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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先生于8月中旬访华，公布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准备工作的环境评价报告。联合国此次应上海市政府之邀，作为独立第三方，对上海过去10年的环境保护和治理作出全面的评价。
施泰纳先生自身的专业是发展经济学，多来年一直致力于环境与经济学的相互推进。由于施泰纳先生在国际环境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中国政府多年前已邀请他作为专家，加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南风窗》特别邀请了原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联合国上海世博环境报告的撰写人卢思骋先生在上海访问了施泰纳先生。
最重要的是，在游客离去和热潮退却后，北京和上海是否能够持之以恒，让奥运与世博的绿色遗产发扬光大。也许，还待盛事闭幕后之若干年，方能就其后续影响和对绿色中国的贡献，做出准确公允的评价。
上海的经验
《南风窗》：您近年多次访华，也是上海市长的环境顾问。您对环境与发展这双轴线在上海的互动有什么观察?
施泰纳：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与别的国际大都会一样，同样面对都市化和急速增长的许多挑战。我一直关注上海，据我的观察，近年来市领导越来越认识到，他们今天所做的选择，不单决定了上海的发展轨迹，更形塑了未来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为筹备世博会而采取了大量先进的环保政策和绿色技术，不单以世博园区来改造重建原有污染严重的老旧城区，更着力于污染治理，落实节能减排，推动低碳发展，使上海由原来的污染突出、起步点较低的发展中城市，蜕变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的现代化都会。举例来说，经过了十多年以机动车为核心的交通模式，上海于2000年后转向公交优先发展策略，其《绿色交通愿景》提出了到2010年世博开幕时，上海将会建成由上千条公交路线和400多公里长的轨道交通所组成的公交网络。从1995年第一条地铁通车起算，上海只用15年的时间，就发展出世界顶尖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一方面造就了市民的绿色出行，同时也减轻了机动车污染和道路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
我相信2010年世博会，不单为上海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平台，展示其绿色都市发展战略，更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让高新的环境技术、污染控制、节能减排、资源节约和管理经验，能够在世界舞台闪亮登场，为中国迈向绿色经济提速，成为绿色未来之开端。我衷心希望，这些绿色技术和政策，可以早日从超前的示范，转为普及推广的主流应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世博筹备过程中为上海参谋献策，正好反映出联合国对中国走向绿色经济发展的期许和支持。
《南风窗》：您认为上海世博的环保经验，对其它的中国城市，以至世界各地，有哪些相关的经验可资借鉴?
施泰纳：上海的经验显示，地方政府的决策，对公众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只要决策者订出正确的公共政策框架，放出政府取态的信号，为市场创造适宜的条件，市场是能够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我认为上海市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成功的例子，比如说政府定出的公交优先策略，就在短时间内将现时世界各地奉行的以道路和汽车为先的交通政策，转化为以公交为先的绿色出行政策，引导市场和公众，争取成为环境议题的解决方，而非使问题恶化的帮凶。
《南风窗》：您如何评价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的环保努力?
施泰纳：这两项国际盛事，都为主办城市提供了聚焦效应和激励机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北京奥运会的环境评估报告指出，在场馆建设和城市改造上，奥组委和北京市政府都竭力遵从环保原则，主办方的努力，亦为奥运会的环境责任提出了更高的标杆，使绿色奥运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经过实践考验的尝试。同样地，联合国今天发布的世博环评报告说明，上海迄今之努力，使绿色世博不仅局限于园区，更成为拉动城市绿化改造之火车头。
不过，最重要的是，在游客离去和热潮退却后，北京和上海是否能够持之以恒，让奥运与世博的绿色遗产发扬光大。也许，还待盛事闭幕后之若干年，方能就其后续影响和对绿色中国的贡献，做出准确公允的评价。
中国的问题
《南风窗》：面对金融不稳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危机，您提出了“绿色新政”，什么是绿色新政?这个概念对中国有何启示?
施泰纳：自去年下旬，世界各国共计投入了大约3万亿美元应对金融危机。危机本身固然前所未有，但应对措施的规模也是历史罕见。同时，缓解气候变化也迫在眉睫。联合国联同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垒球的“绿色新政”这个概念，旨在倡导各国将经济复苏方案中相当一部分的公共财政，作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投资，望能一石二鸟，以疏经济之危，期解气候之困。
我认为全球过渡到绿色经济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政府可以做的是帮助市场朝这方向加快迈步。金融危机和相应的救市措施，正好提供了转型的动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进行研究，结论是绿色能源和清洁科技的投资，相比税项减免等传统措施，每美元可以多创造3至4倍的就业职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议各国，加快和扩大对五大领域的投资，包括：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绿色公共交通，可持续农业，以及森林、河流、湖泊、湿地等生态系统的维护和恢复。这些绿色投资，既能马上刺激经济，保就业创职位，并可开辟商机。当然，不同国家的绿色新政须要因地制宜，优先缓急也有不同的组合。既然救市方案是以今天和后代的财税来激活经济，我们就更应该投资在未来的工作和市场上。
绿色新政得到各国积极的响应，中国以及奥巴马领导的美国新政府，对绿色投资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最近韩国的李明博总统亦提出计划，以绿色环境作为下一阶段韩国的国际市场策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我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协助各国在金融和气候的双重危机下，走出绿色低碳的未来。
《南风窗》：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有可能與环境破坏脱钩吗?绿色发展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吗?
施泰纳：两者绝对可以脱钩。有许多的例子可资证明，譬如机动车的油耗和尾气排放就在发展过程中递减；丹麦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25年增加了75％，但全国的能耗并没有因此增加。
事实上，在中国我们也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证明发展并不必然以环境为代价，比如中央政府订出量化的能源强度削减目标，确保GDP增长的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又例如，上海市在过去8年间GDP增加了3倍，但总体的污染水平却有所下降。问题关键在于，治理的效益是否大于污染的成本，以及决策者的远见和决心。对中国而言，持续迅猛的增长，提供了绿色转型所须的资金、规模效应和技术专才，现在不抓紧机会，将错过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南风窗》：过去30年，中国经历了史无 前例的急速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恶化。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新作《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以电影《生死时速》那辆载有炸弹的公交车来比喻当甫的中国——意即公交车需要保持一定的车速前行，但又不能过快或稍慢，而基于环境问题的压力，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还试图在高速行进中为公交车更换一个绿色的发动机。您认为这高难度的挑战可会成功?
施泰纳：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非如此不可。从目前的发展轨迹来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引致的损失，不单是关乎人们的生存与生活，更愈发在决策者眼前以经济代价的方式呈现，失此也失彼，这将是中国难以承担的，也是领导层所不能忽视之故。再者，虽然经济发展仍有空间，但地球资源的开发经已临近极限，环境的破坏亦触及底线，上世纪盛行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日益江郎才尽，回天乏力。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再次更新我们的经济制度，重新想象一个建基于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绿色未来。
当许多人还在指摘中国的崛起如何加剧生态危机的同时，中国已悄然发生变化。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中国经已显示出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绿色过渡中所须的敏锐触觉和灵活应对。许多国家花了几十年时间逐步完善的污控技术，中国可以后发推广，比如欧Ⅳ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虽然起步较晚，但不消几年，中国已是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大国。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既拥有潜力，亦能掌握机遇，可以跳过传统发展模式中的若干阶段，直接走上绿色经济的前沿。
在全球迈向低碳经济的竞争中，中国拥有相当的优势，有实力通过绿色政策来引导新工业、新工作、新技术的发展，推动下一轮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互动。
《南风窗》：气候变化可算是我们这个时代影响最深远的环境议题。然而，许多中国媒体认为，气候变化对老百姓来说太遥远，空气污染和饮水安全才是他们最迫切的问题。您同意这种观点吗?环境问题如何定夺缓急?
施泰纳：首先，我并不认为这种意识差距有论者提出那么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但凡有获取气候变化的基本知识之渠道，都能够明白气候变化是真实的威胁，并不见得会反对做出缓解应对之努力。其次，污染一条河，与加剧气候变化，性质上并不等同。气候变化的影响深远广袤，殊难逆转。我们经已感受其威力，各地正面临更频繁更猛烈的极端气候，南北极和冰川加剧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虽然灾难并非一夜到来，我们及我们子女的下一代却正处于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的临界点，今天若无所作为，我们将愧对后代，遗憾万年。能否扭转乾坤，端乎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和努力。
我们无法将环境问题从经济发展中抽离处理，单独解决；而资源和生态的制约，亦定夺了未来的经济走向。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环境破坏，就离不开对现行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革。从这个高度看问题，我们就能理解，增加森林覆盖率，不仅是保护森林及其生物多样性，也是提升了地球对二氧化碳的截留封存能力，从而帮助减缓气候变化。所以，减少污染，保护生态，与应对气候变化，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环保运动需要更懂经济，而经济学家需要更懂环境科学的原因。非如此克服两者的鸿沟，我们将不能在可见之日，迎来地球所须的系统性变革。
《南风窗》：您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之前，曾长期在环保NGO中工作。过去几年，我们亦多次就中国的环境NGO发展交换意见。您对中国的环保NGO的发展有什么期许?
施泰纳：如你所言，我曾在NGO工作，之前亦曾就任于政府部门，如今在国际组织中服务。回望我的职业生涯，正好说明了环保工作需要不同社会岗位的互动配合。在西方国家，NGO一直扮演呐喊预警的角色，监督政府和企业，将违反公众利益的环境破坏行为置放在公共讨论的阳光下，是为倡导型的NGO。过去20多年，环境运动逐渐多元化，一些NGNGO发展出非凡的专业能力，以前沿性的科学知识和独立的政策研究能力，提出和深化了许多新的环境议题，并为政府和企业提出积极的对应良策。
就中国而言，我认为这两种取向，缺一不可。一方面NGO应当为公民提供平台，将他们所知所感，传递给决策者；另一方面，NGO亦应当为政府参谋献策，以专业力量提出解决之道。近年来，中国的公民社会和NGO皆有可观的发展。当公民活跃地参与到环境的公共议题上，社会之进步计日可期。
哥本哈根的使命
《南风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总部是在非洲的内罗毕。在国际环境运动中，来自印度和拉美的一些人提出了“南方的环境运动”，或“穷人的环境运动”这样的理念，用以批判和超越欧美主流环境运动的中产阶级倾向和西方中心主义。您对此有何看法?
施泰纳：环境署是首个将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机构。基于这一现实，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感到亲切和寄予厚望，我们的身份认同和工作取态亦或多或少受其影响。过去30多年，由于环境保护必然触及既存的经济政策及其背后的发展哲学，环境署一直在很艰难的政治条件中匍匐而行。然而，我们一直秉承“污染无国界”、以及“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些原则，我们主导的许多国际环境条约，例如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公约和遏止越境转移危险废料的巴塞尔公约，都体现了这些原则，打破了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国际政治惯例。
1960和1970年代的西方环境运动议程，基本上是以污染防治为核心。我认为环境署的实践，成功地超越了这个局限，不把环境视为单独自在的现象，而是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将环境问题置放在发展模式的维度上，探索和解决如何在不破坏地球的原则下，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正是由于展中国家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热情参与，环境署由始至终，并没有被欧美主流环境议程所定义和框限，反而是植根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摆脱贫穷，粮食安全，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之维护和改进，后者正是千万穷人之生机所系。
展望未来，我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塑造下一轮的全球環境议程，让我们时代面对的生存挑战，得到更真实的反映。
《南风窗》：气候变化威胁众生，今年12月，决定未来各国减排任务的气候谈判就要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您对谈判有什么期望?
施泰纳：负责为谈判提供科学依据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早前已勾画出哥本哈根会议所须达成的协议之最低纲领：各国必须寻求共识，形成一个全球的气候同盟，在未来8至10年内稳定全球的总排放量，并于2050年将排放最少减半，否则地球不能幸免于无法逆转的气候灾难。
对低碳经济的转型过渡，目前的难关，不在于科学共识，亦非经济计算，而是在历史责任和未来排放额度这两个维度上，各国关于如何才算体现公平公正的不同意见间之博弈。
虽然利益考虑造成了南北之间的分歧 对阵，我依然寄望各国，能意识到气候影响乃一视同仁，富国穷国同样受害，最终会以大局为重，达成共识。我们绝不能让这些分歧，阻碍各国为地球的整体利益做出正确的决定。
《南风窗》：这几个月来，各国在多次的预备谈判和国际会议中，壁垒分明，进展似乎并不顺利。在意大利的G20峰会结束前，印度甚至直斥发达国家并没有尽其努力，负其责任，而西方媒体的主旋律，依然是指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排放增加，无疑是抵消了他们之努力。距离哥本哈根只剩下100多天，您对谈判仍然樂观吗?您说科学共识和经济效益计算皆已具备，那么欠的是什么东风呢?
施泰纳：没错，限期日渐迫近，各国依然被动观望，谈判的进展并不乐观，如此下去，确实大事不妙，谈判有可能失之交臂。我相信，对各方而言，等待他人先行一步，以期后发制人的时机，已然消逝。分歧是实在的，矛盾亦不见得可以顷刻化解，甚至部分人心目中认为发达国家背弃承诺，妨碍互信之建立。
我认为，与其相互推诿，让自己裹足不前，不如抛开成见，同心协力，为气候协议谋求共赢方案。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为富国未尽全力而受罚做出双倍努力。发达国家需要率先改弦易辙，认真地提供财政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让他们能更有效地减缓碳排之增长，更积极地做出贡献，从而开启必须的政治条件，让富国政府能克服障碍，在国内推动力度更大的减排计划。
目前，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的政治领袖，开时代之先河，以身作则，勇敢承担，提出创见，打破僵局，让各国同舟共济，方能走出困局。
《南风窗》：有意见认为，与其接受妥协折中、支离破碎的方案，不如推倒重来，继续追求完善的方案。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施泰纳：在哥本哈根，也许我们要历尽艰苦，为协议的细节而煎熬折腾，但我无法想象，各国领袖可以无功而还，然后回国向他们的选民宣布，我们已竭尽所能，大家只能自求多福，默然接受全球升温两三度。
我不认为各地的民众会接受谈判以失败收场。这次会议也许需要延长数天，个别细节也许还待确定，但除了促成协议，功成身退之外，与会代表别无选择。我深信，气候共识终将达成，问题只是我们愿意在最后协议前，再蹉跎多久，再承受多少极端气候所造成的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各自为政，或心存侥幸，皆非出路。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先生于8月中旬访华，公布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准备工作的环境评价报告。联合国此次应上海市政府之邀，作为独立第三方，对上海过去10年的环境保护和治理作出全面的评价。
施泰纳先生自身的专业是发展经济学，多来年一直致力于环境与经济学的相互推进。由于施泰纳先生在国际环境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中国政府多年前已邀请他作为专家，加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南风窗》特别邀请了原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联合国上海世博环境报告的撰写人卢思骋先生在上海访问了施泰纳先生。
最重要的是，在游客离去和热潮退却后，北京和上海是否能够持之以恒，让奥运与世博的绿色遗产发扬光大。也许，还待盛事闭幕后之若干年，方能就其后续影响和对绿色中国的贡献，做出准确公允的评价。
上海的经验
《南风窗》：您近年多次访华，也是上海市长的环境顾问。您对环境与发展这双轴线在上海的互动有什么观察?
施泰纳：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与别的国际大都会一样，同样面对都市化和急速增长的许多挑战。我一直关注上海，据我的观察，近年来市领导越来越认识到，他们今天所做的选择，不单决定了上海的发展轨迹，更形塑了未来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为筹备世博会而采取了大量先进的环保政策和绿色技术，不单以世博园区来改造重建原有污染严重的老旧城区，更着力于污染治理，落实节能减排，推动低碳发展，使上海由原来的污染突出、起步点较低的发展中城市，蜕变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的现代化都会。举例来说，经过了十多年以机动车为核心的交通模式，上海于2000年后转向公交优先发展策略，其《绿色交通愿景》提出了到2010年世博开幕时，上海将会建成由上千条公交路线和400多公里长的轨道交通所组成的公交网络。从1995年第一条地铁通车起算，上海只用15年的时间，就发展出世界顶尖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一方面造就了市民的绿色出行，同时也减轻了机动车污染和道路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
我相信2010年世博会，不单为上海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平台，展示其绿色都市发展战略，更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让高新的环境技术、污染控制、节能减排、资源节约和管理经验，能够在世界舞台闪亮登场，为中国迈向绿色经济提速，成为绿色未来之开端。我衷心希望，这些绿色技术和政策，可以早日从超前的示范，转为普及推广的主流应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世博筹备过程中为上海参谋献策，正好反映出联合国对中国走向绿色经济发展的期许和支持。
《南风窗》：您认为上海世博的环保经验，对其它的中国城市，以至世界各地，有哪些相关的经验可资借鉴?
施泰纳：上海的经验显示，地方政府的决策，对公众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只要决策者订出正确的公共政策框架，放出政府取态的信号，为市场创造适宜的条件，市场是能够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我认为上海市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成功的例子，比如说政府定出的公交优先策略，就在短时间内将现时世界各地奉行的以道路和汽车为先的交通政策，转化为以公交为先的绿色出行政策，引导市场和公众，争取成为环境议题的解决方，而非使问题恶化的帮凶。
《南风窗》：您如何评价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的环保努力?
施泰纳：这两项国际盛事，都为主办城市提供了聚焦效应和激励机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北京奥运会的环境评估报告指出，在场馆建设和城市改造上，奥组委和北京市政府都竭力遵从环保原则，主办方的努力，亦为奥运会的环境责任提出了更高的标杆，使绿色奥运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经过实践考验的尝试。同样地，联合国今天发布的世博环评报告说明，上海迄今之努力，使绿色世博不仅局限于园区，更成为拉动城市绿化改造之火车头。
不过，最重要的是，在游客离去和热潮退却后，北京和上海是否能够持之以恒，让奥运与世博的绿色遗产发扬光大。也许，还待盛事闭幕后之若干年，方能就其后续影响和对绿色中国的贡献，做出准确公允的评价。
中国的问题
《南风窗》：面对金融不稳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危机，您提出了“绿色新政”，什么是绿色新政?这个概念对中国有何启示?
施泰纳：自去年下旬，世界各国共计投入了大约3万亿美元应对金融危机。危机本身固然前所未有，但应对措施的规模也是历史罕见。同时，缓解气候变化也迫在眉睫。联合国联同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垒球的“绿色新政”这个概念，旨在倡导各国将经济复苏方案中相当一部分的公共财政，作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投资，望能一石二鸟，以疏经济之危，期解气候之困。
我认为全球过渡到绿色经济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政府可以做的是帮助市场朝这方向加快迈步。金融危机和相应的救市措施，正好提供了转型的动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进行研究，结论是绿色能源和清洁科技的投资，相比税项减免等传统措施，每美元可以多创造3至4倍的就业职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议各国，加快和扩大对五大领域的投资，包括：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绿色公共交通，可持续农业，以及森林、河流、湖泊、湿地等生态系统的维护和恢复。这些绿色投资，既能马上刺激经济，保就业创职位，并可开辟商机。当然，不同国家的绿色新政须要因地制宜，优先缓急也有不同的组合。既然救市方案是以今天和后代的财税来激活经济，我们就更应该投资在未来的工作和市场上。
绿色新政得到各国积极的响应，中国以及奥巴马领导的美国新政府，对绿色投资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最近韩国的李明博总统亦提出计划，以绿色环境作为下一阶段韩国的国际市场策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我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协助各国在金融和气候的双重危机下，走出绿色低碳的未来。
《南风窗》：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有可能與环境破坏脱钩吗?绿色发展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吗?
施泰纳：两者绝对可以脱钩。有许多的例子可资证明，譬如机动车的油耗和尾气排放就在发展过程中递减；丹麦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25年增加了75％，但全国的能耗并没有因此增加。
事实上，在中国我们也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证明发展并不必然以环境为代价，比如中央政府订出量化的能源强度削减目标，确保GDP增长的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又例如，上海市在过去8年间GDP增加了3倍，但总体的污染水平却有所下降。问题关键在于，治理的效益是否大于污染的成本，以及决策者的远见和决心。对中国而言，持续迅猛的增长，提供了绿色转型所须的资金、规模效应和技术专才，现在不抓紧机会，将错过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南风窗》：过去30年，中国经历了史无 前例的急速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恶化。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新作《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以电影《生死时速》那辆载有炸弹的公交车来比喻当甫的中国——意即公交车需要保持一定的车速前行，但又不能过快或稍慢，而基于环境问题的压力，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还试图在高速行进中为公交车更换一个绿色的发动机。您认为这高难度的挑战可会成功?
施泰纳：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非如此不可。从目前的发展轨迹来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引致的损失，不单是关乎人们的生存与生活，更愈发在决策者眼前以经济代价的方式呈现，失此也失彼，这将是中国难以承担的，也是领导层所不能忽视之故。再者，虽然经济发展仍有空间，但地球资源的开发经已临近极限，环境的破坏亦触及底线，上世纪盛行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日益江郎才尽，回天乏力。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再次更新我们的经济制度，重新想象一个建基于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绿色未来。
当许多人还在指摘中国的崛起如何加剧生态危机的同时，中国已悄然发生变化。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中国经已显示出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绿色过渡中所须的敏锐触觉和灵活应对。许多国家花了几十年时间逐步完善的污控技术，中国可以后发推广，比如欧Ⅳ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虽然起步较晚，但不消几年，中国已是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大国。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既拥有潜力，亦能掌握机遇，可以跳过传统发展模式中的若干阶段，直接走上绿色经济的前沿。
在全球迈向低碳经济的竞争中，中国拥有相当的优势，有实力通过绿色政策来引导新工业、新工作、新技术的发展，推动下一轮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互动。
《南风窗》：气候变化可算是我们这个时代影响最深远的环境议题。然而，许多中国媒体认为，气候变化对老百姓来说太遥远，空气污染和饮水安全才是他们最迫切的问题。您同意这种观点吗?环境问题如何定夺缓急?
施泰纳：首先，我并不认为这种意识差距有论者提出那么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但凡有获取气候变化的基本知识之渠道，都能够明白气候变化是真实的威胁，并不见得会反对做出缓解应对之努力。其次，污染一条河，与加剧气候变化，性质上并不等同。气候变化的影响深远广袤，殊难逆转。我们经已感受其威力，各地正面临更频繁更猛烈的极端气候，南北极和冰川加剧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虽然灾难并非一夜到来，我们及我们子女的下一代却正处于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的临界点，今天若无所作为，我们将愧对后代，遗憾万年。能否扭转乾坤，端乎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和努力。
我们无法将环境问题从经济发展中抽离处理，单独解决；而资源和生态的制约，亦定夺了未来的经济走向。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环境破坏，就离不开对现行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革。从这个高度看问题，我们就能理解，增加森林覆盖率，不仅是保护森林及其生物多样性，也是提升了地球对二氧化碳的截留封存能力，从而帮助减缓气候变化。所以，减少污染，保护生态，与应对气候变化，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环保运动需要更懂经济，而经济学家需要更懂环境科学的原因。非如此克服两者的鸿沟，我们将不能在可见之日，迎来地球所须的系统性变革。
《南风窗》：您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之前，曾长期在环保NGO中工作。过去几年，我们亦多次就中国的环境NGO发展交换意见。您对中国的环保NGO的发展有什么期许?
施泰纳：如你所言，我曾在NGO工作，之前亦曾就任于政府部门，如今在国际组织中服务。回望我的职业生涯，正好说明了环保工作需要不同社会岗位的互动配合。在西方国家，NGO一直扮演呐喊预警的角色，监督政府和企业，将违反公众利益的环境破坏行为置放在公共讨论的阳光下，是为倡导型的NGO。过去20多年，环境运动逐渐多元化，一些NGNGO发展出非凡的专业能力，以前沿性的科学知识和独立的政策研究能力，提出和深化了许多新的环境议题，并为政府和企业提出积极的对应良策。
就中国而言，我认为这两种取向，缺一不可。一方面NGO应当为公民提供平台，将他们所知所感，传递给决策者；另一方面，NGO亦应当为政府参谋献策，以专业力量提出解决之道。近年来，中国的公民社会和NGO皆有可观的发展。当公民活跃地参与到环境的公共议题上，社会之进步计日可期。
哥本哈根的使命
《南风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总部是在非洲的内罗毕。在国际环境运动中，来自印度和拉美的一些人提出了“南方的环境运动”，或“穷人的环境运动”这样的理念，用以批判和超越欧美主流环境运动的中产阶级倾向和西方中心主义。您对此有何看法?
施泰纳：环境署是首个将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机构。基于这一现实，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感到亲切和寄予厚望，我们的身份认同和工作取态亦或多或少受其影响。过去30多年，由于环境保护必然触及既存的经济政策及其背后的发展哲学，环境署一直在很艰难的政治条件中匍匐而行。然而，我们一直秉承“污染无国界”、以及“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些原则，我们主导的许多国际环境条约，例如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公约和遏止越境转移危险废料的巴塞尔公约，都体现了这些原则，打破了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国际政治惯例。
1960和1970年代的西方环境运动议程，基本上是以污染防治为核心。我认为环境署的实践，成功地超越了这个局限，不把环境视为单独自在的现象，而是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将环境问题置放在发展模式的维度上，探索和解决如何在不破坏地球的原则下，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正是由于展中国家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热情参与，环境署由始至终，并没有被欧美主流环境议程所定义和框限，反而是植根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摆脱贫穷，粮食安全，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之维护和改进，后者正是千万穷人之生机所系。
展望未来，我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塑造下一轮的全球環境议程，让我们时代面对的生存挑战，得到更真实的反映。
《南风窗》：气候变化威胁众生，今年12月，决定未来各国减排任务的气候谈判就要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您对谈判有什么期望?
施泰纳：负责为谈判提供科学依据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早前已勾画出哥本哈根会议所须达成的协议之最低纲领：各国必须寻求共识，形成一个全球的气候同盟，在未来8至10年内稳定全球的总排放量，并于2050年将排放最少减半，否则地球不能幸免于无法逆转的气候灾难。
对低碳经济的转型过渡，目前的难关，不在于科学共识，亦非经济计算，而是在历史责任和未来排放额度这两个维度上，各国关于如何才算体现公平公正的不同意见间之博弈。
虽然利益考虑造成了南北之间的分歧 对阵，我依然寄望各国，能意识到气候影响乃一视同仁，富国穷国同样受害，最终会以大局为重，达成共识。我们绝不能让这些分歧，阻碍各国为地球的整体利益做出正确的决定。
《南风窗》：这几个月来，各国在多次的预备谈判和国际会议中，壁垒分明，进展似乎并不顺利。在意大利的G20峰会结束前，印度甚至直斥发达国家并没有尽其努力，负其责任，而西方媒体的主旋律，依然是指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排放增加，无疑是抵消了他们之努力。距离哥本哈根只剩下100多天，您对谈判仍然樂观吗?您说科学共识和经济效益计算皆已具备，那么欠的是什么东风呢?
施泰纳：没错，限期日渐迫近，各国依然被动观望，谈判的进展并不乐观，如此下去，确实大事不妙，谈判有可能失之交臂。我相信，对各方而言，等待他人先行一步，以期后发制人的时机，已然消逝。分歧是实在的，矛盾亦不见得可以顷刻化解，甚至部分人心目中认为发达国家背弃承诺，妨碍互信之建立。
我认为，与其相互推诿，让自己裹足不前，不如抛开成见，同心协力，为气候协议谋求共赢方案。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为富国未尽全力而受罚做出双倍努力。发达国家需要率先改弦易辙，认真地提供财政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让他们能更有效地减缓碳排之增长，更积极地做出贡献，从而开启必须的政治条件，让富国政府能克服障碍，在国内推动力度更大的减排计划。
目前，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的政治领袖，开时代之先河，以身作则，勇敢承担，提出创见，打破僵局，让各国同舟共济，方能走出困局。
《南风窗》：有意见认为，与其接受妥协折中、支离破碎的方案，不如推倒重来，继续追求完善的方案。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施泰纳：在哥本哈根，也许我们要历尽艰苦，为协议的细节而煎熬折腾，但我无法想象，各国领袖可以无功而还，然后回国向他们的选民宣布，我们已竭尽所能，大家只能自求多福，默然接受全球升温两三度。
我不认为各地的民众会接受谈判以失败收场。这次会议也许需要延长数天，个别细节也许还待确定，但除了促成协议，功成身退之外，与会代表别无选择。我深信，气候共识终将达成，问题只是我们愿意在最后协议前，再蹉跎多久，再承受多少极端气候所造成的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各自为政，或心存侥幸，皆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