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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君子”，真正的“君子”应当具有怎样的品质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论语》中“君子”的外部言行、道德修养以及情感世界的分析来还原《论语》中真正的“君子”观。
一、“君子”外部言行
正如李泽厚先生指出的，儒家思想对待言语的态度“似与今日西方哲学以语言为家园，为人的根本大异其趣”（《论语今读》P86天津社科版）。《论语》中的“君子”应当是“纳于言而敏于行”的，也就是说“君子”应当关注的是“怎么做”而非“怎么说”。语言只是“君子”完成自我人格塑造、弘扬仁道的工具，而不可成为逃避现实、装腔作势的手段。真正的“君子”即使“人不知”还要做到“不愠”而非强作辩解，尤其不可“巧言令色”，孔子更是以此为耻。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还强调“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方为真正的“好学”。当然“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在今日似可商榷，但“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确为真理。并非道家的“无言”而是“慎于言”（笔者按：所谓“慎于言”，如果套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的话，此处可理解为“可言而言之，不可言而不言，是为言也”）尤其不可“巧言”（笔者按：“巧言”非“言不可巧”实指“以巧而言”即可以说漂亮话但不可以虚伪之心故弄玄虚、花言巧语）。《论语》中多次出现孔子对于学生的同一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正是因为孔子能“就有道而正焉”，虽似“巧言”实际“言必有中”。可见，《论语》更注重语言的实用性、工具性。所以“辞达而已矣。”
《论语》正是因为强调“君子”应当言行谨慎，应当言行一致，但所谓的“道”毕竟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人们的道德修养毕竟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如何才能避免世人言行不一呢？所以《论语》又提出“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通过孔子心目中的“礼”对“君子”的言行加以外在规范。若以今日眼光视之，也许孔子的“礼”有许多值得我们商榷的地方，但其中所提倡的对待言行的态度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尽管不同时代对“礼”有不同的解释，但人的言行应当受到一定的规范和束缚这一基本思想则随着时代的变迁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品格，直到仍然有我们可以继承并且发扬光大的地方。
二、“君子”的道德修养
“君子”言行的理性基础则是“君子”的道德修养。换言之，“君子”的道德修养程度决定着“君子”的具体言行。通读《论语》我以为“君子”的道德修养可从两方面入手分析，一是“君子”的“天命观”（可以理解为“君子”的世界观），二是“君子”的“道德观”（可以理解为“君子”的人生观、价值观）。
1.“君子”的“天命观”
所谓的“天命观”是指“君子”对命运（“天”）的看法和对生命（“命”）的理解。《论语·尧曰》中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显然“君子”要了解、认识“天命”。但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科学落后，原始巫术影响较深。所以孔子也罢，“君子”也好都不可能具有今天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来了解、认识、把握“天命”。所以对于“天命”就要心存敬畏之心，即“畏天命”。总之，“天命”不可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这才是真正的“天命”；而正因為其不可知，故云“畏天命”。可见孔子是以一种理性精神来审视“天命”的，这和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之也”的人生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2.“君子”的道德观
出于对“天命”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在“礼崩乐丧”的时代，孔子选择“圣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性，所以“君子”的道德修养之重要就勿需赘言。我以为《论语》中的“君子”把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以“仁”为核心的关注现实人际交往的价值体系作为其道德观的全部内容。
三、“君子”的情感世界
我们通读《论语》会看到孔子是一个非常有情趣、热爱生活、尊重学生、“乐以忘忧”、“发愤忘食”的“老头子”！如对樊迟问仁，孔子总是循循善诱，诲之不倦；而对子夏问诗，孔子则欣喜赞赏，称子夏“起予者商也”；对宰予昼寝，孔子是气愤非常，怒骂其“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子路对他面见子南表示怀疑，孔子更是对天明誓，表示清白，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对伯牛有疾，孔子亲往探视，哀声长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关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而对颜回更是赞不绝口，在其死后，孔子更是恸哭失声，哀伤无比；对当政者的批评更见孔子真性情，讥之为“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尤其是孔子对音乐的爱好，或“和之”或赞之“尽善尽美”甚至在齐国听了《韶》之后“三月不知肉味”；而其在川上的一声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更是引起历代学人们的心灵共鸣。这样多情善感的表现正是基于对现实生活中丰富人情，人性的认同和理解。孔子之真情在《论语》随处可见。所以《论语》中的理想人格——“君子”也是应和孔子一样具有丰富情感的人。“君子”不同于俗人的是其对丰富情感不是任其自然而是以礼节之，以德润之，以仁立之罢了。
“乐”不仅是孔子的人生信念和人生理想，也是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追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切政治行为的目的不是简单的维护安定，让老百姓避免犯罪，而是在于人民能否真正的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耻”。唯有“知耻”方可“乐”，方可“咏而归”。乐天知命，各得其所，快乐生活。孔子一再强调“为政以德”“为政以礼”正是这个意思。对“乐”的认同使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不同于的道家“天为”立世而能积极有为；也不同于法家以“刑”治天下而能以和为贵；也不同于墨家以“强”治天下（《墨子非命下》）而能温柔敦厚。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尤其是《论语》）中“君子”既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谦谦君子，也是弘道守仁的正人君子，更是乐天知命的快乐君子。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是此谓。然而正如孔子所说“文，莫吾忧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君子”之道，重在“躬行”，愿我辈知之且行之！
一、“君子”外部言行
正如李泽厚先生指出的，儒家思想对待言语的态度“似与今日西方哲学以语言为家园，为人的根本大异其趣”（《论语今读》P86天津社科版）。《论语》中的“君子”应当是“纳于言而敏于行”的，也就是说“君子”应当关注的是“怎么做”而非“怎么说”。语言只是“君子”完成自我人格塑造、弘扬仁道的工具，而不可成为逃避现实、装腔作势的手段。真正的“君子”即使“人不知”还要做到“不愠”而非强作辩解，尤其不可“巧言令色”，孔子更是以此为耻。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还强调“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方为真正的“好学”。当然“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在今日似可商榷，但“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确为真理。并非道家的“无言”而是“慎于言”（笔者按：所谓“慎于言”，如果套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的话，此处可理解为“可言而言之，不可言而不言，是为言也”）尤其不可“巧言”（笔者按：“巧言”非“言不可巧”实指“以巧而言”即可以说漂亮话但不可以虚伪之心故弄玄虚、花言巧语）。《论语》中多次出现孔子对于学生的同一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正是因为孔子能“就有道而正焉”，虽似“巧言”实际“言必有中”。可见，《论语》更注重语言的实用性、工具性。所以“辞达而已矣。”
《论语》正是因为强调“君子”应当言行谨慎，应当言行一致，但所谓的“道”毕竟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人们的道德修养毕竟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如何才能避免世人言行不一呢？所以《论语》又提出“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通过孔子心目中的“礼”对“君子”的言行加以外在规范。若以今日眼光视之，也许孔子的“礼”有许多值得我们商榷的地方，但其中所提倡的对待言行的态度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尽管不同时代对“礼”有不同的解释，但人的言行应当受到一定的规范和束缚这一基本思想则随着时代的变迁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品格，直到仍然有我们可以继承并且发扬光大的地方。
二、“君子”的道德修养
“君子”言行的理性基础则是“君子”的道德修养。换言之，“君子”的道德修养程度决定着“君子”的具体言行。通读《论语》我以为“君子”的道德修养可从两方面入手分析，一是“君子”的“天命观”（可以理解为“君子”的世界观），二是“君子”的“道德观”（可以理解为“君子”的人生观、价值观）。
1.“君子”的“天命观”
所谓的“天命观”是指“君子”对命运（“天”）的看法和对生命（“命”）的理解。《论语·尧曰》中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显然“君子”要了解、认识“天命”。但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科学落后，原始巫术影响较深。所以孔子也罢，“君子”也好都不可能具有今天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来了解、认识、把握“天命”。所以对于“天命”就要心存敬畏之心，即“畏天命”。总之，“天命”不可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这才是真正的“天命”；而正因為其不可知，故云“畏天命”。可见孔子是以一种理性精神来审视“天命”的，这和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之也”的人生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2.“君子”的道德观
出于对“天命”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在“礼崩乐丧”的时代，孔子选择“圣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社会理性，所以“君子”的道德修养之重要就勿需赘言。我以为《论语》中的“君子”把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以“仁”为核心的关注现实人际交往的价值体系作为其道德观的全部内容。
三、“君子”的情感世界
我们通读《论语》会看到孔子是一个非常有情趣、热爱生活、尊重学生、“乐以忘忧”、“发愤忘食”的“老头子”！如对樊迟问仁，孔子总是循循善诱，诲之不倦；而对子夏问诗，孔子则欣喜赞赏，称子夏“起予者商也”；对宰予昼寝，孔子是气愤非常，怒骂其“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子路对他面见子南表示怀疑，孔子更是对天明誓，表示清白，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对伯牛有疾，孔子亲往探视，哀声长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关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而对颜回更是赞不绝口，在其死后，孔子更是恸哭失声，哀伤无比；对当政者的批评更见孔子真性情，讥之为“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尤其是孔子对音乐的爱好，或“和之”或赞之“尽善尽美”甚至在齐国听了《韶》之后“三月不知肉味”；而其在川上的一声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更是引起历代学人们的心灵共鸣。这样多情善感的表现正是基于对现实生活中丰富人情，人性的认同和理解。孔子之真情在《论语》随处可见。所以《论语》中的理想人格——“君子”也是应和孔子一样具有丰富情感的人。“君子”不同于俗人的是其对丰富情感不是任其自然而是以礼节之，以德润之，以仁立之罢了。
“乐”不仅是孔子的人生信念和人生理想，也是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追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切政治行为的目的不是简单的维护安定，让老百姓避免犯罪，而是在于人民能否真正的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耻”。唯有“知耻”方可“乐”，方可“咏而归”。乐天知命，各得其所，快乐生活。孔子一再强调“为政以德”“为政以礼”正是这个意思。对“乐”的认同使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不同于的道家“天为”立世而能积极有为；也不同于法家以“刑”治天下而能以和为贵；也不同于墨家以“强”治天下（《墨子非命下》）而能温柔敦厚。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尤其是《论语》）中“君子”既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谦谦君子，也是弘道守仁的正人君子，更是乐天知命的快乐君子。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是此谓。然而正如孔子所说“文，莫吾忧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君子”之道，重在“躬行”，愿我辈知之且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