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物质与量的规定性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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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一方面指国民需求对象在全国量的分布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指社会矛盾的不平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充分,一方面指的是国民需求满足的不充分;另一方面指社会矛盾中某一方面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问题。要解决这一新问题,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新理念促进科技进步,充分满足人的物质文化需求;以协调理念平衡区域、城乡发展;以绿色理念促进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以开放理念平衡贸易双方利益和内陆、海外开放水平;以共享理念将改革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关键词:矛盾;新发展理念;国民需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9)02-038-005
  事物是质与量的统一体。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的质,是区别事物自身与其他事物的规定。“事物质的规定性,决定于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1](P138)事物的量,是事物的数量。在社会历史层面,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也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无论是需要的内容,还是发展的成果,都会以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体现出来。所以,对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要从事物的质与量上着手。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历史演变
  “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2]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做了进一步规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0年的改革开放,近70年的建国历程,使我们从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所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转变是以上两个“不变”基础上的阶段性质变。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目前国民需要标准的变化和国家发展特征的变化。
  (一)从 “温饱”“小康”到“美好”: 量变到质变中的需要标准变化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P154)“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3](P158)由此可见,满足“吃喝住穿”的需求是人们生活的前提,而衡量“吃喝住穿”需求满足的标准必须从“质”与“量”两方面来考虑。
  自我国步入社会主义以来,生活作为需要的对象,其衡量标准随历史发展而变化。新时代之前的阶段,国民需求在主要矛盾中体现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衡量需要满足程度的标准分为“贫困”“温饱”“小康”三个层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民需求在主要矛盾中体现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关键年份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约68%,城镇家庭约59%,平均计算超过60%,中国是贫困国家,当时中国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两亿四千八百万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显著发展,国民收入明显提高。无论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衡量国民需求的标准从温饱向小康迈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46%,城镇居民家庭约37%,加权平均约40%,已经达到小康状态。2015年,平均值为30.6%,属于相对富裕级别;2016年,平均值为30.1%,属于相对富裕级别,距离上升到富足级别只相差0.1个百分点。”其中,“贫困”和“温饱”阶段处在人们“吃喝住穿”的基本生活需求量的积累的阶段。“小康”处于基本生活需求从量的积累到阶段性质变的过渡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在基本生活需求在量上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对其质提出更高要求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58亿元。1978年,我國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发展到1 482亿美元。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8 791亿美元,是1978年的30多倍。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国民需求标准的不同层次相统一。1978年以前,我国相对落后的生产力还只能从量上规划需求的满足。当时,我国的发展阶段仅能确立人民从物质上没饭吃到有饭吃、文化上从没学上到有学上的目标。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生产力显著提升,国民需要层次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已经有了量的积累,达到了可以对质进行规划的阶段。
  (二)从“落后”到“不平衡”“不充分”:量变到质变中的发展特征变化
  发展是事物“量变到质变的过程”[3](P97)。社会主义新时代来临之前,我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生活无论从质还是量上都处在相对低的层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1956年,我国GDP约为416亿美元,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面对严峻的发展形势,中国共产党首先拨乱反正,否定“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对改革开放做重大部署。进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出奠定了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对中国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了系统阐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根本问题。在此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回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更进一步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的发展意味着实践成果的辉煌。现如今,我国已经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了温饱问题并进一步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   理论与现实的结果表明:我国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即发展的成果已经有了一定量的积累。同时,生产力发展使国民需求呈现出多层次的新特征。但是,新的需求还不能及时内化為发展的对象,导致需要与发展的步调不一致,使矛盾双方的对立面加强。要进一步认识这一矛盾,必须深入理解“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不平衡”“不充分”的内涵
  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从质的角度讲,矛盾某一方面发展的不充分会导致的社会矛盾不平衡;另一方面从量的角度讲,国民需求对象发展在全局的不平衡会导致局部地区国民需求不能充分满足。
  (一)矛盾某一方面发展的不充分导致的社会矛盾不平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科学描述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阐述了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终限制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方面经济显著发展,另一方面文化方面和生态方面没有及时跟上经济发展步伐,最终导致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平衡。
  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一直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真正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文化发展乏力的问题逐渐突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3](P40-41)所以,必须注重发展文化,使经济和文化平衡发展。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不平衡。长久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一直处于对立的状态。这和我国以往粗放型发展模式紧密相关。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需要大量自然资源和人力的投入推动经济发展。这就造成经济发展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悲剧。所以必须抛弃旧的发展模式,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促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平衡。
  (二)国民需求对象发展在全局的不平衡导致的国民需求不能充分满足
  目前,我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以物质文化产品、收入、公共服务为主的国民需求对象已经有了一定积累,但是从全局来说,量的分配在空间上还不平衡,局部地区的需求没有充分满足。表现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
  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居民收入分配不平衡、公共服务水平不平衡三个方面。基础建设方面,城市一直是国家投入的重点,交通、学校、医院设施齐全;反观农村,尤其是边缘山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收入分配方面,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0:1,2016年、2017年的数据均约为2.7:1。这说明我国城乡差距仍处于扩大趋势。
  区域发展不平衡。这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城镇化程度发展不平衡三个方面。综合三个方面情况,我国整体呈现东高西低趋势。区域经济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东部地区GDP明显高于西部地区,2016年地区GDP前三甲分别是广东80 854.91亿元、江苏77 388.28亿元、山东68 024.49亿元,均是东部地区省份;后三名分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3 168.59亿元、青海2 572.49亿元、西藏自治区1 151.41亿元,均处西部地区。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来看,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三个省份分别是上海80.26岁、北京80.18岁和天津78.89岁,都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平均预期寿命最短的三个省份分别为青海69.96岁、云南69.54岁和西藏自治区68.17岁均为西部欠发达地区。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东西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发展不平衡方面,东部地区在公共基础设施、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普遍优于西部地区。以医疗卫生领域为例,东部地区诸省份医疗卫生人员普遍丰富,其中山东有87.41万人、广东有81.91万人、河南有79.61万人;反观西部地区,医疗卫生人员普遍不足,青海、宁夏只有约5万人,最少的西藏竟然只有2.92万人。数字上的差距是惊人的。城镇化程度方面,我国东部地区在城市个数、城区面积、市政设施等各方面也明显优于西部地区。以城区面积为例,国家统计局2016年数据显示:广东、山东、北京、江苏等省份城市面积都在1.5万平方公里以上,且都为东部地区省份;反观城镇面积较低的省份青海、西藏、甘肃等地,均属西部地区。所以,我国东西区域的差距是明显的,这是我们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总之,经济发展不平衡,一方面使落后地区居民没有充分能力购买物质文化产品;另一方面没有足够多足够好的物质文化产品供应给落后地区群众,造成了生产与消费双向的不充分。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和公共服务水平不平衡,使落后地区居民没有更多机会享受公共服务,更没有充分机会享受好的公共服务。城镇化水平不平衡,使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不平衡更加复杂。由此可见,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复杂而又深刻的。要想解决这两大问题,首先要在思想理论的高度形成一套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这套理论是什么呢?党和国家已经给出了答案。
  三、贯彻“新发展理念”解决新时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为解决当下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开出了一剂良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3](P21)两份文件在这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解决的是质的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结构平衡和量的分布平衡问题。
  (一)创新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解决的是发展动力的问题。贯彻创新发展,可以从平衡经济——生态结构和满足物质文化需求两个方面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目前,我国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仍然没有完全转变。所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仍然存在,经济生态结构是不平衡的。而且这对矛盾的产生使国民对物质文化产品的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就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方面,科技创新和应用可以使产业不断升级,有效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同时,产业创新可以发展绿色产业,使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让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生态结构的平衡。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和运用既可以发展新能源,又可以使资源利用更有效率,提升物质产品的满足空间。同时,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可以使更多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惠及人民群众,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产品需求。
  (二)协调对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
  协调一般指的是和谐一致、配合得当的意思,从哲学层面讲,协调指的是矛盾双方动态平衡的统一关系,表现为矛盾双方的“互相联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贯通”[1](P107)。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平衡的问题,比较典型的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举例来说,北京的首都优势吸收了周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同时北京又没能对周边地区给予足够的带动使河北发展滞后。同样,城市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同时也没能对乡村发展给予足够帮助,导致乡村土地荒芜,发展滞后。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引入协调理念,就能更加注重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更多地让发达地区和城市带动欠发达地区和乡村充分发展,达到区域发展、城乡发展平衡。
  (三)绿色对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
  绿色理念强调的是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生态环境矛盾的平衡。长久以来,我国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让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充分,这是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内矛盾的非对抗性相违背的。实践表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必须统一。习近平指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3](P50-51)这就从法律政策和经济体系两个方面提出发展绿色经济,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统一。
  (四)开放对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全球化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取得显著效果。但是仍然存在开放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如,贸易双方利益分配的不平衡,这是我国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不充分造成的。再如,内陆市场和沿海市场开放程度不平衡,这主要由我国内陆地区自然条件不充分造成的。我国西北内陆地区气候干旱、沙漠多,西南地区海拔高山地丘陵多地形复杂不利通商。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贯彻开放理念,提升开放的水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5]话语权的充分提升,是实现利益平衡的前提。要实现内陆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平衡发展,就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十九大报告中阐明了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内涵:“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3](P34-35)
  (五)共享对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
  共享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巨大提高,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化财富。但是,很多财富流入到少数人手中,人民群众物质文化财富有限。此外,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的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那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此可见,共享发展不仅仅要将发展结果共享于人民群众,还要共享发展过程,即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改善就业、发展创业。正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提高技术工人待遇。”[4]党的十九大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脱贫、健康、社会治理、国家安全等方面全方位构建了群众利益平衡体系,使改革开放更多的成果流向人民群众。
  总之,一个国家的主要矛盾是这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中发展问题的高度总结,也是未来发展的风向标。我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都将围绕解决当下的主要矛盾来进行。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才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 韩树英.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 趙聪聪.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三个逻辑[J].宁夏党校学报,2018(0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R/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5-10/29/c_1116983078.htm,201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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