，我没有任何经验啊!”她犹豫着。但盛情难却，再说，在众多的候选人中，Paula是人气最旺的，于是，她加入了生平第一次的“助选阵营”。
此后的两个多月中，郭丹青的业余生活全部都是策划、活动、传单、演说、拉票，时而热热闹闹，时而冷冷清清，选民有时笑脸相迎，有时恶语伤人……西方的民主被竞选中的竞选人和选民演绎得淋漓尽致。
终于到了选票揭晓的日子。那天晚上，数百人集结在Paula助选办公室，盯着屏幕，数着涨落的票数，心跳像穿越气流的飞机，上下左右地颠簸忽悠。Paula表现得比别人镇静，还一再对大家说：“不管结果怎样，我都会衷心感谢大家。”
数字真是个奇妙的东西，简单的加减，就决定了乾坤。Paula的票最多。大厅里，人们尖叫、拥抱、拍胸、打背，到处是挥动的旗帜和手臂。庆功会上，Paula在祝贺声中报出了一长串她要感谢的名字，“Cathy(郭丹青英文名)”也在其中。
中文媒体当面提问新当选市议员的Paula：“你准备怎样为本区众多的华人服务?”Paula笑言，欢迎大家致电她的办公室，届时你一定会听到有人用华裔母语为你排忧解难。她在暗示，她的办公室会有一位华人助理。是谁呢?也许Paula心中早有人选，但谁也不知道。
激烈的选举结束了，郭丹青照旧做着自己的事，然而，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着。
一周后，Paula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来者都是智囊、心腹、私交。郭丹青也接到了Paula的电话：“希望你能来!”她去了。那天，显然是个缩小了的圈子，她是唯一的华人。郭丹青感谢Paula对她的信任，也暗暗察觉到，这位新当选的市议员可能会给自己一个机会。
果然，Paula约郭丹青见面，明确了自己的决定：“Cathy，请你考虑一下，能否给我当助理?”尽管有些迹象，但还是感觉机会来得如此突然。这样的挑战，能胜任吗?刚刚开始的社区服务中心的筹款公关工作就此结束?放弃机会?舍不得，毕竟这是一个新台阶，不是总嚷着上台阶吗，台阶摆在了那里，岂有不上之理?!移民，华裔移民，能有几人有这样的机会啊?!不该犹豫了，两周后，Paula再次打来电话：“准备好了吗?”“是的。”郭丹青肯定地回答了市议员。
做助理的日子
议会大厦2楼的44间办公室坐着多伦多44位市议员， 分别代表各自的选区。选举结束后，是那里最忙碌的时候。连任的，笑逐颜开，继续筹划着下一步；新任的，雄心勃勃，忙着踌躇满志的策划；离任的，收拾“行囊”，整装上路。民主制度的运转原来就这么简单实际。
Paula的4位助理分别为高级助理(执行助理)、行政助理、选民个案助理和社区助理，恰恰都是女性，于是有人戏称这个小团队为“天使团”(“Paula’s angels”)。
作为行政助理，郭丹青主要工作包括：安排议员会务、解决选民个案、负责华人社区事务。议员们一年当中90％的时间在各种会议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每月一次连续3天的市议会。安排议员的会务相当繁琐却极为重要，也直接影响到市议员的工作内容以及政治形象。排期改期时常出现，公司、机构、社区、个人的会面都要兼顾，大小活动尽可能参加，媒体采访约见更是不可延误，单是排期这一项工作，就让行政助理们忙到精疲力尽。
“最棘手的还是个案处理，安抚那些暴跳如雷的选民们。”郭丹青说。
西方的选民不会像以往的中国百姓那样替政府分担什么，他们习惯于理直气壮地抨击“领导人”：为什么没人收垃圾、为什么没地方停车、收到罚单不合理、缴不起房租咋办、马上要生孩子但却没地方住、砍掉自家后院的树为什么要林业部门同意、邻居脏乱差影响到我……都说加拿大人温和、宽容，可做了议员助理后她才知道，不那么友善的大有人在，因为他们是纳税人，他们在争取纳税后的权利。
选民搞不清楚部门间的管理界限，这界限郭丹青必须清清楚楚，所有的抱怨电话她都要分门别类，涉及城市整体规划等层面的，她直接呈交议员；涉及到有关部门的，她要一一打电话，问情况，等过程，接反馈。
一位选民气呼呼地打来电话说：“我家后面的公园里有一条长椅正对着我的窗户，经常有妓女和吸毒的坐在那儿，我总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他们也可以看到我家里，侵犯了我的隐私，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为什么不拿开那个长椅?!”郭丹青马上致电公园管理部门，对方一天后回复说：“长椅子完全可以拆掉。”她追问：“什么时候?”“明天下午。…拆掉后请马上通知我，谢谢。”第三天公园管理部门的电话到了：“那里已经没有长椅了。”不久，那位选民打来电话致谢：“谢谢，我再也看不到那些肮脏的东西了。”
皆大欢喜自然好，而不能皆大欢喜的呢?一定会“挨骂”，郭丹青就曾被选民“骂”过。
“那些homeless people(无家可归的人)在我们社区的公园绿地到处大小便，你们为什么不管?正常人这样做会被警察罚款，他们为什么就可以逍遥法外?市议员在做什么，她／他是否应该马上采取行动……”电话那头的吼叫声连旁边的同事都听得见。
谁都知道，在多伦多，homelessness是个“乱麻团”，市长、市议员也曾想方设法，但收效甚微，而老百姓不管过程，只要结果。就像当年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在办公会上曾对公用局长说过的：“谁管你为什么供气不足那些乱七八糟的原因，老百姓就知道一个理儿，一打开煤气，就得冒火苗儿!”此话赢得满堂彩，而“火苗儿”火力不足的难题只有公用局长自己去想“辙”。
像这种不好直接答复的情况下，助理能做的只有行使“解释权”，还要耐着性子，和颜悦色。郭丹青说：“‘挨骂’，起初，我也很恼火，慢慢地就习惯了，也知道该怎样应付。市议员也很不容易，选区里各种人都有，议员很可能腹背受敌。其实这些选民不过是在发泄，并不是特别针对谁，不必把它个人化。”
办公室里唯一的华人接触最多的自然是华人的事，她说：“华人事务范围就更广了，那些不懂英语的老华侨们知道了市议员办公室有一位华人助理，他们都感到很亲切，反映问题时又没有了语言障碍，求助的事情就更多了，而帮助他们化解疑难是我的职责。”郭丹青说。
做助理后，郭丹青天天如此这般地忙得团团转，即使下班回家的路上，手机也不停地响，和她的谈话时时被打断。“这份工作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忙，我因此而放弃了自己的诸多爱好。”
市议员是3年一届，她想过3年以后吗?“暂时不想那么远的事，”她说，“我是个很文科化的人，比较注重对社会文化的感知和参与。做市议员助理，可以学的东西太多了，而更重要的是，不是想要了解加拿大吗，这条路，最近。”
郭丹青爱笑，笑起来“咯咯”的，很好听，也很感染人。她语速快，很健谈，言谈中露出的是主动和真诚。这么爽直、畅快的女人，难怪Paula会选中她。
飞跃加拿大多伦多的上空时朝下看，城区分割有序的“沙盘”中有一只大“眼睛”直瞪着天空。两“片”薄薄的弯月形大楼像眼睑一东一西缓缓裂开，缝隙间的建筑则像深陷眼窝里的巨大“眼球”。这套标新立异的地标式建筑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市政府在两片“眼睑”里，市议会在“眼球”里。多伦多人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说法：我们选出来的政府永远处于我们纳税人的审视中，无论这些部门是在分分合合、争争斗斗还是在互相敦促、互相掣肘。
民主和开放，拉近了权益和权力的距离，很“复杂”的道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你可以在集权人物和集权部门集中的大楼里参观浏览，可以面对面地领略市议会上议员们的唇枪舌剑，可以对随时都可能遇到的市长、市议员们说：“NO”，可以向他们抱怨房前屋后，门里门外遇到麻烦……你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近到几乎只有一步之遥，近到你完全可以跨过这一步，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已经有人跨过去了。郭丹青，一个移民加拿大的中国新移民，走进了“大眼睛”，与权柄人物为伍，成为市议员Paula Fletcher的行政助理。当然，这个跨越是有前提的：具备条件，投入精力，把握机缘。她做到了。
从“重返伤心地”起步
几年前，郭丹青和丈夫、儿子移民来到多伦多。
郭丹青一步迈进了义工圈儿。她在儿子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做过义工，一是为了走进社会，二是为了让刚来加拿大1个多月的6岁半的儿子在陌生的环境和孩子们中间因为“我的妈妈在这里”而感到踏实些。
做义工，她并不自愿，作为新移民，她需要挣钱养家。看到社区服务机构招聘工作人员，她兴冲冲地去了，结果是义工。对方看出了她的犹豫，对她说：“如果你做得好，我们会给你机会的。”机会居然马上就出现了——对方突然注意到了她精彩的背景和经历：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专修英语、法语，通晓粤语和普通话，在广东省地方市府担任外事公关和礼宾翻译10年，曾在美国友好城市哈特福德做交流项目数月，随政府考察团到访过多个北美城市……面试的负责人兴奋了：“坦率告诉你，我们正有一个专业职位空缺，看来你条件不错。回去准备一下吧，3天后再来面试。”
但面试她没有通过。招聘的职位是义工服务部助理，她不了解义工责任、行为操守、管理办法、义工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协调方式……：对不起，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她实话实说。人家欣赏她的坦率，却并不欣赏她义工的空白。机会是“刷”地一下闪过来的，又“刷刷”两下闪没了，实在太捉弄人，像耗子在逗着猫玩儿。面试的主管送她走出来，拍着她的肩膀说：“我们会再讨论一下你的情况，不管面试成功还是失败，我们仍然欢迎你能来做义工。”又是义工，她心里烦着呢!
她还是回来了，还是做了义工，担任了这个社区的英语教师，教老华侨们学英语。老华侨喜欢这个开朗爱笑的孩子，今天一个苹果，明天一个蛋糕地带给她。后来的几个月，机会一个接着一个，她先后担任了亲善采访项目协调员，筹款公关部主任助理，由part time做到full time。她有机会在机构内部多个部门进行调换和尝试，收获匪浅，但也让她心中不忍：刚到一个部门就又跳槽，是不是太不仗义，得知恩图报，所以，我不能总是从这里跳到那里。朋友们笑了：“太传统了点吧，在这里，能上的你就应该上!”她听从了朋友“残忍”的劝告。
“请你考虑，给我当助理。”
那年的11月10日是多伦多市选日，市长、各区市议员、教育委员都将在这天产生。郭丹青工作的社区中心是多伦多第30选区，有8名候选人竞选市议员。
因为工作，因为性格，更因为可以多种语言流利的“转换”，郭丹青结识了那个区的各界人士，其中就有正在竞选市议员的Paula Fletcher。竞选的过程太艰难，竞选的结果有时会很残酷。为避免曾经艰难了而结果又很残酷的局面，竞选人投入的是“心血”。他们不敢忽视任何一个选民，不能丢掉任何一张来自各族裔的选票。Paula也是如此。
东区唐人街隶属这个选区，这里华人众多，历史悠久，是一块票源宝地。郭丹青和唐人街因“血缘”关系投入更多的是感情。她和这个区的华人社团、侨领、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举办的各种活动中做司仪，当翻译，频频亮相。竞选人Paula来到唐人街，自然需要她这种语言和智能都能随机“转换”型的人物。有着众多会员和声望的东区华商会支持Paula，希望郭丹青能站出来帮助Paula助选。Paula也非常欣赏她，曾多次来电：“愿意加入我的华人助选委员会吗?”“助选，我没有任何经验啊!”她犹豫着。但盛情难却，再说，在众多的候选人中，Paula是人气最旺的，于是，她加入了生平第一次的“助选阵营”。
此后的两个多月中，郭丹青的业余生活全部都是策划、活动、传单、演说、拉票，时而热热闹闹，时而冷冷清清，选民有时笑脸相迎，有时恶语伤人……西方的民主被竞选中的竞选人和选民演绎得淋漓尽致。
终于到了选票揭晓的日子。那天晚上，数百人集结在Paula助选办公室，盯着屏幕，数着涨落的票数，心跳像穿越气流的飞机，上下左右地颠簸忽悠。Paula表现得比别人镇静，还一再对大家说：“不管结果怎样，我都会衷心感谢大家。”
数字真是个奇妙的东西，简单的加减，就决定了乾坤。Paula的票最多。大厅里，人们尖叫、拥抱、拍胸、打背，到处是挥动的旗帜和手臂。庆功会上，Paula在祝贺声中报出了一长串她要感谢的名字，“Cathy(郭丹青英文名)”也在其中。
中文媒体当面提问新当选市议员的Paula：“你准备怎样为本区众多的华人服务?”Paula笑言，欢迎大家致电她的办公室，届时你一定会听到有人用华裔母语为你排忧解难。她在暗示，她的办公室会有一位华人助理。是谁呢?也许Paula心中早有人选，但谁也不知道。
激烈的选举结束了，郭丹青照旧做着自己的事，然而，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着。
一周后，Paula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来者都是智囊、心腹、私交。郭丹青也接到了Paula的电话：“希望你能来!”她去了。那天，显然是个缩小了的圈子，她是唯一的华人。郭丹青感谢Paula对她的信任，也暗暗察觉到，这位新当选的市议员可能会给自己一个机会。
果然，Paula约郭丹青见面，明确了自己的决定：“Cathy，请你考虑一下，能否给我当助理?”尽管有些迹象，但还是感觉机会来得如此突然。这样的挑战，能胜任吗?刚刚开始的社区服务中心的筹款公关工作就此结束?放弃机会?舍不得，毕竟这是一个新台阶，不是总嚷着上台阶吗，台阶摆在了那里，岂有不上之理?!移民，华裔移民，能有几人有这样的机会啊?!不该犹豫了，两周后，Paula再次打来电话：“准备好了吗?”“是的。”郭丹青肯定地回答了市议员。
做助理的日子
议会大厦2楼的44间办公室坐着多伦多44位市议员， 分别代表各自的选区。选举结束后，是那里最忙碌的时候。连任的，笑逐颜开，继续筹划着下一步；新任的，雄心勃勃，忙着踌躇满志的策划；离任的，收拾“行囊”，整装上路。民主制度的运转原来就这么简单实际。
Paula的4位助理分别为高级助理(执行助理)、行政助理、选民个案助理和社区助理，恰恰都是女性，于是有人戏称这个小团队为“天使团”(“Paula’s angels”)。
作为行政助理，郭丹青主要工作包括：安排议员会务、解决选民个案、负责华人社区事务。议员们一年当中90％的时间在各种会议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每月一次连续3天的市议会。安排议员的会务相当繁琐却极为重要，也直接影响到市议员的工作内容以及政治形象。排期改期时常出现，公司、机构、社区、个人的会面都要兼顾，大小活动尽可能参加，媒体采访约见更是不可延误，单是排期这一项工作，就让行政助理们忙到精疲力尽。
“最棘手的还是个案处理，安抚那些暴跳如雷的选民们。”郭丹青说。
西方的选民不会像以往的中国百姓那样替政府分担什么，他们习惯于理直气壮地抨击“领导人”：为什么没人收垃圾、为什么没地方停车、收到罚单不合理、缴不起房租咋办、马上要生孩子但却没地方住、砍掉自家后院的树为什么要林业部门同意、邻居脏乱差影响到我……都说加拿大人温和、宽容，可做了议员助理后她才知道，不那么友善的大有人在，因为他们是纳税人，他们在争取纳税后的权利。
选民搞不清楚部门间的管理界限，这界限郭丹青必须清清楚楚，所有的抱怨电话她都要分门别类，涉及城市整体规划等层面的，她直接呈交议员；涉及到有关部门的，她要一一打电话，问情况，等过程，接反馈。
一位选民气呼呼地打来电话说：“我家后面的公园里有一条长椅正对着我的窗户，经常有妓女和吸毒的坐在那儿，我总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他们也可以看到我家里，侵犯了我的隐私，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为什么不拿开那个长椅?!”郭丹青马上致电公园管理部门，对方一天后回复说：“长椅子完全可以拆掉。”她追问：“什么时候?”“明天下午。…拆掉后请马上通知我，谢谢。”第三天公园管理部门的电话到了：“那里已经没有长椅了。”不久，那位选民打来电话致谢：“谢谢，我再也看不到那些肮脏的东西了。”
皆大欢喜自然好，而不能皆大欢喜的呢?一定会“挨骂”，郭丹青就曾被选民“骂”过。
“那些homeless people(无家可归的人)在我们社区的公园绿地到处大小便，你们为什么不管?正常人这样做会被警察罚款，他们为什么就可以逍遥法外?市议员在做什么，她／他是否应该马上采取行动……”电话那头的吼叫声连旁边的同事都听得见。
谁都知道，在多伦多，homelessness是个“乱麻团”，市长、市议员也曾想方设法，但收效甚微，而老百姓不管过程，只要结果。就像当年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在办公会上曾对公用局长说过的：“谁管你为什么供气不足那些乱七八糟的原因，老百姓就知道一个理儿，一打开煤气，就得冒火苗儿!”此话赢得满堂彩，而“火苗儿”火力不足的难题只有公用局长自己去想“辙”。
像这种不好直接答复的情况下，助理能做的只有行使“解释权”，还要耐着性子，和颜悦色。郭丹青说：“‘挨骂’，起初，我也很恼火，慢慢地就习惯了，也知道该怎样应付。市议员也很不容易，选区里各种人都有，议员很可能腹背受敌。其实这些选民不过是在发泄，并不是特别针对谁，不必把它个人化。”
办公室里唯一的华人接触最多的自然是华人的事，她说：“华人事务范围就更广了，那些不懂英语的老华侨们知道了市议员办公室有一位华人助理，他们都感到很亲切，反映问题时又没有了语言障碍，求助的事情就更多了，而帮助他们化解疑难是我的职责。”郭丹青说。
做助理后，郭丹青天天如此这般地忙得团团转，即使下班回家的路上，手机也不停地响，和她的谈话时时被打断。“这份工作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忙，我因此而放弃了自己的诸多爱好。”
市议员是3年一届，她想过3年以后吗?“暂时不想那么远的事，”她说，“我是个很文科化的人，比较注重对社会文化的感知和参与。做市议员助理，可以学的东西太多了，而更重要的是，不是想要了解加拿大吗，这条路，最近。”
郭丹青爱笑，笑起来“咯咯”的，很好听，也很感染人。她语速快，很健谈，言谈中露出的是主动和真诚。这么爽直、畅快的女人，难怪Paula会选中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