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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如火如荼，无数激情四射的初中生、高中生们远离大城市，远离父母，高唱着“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代进行曲，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锻炼。
父亲因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住进青岛疗养院。哥哥已经先我下乡，我在家里陪伴着体弱多病的母亲，看到今天这个同学下乡了，明天那个同学走了，好胜心强的我真是心急如焚。在家里，我写了一篇《我向往祖国农村》的日记，憧憬着未来，排解着郁闷的心情。
“我要下乡！”不知多少遍，我不顾母亲的感受，一遍又一遍的唠叨着。也许是把母亲唠叨烦了，也许是母亲觉得我留在城里实在没有什么前途，也许是怕把我急出个什么好歹来，第二年，母亲亲自将我送到了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没有我想象中的彩旗飘舞、锣鼓喧天，更没有熙熙攘攘、人们欢送、欢迎的热闹场面。
一、“这么小，能干啥！”
1975年9月的一天，清徐县城关公社北营大队。
大队部门外，母亲把我带到分管知青的政工书记振乾叔面前，振乾叔瞥了一眼我随身携带的行李卷和网袋里的生活日用品，最后紧紧盯着我瘦小的身材，脸上露出了无奈而不屑的神情，嘴里发着牢骚：“这么小，能干啥！”
我浑身上下好不自在。
还好，第二生产小队的锁翘和宝儿队长没嫌弃我，收留了我。
上世纪70年代的北营大队是一个蔬菜区，大队社员们的口粮靠国家供应，不过，也种植一些水稻和杂粮，作为口粮供应不足部分的补充。
这不，刚下乡就赶上最艰苦的抢收稻子。
这天，下着小雨，我们拿着镰刀，在稀糊糊的泥水稻田里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割稻子。
我穿着一双半高腰的黑雨靴，但稻田里的泥水很快就漫进了靴子，靴子被泥水紧紧的吸住了。我一使劲，靴子没动，倒是脚拔了出来。我一个趔趄跌倒在稻田里，浑身上下滚满了泥巴，镰刀也不听使唤了。
泪水在眼窝里打转，我真想痛痛快快哭一场。可是，看看锁翘队长带领着老社员们挥舞着镰刀，已经走到了前头，想想接待时政工书记振乾叔对我那一脸的不屑和无奈，我硬是把眼泪憋了回去。
“千万不能落后！”我这样想着，不由加快了速度。
被雨水浸湿的稻子是真难割啊。连割带拽，还好没落后，我身后一撮撮稻子连泥带水、横七竖八地趔趄着。
“你这是割稻子吗？”锁翘队长走过来不满意地说。
他瞅了我一眼，好像看懂了我的心思，接着又说：“你宁可慢一点，也不能割成这样。”
为了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我硬着头皮，二话没说，翻过身把那些连泥带水的稻子又进行规整、加工，锁翘队长满意地笑了。
稻子上场了，全大队各生产小队男男女女的社员们都争分夺秒的在场上打稻子。杨春梅是化二建在北营大队插队的知青，我们被分在一个小队，成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好朋友。她先我一年下乡，成了我方方面面的老师。
我效仿着她的模样，把头发叠折在帽子里，脖子上围块毛巾，再带上个口罩，就成了当时在打稻场上知青们干活时的特有妆扮。
打稻场上，夜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脱粒机轰鸣着，社员群众“农业学大寨”的热火朝天的大干场面，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晚上，我们在一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声中通夜打稻子，早上回到宿舍擦把脸，就直接扛着锄头、铁锹又下地了，只有中午才有机会在床上小憩一会儿。
连续几天以后，我兴致勃勃，为自己能够尽快进入角色，融入农村贫下中农的生活、劳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而高兴。
有一天，通夜打完稻子，我洗了把脸，正准备下地，突然在帽檐下前额留海儿的头发丝里发现了一只虱子。
在城市长大的我哪见过这玩意儿，站在我们8个人一间、睡通铺的知青宿舍里，我六神无主，急的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还好，这天，在我插队的北营大队的上面，半山腰上，在同一公社的平泉大队插队的远方表姐探家回来，拎着吃的、喝的来与我共享。我无心光顾她的那些好吃的，惊慌失措地向她哭诉着自己面临的尴尬局面。
只比我大一岁的表姐二话没说，把我带到4里地外哥哥插队的迎宪大队。
哥哥在迎宪大队当保管。在保管室里，哥哥烧了开水，表姐很耐心，一点一点地把那些小动物从我头上清理干净，算是帮我度过了一场“危机”。
1976年下半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小小的北营大队沸腾了，刚过春节，还没有“破五”，大队干部们就带着社员群众在金沙滩上摆开了战场。
各小队打着红旗，扯着标语，宣传喇叭里播送着大战金沙滩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一场平整土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那年我探家回来，刚过与北营大队相邻的南郊区姚村公社下固驿大队，就远远看到北营大队的金沙滩上红旗招展，车水馬龙，人声鼎沸，一片热闹的景象。我们小队的豁牛、金宝、润保等一帮年青人，推着盛满土方笸箩的独轮车跟另外两个小队的年轻人们你追我赶的竞赛着，突然又听到广播里传来了大队干部慷慨激昂的动员声：“社员同志们：咱北营大队，是清徐县的北大门，是华主席回故乡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在1980年华主席回故乡的时候，一进清徐县就看到一个崭新的面貌……”这一声声，一句句，像战斗的动员令、冲锋的号角，让人心潮澎湃。我顾不了许多，没回宿舍，把背包在工地上一放，就在大家的一阵阵欢呼声中直接投入了战斗。
这一干就是半个多月。
经过一段时间与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劳动，最后还是政工书记振乾叔最先心疼我了，让我去当知青灶事务长。这是许多知青最羡慕的事情，可我愣是不领情，不仅一口拒绝了，还搬上老支书王赖娃来说事。
二、看到自己用辛勤汗水换来的各种果实，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从心底深处滋生出一种甜滋滋的成就感
北营大队有300来户人家，1500来口人，组建成3个生产小队。村子不算大，却容纳了化二建、西峪煤矿、省汽修等几个单位的100多名知青。
据说，因为这里是菜区，条件好，离县城近，因此吸引了不少太原市的大单位，把自己职工的子女们安置到这里插队。大队在紧挨桃树地、社员们上下地的道路边宽敞的地方，给知青们盖了宿舍，使我们能够集中居住在那里，便于大队统一管理。 大队还为我们办了一个知青灶，派了有烹饪技术的厨师负责为知青做吃做喝，并在知青中选了事务长，来负责大家的柴米油盐酱醋。
一天三顿饭是我们知青点最热闹、最开心的时间了，吃着水煮油糕、钢丝面（知青们给当地贫下中农常吃的小米稀饭里拍进玉米面小饼的“煮疙瘩”和红面或者是白面做成的河捞面起的别名），讨论着各生产小队社员们中间发生的轶闻趣事，真是开心极了。
“北营大队就是那个有特大桃子的村子。”下乡插队前，在清徐县城里居住的姑姑就这样告诉我。来到北营大队，她的话得到了验证，队干部们这样给我介绍：“我们大队盛产桃子，桃子品种有五月鲜、大久保、水蜜桃、鸡蛋黄等等，最出名的要算大久保了，个儿大不说，还特别甜，纪登奎等中央首长都到这里拉过桃子。”
我听了以后很兴奋，不是我眼馋那些桃子，而是我听了后一句话，让我振奋。
每到桃子收获的季节，大队里都会首先以低于市场价50%的优惠价（一角钱一斤），卖给每个社员5斤，这已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其实5斤桃子个儿大点也就七八个，但却让社员们心里暖暖的，当然，我们知青也不例外。
在北营大队，一年四季都会给我们带来栽种和采摘以及收获的快乐。春夏秋冬的农活不停地变化着，让你一点也感觉不到艰苦，变化着的劳动反而总是让你有一种新奇、新鲜，兴奋的感觉，特别是到了收获的季节，今天摘西红柿，明天摘豆角，后天摘茄子、西葫芦、青椒……，有时甚至一天就要采摘好几种蔬菜。采摘下的蔬菜果实，有红、有黄、有绿、有紫，五彩缤纷，真是漂亮极了，比较起在粮区大太阳下看着一望无际、等着收割的麦子和在闷热的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磕磕绊绊的往下撇玉米棒子，要让人感觉到活计轻松许多，也舒坦许多。
即便是到了冬天，立冬砍菜也是一种享受。我们把当天砍下的优质大白菜装上大卡车，然后站到高处，看着装满大白菜的卡车一辆接一辆，顺着晋祠路驶向太原市的方向，心里别提有多甜了。
干活干得累了，我们就一屁股坐到地塄上，吃个西红柿，啃根儿黄瓜，又顶饥，又解渴，还有营养，很是享受。桃子、葡萄成熟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到桃树下、葡萄架下采摘果实。
特别是，菜区菜地的畦畦比粮田的小，即便是挖地、平整土地，也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就是比较繁重的劳动过程也不容易让人产生畏难情绪，让人总有不断产生希望和成就的感觉。
有人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总会回答：“是绣（修）地球的。”我觉得当时的菜区劳动真的给了我一种绣（修）地球的感觉。每年春天，大片的土地翻过后，都要把它整修得横平竖直，耧成便于浇灌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这是个技术活，总是由资深的、有技术有水平的、年长的社员来承担。那么一大片土地，只见他们一会儿用这个农具耧，一会用那个农具刮，不一会儿功夫就雕琢成精美漂亮的小块菜地了，而且在地与地之间的地塄处，还整修出便于灌溉菜地的小水渠，整齐、好看又实用。菜苗长出来的时候，放眼望去，横平竖直，一畦一畦的绿色迎风飞舞。赶上浇地的时候，一畦畦绿油油的菜地之间，流淌着透明清澈的溪水，真是漂亮极了，像一幅幅美丽动人的图画。
从冬天暖房里下种、育苗，再到蔬菜大棚里或到大田里栽苗子，最后长成累累的果实，伴随着劳动的过程，享受着蔬菜生长的各个阶段的不同感受，我们这些城里娃们不仅长了知识，还大开了眼界。
每年到收获的季节，我都会学着大队社员们走亲访友的模样，先是把自行车向左扳倒，把装满西红柿的篓子捆在后座的右侧，然后再把自行车向右扳倒，再用绳子把装满豆角、茄子的大口袋绑在后座的左面，最后再把自行车扶起放正，找个大纸箱，把属于我的那份大桃子放在里面，搁在后座上面，捆绑结实以后，就飞快地蹬着自行车，带着农村丰收的喜悦向城里的家进发了。
兴致勃勃，归心似箭，沿途享受着大自然美好秀丽的风光，骑过晋祠路，穿过田间小路，想到城里的爸爸、妈妈将要吃到我用辛勤汗水换来的各种果实，脚下蹬着的自行车更快了。我别提有多高兴了，从心底深处滋生出一种甜滋滋的成就感。
三、干一行，爱一行，当猪倌当成了兽医，又成了防疫员
大战金沙滩之后，我被调到了大队的养猪场，担任了饲养员。上世纪70年代，各种物资匮乏，北营大队的农民们单靠国家供应的粮食不够吃，大队时不时地会在不违反政策的范围之内，从山区调集点土豆、红薯，为大家解决肚子的温饱问题。猪也是一样。北营大队是菜区，没有大规模的粮食加工，也就很少有加工过粮食以后的麦麸子、高粱和玉米糁子，以及谷糠等可供猪吃的饲料，大队里的几十头猪仅靠着公社一年下拨的可怜的一点高粱糁子，还有大队粉坊出的那点粉渣、粉糟，再有就是用小毛驴车到清徐醋厂拉几铁锹醋糟来维持。
润德伯，50多岁，是猪场的负责人兼饲养员，也是一名兽医。他天生一副好脾气，对人客气，也很有耐心，在他的指导下，我围上围裙就上岗，当起了猪倌。
猪场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隔三差五、专门赶着毛驴车到县醋厂拉醋糟的残疾军人；另一人是开山打炮被炸坏了双眼，即便是你跟他近在咫尺，他也只能靠感觉来肯定你的存在，因此我便成了润德伯最得力的助手。
每天下午一上工，我就开始忙碌着给它们烧水做食儿，粉糟、粉渣、醋糟……只要是猪可吃的东西，我都会一股脑倒进大锅里，熬着煮着。看看表快4点了，我就打开猪场门，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啰……啰……啰……啰……啰……”，几十头猪就会从猪场外的四面八方，你追我赶的朝着我奔跑过来，真像一场800米赛跑，这时候的我，脑海里就会掠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群野马奔跑的情景。
一群猪，一个不落地跑回来了，它们围着我，抬着头，哼哧哼哧地摇着头摆着尾，等待着我给它们吃食。我从熬煮食物的大锅里舀起一大瓢热乎乎的猪食，却看着一颗颗忙碌的猪脑袋在空槽里拱来拱去，迟迟找不到空隙将猪食倒入槽。好不容易倒下一瓢，转身还没有舀起第二瓢，前面那瓢就已经被拱舔的干干净净了，一顿饭下来，吃的干净又利落。
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猪场最大的难题是猪饲料问题。夏天、秋天还好，腿脚勤快点儿，到各个小队的菜地里、林业队的果树下，找点烂菜、烂果，冬天可就没有那么好混了，特别是立冬砍菜，白菜入窖以后，公社里下拨的那点猪饲料已经吃光，粉坊出的粉渣、粉糟，以及小毛驴车到清徐醋厂拉回的那点醋糟，仅够几十头猪每天吃一顿，饿的猪是吱嘞哇啦乱叫，叫的人是撕心裂肺得難受，用现在人的话说也很扰民。为了还社员群众一个安静的夜晚，我和润德伯就决定在每天下午4点喂猪。可是每天半上午，那些饿得精瘦精瘦的猪，总会从猪圈里以跳高运动员的本事，从圈里鱼跃出来，尽管猪圈的围墙有1.6米。一次，有三四头饿急了的“跳高冠军”居然不仅从猪圈里跳了出来，而且还跳上了给它们熬煮食物的灶台，并将旁边一个水缸里放着的下午餐报销了三分之二。 “与其让它们自己往出跳，不如我们干脆把它们放出来，赶出猪圈让它们自己找吃的。”润德伯这样跟我商量着说。于是我们决定改成上午放猪，让猪们吃食自理，下午再招呼它们回圈。
每天大清早，我第一件事就是把猪场的大门敞开，然后再把所有的猪圈门由东往西，从里到外逐个打开，不用往出驱赶，大大小小的猪们就像获得了新生，它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一溜烟就全跑了，在田野地头上，各显其能，拱的拱，翻的翻，在寒冷的冬天里寻觅着尽可能吃的食物。有一次，几头猪竟然很“运气”，掉进了一个生产小队为太原市市民准备过年上市的大白菜窖里，美美的饱餐了一顿，结果我们受到了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批评。
我难受极了，决心要解决猪场面临的这个实际困难。记得那是个雪天，我骑着自行车，拿着大队给我开的介绍信，先是到了公社，后来又到了县粮食局，最后又跑到了县面粉厂，一步一滑，不知跑了多少个部门。每到一个部门，我都给他们绘声绘色地详细描述北营大队猪场里的猪饿肚子的窘况，说到着急处，我竟然就像自己家孩子饿得没吃的一样，哭了起来，急的县里的干部边安慰我，边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别哭了，你可真能说，死人也都让你说活了。”一下子就批了2000斤高粱糁子，解决了猪场的燃眉之急。
后来，大队猪场进行人员调整，润德伯不再担任猪场的任何职务，调来了拖莲妈跟我一块喂猪。一天，猪场的猪病了，我到公社兽医站请来了兽医。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大伙都叫他四板，四板兽医医术不错，打针很有一套，用超大号注射器，吸上安乃静或安痛定，摆出一付很潇洒的架势，一步一步地把病猪紧紧逼至犄角旮旯，乘其不备，照准猪的耳朵后面猛一扎，一推药就进去了，然后再一拔，病猪还没有反应过来，针就打完了，让我佩服地五体投地。
可是，让我惊奇的是，人打针都是往屁股上打，怎么猪就往耳朵后面打呢，如果这一针打到猪屁股上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第二天，趁四板兽医没到，我就自作主张，冲着猪的屁股上狠狠来了一针，只听“嘣”的一声响，齐着注射器的管，针断了。
四板兽医又来给病猪打针，说：“全公社那么多大队，那么多头病猪，我怎么跑得过来，要不你来试试！”我刚开始有点犹豫，可经不起他鼓动，心想打就打吧，于是在他的指导下，我拿起注射器，模仿着他的样子，没想到第一次就成功了，而且非常利索，当时我真有一股名师出高徒的成就感。四板兽医高兴地说：“好啊，以后你们大队的病猪就由你来负责了。”那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兽医有没有行医执照这一说，反正贫下中农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是我们那一代上山下乡知青的至理名言和口号。
从此，每天闲暇之余，我就拿着姐姐在湖北“五七”干校喂猪时的兽医手册，开始自学研究了。刚开始我只是给队里集体的猪打针看病，后来社员家的猪病了，我也出马相救。有一次，二里地以外的部队农场的猪病了，部队饲养员来到大队找兽医，贫下中农就把我介绍给了他们，从此我成了他们那里的常客。
也有让我闹心的时候。一次，一个社员家一头猪病了，请我去看病，我给它打了3天针，就好了，那个猪还跑到了大队深层井边上去戏水，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听说又严重了，猪的主人推着小平车到6里地以外的姚村去请专业兽医看病，专业兽医说治不了，后来猪也死了。他说，是我给他治死的，跑到猪场来跟我理论，社员们知道了，跑了过来，对他说，人家娃是治病呢，还能治了命，哪能保证所有的病猪都治好呢，愣是给我解了围。
他不服，又告到大队，大队干部劝他，快处理了吧，别难为人家娃了。
他又告到公社兽医站，兽医站的四板大夫对他说：“你的那病猪，谁治也得死，快别无理取闹了，回去吧。”
那时候药品很缺，一些特效药，公社兽医站都会按各大队猪场和社员家的圈存猪情况来配发，只有我这个知青“兽医”得到了公社兽医站的大力支持，只要是我需要的药品，他们都会尽量满足我。
公社兽医站成了我为贫下中农服好务的坚强后盾，这让我很受鼓舞。
开春了，为避免猪瘟的传播，公社兽医站发了药品，让给养殖户们的猪打防疫针。领回任务的大队干部对我说：“我们给你派上4个壮劳力，打防疫针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说：“行！只要你们信得过我。不过人就不用派了。”“以前可是派4个壮劳力才能干呢，你一个人行吗？”队干部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试试看吧！”我一个人背着药箱，走东家串西家的就干上了。
给猪打防疫针最大的难题是，好多社员不配合，说是打了防疫针的猪，一般三四天不吃食，会掉膘，特别是行将上市的猪，经过打预防针就卖不下好价钱了，社员们都这么说。
“我们家的猪不打针！”我每走到一家，都会遭到冷遇，主人都会在屋里隔着窗户表明不打防疫针的态度，然后就闭门不出，不搭理我了。我急了，想想大队干部交给我的任务要泡汤了，灵机一动，干脆一边答应着，一边就悄悄溜进了他们家的猪圈，打了针就跑。我刚开始还喊叫着跟他们对话呢，后来我干脆每到一家，气也不吭，趁猪的主人不注意，钻进他家猪圈直接切入主题，打完针调转屁股就溜。真可谓是，给你家的猪打针不商量。
这一天，一位叫甲旭子的社员阴沉着脸问我：“你昨天给我家的猪打针了？”吓得我冒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不是我给人家的猪打防疫针出问题了吧，我怯生生地问：“怎么了，猪不吃了？”“吃了么！”甲旭子看着我紧张的神态乐了，赶紧如实回答。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来社员们知道了说：“这个囡儿真能了，过去给猪打防疫针，全村上下鸡飞狗跳的好几天，现在她闷声不响地很快就打完了。”队干部们也高兴地表扬说，既给队里省了4个壮劳力，还圆满完成了公社交给的任务。
后来经过我分析认为，原来打针造成猪不吃，导致猪掉膘的原因主要是，打针时4个壮劳力在猪圈里追赶着抓豬，然后再按扳倒，搞的鸡飞狗跳，动静太大，使猪受到惊吓所致，跟打针的药物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这让我很欣慰。从此我又多了一个职务，成了北营大队的防疫员。
旧历年的年底，北营大队的社员们杀猪、宰羊、磨麦子，到处洋溢着迎新春的气氛。大队队委会决定要将大队猪场我喂养的几头成猪杀了，来慰劳辛苦一年的大队社员群众。 大队部院里支起了煺剥猪毛的大锅，平展展的大面板也准备停当，亮闪闪的杀猪刀锋利无比，静静地候在那里。几个小伙子来到了猪场，他们把要杀的猪统一从猪圈里赶到宽阔的猪场里，然后居高临下，站在高高的猪圈顶上，手里拿着捕抓猪用的、绳头上栓有大铁钩的20多米长的粗绳子，瞄准了一个个可怜的猪，把带铁钩的绳子一头往出一甩，准确无误的将猪的五官钩住，拽了过来，然后几个人上去五花大绑地将其绑了。猪圈里的猪们惊恐万状，吱嘞哇啦乱叫、乱跑。看到我辛苦养大的猪的惨状，我心疼、难过极了，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我整整在县城里溜达了一天，直到天擦黑，家家都掌了灯，才回到猪场。看着少了许多猪的猪场，我心里空荡荡的。
四、为了自己坚守的真诚，我放弃了参加高考的宝贵机会，成为北营大队100多名知青中唯一的一名预备党员
在日伪统治时期，我的父亲在晋中地区清（徐）太（原）徐（沟）一带，是一位以学校教员、校长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的老地下工作者，“文革”时期，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红卫兵小将对他的那段历史产生了质疑，因而受到了冲击。
我作为一名初中生，在班里加入红卫兵组织时，由于父亲的原因曾经被拒之门外。
“你们瞧着吧！我不仅要入红卫兵，还要入团、入党。”我暗暗下了决心。
高中毕业以后，我带着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入党的愿望来到北营大队插队。民兵副营长铁海告诉我，大队党支部不愿意培养知青入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知青都是飞鸽牌的，培养也是白培养，迟早会飞走，除非你能够扎根农村干革命，铁心务农一辈子。难道你真的愿意在这里一辈子！”
他的一席话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虽然在家里哭着喊着要下乡插队，但只是想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提高自己，扎根不扎根农村还真没有想过。想想党和国家今后还不知道对我们这一代知青是什么样的要求，我现在冒然表态，万一以后做不到怎么办？我这样想着，没了主意。
“听说别的大队有些知青向党表决心愿意扎根农村干革命，就入党了，你劳动表现那么好，就表个态吧，先入了党再说，至于以后扎不扎根再看情况。”好心的身边人都这样对我说。而我却只认死理，认为自己都不确定的事怎么可以随便表态呢，这是对党的不忠诚，在这件事上让我纠结了很久。
一日，清徐县城关公社组织各大队干部来参观我的养猪场，送走他们后，党支部书记王海发问我：“你写过入党申请书吗？”他这一问，又一次激发了我要入党的热情。当天晚上，我到海发书记家里，和他谈了很久。
“咱们大队党支部发展党员是以党章规定的条件为标准呢，还是以扎根农村干革命，铁心务农一辈子的条件为标准呢？如果是以党章规定的条件为标准，入党是我多年的愿望，我也很想得到党组织的帮助，要是以扎根农村干革命，铁心务农一辈子为标准，我……”一进书记家门，还未坐稳，我就连珠炮似的把压在自己心底的疑问和实际情况一股脑说了出来。
海发书记沉默了片刻说，“当然是以党章规定的条件为标准啦。”
海发书记的答复，使我欣喜若狂，我第一次向党组织敞开了心扉，如实详细地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学习和劳动情况，以及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
我实事求是的诚恳态度，得到了大队王书记的称赞，他动情地说：“你是我见到的最实在的知青。”后来我们俩又探讨了许多有关知青入党的问题。那一晚我们谈得很投机，也很默契。
从此，我身后有了最大的支持者，也直接得到了大队党支部的培养和教育，我更有信心了，工作更有勁头了。
我和拖莲妈结伴，喂着全大队的猪几十头。一天，负责浇路边树的石阶大爷为了浇树方便，把路的一侧挖了个小水沟，而我每天喂猪，拉着几十斤重猪食的小平车要横过好几趟。于是我就说：“石阶大爷，你把路挖上沟，我喂猪的小平车如何过呢？”石阶大爷说：“没关系，大爷给你支上。”于是拿了几块砖头，就支上了。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我拉着满满一车半稠不干的猪食飞奔，不想，砖头一下子陷进了沟里，载着猪食的小平车一个直立，侧翻倒了下去。就在小平车直立的一刹那，我跌倒了，满满一车猪食从头到脚，结结实实浇灌了一身。
跟我一块儿喂猪的拖莲妈看到这危险的一幕，急了，连喊带叫，像疯了一般跑到大队部报信：“不好了，把人压死了！”
她一着急，把压“上”说成压“死”了。一字之差，把正在开会的大队干部们吓坏了，都赶了过来。饲养员的屋内，我一个人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拿着父亲送我的大白茶缸，从水瓮里舀起凉水，往自己头上、身上一浇，每浇一茶缸凉水都浑身打着颤，一点一点清除了自己头上、身上的猪食，换了衣服。屋外，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焦急地等待着，直至看到我走出屋子，重新拿起喂猪的猪瓢开始喂猪，才长长舒了口气。
虽然是虚惊一场，但确实很危险，幸亏当时盛猪食的汽油桶子横躺在平车上，用铁丝捆绑加固得比较结实，要是整个盛满猪食的汽油桶砸在我腰上，我将终身残废。
还有一次是冬天，我拉着喂猪的小平车飞快地过了马路，顺坡而下，拐急弯进猪场时稍慢了点，一下撞在了用大石头砌的猪圈院墙上。还好，自己瘦小，正好躲在小平车两个把和猪圈院墙形成的夹角里，才没有造成伤亡。这时正好过来一个社员，他问怎么回事，我用手指着被撞得摇摇欲坠的猪圈院墙让他看，那位社员倒吸了一口凉气说：“真危险呢！”又过了几天，一刮风，这堵院墙就倒了。
1977年，我们国家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知识青年们都回城复习，准备参加高考了。父亲工作的华北七所（现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简称中辐院）是科学研究所，自1962年建所以来，就连续几年从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接收了不少优秀毕业生来所里工作，成了藏龙卧虎之地。在我们国家恢复高考的前夕，单位利用这个有力条件，抽调有实力的科研人员做老师，为自己的职工子弟们开办了高考补习班，我的同学、朋友，不论是下乡插队的也好，还是工作、待业的也好，都回家参加补习班，准备高考了。
父母亲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回家准备参加高考了，而我却迟迟没有动静，真是心急如焚。在县城里居住的姑姑催促了我几次，也急得哭了起来。 一日，远在位于河东清徐县王答大队居住的舅舅，骑自行车到太原看望母亲，在返回家时绕道我插队的北营大队，转达了父母亲要我回家上补习班、参加高考的愿望。当时我已被北营大队党支部列入重点培养对象，经过深思熟虑，为实现自己少年时代立下的誓言，追求自己入党的梦想，我坚定地放弃了我们国家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首批大学招生考试，执着地留在了清徐县城关公社北营大队，继续喂猪。
1977年至1978年间，是我们国家结束“文革”的初始阶段。这两年，我在北营大队党支部的帮助下，经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各方面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受到了社员群众的好评。1978年3月，被推荐出席了清徐县妇女双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8年4月，被评为大队、公社、县优秀共青团员，出席了清徐县青年双学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7年至1978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大队、公社、县三级劳模，并被推荐光荣出席了清徐县举行的农业学大寨群英会。
1977年，在出席清徐县农业学大寨群英会前，我按照公社党委的布置，经过认真回顾总结，花了几个晚上，写了自下乡插队以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的发言稿，并送到公社主管教育的部门审查修改。领导看了后说：“事迹很生动，但题目不‘硬戳’。”把材料的标题改成了《扎根农村干革命，铁心务农一辈子》，接着在内容上以这个标题为中心，添加了许多类似扎根农村干革命，铁心务农一辈子的词语。我带着这份经过领导修改后的稿子回到大队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考很久之后，固执的我还是将发言稿改了回来，重抄一遍，交了上去。我信守了对党的那份真诚。
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在县里如期举行了，我带着红花，和其他大队的劳模一起，打着清徐县城关公社代表队的红旗，被公社敲锣打鼓送到县招待所参加会议。那一次群英会，在清徐县东湖边上，留下了我们全县各路劳模的足迹，我们还在那里拍照留影，从不会写诗的我心血来潮，诌了几句，并写在了县群英会代表座位证的背面：“阳光灿烂照征途，千百英雄汇东湖，学习交流团结紧，学大寨中迈阔步。”这张具有时代气息的代表座位证，我一直珍藏至今。
1978年11月29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在经过3年多的艰苦劳动和锻炼后，我终于被北营大队党支部发展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了，成为当时那一阶段北营大队100多名知青中唯一发展的知青党员。大队党支部书记、我的入党介绍人王海发对我说：“你是‘文革’以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按照十一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从这批开始，有了预备期，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和‘文革’期间突击发展的党员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席话，让我这个新入党的知青党员增加了更多的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以后回城工作的日子里，每当我想起这些，就会不断敦促自己坚守信念，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五、特殊时期的特殊事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此理论骨干辅导员的职务就应运而生了。我插队到北营大队不久，就担任了理论骨干辅导员，主要负责宣传、广播，开展大批判。
一天，大队干部说要召开批判会，拿来了批判题纲，让各个小队的理论骨干领受任务选题，写批判发言稿。我第一个拿过来选，却被罗列的题目难住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干部好不好，就看分红高不高。”社员的分红高不高直接关系到社员们的生活水平问题，干部素质好，社员的分红才能高，我心想这是句大实话，不能选这个；接着我又看第二题：“人多地少，不搞副业活不了。”这让我郁闷了，地是有限的，产量也不可能无限增长，人多地少，不搞点副业，社员群众不仅生活水平要下降，而且肯定还得饿肚子，我也不能选；接着看第三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想我也写不出来，怎么办呢？我顺着批判提纲往下瞟了一眼，实在没有适合我观点的题，可是作为刚来北营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怎能甘居落后呢？我绝对不能放弃这样一次自我表现的机会！这时，后面选题的另外一位知青一个劲地催我：“你倒是快点啊！”我一着急，突然眼前一亮，注意到下面有一题：“小白棍神通广大，135威力无穷。”小白棍是烟，135加起来是“酒”（9），这是批判利用香烟和酒拉关系走后门的题目，我心想就它了，于是我就选了这个批判题。那天大队院内，批判会开得很成功，我还带领大家呼了革命口号，振奋了大伙的革命精神，给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下乡第一年，由于我小时候在奶妈家双脚冻下了病根，多少年来，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我的脚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体弱多病的母亲每年总是最早给我备好棉鞋。由于这年下乡走得急，母亲就给我买了一双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塑料底、黑条绒面的棉鞋。没想到下乡头一年，就赶上冬天北营大队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集土方。数九寒天，寒风凛冽，地冻的嘣嘣作响，刚穿上没几天的新棉鞋，底子就被铁锹硌断了。小队里一块跟我干活的春娥姑娘见了，好心地对我说：“回头让俺爹给你钉个掌吧。”我先是一高兴，后来又断然拒绝了，想想他爹是村里的地主，我一個贫下中农出身、老革命的后代，就是脚冻掉了也不能让地主给我钉鞋掌，这可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路线问题啊！后来在大队党支部扩大会议上，我竟然还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党组织当即表扬我阶级斗争觉悟高。这些年来，这件事让我一想起来就很不爽，对好心的农家姑娘春娥充满了愧疚。
1975年到1976年，是“文革”中波及全国的最后一场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北营大队第三小队有一个回乡青年，他很有想法，有一定的文字功底，跟形势也比较紧，经常在大队的院墙上张贴批判文章，写些类似“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的文章，有时还向公社、县里发送稿件。用当时的话说，很有政治头脑，可他就是不愿跟社员群众一起战天斗地。农村秋忙季节，大家打谷场上提灯夜战打稻谷，大干社会主义，他不肯出工；冬天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是不见他的踪影，而是总钻在家里写文章“闹革命”，结果被大队里当作反面典型，进行批判。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以后，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在县里被扣住了，还转回了公社，又转回大队。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封信被视为是给 “四人帮”写效忠信，成了县里的一大政治事件，县里派出了工作组蹲点，到我们大队进行调查，并抽调我们几个理论骨干对他开展政治攻势。
问：“毛主席逝世了，你为什么要给江青写信？”
答：“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写的是慰问信。”
问：“毛主席逝世了，老百姓都说，啊！天塌下来了！全国人民很悲痛，都戴了白花黑纱来悼念，你为什么没有戴？”
答：“一朵白花，一条黑纱也弥补不了那么大的损失，‘四人帮’也戴了白花黑纱。”
他的这一回答成了又一条罪状，大家群起而攻之说：“我们都戴了白花黑纱，你把我们大家都比作了‘四人帮’。”接着又是一场批判。
批判整整进行了一冬。这次批判在我下乡插队的日子里留下了最深刻的影响，也使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这位青年人的最终命运。
1980年，我在华北七所从事团的工作，偶然的机会送朋友回家探亲时，在太原开往永定门的火车上见到了这位青年，二十几岁的他，像三四十岁，憔悴的脸上布满愁云，他告诉我说，他要就当年的那起政治事件去北京上访。
据说后来大队、公社、县里对他的事情进行过处理，但是他不像工人、干部平反之后，国家补发工资、恢复工作，作为一个种地的农民，不劳动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没有钱，谁又能给他补发工钱呢！后来他由于政治上失利，婚姻生活上不幸，自杀了，成为那一个年代的悲剧性人物，留给我们深深的痛惜，以及对事件本身的无尽回忆和反思。
六、力量的源泉
1978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解放了科技人员禁锢已久的思想，全社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就在这一年的年末，我被贫下中农推荐回城了，并有机会回到我从小长大的熟悉的华北七所这样一个具有实力的科学研究所工作。我为自己能够跟上时代步伐而感到欣慰。
从1975年9月至1978年12月，三年三个月的下乡插队生涯就这样结束了。我下乡插队的日子比起那些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可以说短暂的不能再短暂，它仅占了我全部工作经历的十二分之一，但这十二分之一却是我在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它让我刚刚步入社会，就经受了各种考验，历练了品格和人生；它让我在复杂的环境中，学会了明辨是非，坚强、理智和忍耐；它让我在广阔天地里，学会了寻找快乐，享受成功的喜悦。那些浓浓的乡情民俗、那些淡淡的乡愁回忆，都成为我回到城里工作之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力量源泉。
父亲因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住进青岛疗养院。哥哥已经先我下乡，我在家里陪伴着体弱多病的母亲，看到今天这个同学下乡了，明天那个同学走了，好胜心强的我真是心急如焚。在家里，我写了一篇《我向往祖国农村》的日记，憧憬着未来，排解着郁闷的心情。
“我要下乡！”不知多少遍，我不顾母亲的感受，一遍又一遍的唠叨着。也许是把母亲唠叨烦了，也许是母亲觉得我留在城里实在没有什么前途，也许是怕把我急出个什么好歹来，第二年，母亲亲自将我送到了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没有我想象中的彩旗飘舞、锣鼓喧天，更没有熙熙攘攘、人们欢送、欢迎的热闹场面。
一、“这么小，能干啥！”
1975年9月的一天，清徐县城关公社北营大队。
大队部门外，母亲把我带到分管知青的政工书记振乾叔面前，振乾叔瞥了一眼我随身携带的行李卷和网袋里的生活日用品，最后紧紧盯着我瘦小的身材，脸上露出了无奈而不屑的神情，嘴里发着牢骚：“这么小，能干啥！”
我浑身上下好不自在。
还好，第二生产小队的锁翘和宝儿队长没嫌弃我，收留了我。
上世纪70年代的北营大队是一个蔬菜区，大队社员们的口粮靠国家供应，不过，也种植一些水稻和杂粮，作为口粮供应不足部分的补充。
这不，刚下乡就赶上最艰苦的抢收稻子。
这天，下着小雨，我们拿着镰刀，在稀糊糊的泥水稻田里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割稻子。
我穿着一双半高腰的黑雨靴，但稻田里的泥水很快就漫进了靴子，靴子被泥水紧紧的吸住了。我一使劲，靴子没动，倒是脚拔了出来。我一个趔趄跌倒在稻田里，浑身上下滚满了泥巴，镰刀也不听使唤了。
泪水在眼窝里打转，我真想痛痛快快哭一场。可是，看看锁翘队长带领着老社员们挥舞着镰刀，已经走到了前头，想想接待时政工书记振乾叔对我那一脸的不屑和无奈，我硬是把眼泪憋了回去。
“千万不能落后！”我这样想着，不由加快了速度。
被雨水浸湿的稻子是真难割啊。连割带拽，还好没落后，我身后一撮撮稻子连泥带水、横七竖八地趔趄着。
“你这是割稻子吗？”锁翘队长走过来不满意地说。
他瞅了我一眼，好像看懂了我的心思，接着又说：“你宁可慢一点，也不能割成这样。”
为了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我硬着头皮，二话没说，翻过身把那些连泥带水的稻子又进行规整、加工，锁翘队长满意地笑了。
稻子上场了，全大队各生产小队男男女女的社员们都争分夺秒的在场上打稻子。杨春梅是化二建在北营大队插队的知青，我们被分在一个小队，成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好朋友。她先我一年下乡，成了我方方面面的老师。
我效仿着她的模样，把头发叠折在帽子里，脖子上围块毛巾，再带上个口罩，就成了当时在打稻场上知青们干活时的特有妆扮。
打稻场上，夜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脱粒机轰鸣着，社员群众“农业学大寨”的热火朝天的大干场面，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晚上，我们在一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声中通夜打稻子，早上回到宿舍擦把脸，就直接扛着锄头、铁锹又下地了，只有中午才有机会在床上小憩一会儿。
连续几天以后，我兴致勃勃，为自己能够尽快进入角色，融入农村贫下中农的生活、劳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而高兴。
有一天，通夜打完稻子，我洗了把脸，正准备下地，突然在帽檐下前额留海儿的头发丝里发现了一只虱子。
在城市长大的我哪见过这玩意儿，站在我们8个人一间、睡通铺的知青宿舍里，我六神无主，急的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还好，这天，在我插队的北营大队的上面，半山腰上，在同一公社的平泉大队插队的远方表姐探家回来，拎着吃的、喝的来与我共享。我无心光顾她的那些好吃的，惊慌失措地向她哭诉着自己面临的尴尬局面。
只比我大一岁的表姐二话没说，把我带到4里地外哥哥插队的迎宪大队。
哥哥在迎宪大队当保管。在保管室里，哥哥烧了开水，表姐很耐心，一点一点地把那些小动物从我头上清理干净，算是帮我度过了一场“危机”。
1976年下半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小小的北营大队沸腾了，刚过春节，还没有“破五”，大队干部们就带着社员群众在金沙滩上摆开了战场。
各小队打着红旗，扯着标语，宣传喇叭里播送着大战金沙滩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一场平整土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那年我探家回来，刚过与北营大队相邻的南郊区姚村公社下固驿大队，就远远看到北营大队的金沙滩上红旗招展，车水馬龙，人声鼎沸，一片热闹的景象。我们小队的豁牛、金宝、润保等一帮年青人，推着盛满土方笸箩的独轮车跟另外两个小队的年轻人们你追我赶的竞赛着，突然又听到广播里传来了大队干部慷慨激昂的动员声：“社员同志们：咱北营大队，是清徐县的北大门，是华主席回故乡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在1980年华主席回故乡的时候，一进清徐县就看到一个崭新的面貌……”这一声声，一句句，像战斗的动员令、冲锋的号角，让人心潮澎湃。我顾不了许多，没回宿舍，把背包在工地上一放，就在大家的一阵阵欢呼声中直接投入了战斗。
这一干就是半个多月。
经过一段时间与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劳动，最后还是政工书记振乾叔最先心疼我了，让我去当知青灶事务长。这是许多知青最羡慕的事情，可我愣是不领情，不仅一口拒绝了，还搬上老支书王赖娃来说事。
二、看到自己用辛勤汗水换来的各种果实，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从心底深处滋生出一种甜滋滋的成就感
北营大队有300来户人家，1500来口人，组建成3个生产小队。村子不算大，却容纳了化二建、西峪煤矿、省汽修等几个单位的100多名知青。
据说，因为这里是菜区，条件好，离县城近，因此吸引了不少太原市的大单位，把自己职工的子女们安置到这里插队。大队在紧挨桃树地、社员们上下地的道路边宽敞的地方，给知青们盖了宿舍，使我们能够集中居住在那里，便于大队统一管理。 大队还为我们办了一个知青灶，派了有烹饪技术的厨师负责为知青做吃做喝，并在知青中选了事务长，来负责大家的柴米油盐酱醋。
一天三顿饭是我们知青点最热闹、最开心的时间了，吃着水煮油糕、钢丝面（知青们给当地贫下中农常吃的小米稀饭里拍进玉米面小饼的“煮疙瘩”和红面或者是白面做成的河捞面起的别名），讨论着各生产小队社员们中间发生的轶闻趣事，真是开心极了。
“北营大队就是那个有特大桃子的村子。”下乡插队前，在清徐县城里居住的姑姑就这样告诉我。来到北营大队，她的话得到了验证，队干部们这样给我介绍：“我们大队盛产桃子，桃子品种有五月鲜、大久保、水蜜桃、鸡蛋黄等等，最出名的要算大久保了，个儿大不说，还特别甜，纪登奎等中央首长都到这里拉过桃子。”
我听了以后很兴奋，不是我眼馋那些桃子，而是我听了后一句话，让我振奋。
每到桃子收获的季节，大队里都会首先以低于市场价50%的优惠价（一角钱一斤），卖给每个社员5斤，这已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其实5斤桃子个儿大点也就七八个，但却让社员们心里暖暖的，当然，我们知青也不例外。
在北营大队，一年四季都会给我们带来栽种和采摘以及收获的快乐。春夏秋冬的农活不停地变化着，让你一点也感觉不到艰苦，变化着的劳动反而总是让你有一种新奇、新鲜，兴奋的感觉，特别是到了收获的季节，今天摘西红柿，明天摘豆角，后天摘茄子、西葫芦、青椒……，有时甚至一天就要采摘好几种蔬菜。采摘下的蔬菜果实，有红、有黄、有绿、有紫，五彩缤纷，真是漂亮极了，比较起在粮区大太阳下看着一望无际、等着收割的麦子和在闷热的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磕磕绊绊的往下撇玉米棒子，要让人感觉到活计轻松许多，也舒坦许多。
即便是到了冬天，立冬砍菜也是一种享受。我们把当天砍下的优质大白菜装上大卡车，然后站到高处，看着装满大白菜的卡车一辆接一辆，顺着晋祠路驶向太原市的方向，心里别提有多甜了。
干活干得累了，我们就一屁股坐到地塄上，吃个西红柿，啃根儿黄瓜，又顶饥，又解渴，还有营养，很是享受。桃子、葡萄成熟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到桃树下、葡萄架下采摘果实。
特别是，菜区菜地的畦畦比粮田的小，即便是挖地、平整土地，也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就是比较繁重的劳动过程也不容易让人产生畏难情绪，让人总有不断产生希望和成就的感觉。
有人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总会回答：“是绣（修）地球的。”我觉得当时的菜区劳动真的给了我一种绣（修）地球的感觉。每年春天，大片的土地翻过后，都要把它整修得横平竖直，耧成便于浇灌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这是个技术活，总是由资深的、有技术有水平的、年长的社员来承担。那么一大片土地，只见他们一会儿用这个农具耧，一会用那个农具刮，不一会儿功夫就雕琢成精美漂亮的小块菜地了，而且在地与地之间的地塄处，还整修出便于灌溉菜地的小水渠，整齐、好看又实用。菜苗长出来的时候，放眼望去，横平竖直，一畦一畦的绿色迎风飞舞。赶上浇地的时候，一畦畦绿油油的菜地之间，流淌着透明清澈的溪水，真是漂亮极了，像一幅幅美丽动人的图画。
从冬天暖房里下种、育苗，再到蔬菜大棚里或到大田里栽苗子，最后长成累累的果实，伴随着劳动的过程，享受着蔬菜生长的各个阶段的不同感受，我们这些城里娃们不仅长了知识，还大开了眼界。
每年到收获的季节，我都会学着大队社员们走亲访友的模样，先是把自行车向左扳倒，把装满西红柿的篓子捆在后座的右侧，然后再把自行车向右扳倒，再用绳子把装满豆角、茄子的大口袋绑在后座的左面，最后再把自行车扶起放正，找个大纸箱，把属于我的那份大桃子放在里面，搁在后座上面，捆绑结实以后，就飞快地蹬着自行车，带着农村丰收的喜悦向城里的家进发了。
兴致勃勃，归心似箭，沿途享受着大自然美好秀丽的风光，骑过晋祠路，穿过田间小路，想到城里的爸爸、妈妈将要吃到我用辛勤汗水换来的各种果实，脚下蹬着的自行车更快了。我别提有多高兴了，从心底深处滋生出一种甜滋滋的成就感。
三、干一行，爱一行，当猪倌当成了兽医，又成了防疫员
大战金沙滩之后，我被调到了大队的养猪场，担任了饲养员。上世纪70年代，各种物资匮乏，北营大队的农民们单靠国家供应的粮食不够吃，大队时不时地会在不违反政策的范围之内，从山区调集点土豆、红薯，为大家解决肚子的温饱问题。猪也是一样。北营大队是菜区，没有大规模的粮食加工，也就很少有加工过粮食以后的麦麸子、高粱和玉米糁子，以及谷糠等可供猪吃的饲料，大队里的几十头猪仅靠着公社一年下拨的可怜的一点高粱糁子，还有大队粉坊出的那点粉渣、粉糟，再有就是用小毛驴车到清徐醋厂拉几铁锹醋糟来维持。
润德伯，50多岁，是猪场的负责人兼饲养员，也是一名兽医。他天生一副好脾气，对人客气，也很有耐心，在他的指导下，我围上围裙就上岗，当起了猪倌。
猪场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隔三差五、专门赶着毛驴车到县醋厂拉醋糟的残疾军人；另一人是开山打炮被炸坏了双眼，即便是你跟他近在咫尺，他也只能靠感觉来肯定你的存在，因此我便成了润德伯最得力的助手。
每天下午一上工，我就开始忙碌着给它们烧水做食儿，粉糟、粉渣、醋糟……只要是猪可吃的东西，我都会一股脑倒进大锅里，熬着煮着。看看表快4点了，我就打开猪场门，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啰……啰……啰……啰……啰……”，几十头猪就会从猪场外的四面八方，你追我赶的朝着我奔跑过来，真像一场800米赛跑，这时候的我，脑海里就会掠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群野马奔跑的情景。
一群猪，一个不落地跑回来了，它们围着我，抬着头，哼哧哼哧地摇着头摆着尾，等待着我给它们吃食。我从熬煮食物的大锅里舀起一大瓢热乎乎的猪食，却看着一颗颗忙碌的猪脑袋在空槽里拱来拱去，迟迟找不到空隙将猪食倒入槽。好不容易倒下一瓢，转身还没有舀起第二瓢，前面那瓢就已经被拱舔的干干净净了，一顿饭下来，吃的干净又利落。
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猪场最大的难题是猪饲料问题。夏天、秋天还好，腿脚勤快点儿，到各个小队的菜地里、林业队的果树下，找点烂菜、烂果，冬天可就没有那么好混了，特别是立冬砍菜，白菜入窖以后，公社里下拨的那点猪饲料已经吃光，粉坊出的粉渣、粉糟，以及小毛驴车到清徐醋厂拉回的那点醋糟，仅够几十头猪每天吃一顿，饿的猪是吱嘞哇啦乱叫，叫的人是撕心裂肺得難受，用现在人的话说也很扰民。为了还社员群众一个安静的夜晚，我和润德伯就决定在每天下午4点喂猪。可是每天半上午，那些饿得精瘦精瘦的猪，总会从猪圈里以跳高运动员的本事，从圈里鱼跃出来，尽管猪圈的围墙有1.6米。一次，有三四头饿急了的“跳高冠军”居然不仅从猪圈里跳了出来，而且还跳上了给它们熬煮食物的灶台，并将旁边一个水缸里放着的下午餐报销了三分之二。 “与其让它们自己往出跳，不如我们干脆把它们放出来，赶出猪圈让它们自己找吃的。”润德伯这样跟我商量着说。于是我们决定改成上午放猪，让猪们吃食自理，下午再招呼它们回圈。
每天大清早，我第一件事就是把猪场的大门敞开，然后再把所有的猪圈门由东往西，从里到外逐个打开，不用往出驱赶，大大小小的猪们就像获得了新生，它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一溜烟就全跑了，在田野地头上，各显其能，拱的拱，翻的翻，在寒冷的冬天里寻觅着尽可能吃的食物。有一次，几头猪竟然很“运气”，掉进了一个生产小队为太原市市民准备过年上市的大白菜窖里，美美的饱餐了一顿，结果我们受到了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批评。
我难受极了，决心要解决猪场面临的这个实际困难。记得那是个雪天，我骑着自行车，拿着大队给我开的介绍信，先是到了公社，后来又到了县粮食局，最后又跑到了县面粉厂，一步一滑，不知跑了多少个部门。每到一个部门，我都给他们绘声绘色地详细描述北营大队猪场里的猪饿肚子的窘况，说到着急处，我竟然就像自己家孩子饿得没吃的一样，哭了起来，急的县里的干部边安慰我，边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别哭了，你可真能说，死人也都让你说活了。”一下子就批了2000斤高粱糁子，解决了猪场的燃眉之急。
后来，大队猪场进行人员调整，润德伯不再担任猪场的任何职务，调来了拖莲妈跟我一块喂猪。一天，猪场的猪病了，我到公社兽医站请来了兽医。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大伙都叫他四板，四板兽医医术不错，打针很有一套，用超大号注射器，吸上安乃静或安痛定，摆出一付很潇洒的架势，一步一步地把病猪紧紧逼至犄角旮旯，乘其不备，照准猪的耳朵后面猛一扎，一推药就进去了，然后再一拔，病猪还没有反应过来，针就打完了，让我佩服地五体投地。
可是，让我惊奇的是，人打针都是往屁股上打，怎么猪就往耳朵后面打呢，如果这一针打到猪屁股上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第二天，趁四板兽医没到，我就自作主张，冲着猪的屁股上狠狠来了一针，只听“嘣”的一声响，齐着注射器的管，针断了。
四板兽医又来给病猪打针，说：“全公社那么多大队，那么多头病猪，我怎么跑得过来，要不你来试试！”我刚开始有点犹豫，可经不起他鼓动，心想打就打吧，于是在他的指导下，我拿起注射器，模仿着他的样子，没想到第一次就成功了，而且非常利索，当时我真有一股名师出高徒的成就感。四板兽医高兴地说：“好啊，以后你们大队的病猪就由你来负责了。”那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兽医有没有行医执照这一说，反正贫下中农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是我们那一代上山下乡知青的至理名言和口号。
从此，每天闲暇之余，我就拿着姐姐在湖北“五七”干校喂猪时的兽医手册，开始自学研究了。刚开始我只是给队里集体的猪打针看病，后来社员家的猪病了，我也出马相救。有一次，二里地以外的部队农场的猪病了，部队饲养员来到大队找兽医，贫下中农就把我介绍给了他们，从此我成了他们那里的常客。
也有让我闹心的时候。一次，一个社员家一头猪病了，请我去看病，我给它打了3天针，就好了，那个猪还跑到了大队深层井边上去戏水，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听说又严重了，猪的主人推着小平车到6里地以外的姚村去请专业兽医看病，专业兽医说治不了，后来猪也死了。他说，是我给他治死的，跑到猪场来跟我理论，社员们知道了，跑了过来，对他说，人家娃是治病呢，还能治了命，哪能保证所有的病猪都治好呢，愣是给我解了围。
他不服，又告到大队，大队干部劝他，快处理了吧，别难为人家娃了。
他又告到公社兽医站，兽医站的四板大夫对他说：“你的那病猪，谁治也得死，快别无理取闹了，回去吧。”
那时候药品很缺，一些特效药，公社兽医站都会按各大队猪场和社员家的圈存猪情况来配发，只有我这个知青“兽医”得到了公社兽医站的大力支持，只要是我需要的药品，他们都会尽量满足我。
公社兽医站成了我为贫下中农服好务的坚强后盾，这让我很受鼓舞。
开春了，为避免猪瘟的传播，公社兽医站发了药品，让给养殖户们的猪打防疫针。领回任务的大队干部对我说：“我们给你派上4个壮劳力，打防疫针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说：“行！只要你们信得过我。不过人就不用派了。”“以前可是派4个壮劳力才能干呢，你一个人行吗？”队干部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试试看吧！”我一个人背着药箱，走东家串西家的就干上了。
给猪打防疫针最大的难题是，好多社员不配合，说是打了防疫针的猪，一般三四天不吃食，会掉膘，特别是行将上市的猪，经过打预防针就卖不下好价钱了，社员们都这么说。
“我们家的猪不打针！”我每走到一家，都会遭到冷遇，主人都会在屋里隔着窗户表明不打防疫针的态度，然后就闭门不出，不搭理我了。我急了，想想大队干部交给我的任务要泡汤了，灵机一动，干脆一边答应着，一边就悄悄溜进了他们家的猪圈，打了针就跑。我刚开始还喊叫着跟他们对话呢，后来我干脆每到一家，气也不吭，趁猪的主人不注意，钻进他家猪圈直接切入主题，打完针调转屁股就溜。真可谓是，给你家的猪打针不商量。
这一天，一位叫甲旭子的社员阴沉着脸问我：“你昨天给我家的猪打针了？”吓得我冒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不是我给人家的猪打防疫针出问题了吧，我怯生生地问：“怎么了，猪不吃了？”“吃了么！”甲旭子看着我紧张的神态乐了，赶紧如实回答。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来社员们知道了说：“这个囡儿真能了，过去给猪打防疫针，全村上下鸡飞狗跳的好几天，现在她闷声不响地很快就打完了。”队干部们也高兴地表扬说，既给队里省了4个壮劳力，还圆满完成了公社交给的任务。
后来经过我分析认为，原来打针造成猪不吃，导致猪掉膘的原因主要是，打针时4个壮劳力在猪圈里追赶着抓豬，然后再按扳倒，搞的鸡飞狗跳，动静太大，使猪受到惊吓所致，跟打针的药物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这让我很欣慰。从此我又多了一个职务，成了北营大队的防疫员。
旧历年的年底，北营大队的社员们杀猪、宰羊、磨麦子，到处洋溢着迎新春的气氛。大队队委会决定要将大队猪场我喂养的几头成猪杀了，来慰劳辛苦一年的大队社员群众。 大队部院里支起了煺剥猪毛的大锅，平展展的大面板也准备停当，亮闪闪的杀猪刀锋利无比，静静地候在那里。几个小伙子来到了猪场，他们把要杀的猪统一从猪圈里赶到宽阔的猪场里，然后居高临下，站在高高的猪圈顶上，手里拿着捕抓猪用的、绳头上栓有大铁钩的20多米长的粗绳子，瞄准了一个个可怜的猪，把带铁钩的绳子一头往出一甩，准确无误的将猪的五官钩住，拽了过来，然后几个人上去五花大绑地将其绑了。猪圈里的猪们惊恐万状，吱嘞哇啦乱叫、乱跑。看到我辛苦养大的猪的惨状，我心疼、难过极了，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我整整在县城里溜达了一天，直到天擦黑，家家都掌了灯，才回到猪场。看着少了许多猪的猪场，我心里空荡荡的。
四、为了自己坚守的真诚，我放弃了参加高考的宝贵机会，成为北营大队100多名知青中唯一的一名预备党员
在日伪统治时期，我的父亲在晋中地区清（徐）太（原）徐（沟）一带，是一位以学校教员、校长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的老地下工作者，“文革”时期，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红卫兵小将对他的那段历史产生了质疑，因而受到了冲击。
我作为一名初中生，在班里加入红卫兵组织时，由于父亲的原因曾经被拒之门外。
“你们瞧着吧！我不仅要入红卫兵，还要入团、入党。”我暗暗下了决心。
高中毕业以后，我带着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入党的愿望来到北营大队插队。民兵副营长铁海告诉我，大队党支部不愿意培养知青入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知青都是飞鸽牌的，培养也是白培养，迟早会飞走，除非你能够扎根农村干革命，铁心务农一辈子。难道你真的愿意在这里一辈子！”
他的一席话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虽然在家里哭着喊着要下乡插队，但只是想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提高自己，扎根不扎根农村还真没有想过。想想党和国家今后还不知道对我们这一代知青是什么样的要求，我现在冒然表态，万一以后做不到怎么办？我这样想着，没了主意。
“听说别的大队有些知青向党表决心愿意扎根农村干革命，就入党了，你劳动表现那么好，就表个态吧，先入了党再说，至于以后扎不扎根再看情况。”好心的身边人都这样对我说。而我却只认死理，认为自己都不确定的事怎么可以随便表态呢，这是对党的不忠诚，在这件事上让我纠结了很久。
一日，清徐县城关公社组织各大队干部来参观我的养猪场，送走他们后，党支部书记王海发问我：“你写过入党申请书吗？”他这一问，又一次激发了我要入党的热情。当天晚上，我到海发书记家里，和他谈了很久。
“咱们大队党支部发展党员是以党章规定的条件为标准呢，还是以扎根农村干革命，铁心务农一辈子的条件为标准呢？如果是以党章规定的条件为标准，入党是我多年的愿望，我也很想得到党组织的帮助，要是以扎根农村干革命，铁心务农一辈子为标准，我……”一进书记家门，还未坐稳，我就连珠炮似的把压在自己心底的疑问和实际情况一股脑说了出来。
海发书记沉默了片刻说，“当然是以党章规定的条件为标准啦。”
海发书记的答复，使我欣喜若狂，我第一次向党组织敞开了心扉，如实详细地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学习和劳动情况，以及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
我实事求是的诚恳态度，得到了大队王书记的称赞，他动情地说：“你是我见到的最实在的知青。”后来我们俩又探讨了许多有关知青入党的问题。那一晚我们谈得很投机，也很默契。
从此，我身后有了最大的支持者，也直接得到了大队党支部的培养和教育，我更有信心了，工作更有勁头了。
我和拖莲妈结伴，喂着全大队的猪几十头。一天，负责浇路边树的石阶大爷为了浇树方便，把路的一侧挖了个小水沟，而我每天喂猪，拉着几十斤重猪食的小平车要横过好几趟。于是我就说：“石阶大爷，你把路挖上沟，我喂猪的小平车如何过呢？”石阶大爷说：“没关系，大爷给你支上。”于是拿了几块砖头，就支上了。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我拉着满满一车半稠不干的猪食飞奔，不想，砖头一下子陷进了沟里，载着猪食的小平车一个直立，侧翻倒了下去。就在小平车直立的一刹那，我跌倒了，满满一车猪食从头到脚，结结实实浇灌了一身。
跟我一块儿喂猪的拖莲妈看到这危险的一幕，急了，连喊带叫，像疯了一般跑到大队部报信：“不好了，把人压死了！”
她一着急，把压“上”说成压“死”了。一字之差，把正在开会的大队干部们吓坏了，都赶了过来。饲养员的屋内，我一个人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拿着父亲送我的大白茶缸，从水瓮里舀起凉水，往自己头上、身上一浇，每浇一茶缸凉水都浑身打着颤，一点一点清除了自己头上、身上的猪食，换了衣服。屋外，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焦急地等待着，直至看到我走出屋子，重新拿起喂猪的猪瓢开始喂猪，才长长舒了口气。
虽然是虚惊一场，但确实很危险，幸亏当时盛猪食的汽油桶子横躺在平车上，用铁丝捆绑加固得比较结实，要是整个盛满猪食的汽油桶砸在我腰上，我将终身残废。
还有一次是冬天，我拉着喂猪的小平车飞快地过了马路，顺坡而下，拐急弯进猪场时稍慢了点，一下撞在了用大石头砌的猪圈院墙上。还好，自己瘦小，正好躲在小平车两个把和猪圈院墙形成的夹角里，才没有造成伤亡。这时正好过来一个社员，他问怎么回事，我用手指着被撞得摇摇欲坠的猪圈院墙让他看，那位社员倒吸了一口凉气说：“真危险呢！”又过了几天，一刮风，这堵院墙就倒了。
1977年，我们国家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知识青年们都回城复习，准备参加高考了。父亲工作的华北七所（现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简称中辐院）是科学研究所，自1962年建所以来，就连续几年从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接收了不少优秀毕业生来所里工作，成了藏龙卧虎之地。在我们国家恢复高考的前夕，单位利用这个有力条件，抽调有实力的科研人员做老师，为自己的职工子弟们开办了高考补习班，我的同学、朋友，不论是下乡插队的也好，还是工作、待业的也好，都回家参加补习班，准备高考了。
父母亲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回家准备参加高考了，而我却迟迟没有动静，真是心急如焚。在县城里居住的姑姑催促了我几次，也急得哭了起来。 一日，远在位于河东清徐县王答大队居住的舅舅，骑自行车到太原看望母亲，在返回家时绕道我插队的北营大队，转达了父母亲要我回家上补习班、参加高考的愿望。当时我已被北营大队党支部列入重点培养对象，经过深思熟虑，为实现自己少年时代立下的誓言，追求自己入党的梦想，我坚定地放弃了我们国家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首批大学招生考试，执着地留在了清徐县城关公社北营大队，继续喂猪。
1977年至1978年间，是我们国家结束“文革”的初始阶段。这两年，我在北营大队党支部的帮助下，经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各方面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受到了社员群众的好评。1978年3月，被推荐出席了清徐县妇女双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8年4月，被评为大队、公社、县优秀共青团员，出席了清徐县青年双学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7年至1978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大队、公社、县三级劳模，并被推荐光荣出席了清徐县举行的农业学大寨群英会。
1977年，在出席清徐县农业学大寨群英会前，我按照公社党委的布置，经过认真回顾总结，花了几个晚上，写了自下乡插队以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的发言稿，并送到公社主管教育的部门审查修改。领导看了后说：“事迹很生动，但题目不‘硬戳’。”把材料的标题改成了《扎根农村干革命，铁心务农一辈子》，接着在内容上以这个标题为中心，添加了许多类似扎根农村干革命，铁心务农一辈子的词语。我带着这份经过领导修改后的稿子回到大队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考很久之后，固执的我还是将发言稿改了回来，重抄一遍，交了上去。我信守了对党的那份真诚。
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在县里如期举行了，我带着红花，和其他大队的劳模一起，打着清徐县城关公社代表队的红旗，被公社敲锣打鼓送到县招待所参加会议。那一次群英会，在清徐县东湖边上，留下了我们全县各路劳模的足迹，我们还在那里拍照留影，从不会写诗的我心血来潮，诌了几句，并写在了县群英会代表座位证的背面：“阳光灿烂照征途，千百英雄汇东湖，学习交流团结紧，学大寨中迈阔步。”这张具有时代气息的代表座位证，我一直珍藏至今。
1978年11月29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在经过3年多的艰苦劳动和锻炼后，我终于被北营大队党支部发展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了，成为当时那一阶段北营大队100多名知青中唯一发展的知青党员。大队党支部书记、我的入党介绍人王海发对我说：“你是‘文革’以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按照十一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从这批开始，有了预备期，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和‘文革’期间突击发展的党员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席话，让我这个新入党的知青党员增加了更多的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以后回城工作的日子里，每当我想起这些，就会不断敦促自己坚守信念，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五、特殊时期的特殊事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此理论骨干辅导员的职务就应运而生了。我插队到北营大队不久，就担任了理论骨干辅导员，主要负责宣传、广播，开展大批判。
一天，大队干部说要召开批判会，拿来了批判题纲，让各个小队的理论骨干领受任务选题，写批判发言稿。我第一个拿过来选，却被罗列的题目难住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干部好不好，就看分红高不高。”社员的分红高不高直接关系到社员们的生活水平问题，干部素质好，社员的分红才能高，我心想这是句大实话，不能选这个；接着我又看第二题：“人多地少，不搞副业活不了。”这让我郁闷了，地是有限的，产量也不可能无限增长，人多地少，不搞点副业，社员群众不仅生活水平要下降，而且肯定还得饿肚子，我也不能选；接着看第三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想我也写不出来，怎么办呢？我顺着批判提纲往下瞟了一眼，实在没有适合我观点的题，可是作为刚来北营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怎能甘居落后呢？我绝对不能放弃这样一次自我表现的机会！这时，后面选题的另外一位知青一个劲地催我：“你倒是快点啊！”我一着急，突然眼前一亮，注意到下面有一题：“小白棍神通广大，135威力无穷。”小白棍是烟，135加起来是“酒”（9），这是批判利用香烟和酒拉关系走后门的题目，我心想就它了，于是我就选了这个批判题。那天大队院内，批判会开得很成功，我还带领大家呼了革命口号，振奋了大伙的革命精神，给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下乡第一年，由于我小时候在奶妈家双脚冻下了病根，多少年来，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我的脚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体弱多病的母亲每年总是最早给我备好棉鞋。由于这年下乡走得急，母亲就给我买了一双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塑料底、黑条绒面的棉鞋。没想到下乡头一年，就赶上冬天北营大队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集土方。数九寒天，寒风凛冽，地冻的嘣嘣作响，刚穿上没几天的新棉鞋，底子就被铁锹硌断了。小队里一块跟我干活的春娥姑娘见了，好心地对我说：“回头让俺爹给你钉个掌吧。”我先是一高兴，后来又断然拒绝了，想想他爹是村里的地主，我一個贫下中农出身、老革命的后代，就是脚冻掉了也不能让地主给我钉鞋掌，这可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路线问题啊！后来在大队党支部扩大会议上，我竟然还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党组织当即表扬我阶级斗争觉悟高。这些年来，这件事让我一想起来就很不爽，对好心的农家姑娘春娥充满了愧疚。
1975年到1976年，是“文革”中波及全国的最后一场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北营大队第三小队有一个回乡青年，他很有想法，有一定的文字功底，跟形势也比较紧，经常在大队的院墙上张贴批判文章，写些类似“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的文章，有时还向公社、县里发送稿件。用当时的话说，很有政治头脑，可他就是不愿跟社员群众一起战天斗地。农村秋忙季节，大家打谷场上提灯夜战打稻谷，大干社会主义，他不肯出工；冬天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是不见他的踪影，而是总钻在家里写文章“闹革命”，结果被大队里当作反面典型，进行批判。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以后，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在县里被扣住了，还转回了公社，又转回大队。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封信被视为是给 “四人帮”写效忠信，成了县里的一大政治事件，县里派出了工作组蹲点，到我们大队进行调查，并抽调我们几个理论骨干对他开展政治攻势。
问：“毛主席逝世了，你为什么要给江青写信？”
答：“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写的是慰问信。”
问：“毛主席逝世了，老百姓都说，啊！天塌下来了！全国人民很悲痛，都戴了白花黑纱来悼念，你为什么没有戴？”
答：“一朵白花，一条黑纱也弥补不了那么大的损失，‘四人帮’也戴了白花黑纱。”
他的这一回答成了又一条罪状，大家群起而攻之说：“我们都戴了白花黑纱，你把我们大家都比作了‘四人帮’。”接着又是一场批判。
批判整整进行了一冬。这次批判在我下乡插队的日子里留下了最深刻的影响，也使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这位青年人的最终命运。
1980年，我在华北七所从事团的工作，偶然的机会送朋友回家探亲时，在太原开往永定门的火车上见到了这位青年，二十几岁的他，像三四十岁，憔悴的脸上布满愁云，他告诉我说，他要就当年的那起政治事件去北京上访。
据说后来大队、公社、县里对他的事情进行过处理，但是他不像工人、干部平反之后，国家补发工资、恢复工作，作为一个种地的农民，不劳动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没有钱，谁又能给他补发工钱呢！后来他由于政治上失利，婚姻生活上不幸，自杀了，成为那一个年代的悲剧性人物，留给我们深深的痛惜，以及对事件本身的无尽回忆和反思。
六、力量的源泉
1978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解放了科技人员禁锢已久的思想，全社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就在这一年的年末，我被贫下中农推荐回城了，并有机会回到我从小长大的熟悉的华北七所这样一个具有实力的科学研究所工作。我为自己能够跟上时代步伐而感到欣慰。
从1975年9月至1978年12月，三年三个月的下乡插队生涯就这样结束了。我下乡插队的日子比起那些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可以说短暂的不能再短暂，它仅占了我全部工作经历的十二分之一，但这十二分之一却是我在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它让我刚刚步入社会，就经受了各种考验，历练了品格和人生；它让我在复杂的环境中，学会了明辨是非，坚强、理智和忍耐；它让我在广阔天地里，学会了寻找快乐，享受成功的喜悦。那些浓浓的乡情民俗、那些淡淡的乡愁回忆，都成为我回到城里工作之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