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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日一早，傅晨从睡梦中醒来。没一会儿，心口觉得一堵。
他是从网上看到了一则新闻：就在前一天晚上，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位于加奥的营地遭遇恐怖袭击，来自中国的士兵申亮亮不幸牺牲，年仅29岁，另有4名中国士兵受伤。
傅晨的记忆瞬间拉回到3年前，荒漠、烈日、坦克、机枪……往事历历在目。2013年，他作为法国外籍军团的一员，被派驻到马里。
“很难受，无以言表。”虽然如今远在他国，但中国同胞的遇袭身亡让在天津土生土长的傅晨感同身受。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傅晨这样的中国人走出了国门，在异国他乡，穿上军装，拿起了枪。于是，在马里、阿富汗、伊拉克、安哥拉……在一个个动荡区域或战场，都有了来自中国的面孔。他们为不同的国家而战，也为自己而战。
傅晨。
如果没有2007年的一场意外，傅晨的生活大概会像绝大多数中国80后一样按部就班地过下去：找一份坐办公室的稳定工作，娶一个心爱的姑娘，买车买房、结婚生子……
但女友突然遭人杀害，其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前男友外逃，然后，一切都成了一个谜。对于当时25岁的傅晨来说，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碎了他所有关于未来的想象，也摧毁了他继续原有生活和工作的信心。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直到父母建议他出国换换环境。
某天，他突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介绍法国外籍军团的文章。“加入外籍军团就意味着和过去的生活说再见。”在那一刻，文章里的这句话仿佛是一根救命稻草，成为了他全部的希望。
1831年3月，为了弥补军力不足，维护社会稳定，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签署法令，将流浪在巴黎街头的外国人召集起来，组成了法国外籍军团。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这支由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组成的部队南征北战，为法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尽管许多人习惯将这个外籍军团称为“法国雇佣军”，但事实上，他们是法军里的一支常规部队。不过，和普通部队不同的是，这里不问出处和过往：无论罪犯还是流浪汉，只要进入军团，就从此改名换姓，和过去一刀两断。5年服役期满后，这些军人就可以申请入籍。也因此，这里被各国偷渡客视为梦想之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近300位中国人就已经加入这个外籍军团。如今，军团有来自全世界约1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余名军人。
2010年，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傅晨终于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体能测试、面试、笔试、为期4个月的新兵训练，顺利通过了这一系列的考验后，傅晨完成了从办公室职员到军人的转变，成为了法国外籍军团第一装甲骑兵团的一员。
与初选时引体向上、折返跑和徒手攀绳等几项简单的测试不同，加入装甲骑兵团的最初几个月里，训练更加繁重和严苛。从枪械使用到战术配合，从负重行军到模拟演习，再到农场的各种杂活儿，士兵们不仅要迎接体能上的巨大考验，还要忍受长官们有理或无理的折磨。
“虽说这些是意料之中，但每分每秒都是要你自己去经历的，跟想象完全是两回事。当你被逼着拿牙刷刷厕所的时候，意志不坚定的人就会质疑自己为什么要来这儿。”许多人受不了这苦，中途就退出了。傅晨坚持了下来，但他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次从军营里给母亲打电话时，他还是悄悄掉下了眼泪。
好在当魔鬼训练一次次挑战着身体和精神的极限时，傅晨心里的苦，也能暂时忘掉。
“關键还是你的目的，你是为了什么来到这儿的。”傅晨这样解释自己的“坚持”。
这话，27岁的陈勇也说过。
陈勇来自广东，如今是外籍军团第二伞兵团的现役军人。他自嘲曾是“不良少年”，高中没读完就开始闯荡社会。一年前，他拿着一张其他申根国的签证入境法国，一出机场就直奔报名处。从此，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和一个新的身份。
陈勇的网名叫“余生赎罪”，关于自己的过去和加入军团的动因，他只肯说到这里。家里人至今对他参军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他“黑在了法国”;而他坚信，能从老家那座连一个法语培训班都没有的小城一步步走到今天，是命运选中了自己。
每个选择去国外当兵的人都有各自的理由。对许多人来说，永久居留或国籍是加入法国外籍军团最具吸引力的东西。为淘金而来的人则大多会失望：在这里，根据兵种的不同，月薪从一千多到两千多欧元不等（在法国境外执行任务时除外），比法国的最低工资高不了多少。
和陈勇同一批受训的新兵有40多个，来自30多个国家。加上他共有 4个中国人，两个是为了拿身份，一个是在美国读书的留学生，想到军团“体验生活，丰富阅历”。而他和他们都不一样：“我就是想来下地狱的。我想要受罪。”
严茜（左）和战友。
这样的决心让他比别人更能忍。饮食不习惯，体能消耗又太大，4个月的训练下来，他瘦了将近10公斤，原本结实的肌肉都分解掉了。可他还觉得不够苦：随着军团的改革，传说中新兵被长官折磨、被拳打脚踢的情况比过去少了许多，“我都没有遇到，很失望。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感受。”
但这不代表一切真的一派祥和。军团里三教九流都有，辛苦又沉闷的环境中，暴躁和愤怒常常毫无来由，“吃苹果削皮”这样的小事都能成为彼此嘲笑、整人的理由。这种时候，忍耐没有用，语言又讲不通，暴力就成了最通行的逻辑和最基本的法则。 “当对方被你打了不少次，他就知道你不好惹了。”陈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到了这里，自己像是完全变了个人，“能动手解决的问题绝不动嘴。这很原始，但很有效。”
2012年3月，马里共和国发生军事政变，宗教极端组织、反政府武装趁乱占领了北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作为曾经的宗主国，2013年初，应马里政府的求援，法国政府宣布出兵协助马里军队的军事行动，法国外籍军团正是其中的主力。
5月，傅晨被选中派驻马里。作为装甲车的驾驶员，他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和搜索。平生第一次，他来到了真实的战争环境——在他接手的车上，就布满了子弹打过的痕迹。
那是整个军旅生涯中最让他难忘的4个月。
彼时已经处于战争的中后期，傅晨所在的连队并没有直接参与交火，但在那里，他依然清楚地见证了战争带来的印记。
一次，傅晨和战友驻守在沙漠深处的一个位于交通枢纽地段的小镇，等待政府军前来接管。在那里，他看到了让自己终生难忘的场景：那是一所已经被炸毁的学校，断壁残垣中，到处都是弹孔、弹壳和干了许久的血迹;残缺的黑板上，还依稀写着一道几何数学题……
“我们这不是侵略战争，而是一个正义感比较强的行动。”站在异国的土地上，傅晨们的任务不仅仅是为法国效力，也是和造成这一切的极端势力作斗争。
在外籍军团，有傅晨这样经历的中国战士还有很多。他的一个战友服役10年，参加过科索沃、阿富汗、马里等战争，甚至打进过科特迪瓦的总统府。
他深信这种斗争的意义。一天，装甲车队从一个镇上开过，街上的所有人都停下脚步，默默地看着他们，有小孩子雀跃着欢呼起来，有的大人甚至抹起了眼泪。这时，一位老人也停了下来——不久前，他被恐怖分子砍断了一条腿。只见他一手拄拐，另一只手缓缓抬起，神情庄重地向他们的车队敬了一个礼。“那一幕我可能能记一辈子。”傅晨说，这令他感到了某种军人的自豪感，也让他更加确定：“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正确的。”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个逻辑，或者说，需要这种自豪感。2010年，外籍军团就发生过一件震惊法军高层的大事：在第二步兵团被派往阿富汗前夕，该团某连来自中国的10名士兵中，有8人集体申请调离——他们宁可接受军法的惩罚也不愿前往危险的阿富汗。此举让军队领导十分愤怒，一度决定减少对中国人的招募。
对一些人来说，一纸身份是他们想要的全部。为此，他们愿意付出青春、自由、辛苦和孤独，或是其他一些无法计算的东西，但绝不包括上战场。
可如果是为了实现梦想，就是另一码事了。严茜就是这么去阿富汗的。
2009年，在美国打拼多年的父母终于拿到了公民身份，把一直生活在福州老家的严茜接到了纽约。24岁的年纪，她进入一所社区大学读书，却始终对未来感到茫然：语言不通，没有朋友，她和这个国家唯一的联系好像就是一张绿卡。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直到2012年底的一天，她走进了唐人街上的美军征兵站，决定去试试运气。在她看来，当兵“似乎是一份不错的工作”：能锻炼自己，融入社会，提高英语水平，更重要的是，还能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
严茜从小就想当兵，“因为看了太多讲美国大兵的电影”，一直对“那样的生活”充满向往。当征兵站的人告诉她“女生不用上战场”的时候，她还暗暗有些失落，母亲却很高兴，于是欣然支持了她的决定。
在国内时，严茜一直爱好打篮球。新兵训练时，尽管英语不好，常常听不懂教官的指令，但优秀的体能和灵活的反应还是帮助她顺利毕业，成为了美国陆军的一员。全营150个人，只有16个女生，而她是唯一的一个中国面孔。
由于英语不好，她特意选择了一个“好像不用说太多话”的工种：开车。严茜说，本以为这只能是后勤运输一类的岗位了，没想到的是，她很快得到了进驻阿富汗的指令。
“其实还是怕的。”严茜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14年3月，严茜抵达阿富汗，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战地生活。一下飞机，长官就给每人发了一个弹匣。把这平时训练一结束就要收回的东西握在手里，来之前一直“没什么感觉”的她也有点儿傻眼了：“好像真的来错地方了吧。”
和当初征兵站里的“承诺”相反，严茜不仅上了战场，还上了前线：他们平时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运输、护送重要武器装备往返于各基地之间。“因为中国人聪明、细心。”她被指定驾驶第一辆车，每次出任务时都承担着为后面车队探路的角色。遇到小型炸弹，她还需要操作车上的专业设备进行排爆。这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2012年，上一批驻军的第一辆车就遭遇了炸弹爆炸，两名士兵不幸阵亡。
在战火纷飞的阿富汗，他们遭遇过土制的炸弹、埋伏的士兵，几乎每天的凌晨三四点，塔利班的炸弹都会袭击他们的基地。这让每一天都充满了严峻的考验。第一次出任务探到炸弹，严茜害怕到“全身冰凉凉的，但还在冒汗”，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开。后来次数多了，她倒也慢慢“习惯了”。
在她看来，在现代战争中，美军一流的装备是他们最强大的支撑。“只要不下车，一般都没关系。”在她这一批驻军里，没有战友牺牲或遭受严重的伤害。
但她还是受过伤。一次，美军基地遭遇空袭。在将一名脚部受伤的战友背进防空洞的过程中，严茜自己也不慎摔伤，左脚骨裂。本来，医生要求她三个月不能出任务，安心休养。但因为除她之外没人会操作第一辆车上的探雷器，如果她请假休息，就意味着全营都要停工。为了不拖累大家，她坚持绑着石膏带伤上阵。
地处非洲大陆西南部的安哥拉，有着“南部非洲聚宝盆”之称。因为有着丰富的石油、矿产资源，吸引了大批中资企业在此投资。然而，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油价下跌的影响，安哥拉本国的经济每况愈下，由此导致的社会动荡、治安混亂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心病。 自2015年10月下旬起，短短一个月内，首都罗安达就发生了十多起针对中国人的武装抢劫绑架案件。而就在今年1月，还有4名中国公民被杀害。
和傅晨、严茜那样在海外入伍的职业军人不同，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郭丹在安哥拉的一家中资企业担任安保顾问，主要职责是贴身保卫老板的安全。但这里甚至比战场上更危险：半年多前，他就险些在枪口下丧命。
2015年11月初的一天，郭丹开车陪老板和几名工作人员从银行取钱回来。车已经开进了公司总部的营地，刚刚停稳，他突然发现，一辆陌生的、窗户贴有黑膜的小车停在了他们后面。
几乎就在这个瞬间，两辆摩托车冲进了院子。在杀害了大门保安后，一名戴着头盔的抢匪从车上跳下，迅速拉开副驾驶的车门蹿入车内，用枪指着后排的同时，一把抢走了他们才从银行取回的钱。
整个过程，只用了17秒。
这天，因为老板是临时起意去取钱，郭丹没来得及像往常一样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设计行动预案，他甚至没有带枪和匕首。然后，抢匪的手枪就对准了他。
一名法国外籍军团的应征者正在量身高，
有那么两秒的时间，郭丹本能地想到了徒手夺枪——只一眼，他发现子弹没有上膛。以他的身手，这完全能够做到。但考虑到车上老板和员工的安全，为了100%保险起见，他没有贸然行动。在枪口下，他一动不动地看着劫匪在他的眼皮底下抢走了钱，然后扬长而去。
这是让他至今耿耿于怀的一次失败。但事实上，是他在那千钧一发之际的冷静救了大家：在他们身后的那辆小车里，两支AK-47自动突击步枪已经就位。一旦有任何反抗的迹象，车内的劫匪就将向他们开枪扫射。
在安哥拉，像这样惊悚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着。
因为担心本土的安保人员或与地方武装有所勾结，西方的安保公司又往往收费高昂且存在安全隐患，如今，许多身处这样高危地区的中资企业都开始雇佣像郭丹这样来自中国的退伍军人，来承担营地和员工的安保任务。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属于“私人军事/安保承包商”的范畴，但也有人把他们称为是现代的“中国雇佣兵”——为了雇主的安全，他们远离家乡，拿起了武器，行走在生死边缘。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要投入战斗。
今年36岁的郭丹貌不惊人，走在人群中，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他曾是一名特种兵。提及加入这一行的原因，他半开玩笑地说：“就是被社会遗弃了嘛。”
当年退伍后，郭丹去了深圳。除了军队里那一套本领再身无所长，他就给一个老板当了5年司机。2008年金融风暴袭来，五六百人的厂子说垮就垮了，他跟着失了业。想考报关员做外贸，却一直找不到工作机会;好不容易考下驾校教练员的资格，刚做出了一点成绩，又赶上了国家搞驾校改革……2013年，不甘心再这样被命运拖着走，他决定重回老本行——他报名参加了一个针对高危地区的国际安保培训，为成为一名海外保镖做起了准备。2014年9月，他被一家中资企业看中，只身一人来到了安哥拉。
在这里，抢劫、绑架、杀人……危险随时都会发生，枪战也并不新鲜。因而他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连睡觉时也不例外。每次出行，他都要事先做好全套的行动方案，设计出多种路线，排查一切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许多次，凭借专业的侦察技术和准确的判断力，他及时调整了行动，保护着老板躲过了土匪的袭击。
“工作上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在他看来，“专业的事要由专业的人来做。”只要处置得当，风险完全可以化解甚至规避。一个真正优秀的保镖，并不是硬碰硬地以命相拼，更重要的是要能利用专业能力避免危险的发生，“如果真到火拼那一步，就失败了”。可如果“枪来了，你是真的会挡的。这是职业道德，也是信仰”。
身处高危地区，收入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丰厚。郭丹平时每月的工资在两三千美元上下，年底老板会根据表现发放奖金。这在行业内只能算中等水平，他倒觉得理所当然：“不是说因为特别危险，你就要（开价）三五十万。难道是给钱就不要命？不是那么回事。”
在他看来，只有枪法准、车技好、综合素质过硬的保镖才能被雇主选中，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信任与肯定。“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别人又需要你，这就算是一种使命吧，一种价值的体现。”在与《中国新闻周刊》的交谈中，“忠诚”“别人需要你”“价值体现”这类的话，他反反复复说了好多遍。
按照国内的标准来看，36岁的年纪，论体力和反应，都已经和年轻时不能比，可郭丹充满了信心：在国内，雇主选保镖要看形象、看眼缘，但在真正高危的地区，他们靠的是经验和阅历，“我们这一行，在国外都是越老越吃香”。
傅晨说，在外籍军团当兵就像在外企上班，可有时候，他也觉得那就是一所监狱。
出任务时的惊险刺激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他们要面对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巡逻和各种杂活儿，是身处一个压抑的环境中，无穷无尽的，单调、枯燥的生活。
那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无法想象出的苦。他还记得，曾有一个来自荷兰的战友就那么疯了，拿着打碎的玻璃往自己身上划，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在那些仿佛漫长到没有尽头的日子里，傅晨和几个战友一起在马赛合租了一间小公寓，每逢周末，他们会离开军队，去那里买菜、做饭，过过正常人的生活。每个假期，他也都要出去旅行，几年下来，他一个人背着背包，走过了法国几乎所有大大小小叫得出名字的城市。
2015年6月，傅晨5年的服役期满，他没有再续约，而是以陆军下士的身份选择了退伍。
离开的那天，他一个人背着两个包，走出了外籍军团位于奥巴涅的办公室。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报名，成为了外籍军团的一员。而这一次，他坐在门外那张当年报名时曾坐过的长椅上，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在那儿静静地坐了10分钟，然后起身，沿着当初来时的路，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他刻意回避了和他打招呼的战友，“我真的哭了。”
如今一年过去，他正在法国筹备一个安保公司，也有了女朋友，新生活正在缓缓展开。
不久前，傅晨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最好的朋友将当年那个杀害了女友的凶手押到了他的面前，“当时在梦里，我一下就释怀了，特别痛快的感觉。”仿佛冥冥之中的某种感应，那天醒来，他收到了一条来自国内的信息——是一些关于那个凶手的新线索。
而对于刚服役1年的陈勇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如愿拥有了新的名字和身份，他却发现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以为是和过去告别了，但你却没有在这里得到你想要的那种偿还。”原来，他以为当兵就是接受命令、执行任务，可以不需要思考太多。如今他已经明白，“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你该解决的问题，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
不久前，伞兵团宣布了即将派遣非洲执行任务的人员名单。陈勇不在其中，这让他十分沮丧。他依然渴望受更多的苦，渴望更严苛的训练。尽管外籍军团的生活让他多少有些失望，但对于未来，他已经不再迷茫：找到了真正喜欢的东西，他希望能在军事技术的这条路上继续充实自己，继续走下去。
刚从阿富汗回来时，严茜几乎天天做同样的梦：“去了战场，敌人来了，发现有枪却没有子弹。”半夜惊醒时，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来找枪。
再回到中国，朋友们都说她变化非常大，可除了“吃饭不挑食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变强了”之外，她自己也说不上自己到底改变了什么，“可能是整体上的一个提升吧”。
2015年，在结束了3年的合同后，她又续签了3年。眼下，她正随军驻扎在韩国，而她已经得到消息，她很有可能将在9月被派往叙利亚，开启她的第二次“战地之旅”。
严茜说，她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还会签下第三个3年，但她已经开始考虑，希望退伍后可以回到中国发展。
而对郭丹来说，本来按照计划，这几天，他就应该重返安哥拉了。但因为当地局势动荡，签证手續出了些问题，他的行程只得搁置了下来，这让他的妻子、儿子大大地松了口气。
可郭丹说，无论是伊拉克还是安哥拉，如果以后再有机会，他还会去到这些高危地区。“只要别人找到我，觉得我专业，我肯定义无反顾。”
那里有他的事业。只不过下一次，他希望能找几个同行一起，以团队的形式提供更完善的安保服务，“我不是为了钱，我是看好这个市场。”
他是从网上看到了一则新闻：就在前一天晚上，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位于加奥的营地遭遇恐怖袭击，来自中国的士兵申亮亮不幸牺牲，年仅29岁，另有4名中国士兵受伤。
傅晨的记忆瞬间拉回到3年前，荒漠、烈日、坦克、机枪……往事历历在目。2013年，他作为法国外籍军团的一员，被派驻到马里。
“很难受，无以言表。”虽然如今远在他国，但中国同胞的遇袭身亡让在天津土生土长的傅晨感同身受。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傅晨这样的中国人走出了国门，在异国他乡，穿上军装，拿起了枪。于是，在马里、阿富汗、伊拉克、安哥拉……在一个个动荡区域或战场，都有了来自中国的面孔。他们为不同的国家而战，也为自己而战。
“能动手解决的问题绝不动嘴”
如果没有2007年的一场意外，傅晨的生活大概会像绝大多数中国80后一样按部就班地过下去：找一份坐办公室的稳定工作，娶一个心爱的姑娘，买车买房、结婚生子……
但女友突然遭人杀害，其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前男友外逃，然后，一切都成了一个谜。对于当时25岁的傅晨来说，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碎了他所有关于未来的想象，也摧毁了他继续原有生活和工作的信心。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直到父母建议他出国换换环境。
某天，他突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介绍法国外籍军团的文章。“加入外籍军团就意味着和过去的生活说再见。”在那一刻，文章里的这句话仿佛是一根救命稻草，成为了他全部的希望。
1831年3月，为了弥补军力不足，维护社会稳定，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签署法令，将流浪在巴黎街头的外国人召集起来，组成了法国外籍军团。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这支由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组成的部队南征北战，为法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尽管许多人习惯将这个外籍军团称为“法国雇佣军”，但事实上，他们是法军里的一支常规部队。不过，和普通部队不同的是，这里不问出处和过往：无论罪犯还是流浪汉，只要进入军团，就从此改名换姓，和过去一刀两断。5年服役期满后，这些军人就可以申请入籍。也因此，这里被各国偷渡客视为梦想之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近300位中国人就已经加入这个外籍军团。如今，军团有来自全世界约1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余名军人。
2010年，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傅晨终于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体能测试、面试、笔试、为期4个月的新兵训练，顺利通过了这一系列的考验后，傅晨完成了从办公室职员到军人的转变，成为了法国外籍军团第一装甲骑兵团的一员。
与初选时引体向上、折返跑和徒手攀绳等几项简单的测试不同，加入装甲骑兵团的最初几个月里，训练更加繁重和严苛。从枪械使用到战术配合，从负重行军到模拟演习，再到农场的各种杂活儿，士兵们不仅要迎接体能上的巨大考验，还要忍受长官们有理或无理的折磨。
“虽说这些是意料之中，但每分每秒都是要你自己去经历的，跟想象完全是两回事。当你被逼着拿牙刷刷厕所的时候，意志不坚定的人就会质疑自己为什么要来这儿。”许多人受不了这苦，中途就退出了。傅晨坚持了下来，但他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次从军营里给母亲打电话时，他还是悄悄掉下了眼泪。
好在当魔鬼训练一次次挑战着身体和精神的极限时，傅晨心里的苦，也能暂时忘掉。
“關键还是你的目的，你是为了什么来到这儿的。”傅晨这样解释自己的“坚持”。
这话，27岁的陈勇也说过。
陈勇来自广东，如今是外籍军团第二伞兵团的现役军人。他自嘲曾是“不良少年”，高中没读完就开始闯荡社会。一年前，他拿着一张其他申根国的签证入境法国，一出机场就直奔报名处。从此，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和一个新的身份。
陈勇的网名叫“余生赎罪”，关于自己的过去和加入军团的动因，他只肯说到这里。家里人至今对他参军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他“黑在了法国”;而他坚信，能从老家那座连一个法语培训班都没有的小城一步步走到今天，是命运选中了自己。
每个选择去国外当兵的人都有各自的理由。对许多人来说，永久居留或国籍是加入法国外籍军团最具吸引力的东西。为淘金而来的人则大多会失望：在这里，根据兵种的不同，月薪从一千多到两千多欧元不等（在法国境外执行任务时除外），比法国的最低工资高不了多少。
和陈勇同一批受训的新兵有40多个，来自30多个国家。加上他共有 4个中国人，两个是为了拿身份，一个是在美国读书的留学生，想到军团“体验生活，丰富阅历”。而他和他们都不一样：“我就是想来下地狱的。我想要受罪。”
这样的决心让他比别人更能忍。饮食不习惯，体能消耗又太大，4个月的训练下来，他瘦了将近10公斤，原本结实的肌肉都分解掉了。可他还觉得不够苦：随着军团的改革，传说中新兵被长官折磨、被拳打脚踢的情况比过去少了许多，“我都没有遇到，很失望。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感受。”
但这不代表一切真的一派祥和。军团里三教九流都有，辛苦又沉闷的环境中，暴躁和愤怒常常毫无来由，“吃苹果削皮”这样的小事都能成为彼此嘲笑、整人的理由。这种时候，忍耐没有用，语言又讲不通，暴力就成了最通行的逻辑和最基本的法则。 “当对方被你打了不少次，他就知道你不好惹了。”陈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到了这里，自己像是完全变了个人，“能动手解决的问题绝不动嘴。这很原始，但很有效。”
“其实还是怕的”
2012年3月，马里共和国发生军事政变，宗教极端组织、反政府武装趁乱占领了北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作为曾经的宗主国，2013年初，应马里政府的求援，法国政府宣布出兵协助马里军队的军事行动，法国外籍军团正是其中的主力。
5月，傅晨被选中派驻马里。作为装甲车的驾驶员，他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和搜索。平生第一次，他来到了真实的战争环境——在他接手的车上，就布满了子弹打过的痕迹。
那是整个军旅生涯中最让他难忘的4个月。
彼时已经处于战争的中后期，傅晨所在的连队并没有直接参与交火，但在那里，他依然清楚地见证了战争带来的印记。
一次，傅晨和战友驻守在沙漠深处的一个位于交通枢纽地段的小镇，等待政府军前来接管。在那里，他看到了让自己终生难忘的场景：那是一所已经被炸毁的学校，断壁残垣中，到处都是弹孔、弹壳和干了许久的血迹;残缺的黑板上，还依稀写着一道几何数学题……
“我们这不是侵略战争，而是一个正义感比较强的行动。”站在异国的土地上，傅晨们的任务不仅仅是为法国效力，也是和造成这一切的极端势力作斗争。
在外籍军团，有傅晨这样经历的中国战士还有很多。他的一个战友服役10年，参加过科索沃、阿富汗、马里等战争，甚至打进过科特迪瓦的总统府。
他深信这种斗争的意义。一天，装甲车队从一个镇上开过，街上的所有人都停下脚步，默默地看着他们，有小孩子雀跃着欢呼起来，有的大人甚至抹起了眼泪。这时，一位老人也停了下来——不久前，他被恐怖分子砍断了一条腿。只见他一手拄拐，另一只手缓缓抬起，神情庄重地向他们的车队敬了一个礼。“那一幕我可能能记一辈子。”傅晨说，这令他感到了某种军人的自豪感，也让他更加确定：“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正确的。”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个逻辑，或者说，需要这种自豪感。2010年，外籍军团就发生过一件震惊法军高层的大事：在第二步兵团被派往阿富汗前夕，该团某连来自中国的10名士兵中，有8人集体申请调离——他们宁可接受军法的惩罚也不愿前往危险的阿富汗。此举让军队领导十分愤怒，一度决定减少对中国人的招募。
对一些人来说，一纸身份是他们想要的全部。为此，他们愿意付出青春、自由、辛苦和孤独，或是其他一些无法计算的东西，但绝不包括上战场。
可如果是为了实现梦想，就是另一码事了。严茜就是这么去阿富汗的。
2009年，在美国打拼多年的父母终于拿到了公民身份，把一直生活在福州老家的严茜接到了纽约。24岁的年纪，她进入一所社区大学读书，却始终对未来感到茫然：语言不通，没有朋友，她和这个国家唯一的联系好像就是一张绿卡。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直到2012年底的一天，她走进了唐人街上的美军征兵站，决定去试试运气。在她看来，当兵“似乎是一份不错的工作”：能锻炼自己，融入社会，提高英语水平，更重要的是，还能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
严茜从小就想当兵，“因为看了太多讲美国大兵的电影”，一直对“那样的生活”充满向往。当征兵站的人告诉她“女生不用上战场”的时候，她还暗暗有些失落，母亲却很高兴，于是欣然支持了她的决定。
在国内时，严茜一直爱好打篮球。新兵训练时，尽管英语不好，常常听不懂教官的指令，但优秀的体能和灵活的反应还是帮助她顺利毕业，成为了美国陆军的一员。全营150个人，只有16个女生，而她是唯一的一个中国面孔。
由于英语不好，她特意选择了一个“好像不用说太多话”的工种：开车。严茜说，本以为这只能是后勤运输一类的岗位了，没想到的是，她很快得到了进驻阿富汗的指令。
“其实还是怕的。”严茜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14年3月，严茜抵达阿富汗，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战地生活。一下飞机，长官就给每人发了一个弹匣。把这平时训练一结束就要收回的东西握在手里，来之前一直“没什么感觉”的她也有点儿傻眼了：“好像真的来错地方了吧。”
和当初征兵站里的“承诺”相反，严茜不仅上了战场，还上了前线：他们平时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运输、护送重要武器装备往返于各基地之间。“因为中国人聪明、细心。”她被指定驾驶第一辆车，每次出任务时都承担着为后面车队探路的角色。遇到小型炸弹，她还需要操作车上的专业设备进行排爆。这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2012年，上一批驻军的第一辆车就遭遇了炸弹爆炸，两名士兵不幸阵亡。
在战火纷飞的阿富汗，他们遭遇过土制的炸弹、埋伏的士兵，几乎每天的凌晨三四点，塔利班的炸弹都会袭击他们的基地。这让每一天都充满了严峻的考验。第一次出任务探到炸弹，严茜害怕到“全身冰凉凉的，但还在冒汗”，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开。后来次数多了，她倒也慢慢“习惯了”。
在她看来，在现代战争中，美军一流的装备是他们最强大的支撑。“只要不下车，一般都没关系。”在她这一批驻军里，没有战友牺牲或遭受严重的伤害。
但她还是受过伤。一次，美军基地遭遇空袭。在将一名脚部受伤的战友背进防空洞的过程中，严茜自己也不慎摔伤，左脚骨裂。本来，医生要求她三个月不能出任务，安心休养。但因为除她之外没人会操作第一辆车上的探雷器，如果她请假休息，就意味着全营都要停工。为了不拖累大家，她坚持绑着石膏带伤上阵。
“枪来了，你是真的会挡的”
地处非洲大陆西南部的安哥拉，有着“南部非洲聚宝盆”之称。因为有着丰富的石油、矿产资源，吸引了大批中资企业在此投资。然而，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油价下跌的影响，安哥拉本国的经济每况愈下，由此导致的社会动荡、治安混亂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心病。 自2015年10月下旬起，短短一个月内，首都罗安达就发生了十多起针对中国人的武装抢劫绑架案件。而就在今年1月，还有4名中国公民被杀害。
和傅晨、严茜那样在海外入伍的职业军人不同，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郭丹在安哥拉的一家中资企业担任安保顾问，主要职责是贴身保卫老板的安全。但这里甚至比战场上更危险：半年多前，他就险些在枪口下丧命。
2015年11月初的一天，郭丹开车陪老板和几名工作人员从银行取钱回来。车已经开进了公司总部的营地，刚刚停稳，他突然发现，一辆陌生的、窗户贴有黑膜的小车停在了他们后面。
几乎就在这个瞬间，两辆摩托车冲进了院子。在杀害了大门保安后，一名戴着头盔的抢匪从车上跳下，迅速拉开副驾驶的车门蹿入车内，用枪指着后排的同时，一把抢走了他们才从银行取回的钱。
整个过程，只用了17秒。
这天，因为老板是临时起意去取钱，郭丹没来得及像往常一样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设计行动预案，他甚至没有带枪和匕首。然后，抢匪的手枪就对准了他。
有那么两秒的时间，郭丹本能地想到了徒手夺枪——只一眼，他发现子弹没有上膛。以他的身手，这完全能够做到。但考虑到车上老板和员工的安全，为了100%保险起见，他没有贸然行动。在枪口下，他一动不动地看着劫匪在他的眼皮底下抢走了钱，然后扬长而去。
这是让他至今耿耿于怀的一次失败。但事实上，是他在那千钧一发之际的冷静救了大家：在他们身后的那辆小车里，两支AK-47自动突击步枪已经就位。一旦有任何反抗的迹象，车内的劫匪就将向他们开枪扫射。
在安哥拉，像这样惊悚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着。
因为担心本土的安保人员或与地方武装有所勾结，西方的安保公司又往往收费高昂且存在安全隐患，如今，许多身处这样高危地区的中资企业都开始雇佣像郭丹这样来自中国的退伍军人，来承担营地和员工的安保任务。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属于“私人军事/安保承包商”的范畴，但也有人把他们称为是现代的“中国雇佣兵”——为了雇主的安全，他们远离家乡，拿起了武器，行走在生死边缘。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要投入战斗。
今年36岁的郭丹貌不惊人，走在人群中，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他曾是一名特种兵。提及加入这一行的原因，他半开玩笑地说：“就是被社会遗弃了嘛。”
当年退伍后，郭丹去了深圳。除了军队里那一套本领再身无所长，他就给一个老板当了5年司机。2008年金融风暴袭来，五六百人的厂子说垮就垮了，他跟着失了业。想考报关员做外贸，却一直找不到工作机会;好不容易考下驾校教练员的资格，刚做出了一点成绩，又赶上了国家搞驾校改革……2013年，不甘心再这样被命运拖着走，他决定重回老本行——他报名参加了一个针对高危地区的国际安保培训，为成为一名海外保镖做起了准备。2014年9月，他被一家中资企业看中，只身一人来到了安哥拉。
在这里，抢劫、绑架、杀人……危险随时都会发生，枪战也并不新鲜。因而他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连睡觉时也不例外。每次出行，他都要事先做好全套的行动方案，设计出多种路线，排查一切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许多次，凭借专业的侦察技术和准确的判断力，他及时调整了行动，保护着老板躲过了土匪的袭击。
“工作上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在他看来，“专业的事要由专业的人来做。”只要处置得当，风险完全可以化解甚至规避。一个真正优秀的保镖，并不是硬碰硬地以命相拼，更重要的是要能利用专业能力避免危险的发生，“如果真到火拼那一步，就失败了”。可如果“枪来了，你是真的会挡的。这是职业道德，也是信仰”。
身处高危地区，收入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丰厚。郭丹平时每月的工资在两三千美元上下，年底老板会根据表现发放奖金。这在行业内只能算中等水平，他倒觉得理所当然：“不是说因为特别危险，你就要（开价）三五十万。难道是给钱就不要命？不是那么回事。”
在他看来，只有枪法准、车技好、综合素质过硬的保镖才能被雇主选中，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信任与肯定。“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别人又需要你，这就算是一种使命吧，一种价值的体现。”在与《中国新闻周刊》的交谈中，“忠诚”“别人需要你”“价值体现”这类的话，他反反复复说了好多遍。
按照国内的标准来看，36岁的年纪，论体力和反应，都已经和年轻时不能比，可郭丹充满了信心：在国内，雇主选保镖要看形象、看眼缘，但在真正高危的地区，他们靠的是经验和阅历，“我们这一行，在国外都是越老越吃香”。
“我不是为了钱，我是看好这个市场”
傅晨说，在外籍军团当兵就像在外企上班，可有时候，他也觉得那就是一所监狱。
出任务时的惊险刺激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他们要面对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巡逻和各种杂活儿，是身处一个压抑的环境中，无穷无尽的，单调、枯燥的生活。
那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无法想象出的苦。他还记得，曾有一个来自荷兰的战友就那么疯了，拿着打碎的玻璃往自己身上划，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在那些仿佛漫长到没有尽头的日子里，傅晨和几个战友一起在马赛合租了一间小公寓，每逢周末，他们会离开军队，去那里买菜、做饭，过过正常人的生活。每个假期，他也都要出去旅行，几年下来，他一个人背着背包，走过了法国几乎所有大大小小叫得出名字的城市。
2015年6月，傅晨5年的服役期满，他没有再续约，而是以陆军下士的身份选择了退伍。
离开的那天，他一个人背着两个包，走出了外籍军团位于奥巴涅的办公室。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报名，成为了外籍军团的一员。而这一次，他坐在门外那张当年报名时曾坐过的长椅上，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在那儿静静地坐了10分钟，然后起身，沿着当初来时的路，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他刻意回避了和他打招呼的战友，“我真的哭了。”
如今一年过去，他正在法国筹备一个安保公司，也有了女朋友，新生活正在缓缓展开。
不久前，傅晨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最好的朋友将当年那个杀害了女友的凶手押到了他的面前，“当时在梦里，我一下就释怀了，特别痛快的感觉。”仿佛冥冥之中的某种感应，那天醒来，他收到了一条来自国内的信息——是一些关于那个凶手的新线索。
而对于刚服役1年的陈勇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如愿拥有了新的名字和身份，他却发现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以为是和过去告别了，但你却没有在这里得到你想要的那种偿还。”原来，他以为当兵就是接受命令、执行任务，可以不需要思考太多。如今他已经明白，“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你该解决的问题，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
不久前，伞兵团宣布了即将派遣非洲执行任务的人员名单。陈勇不在其中，这让他十分沮丧。他依然渴望受更多的苦，渴望更严苛的训练。尽管外籍军团的生活让他多少有些失望，但对于未来，他已经不再迷茫：找到了真正喜欢的东西，他希望能在军事技术的这条路上继续充实自己，继续走下去。
刚从阿富汗回来时，严茜几乎天天做同样的梦：“去了战场，敌人来了，发现有枪却没有子弹。”半夜惊醒时，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来找枪。
再回到中国，朋友们都说她变化非常大，可除了“吃饭不挑食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变强了”之外，她自己也说不上自己到底改变了什么，“可能是整体上的一个提升吧”。
2015年，在结束了3年的合同后，她又续签了3年。眼下，她正随军驻扎在韩国，而她已经得到消息，她很有可能将在9月被派往叙利亚，开启她的第二次“战地之旅”。
严茜说，她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还会签下第三个3年，但她已经开始考虑，希望退伍后可以回到中国发展。
而对郭丹来说，本来按照计划，这几天，他就应该重返安哥拉了。但因为当地局势动荡，签证手續出了些问题，他的行程只得搁置了下来，这让他的妻子、儿子大大地松了口气。
可郭丹说，无论是伊拉克还是安哥拉，如果以后再有机会，他还会去到这些高危地区。“只要别人找到我，觉得我专业，我肯定义无反顾。”
那里有他的事业。只不过下一次，他希望能找几个同行一起，以团队的形式提供更完善的安保服务，“我不是为了钱，我是看好这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