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青年学者杨庆祥的新著《80后，怎么办？》引发了学界的关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除了收入同名文章的修订版外，又增加了作者对四位80后同龄人的采访，使得前半部分的理论分析更具有现实感。这篇《80后，怎么办？》的长文最早写于2011年，后来在《天涯》《今天》等海内外知名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的特色是作者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对一代人的文化经验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既有对80后文学的细致体认，又有对当下社会结构、现实变迁的分析。我感触最深的是，如果连一流大学的青年教师都能“暂时”体验到一种“底层感”，就像杨庆祥在文章一开始所记述的博士毕业留校后蜗居在临时出租房里的情景，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到了相当严峻的状态？
　　一、80后的新问题
　　杨庆祥敏锐地捕捉到近些年困扰 80后的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那些接受大学教育的80后难以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成功梦，即便使用80年代“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读到博士学位依然无法真正实现“逆袭”。这种逆袭有着清晰的社会学指标，就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能够拥有一套住房。但现状却是，由于“知识”这种象征资本越来越难以转化为真金白银，所以哪怕是蜗居之所，也是难上加难。对于那些包括笔者在内的苦读20余年（从小学到博士）的高龄博士来说，这确实是断崖式的社会创伤。
　　之所以会有这种创伤感，主要是因为喂养80后的个人主义文化以及个人成功的梦想曾经允诺这些金字塔尖的“优等生”，能够晋级为社会中上阶层，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留在大城市。90年代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路径，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产生了大城市从乡村持续地抽取人力、土地和资金的局面，使得乡村缺少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和劳动力。具体到80后来说，有两种进城之路，一种是高考，一种是进城打工。暂且不说“城市进不来，农村回不去”的农民工，对于通过高考的“独木桥”信心满满地进入城市的万千学子来说，城市梦就是成功梦。在90年代这种成功梦触手可及，不管是毕业后进入体制内，还是在外企、民企做白领，都可以凭借着“工资”在城里过着有滋有味的小资生活。可是，随着90年代末期房地产商品化改革以及2003年以来房地产在市场化的主旋律中一路高歌猛进，地方政府一方面面对民众对高房价的抱怨，另一方面又把土地财政作为地方经济的钱袋子。在这种高额的房价面前，都市白领的“血汗钱”迅速贬值，知识劳动无法与作为房地产投资的金融资本相抗衡。
　　从这里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在90年代刚刚市场化的时代，那些个人奋斗、勤劳致富、下海经商的故事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尽管在社会转型中处于底层位置的农民工、下岗工人无法分享这份自由市场所带来的美梦，但对于拥有“知识”的小资们来说，这是一条离开体制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康庄大道。其实，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一无所有的个人如何在自然化的社会秩序中生存、发展起来，这也是美国梦的真谛，而美国梦的另一面是少数人能够成功的梦想。新世纪以来，少数人成功的美国梦变成了人人向往的中产梦。可是，在中国有“三座大山”压垮了80后的成功梦，一是商品房把成功梦变成房奴梦，甚至很多80后是想做房奴而不得；二是富二代、官二代与平民子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三是投资的资本收益远远大于劳动的工资收益。因此，刚刚迈入而立之年的80后遭遇到双重情势，一边是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边又是过度市场化的改革让80后离开校园即面对沉重的社会负担（包括工作、买房、结婚等）。这种滋养80后的个人主义文化在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和资本比拼面前显得无足轻重，于是，扬扬自得的小资文化蜕变为自怨自艾的小清新。在这种80后的小资梦、成功梦无法实现，甚或跌落为簈丝之后，杨庆祥发出了“怎么办”的追问。
　　二、80后的精神构造
　　在追问“怎么办”之前，有必要追问80后为何会如此内在地相信个人奋斗和成功梦的价值观，这与80后的特殊经历有关。80后作为独生子女的第一代，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一度被认为是娇生惯养的“温室里的花朵”，是以个人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杨庆祥指出80后是一群没有历史感的人，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换句话说，80后感知不到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除了连续地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正规教育外，没有遭遇过历史的中断，仿佛大历史都屏蔽在“小时代”之外。这些看似“平静如水”的中学教育却塑造了80后的历史态度和政治底色。
　　作为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就是恢复高考以及重建“文革”之前的正规教育系统，与之伴随的是落实知识分子（尤其是科技知识分子）的政策。这种教育模式让人们从小养成或适应一种竞技状态和竞技文化，每个人都像竞技体育中的运动员一样，比赛的目的就是赢得胜利，否则就一败涂地。能否考上大学、考上什么样的大学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未来的人生。因此，从教材到课堂都飘荡着一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竞技法则。这种竞争者文化、这种通过残酷的“PK”比赛决定胜负的游戏，成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信奉者所遵循的行动法则。对于80后来说，并非走向职场才体验到一种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早在中学应试教育阶段就已经习惯了这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饥饿游戏”。这也正是《星光大道》《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等选秀节目如此不厌其烦地讲述草根实现成功梦的神话故事。
　　不过，80后虽然置身于这种从小养成的竞技者和优胜者的文化中，但对他们影响更大的却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管理模式。也就是说这种竞技文化恰好与一种集权式的、组织化的“规训与惩罚”联系在一起，这经常使80后认为中学教育是抹杀个性的，尤其是那些经过严酷的中学教育与自由散漫的大学生活的对立的人，更把这种高度军事化的中学体制误认为是一种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文化，反而意识不到这种“高考工厂”正好适应了8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新制度。这使得80后形成了一种反体制的主体位置，这种主体感在80后的代言人韩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韩寒退学到他拒绝加入作协，再到他通过博客对各类社会事件发表评论，这种“一切都是体制惹祸”的论调借用杨庆祥的说法就是一种带有媒体表演意味的“抵抗的假面”。
　　这种反体制的主体状态使得80后更加容易认同90年代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自由和独立的幻象，也使得没有经历过50到70年代的80后内在地接受80年代对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先在拒绝。从这里可以看出80后的“小时代”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正是8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和结果。这种把个人从社会经济的位置上抽离出来变成文化的主体，比如小资文化，目的是为了在经济政策上推行更加市场化的改革。如果文化上的个人独立能够获得经济上的保障，80后的自由梦就有可能实现，可是如果经济位置上处于从属和雇用位置，那么文化精神上的自由独立就只能是一种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了。
　　三、两种80后的“联合”
　　这种陷入“怎么办”焦虑的80后只是一种特殊的80后，就是那些通过高考考进大学、有可能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80后。从《80后，怎么办？》一书中还能看到另外一种80后，就是那些高考的失败者或没有参加高考而外出打工的80后。杨庆祥引用了80后打工诗人郑小琼的诗《在电子厂》来呈现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境遇，把他们命名为郭敬明的“小时代”里“沉默的‘复数’”。也就是说，杨庆祥叙述了两种80后，一种是带有知识分子、小资色彩的80后，一种是从事体力劳动、工业化生产的80后。这两种80后本来拥有不同的人生轨迹，从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可是在前一种80后陷入簈丝化的背景下，开始关注到后一种80后的身影，这是前一种80后从“小资梦中惊醒”的关键。
　　这两种80后的“相遇”，不只是一种同一代际的认同感，更是一种知识分子（精神劳动者）与新生代农民工（体力劳动者）的联合，这曾经是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经典模式，即小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在书的后半部分收入五篇访谈，除了第一篇和最后一篇采访的是博士和国企职员，其余三篇都是对东莞打工者的采访。这种身体力行的采访本身预示着“怎么办”的可能路径，就是走出80后的小资梦和阶级局限，更多地了解和知晓另一个处于底层社会的80后。因为这两种80后是“同命相怜”的劳动者，都受到当下权力与资本的盘剥。在这种背景下，80后应该从无奈、无能为力的犬儒中走出来，从卑躬屈膝、只知道与“土豪做朋友”的小时代中走出来，通过新的社会改革来找回失去的个人尊严和精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