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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
中国古今书画，擅绝艺林，久为东西人士所推服。自经兵燹，宋、元名迹，仅有存者；即胜国及本朝法书名画，亦毁失过半。海内收藏家珍秘过甚，后学者未易观摩；间有一二流传，勒索重价，辄为海外人所得。古法日湮，俗习竞效，书画一道，遂至每况愈下，良可慨也。上海为交通之地，文人学士，居处往来，以书画专长者颇众。四方求索，深苦烦劳，其有高自标置者，延访无从，遐音终闷，至为缺憾。本会所提倡研究，承接收发为宗旨，爰集海上同志、收藏家、鉴赏家，随时晤叙，互相考证，以为保存国粹之一助。
上海书画研究会简章
没有什么现代不来自于传统的积累，没有什么传统不期待现代的跨越。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博弈，是每个转型期社会的永恒主题。上世纪初期，中国画界剧烈动荡，“年轻”的“革命者们”，高举着打倒“四王”的大旗，轰轰烈烈地把炮筒指向了传统古法的保守。而那些“古老”的“卫道夫们”，捋着白髯长须，呐喊着捍卫“文化瑰宝”的心声，颤颤巍巍地将笔杆对准了新知肆虐的彷徨。
20世纪前期，中国画坛形成三足鼎立的大格局——广州地区，“折中东西”的思想论调使岭南画派成为“西学东渐”的领跑者；上海和苏杭地区，以吴昌硕为首的海上画派，仍在“雅俗共赏”的理想国构建中矢志不渝；而此时的巍巍皇城，面临着西方写实之风兴起与“革王画之命”的内外夹击，传统国画日渐衰微。此时，主张保存国粹的京派画家力挽狂澜，形成了以金城为领袖、以中国画学研究会及湖社为中心的京津地区画家群。他们为传统国画的留存与传承恪尽职守，成为古代传统最后的强音和余韵。
欲流之远 浚其源泉
20世纪初，著名学者林纾曾在其《春觉斋论画》一文中深切感叹：“新学既昌，士多游艺外洋，而中华旧有翰墨，弃如刍狗……”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其发出如“拼我残年，极力卫道”之呜呼哀哉？
时至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落后挨打的命运使当时国人丧失了“天朝上邦”的骄傲，代之而起的是不可避免的民族自卑感，西学东渐更是致使国学没落，日显式微之态。在这种背景下，被誉为“北京画坛教父”的金北楼、“文人画捍卫者”的陈师曾等人挺身而出，他们主张“不师古人，不足以言画”、“泥守古人成法，亦不足以言画”，费尽心血建立起中国画学研究会，给当时画坛的传统精神带来了生存发展的一线生机，从而促使其走上一条更为理性的“借古开今”之路。
金城，又名绍城，字巩伯，一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藕湖渔隐。1878年出生于南浔一个富裕的丝商家庭，父亲和祖父都颇喜欢西洋文化，并与洋人和教士常有往来。金北楼24岁便前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游学，长达3年之久。入仕后，他再次远赴欧美，进行了历时10个月（1910年8月至1911年5月）的18国文化考察，欧洲各地美术馆、博物馆、西方艺术品和文物的收藏研究等都在其行程之列。应该说，金城对传统中国画的肯定和保护并不意味着盲目的排外，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历史抉择。除金城外，陈师曾等传统文人画家也是在留学归来后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保存“文人画价值”的行列，他们留学、考察的经历也使其学术思想和艺术实践，恰到好处地融入了一丝西方元素，这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在与肆虐的“西风”抗衡中，他们以独到的历史视角，披沙拣金，一点点地“挖掘”着中国画的传统价值。
厌故喜新 学者大忌
1907年，金城入京。他以金石书画广结良友知音，并倡议成立了古物陈列所，身体力行倡导古画的细致临摹，为后期中国画学研究会教学理念的提出，做了充分的铺垫。1918年5月，推行“文治”政策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上台。他文人出身，诗、书、画俱晓，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上，与金城、陈师曾、周肇祥等人一拍即合，这使得金氏和他的研究会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帮助与支持。顺天时，应地利，与人和。1920年，中国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至此，画家学者们对振兴中国画的渴盼与呼吁，达到了最高潮。在金城的带领下，中国画学研究会同仁们多次前往日本，进行传统中国画的学习交流，为中国画的传播、中日美术界的交往繁荣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作为民国初期北方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艺术社团，中国画学研究会根据“当代风行西画，古法浸湮”的现象，提出了“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办会宗旨，力图在中国画既有的视觉经验中寻找新的画学资源。除会长外，研究会另有“评议员”若干，他们定期聚会，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研究员习画，培养了秦仲文、吴镜汀、胡佩衡、刘子久、马晋等多位后世大家，成为京派画坛流芳百世的传奇佳话。
在“精研古法”方面，他们名副其实；但在“博采新知”方面，却常被指有“雷声大雨点儿小”的造势之嫌。举其作品而言，从林纾《四季山水四屏》（1018年）以及金城《竹林高士》（1919年）等早期作品中的规矩摹古来看，类似论调倒也无可厚非。但从金城的《秋山雨后》（1924年）到《卧虎图》（1926年），虽仍秉承着一定的传统仪规，但其对光与色的万象追求、对体积质感的强调、线条笔触的变化，以及毛发细节的写实刻画，却也流露了一种博采中西、推陈出新的意趣，显现出传统一派开明广袤的博大谦逊。
坚守穷庐 力存精华
在当时的“改革派”看来，京派画家们少不了“民族沙文主义”的冥顽不灵，但“传统派”画家们却在用艺术实践证明的同时，加以理论回击。金城认为“伊古来画艺界之大家，无一非皆师承前人”、“厌故喜新，为学者所最忌”；林纾主张画为“文人韵事”，尤重“古意”；陈师曾针对崇尚院体和写实西画、鄙薄文人画的观点，提出文人画乃“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重在“不惟形之是求”。从金城《画学讲义》、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等纲领性画论的问世，到贺良朴《蔽竹喉画证》、姚华《中国文人画之研究》、邱石冥《论“国画”“新旧”之争》等笔耕不辍的思考，中国画学研究会兢兢业业地垒砌了一座理论的高墙。
在这里，有“六法三品，本为作画必知必循之门法”的坚守力存；也有“目空古今，是必离奇怪诞，学者断不可存此心”的谆谆教导；亦有“反乎古人之成规，必至刻鹄类鹜，贻笑士林”的苦口婆心。可以说，金城等老一辈书画家以及他们所组建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一直在用这质朴的呢喃，哼唱着如“拼我残年，极力卫道”般时代的华丽哀歌。
1926年，金城先生去世，是年金城之子另组湖社画会。该会发行有《湖社月刊》，创刊于1927年11月，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至1936年3月，出刊100期停刊。作为《湖社月刊》的支柱性理论文章，金城先生的《画学讲义》贯穿其始终，金城一辈及中国画学研究会对于“振兴中国画”的思想理念也有幸得以延续。
中国古今书画，擅绝艺林，久为东西人士所推服。自经兵燹，宋、元名迹，仅有存者；即胜国及本朝法书名画，亦毁失过半。海内收藏家珍秘过甚，后学者未易观摩；间有一二流传，勒索重价，辄为海外人所得。古法日湮，俗习竞效，书画一道，遂至每况愈下，良可慨也。上海为交通之地，文人学士，居处往来，以书画专长者颇众。四方求索，深苦烦劳，其有高自标置者，延访无从，遐音终闷，至为缺憾。本会所提倡研究，承接收发为宗旨，爰集海上同志、收藏家、鉴赏家，随时晤叙，互相考证，以为保存国粹之一助。
上海书画研究会简章
没有什么现代不来自于传统的积累，没有什么传统不期待现代的跨越。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博弈，是每个转型期社会的永恒主题。上世纪初期，中国画界剧烈动荡，“年轻”的“革命者们”，高举着打倒“四王”的大旗，轰轰烈烈地把炮筒指向了传统古法的保守。而那些“古老”的“卫道夫们”，捋着白髯长须，呐喊着捍卫“文化瑰宝”的心声，颤颤巍巍地将笔杆对准了新知肆虐的彷徨。
20世纪前期，中国画坛形成三足鼎立的大格局——广州地区，“折中东西”的思想论调使岭南画派成为“西学东渐”的领跑者；上海和苏杭地区，以吴昌硕为首的海上画派，仍在“雅俗共赏”的理想国构建中矢志不渝；而此时的巍巍皇城，面临着西方写实之风兴起与“革王画之命”的内外夹击，传统国画日渐衰微。此时，主张保存国粹的京派画家力挽狂澜，形成了以金城为领袖、以中国画学研究会及湖社为中心的京津地区画家群。他们为传统国画的留存与传承恪尽职守，成为古代传统最后的强音和余韵。
欲流之远 浚其源泉
20世纪初，著名学者林纾曾在其《春觉斋论画》一文中深切感叹：“新学既昌，士多游艺外洋，而中华旧有翰墨，弃如刍狗……”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其发出如“拼我残年，极力卫道”之呜呼哀哉？
时至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落后挨打的命运使当时国人丧失了“天朝上邦”的骄傲，代之而起的是不可避免的民族自卑感，西学东渐更是致使国学没落，日显式微之态。在这种背景下，被誉为“北京画坛教父”的金北楼、“文人画捍卫者”的陈师曾等人挺身而出，他们主张“不师古人，不足以言画”、“泥守古人成法，亦不足以言画”，费尽心血建立起中国画学研究会，给当时画坛的传统精神带来了生存发展的一线生机，从而促使其走上一条更为理性的“借古开今”之路。
金城，又名绍城，字巩伯，一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藕湖渔隐。1878年出生于南浔一个富裕的丝商家庭，父亲和祖父都颇喜欢西洋文化，并与洋人和教士常有往来。金北楼24岁便前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游学，长达3年之久。入仕后，他再次远赴欧美，进行了历时10个月（1910年8月至1911年5月）的18国文化考察，欧洲各地美术馆、博物馆、西方艺术品和文物的收藏研究等都在其行程之列。应该说，金城对传统中国画的肯定和保护并不意味着盲目的排外，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历史抉择。除金城外，陈师曾等传统文人画家也是在留学归来后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保存“文人画价值”的行列，他们留学、考察的经历也使其学术思想和艺术实践，恰到好处地融入了一丝西方元素，这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在与肆虐的“西风”抗衡中，他们以独到的历史视角，披沙拣金，一点点地“挖掘”着中国画的传统价值。
厌故喜新 学者大忌
1907年，金城入京。他以金石书画广结良友知音，并倡议成立了古物陈列所，身体力行倡导古画的细致临摹，为后期中国画学研究会教学理念的提出，做了充分的铺垫。1918年5月，推行“文治”政策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上台。他文人出身，诗、书、画俱晓，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上，与金城、陈师曾、周肇祥等人一拍即合，这使得金氏和他的研究会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帮助与支持。顺天时，应地利，与人和。1920年，中国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至此，画家学者们对振兴中国画的渴盼与呼吁，达到了最高潮。在金城的带领下，中国画学研究会同仁们多次前往日本，进行传统中国画的学习交流，为中国画的传播、中日美术界的交往繁荣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作为民国初期北方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艺术社团，中国画学研究会根据“当代风行西画，古法浸湮”的现象，提出了“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办会宗旨，力图在中国画既有的视觉经验中寻找新的画学资源。除会长外，研究会另有“评议员”若干，他们定期聚会，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研究员习画，培养了秦仲文、吴镜汀、胡佩衡、刘子久、马晋等多位后世大家，成为京派画坛流芳百世的传奇佳话。
在“精研古法”方面，他们名副其实；但在“博采新知”方面，却常被指有“雷声大雨点儿小”的造势之嫌。举其作品而言，从林纾《四季山水四屏》（1018年）以及金城《竹林高士》（1919年）等早期作品中的规矩摹古来看，类似论调倒也无可厚非。但从金城的《秋山雨后》（1924年）到《卧虎图》（1926年），虽仍秉承着一定的传统仪规，但其对光与色的万象追求、对体积质感的强调、线条笔触的变化，以及毛发细节的写实刻画，却也流露了一种博采中西、推陈出新的意趣，显现出传统一派开明广袤的博大谦逊。
坚守穷庐 力存精华
在当时的“改革派”看来，京派画家们少不了“民族沙文主义”的冥顽不灵，但“传统派”画家们却在用艺术实践证明的同时，加以理论回击。金城认为“伊古来画艺界之大家，无一非皆师承前人”、“厌故喜新，为学者所最忌”；林纾主张画为“文人韵事”，尤重“古意”；陈师曾针对崇尚院体和写实西画、鄙薄文人画的观点，提出文人画乃“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重在“不惟形之是求”。从金城《画学讲义》、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等纲领性画论的问世，到贺良朴《蔽竹喉画证》、姚华《中国文人画之研究》、邱石冥《论“国画”“新旧”之争》等笔耕不辍的思考，中国画学研究会兢兢业业地垒砌了一座理论的高墙。
在这里，有“六法三品，本为作画必知必循之门法”的坚守力存；也有“目空古今，是必离奇怪诞，学者断不可存此心”的谆谆教导；亦有“反乎古人之成规，必至刻鹄类鹜，贻笑士林”的苦口婆心。可以说，金城等老一辈书画家以及他们所组建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一直在用这质朴的呢喃，哼唱着如“拼我残年，极力卫道”般时代的华丽哀歌。
1926年，金城先生去世，是年金城之子另组湖社画会。该会发行有《湖社月刊》，创刊于1927年11月，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至1936年3月，出刊100期停刊。作为《湖社月刊》的支柱性理论文章，金城先生的《画学讲义》贯穿其始终，金城一辈及中国画学研究会对于“振兴中国画”的思想理念也有幸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