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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表于2000年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是当代作家方方的代表作品，该作品以举世罕见的三峡工程为大背景，讲述了1957年反右至1966年期间，一群居住在乌泥湖的水利专家们所经历的种种精神上、道义上、良知上的考验和历练，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方方;《乌泥湖年谱》;知识分子
关于《乌泥湖年谱》，方方说：“90年代末，我的心情沉重。我开始写长篇《乌泥湖年谱》，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我心里千缠百绕。我觉得如果我不把他们写出来，我就摆脱不了心口上的那份沉重。”[1]在出版于2000年的《乌泥湖年谱》中，方方以1957年至1966年为时代背景，用一种理性、沉重和开放的心态来反思那段历史，讲述了一群居住在乌泥湖的水利工程师的故事，书写出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艰难困境以及苦苦挣扎的心路历程。
一、“傲慢不屈”的抗争派
《乌泥湖年谱》中的苏非聪是一个有哲学修养、睿智敏感的知识分子。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兴起时，苏非聪就感觉有些不对劲，“照我看，就这么一直敞开着鸣放下去，没有控制，话只会越说越过头。记住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欲速则不达，还有一句，物极必反。”[2]然而耿直精明的苏非聪却因一句“划右派又不是搞工程拉计算尺”的大实话，成了第一个落难的知识分子。为此苏非聪表现的非常愤慨，被打为右派的他依然激烈不屈地为自己辩护，坚决反驳。孔繁正是从北京来的地质专家，在南津关考察时，他才华横溢、博学多才、意气风发。可是一九六六年，因考虑现实情况，率直的他反对在不具备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三峡工程匆忙上马，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送到陆水工地改造”。他和苏非聪一样，坚持良知而被打成反革命，面对政治暴力这位潇洒、挺拔、傲慢的工程师毫无畏惧，敢于斗争敢于批判权威。因一首诗而遭受厄运的吴松杰，在尊严和肉体的摧残中绝望，最终选择了跳烟囱自杀。这种通过死亡向暴力反抗的方式，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是不敢想象的。方方通过对比的手法，鲜明地将他们内心的傲慢不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二、“正直良知”的坚守派
《乌泥湖年谱》中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只是单单的个人，而是一类“群体”。皇甫白沙和林嘉禾就代表着另一种典型，他们正直而富有良知。小说中皇甫白沙已经预想到自己继续坚守下去会遭遇怎样的不幸，并做了最坏的预料，可他为了自己的良心依然主持了正义。他的儿子皇甫浩受父亲的牵连不被大学录取，只得插队偏僻山区，最终导致皇甫浩在劳动中被牛踢伤，不治而亡。皇甫白沙认为自己有能力承担任何不幸，没曾想却失去了自己的儿子，这令他痛不欲生，内心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小说中的皇甫白沙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却坚守住了自己的正直良知。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句取自欧阳修的《蝶恋花》是《乌泥湖年谱》中“一九六一年”的开篇语，同时它也是政治风暴中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林嘉禾作为一个被打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是一个善良正直、教子有方的人。面对生存与良知的选择他没有低头，但他的右派问题使他的儿子林问天大学毕业后只能在锅炉房劳动。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令这个天性纯真的优秀青年最终被逼得铤而走险，深陷囹圄。一位优秀青年的前程因此而断送，父亲也因此失去了生命。“有什么天崩地裂的理由，非得要一个个的鲜活之人用前程和生命来饲养这种‘断送’呢？”[3]
皇甫白沙和林嘉禾两位知识分子都是因为对不合理的“反右”运动表现出抗争精神而惨遭厄运，方方通过这类人物的塑造，让我们看到在恶劣生存环境下还是有正直良知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坚守自己的道德良知，让我们看清人性中也有善的一面，即使他们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三、“慎之又慎”的妥协派
《乌泥湖年谱》整篇小说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只有一个贯穿于全篇的人物——丁子恒。清华大学毕业的水利工程师丁子恒，是为数不多的“侥幸”没被打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丁子恒无疑是妥协派的典型代表，整个“反右”运动过程中都始终畏畏缩缩、小心谨慎。从心理上看，丁子恒性格较为真诚、善良、敏感谨慎，秉承了旧时期知识分子的儒雅，然而又带着一份怯懦。他渴望一种清静自然的简单生活，文中也有隐喻，他的四个子女的名字依次就是淳朴简单。对于政治而言，他搞不懂也不想懂。他的理想也很简单，就是想尽自己一份力完成三峡大坝工程。可是一场“反右”运动使他与理想越走越远，甚至连平平淡淡的生活也无法实现。文中的丁子恒并没有被划成右派，还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相较于其他纷遭厄运的知识分子，还算幸运。可是为此，丁子恒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丁子恒的第一次精神畸变开始于李琛明，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身不由己的丁子恒选择揭发李琛明，这直接导致了无辜的李琛明被划为右派。两个最可鄙的字从词海里跳到他的眼前——出卖，这是丁子恒第一次违背并出卖了自己的良知，从此便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他永远忘不了“李琛明目光中的蔑视与厌恶，有如一把犀利尖刃，直插丁子恒的心灵，将他的自尊切割得鲜血淋漓”[4]。违背良知后的他永远地陷入了生死两难的生存困境。然而这才是刚刚开始，在长达十年的政治风暴中，丁子恒内心忍受着煎熬，“我若对得起我的良心，就会对不起我的妻儿。像苏非聪，像林嘉禾，像孔繁正，等等等等，都是些多么可怕的例子呀”[5]。正是这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让丁子恒选择明哲保身，从一个才华横溢充满理想的水利工程师变成了一个萎缩平庸、委琐不堪的精神侏儒，逐渐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和尊严的坚守。
方方在《乌泥湖年谱》中塑造了很多種知识分子典型，她用冷静的目光将人性的复杂与深邃很好地展现出来，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困境和心路历程。
参考文献
[1]方方.方方VS喻红.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12
[2]方方.乌泥湖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60
[3]方方.乌泥湖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11
[4]方方.乌泥湖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5
[5]方方.乌泥湖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36
作者简介：
王丹（1982-），女，汉族，重庆人，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应用写作教研室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方方;《乌泥湖年谱》;知识分子
关于《乌泥湖年谱》，方方说：“90年代末，我的心情沉重。我开始写长篇《乌泥湖年谱》，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我心里千缠百绕。我觉得如果我不把他们写出来，我就摆脱不了心口上的那份沉重。”[1]在出版于2000年的《乌泥湖年谱》中，方方以1957年至1966年为时代背景，用一种理性、沉重和开放的心态来反思那段历史，讲述了一群居住在乌泥湖的水利工程师的故事，书写出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艰难困境以及苦苦挣扎的心路历程。
一、“傲慢不屈”的抗争派
《乌泥湖年谱》中的苏非聪是一个有哲学修养、睿智敏感的知识分子。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兴起时，苏非聪就感觉有些不对劲，“照我看，就这么一直敞开着鸣放下去，没有控制，话只会越说越过头。记住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欲速则不达，还有一句，物极必反。”[2]然而耿直精明的苏非聪却因一句“划右派又不是搞工程拉计算尺”的大实话，成了第一个落难的知识分子。为此苏非聪表现的非常愤慨，被打为右派的他依然激烈不屈地为自己辩护，坚决反驳。孔繁正是从北京来的地质专家，在南津关考察时，他才华横溢、博学多才、意气风发。可是一九六六年，因考虑现实情况，率直的他反对在不具备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三峡工程匆忙上马，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送到陆水工地改造”。他和苏非聪一样，坚持良知而被打成反革命，面对政治暴力这位潇洒、挺拔、傲慢的工程师毫无畏惧，敢于斗争敢于批判权威。因一首诗而遭受厄运的吴松杰，在尊严和肉体的摧残中绝望，最终选择了跳烟囱自杀。这种通过死亡向暴力反抗的方式，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是不敢想象的。方方通过对比的手法，鲜明地将他们内心的傲慢不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二、“正直良知”的坚守派
《乌泥湖年谱》中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只是单单的个人，而是一类“群体”。皇甫白沙和林嘉禾就代表着另一种典型，他们正直而富有良知。小说中皇甫白沙已经预想到自己继续坚守下去会遭遇怎样的不幸，并做了最坏的预料，可他为了自己的良心依然主持了正义。他的儿子皇甫浩受父亲的牵连不被大学录取，只得插队偏僻山区，最终导致皇甫浩在劳动中被牛踢伤，不治而亡。皇甫白沙认为自己有能力承担任何不幸，没曾想却失去了自己的儿子，这令他痛不欲生，内心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小说中的皇甫白沙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却坚守住了自己的正直良知。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句取自欧阳修的《蝶恋花》是《乌泥湖年谱》中“一九六一年”的开篇语，同时它也是政治风暴中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林嘉禾作为一个被打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是一个善良正直、教子有方的人。面对生存与良知的选择他没有低头，但他的右派问题使他的儿子林问天大学毕业后只能在锅炉房劳动。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令这个天性纯真的优秀青年最终被逼得铤而走险，深陷囹圄。一位优秀青年的前程因此而断送，父亲也因此失去了生命。“有什么天崩地裂的理由，非得要一个个的鲜活之人用前程和生命来饲养这种‘断送’呢？”[3]
皇甫白沙和林嘉禾两位知识分子都是因为对不合理的“反右”运动表现出抗争精神而惨遭厄运，方方通过这类人物的塑造，让我们看到在恶劣生存环境下还是有正直良知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坚守自己的道德良知，让我们看清人性中也有善的一面，即使他们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三、“慎之又慎”的妥协派
《乌泥湖年谱》整篇小说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只有一个贯穿于全篇的人物——丁子恒。清华大学毕业的水利工程师丁子恒，是为数不多的“侥幸”没被打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丁子恒无疑是妥协派的典型代表，整个“反右”运动过程中都始终畏畏缩缩、小心谨慎。从心理上看，丁子恒性格较为真诚、善良、敏感谨慎，秉承了旧时期知识分子的儒雅，然而又带着一份怯懦。他渴望一种清静自然的简单生活，文中也有隐喻，他的四个子女的名字依次就是淳朴简单。对于政治而言，他搞不懂也不想懂。他的理想也很简单，就是想尽自己一份力完成三峡大坝工程。可是一场“反右”运动使他与理想越走越远，甚至连平平淡淡的生活也无法实现。文中的丁子恒并没有被划成右派，还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相较于其他纷遭厄运的知识分子，还算幸运。可是为此，丁子恒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丁子恒的第一次精神畸变开始于李琛明，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身不由己的丁子恒选择揭发李琛明，这直接导致了无辜的李琛明被划为右派。两个最可鄙的字从词海里跳到他的眼前——出卖，这是丁子恒第一次违背并出卖了自己的良知，从此便背负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他永远忘不了“李琛明目光中的蔑视与厌恶，有如一把犀利尖刃，直插丁子恒的心灵，将他的自尊切割得鲜血淋漓”[4]。违背良知后的他永远地陷入了生死两难的生存困境。然而这才是刚刚开始，在长达十年的政治风暴中，丁子恒内心忍受着煎熬，“我若对得起我的良心，就会对不起我的妻儿。像苏非聪，像林嘉禾，像孔繁正，等等等等，都是些多么可怕的例子呀”[5]。正是这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让丁子恒选择明哲保身，从一个才华横溢充满理想的水利工程师变成了一个萎缩平庸、委琐不堪的精神侏儒，逐渐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和尊严的坚守。
方方在《乌泥湖年谱》中塑造了很多種知识分子典型，她用冷静的目光将人性的复杂与深邃很好地展现出来，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困境和心路历程。
参考文献
[1]方方.方方VS喻红.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12
[2]方方.乌泥湖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60
[3]方方.乌泥湖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11
[4]方方.乌泥湖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5
[5]方方.乌泥湖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36
作者简介：
王丹（1982-），女，汉族，重庆人，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应用写作教研室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