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哀帝年间，尚书仆射郑崇手握重权，说情者日多，请托者甚众，几乎每天都是“门庭若市”。尚书令赵昌欲陷害郑崇，便向皇帝上奏，诬其“有奸”。汉哀帝面质之，郑崇坦然地说：“臣门如市，臣心如水。”其意思是说：来我家上门请托、说情的人确实多得像市场一样热闹，但我的心却像清水一样纯洁。寥寥数语，表明了这位封建时代重臣清正廉洁的从政意识。
　　时下，在我们队伍中，“臣门如市”的干部并不鲜见。只要分管某一部门、掌有某一方面的实权，那么，“臣门如市”的情形就在所难免。当然，“臣门如市”也未必都是“有奸”的。你的下属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或困难，需要向你反映，想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而你在8小时之内操持公务甚忙，无暇接待，于是，下属或在晚上，或在节假日上门拜访，叙一叙情况，谈一谈原由，吐一吐苦衷；而我们的干部也由此可以更具体、更深入地了解下属的工作，并及时消除工作上的一些不利因素，这无疑是有益于本部门、本单位的正确决策和决策的实施。
　　俗云：“无事不登三宝殿。”确实也有一些群众是带着与自己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事上干部家门的，他们或对有些政策不理解而上门咨询，或对有些困难自己无法解决而上门求助，他们殷切希冀我们的干部能助其一臂之力，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纡解燃眉之急。我们的干部能拒之门外么？从某些意义上说，“臣门如市”正是体现了群众对我们干部的信任。倘若“敲门不开”或“开门不理”，那势必会有损于党和政府形象，有贬于我们干部的威信。记得李瑞环在天津任市长期间，他是“臣门”八字开，喜迎八方客。他为自己订了一个规定：每年在家举行三次恳谈会，分别邀请知识分子、市民、老同事上门相聚，倾听他们對治理天津、发展天津的意见和建议。多年来，在这些恳谈会上，李瑞环得益匪浅，所掌握的实情甚于下属的汇报。他似乎把“臣门如市”看做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路径。显然，我们的干部应该为自己“臣门如市”而感到幸运，设若我们的干部家门口常是“罗雀”，总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吧。
　　我们提倡干部“臣门如市”，但也要警惕在“臣门如市”背后所潜滋暗长的“说情风”与“送礼风”。现实社会中，有些人或从前门，或从后门，或从边门，或亲自上门，或托人代劳，千方百计钻进干部家门说情、请托。更有甚者，有些说情、请托者犹嫌“言”之力薄，进而以“物”（诸如金钱、字画、古董）攻之。试问：那些落马的贪官污吏收受巨贿，孰不是在位时“门庭若市”、说客盈门？
　　汉代郑崇尽管“臣门如市”，但他“臣心如水”，一生清廉，因此被史家誉为“尊威之臣”。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重臣，郑崇不徇私情，秉公办事，极其难能可贵。当然，他所说的“臣心”，无非是一颗“忠君”之心，是旨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及其干部，“臣心如水”的思想基础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有矢志不渝的信仰定力。谢觉哉诗云：“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们的干部只要没有私心杂念，不是欲壑难填，那么，不管请托者再多，他也绝不会为甜言蜜语而动摇意志，也绝不会因金钱财物而丧失立场，干出放弃原则、擅改政策、以权谋私的卑劣行径。
　　刚读毕《板桥自叙》，我想援引文中的一个细节作为本文的“结穴”。郑板桥素有清廉的美誉，这不止反映在他“去时还是来时贫”，还体现在他为县令十几年期间秉公尽职、不徇私情方面。他在任上也曾有“臣门如市”的经历，自叙：“附和我者多利吾金币来耳。有一言干预外政，即叱去之，未尝为所迷惑。”好一个“叱去之”！郑板桥正是以“臣心如水”来应对“臣门如市”，从不为那些居心叵测者“所迷惑”。看来，财物行贿——打通关节——干预政事——以图其谋，这似成为了古今一揆的行贿者模式。郑板桥的“叱去之”给今人以廉政的借鉴，唯其如此，才能“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