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欠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4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甘肃地处西北要冲，属于多民族省份，亦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贫困人口多、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是基本的省情。
　　早在清朝时期，甘肃就曾有“陇中苦瘠甲于天下”之说。改革开放初期，甘肃贫困人口高达1254万，贫困面积达75%；三十年后，这个数据已经有了巨大改观。按照国家1196元的扶贫标准，到2010年全省贫困人口下降到310万人，贫困面下降到了14.8%。但相对于全国而言，目前甘肃的贫困问题依然突出。2011年，国家确认甘肃贫困人口为722万人，占全国扶贫对象的5.9%，规模居全国第7位，贫困发生率居全国第2位，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今年2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不久，即专门到甘肃贫困地区考察。4月初，新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率领中央调研组赴甘肃开展扶贫开发专题调研。
　　2011年12月，王三运开始出任甘肃省省委书记。此前，他曾任安徽省省长、福建省委副书记、四川省委副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等职。在31个省的省委书记中，王三运履历最丰富，是目前唯一一位有“五省从政”经历的省委书记。也正因为他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有过丰富的工作经历，因此对地区间差距及贫困问题有着更加深切的理解。
　　到甘肃任职不久，王三运就对甘肃贫困的原因做了大量调研。随后不久，甘肃省委省政府就发起了以“联村联户、为民富民”为载体的扶贫攻坚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甘肃作为西北最为重要的省份之一，拥有丰富的矿产、旅游等资源，但是相对于东部地区，仍然属于欠发达的省份，造成这种差距的因素有哪些？
　　王三运：我认为造成甘肃欠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甘肃是西北地区开发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开发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由于过度开发，人与自然的矛盾相当突出，一段时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给后来的发展带来很大障碍和困难。长期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解决吃饭问题上，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积累，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发展的底子特别薄弱。
　　其次，甘肃是一个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方，由于干旱少雨，荒漠化严重，自然条件十分严酷，环境的承载能力非常有限。干旱、半干旱的自然状况对甘肃的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制约，不利于经济发展。
　　再次，从区位条件看，甘肃深处内陆，不沿边、不沿海、不沿疆，远离全国经济中心和消费中心，运距长，投资回报率低，加上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吸引力弱，从域外获得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的渠道非常狭窄，使甘肃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最后，在“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着眼于战略考虑，在甘肃投资建设或内迁了一大批工业企业，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部分国有企业逐渐陷入困境，特别是产业规模小、链条短、结构比较单一的矛盾日益显现。
　　我到甘肃任职之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时强调：“说一千道一万，要把经济搞上去，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这是最根本的。”
　　当时，经过对全国有关数据的分析，我发现甘肃有三个主要指标在全国排名靠后：城乡居民收入排在倒数第一，人均GDP排在倒数第三，小康实现程度排在倒数第五。
　　小康实现程度按照国家的指标体系就是6个大的方面，按照23项具体指标测算，全国现在平均实现小康的程度是80.1%，我们当时是62.7%，差了17.4个百分点；与西部12个省份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也差了8.7个百分点。
　　中国新闻周刊：看到这些数据，压力是不是很大？如何面对这些压力？
　　王三运：坦率地讲，看到这些数据，压力确实有。
　　根据测算，甘肃要跟上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今后每年的全面小康社会实现进程要达到3.4%以上，也就是在现有的水平翻一番以上，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具体工作中，我们一是突出扶贫重点，即以秦巴山区、六盘山区和藏区三大连片特困地区58个县为主战场，去年减少贫困人口120万；计划从今年开始，每年再减少贫困人口130万左右，5年减少贫困人口700万左右，贫困面下降到8%以下，8年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二是夯实扶贫基础，一方面是稳住粮食，提高单产，同时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家庭经营特别是规模养殖业和种植业，加强农民外出务工技能培训，提升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加强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强化扶贫载体，从去年2月份开始在全省广泛开展了“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省市县乡四级干部40万人结对帮扶58个贫困县的1.5万个贫困村和67万特困户，深入农村围绕宣传政策、反映民意、促进发展、疏导情绪、强基固本、推广典型等六项重点任务展开工作，时间跨度以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为节点。
　　中国新闻周刊：有好的规划和目标，就能实现脱贫致富吗？
　　王三运：也不尽然，我个人认为，“脱贫致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人，最终改变甘肃面貌的主体是当地的干部群众。
　　我个人觉得光有一个好的目标还不行，要有一个好的成效、好的趋势，才能让人信服。因此，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想这要靠三个方面：一是把中央领导的指示讲清楚；二是把面临的形势讲清楚；三是把优势和基础分析清楚。同时，把怎么样履行使命的路径与方法搞清楚，并通过成果让它显现出来，这样才能激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我们要动员社会各界、各级干部群众参与扶贫攻坚工作。而这个工作的总抓手、总载体就是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的扶贫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扶贫工作已经推行了很多年，也有人质疑扶贫开发的成效，就甘肃而言，你认为扶贫的症结在哪里？
　　王三运：社会上确实有人对扶贫开发提出过批评。事实上，扶贫活动以前政府的确也没有少搞，这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我们的干部群众、农民兄弟认为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后来我们思考症结所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机制、目标任务出现了问题，最根本的是没有解决好配套的问题，没有总的载体，缺少顶层设计。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输血”和“造血”，哪个功能更重要？
　　王三运：扶贫攻坚要三位一体：行业扶贫、专业扶贫、社会扶贫。邓小平当年讲过，先富起来的地区要帮助欠发达地区。在做好“输血”的同时，更要注重“造血”工作，努力创造扶贫对象与市场连接的条件。
　　“输血”和“造血”都重要，但“造血”更有根本性。我们要在搞好“输血”的同时，更加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脱贫致富项目、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等方面建立起长效机制，使这项行动发挥助推扶贫开发的更大效应。
　　就甘肃而言，甘肃的扶贫不“输血”不行，但不“造血”更不行。现在农民脱贫致富最困难的是缺乏起步资金和担保条件。我们在58个贫困县通过建立县一级担保公司、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互助担保、发放妇女小额贷款和“双联”惠农贷款等办法，有效破解了贫困户贷款门槛高、手续繁这一普遍性难题，农民贷款热情很高，去年就有31万贫困户贷款167亿元。这为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探索出了一些有效的办法。
　　我认为，造血功能不是一般的简单为农民办好事、送温暖等活动，而是要解决综合发展问题，其中包括思想观念的、文化素质的、基础条件的，产业发展的综合发展，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发展问题。我们是要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形成造血功能，能够实现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