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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将叶挺将军“交军法审判”。对此，中共中央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自研究新四军以来，每当阅读到这些文字，我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选择陈毅当新四军代军长？
开始，我想到的是陈毅的资历。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协助朱德重整队伍，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之后，又想到陈毅在创建红四军时的贡献，他协助毛泽东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为探讨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确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0年以后，参与领导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他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南方的战略支点和一批战斗骨干。
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渐渐感到，贡献和资历虽然是选择陈毅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选择陈毅的决定性因素，可从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过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见端倪。毛泽东说：“那时候，一个八路军，一个新四军，党的两支队伍，可是不完全是听指挥的，八路军有时候冒进，新四军有时候右倾。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项英脑子里只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模糊主义严重。少奇同志还是很清醒的，在华中开展了新局面，陈毅、粟裕、谭老板、张云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工作的，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这是在高饶事件之后首次关于新四军问题的评价。我认为，毛泽东“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这一评价，才是选择他作为代军长的决定条件。而“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其核心是陈毅听党指挥，执行党的路线方略坚决果断并且大有成效。
我之所以会如此想，是因为新四军组建时对军长人选的最后确定中，是将听党指挥作为必备条件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2月开始，中共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多次会晤，就两党合作抗日和红军改编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共产党方面就提出了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改编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军长人选。
淞沪抗战爆发后，从德国回国的叶挺根据周恩来授意，主动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建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编一支部队，开赴前线抗日，并建议这支部队取名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老四军的光荣传统，他表示愿意参与这支部队的组建。经过各方其中包括叶挺的努力，蒋介石终于同意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尽管叶挺是北伐“铁军”的卓越将领，他参加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最后导致红军的建立，但是他此时已脱党10年。在蒋介石对叶挺的任命发布后，张闻天、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随即发出电报，要求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征求叶挺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觉察党中央对他不完全放心，又表示：“如果中共不同意，他可辞职。”10月15日，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告知叶挺，只有在其不干涉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内部人事等条件下，才能同意他指挥部队。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电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可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很高兴，愿意接受党中央的考察。11月3日，叶挺应邀到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与叶挺谈话之后，方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而决定同意的先决条件则是一切听从党指挥。这可从8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叶挺大会上叶挺的讲话得以证明：“……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由此，沿着陈毅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主张方面搜寻，除了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毅创造性地理解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主动下山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不辞辛劳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央和毛泽东联合抗日的精神，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接受整编，为新四军的创建作出贡献之外，还表现在对根据地的开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及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等方面，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并且大见成效。
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和毛泽东深入敌后、东进北上等一系列方针，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2月，即新四军建立不久，党中央发出指示，向敌后进军，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此时的陈毅，就考虑集中于岩寺的新四军面临向何处发展问题，提出挺进江南敌后的主张，而项英则主张向还不是敌后的苏浙皖边地区发展。
陈毅坚决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立即派出先遣队深入江南敌后侦察，后又亲率第一支队挺进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实现了党中央要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发展方针。陈毅到达敌后，着手开辟了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茅山地处宁、镇、芜之间。江南沦陷以前，它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江南沦陷以后，又成了日军向华中内地侵犯的战略要地。陈毅选择这块战略要地作为新四军的立足点，克服了军内领导层的右倾干扰，战胜了敌顽设置的各种困难，建立起了茅山抗日根据地。这个根据地既是新四军在江南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起点，又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桥头堡，还是新四军向北发展的跳板。1940年4月陈毅在江南指挥部的干部会议上说，茅山根据地的建立“宣布了‘江南平原不能创造根据地’的破产，宣布了‘由下而上发动抗日民众运动就会破坏统一战線’尾巴主义的破产，宣布了不相信政策，反对组织领导，对工作无信心的机会主义的破产”。
六届六中全会前，由于受到王明右倾思想的干扰，新四军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都较缓慢；六中全会后，党中央为了打开华中抗日的新局面，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以陈毅为代表的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并多次做项英的工作。1940年6月15日，陈毅决定移往苏北。这一抉择，对于打开苏北抗战局面，发展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大胆推进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抗日民主政权在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区分敌后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一个重要标志。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此作了这样的论述：“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
1938年新四军东进支队抵达茅山地区，随即开展政权建设。6月15日，陈毅在宝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镇、句、丹、金四县抗敌总会，各县、区、乡也成立了抗敌自卫委员会。这些组织是我党领导的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兼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性质的双重性质，是新四军史上早期的政权形式。1940年4月，中共苏皖区委（注）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党委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参加的联席会议，提出“实现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和“实现民选政府与地方自治”。会议之后，在新四军活动控制的地区内，开始把区、乡、保三级政权的领导权，转移到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手中，由共产党委派或通过民选产生区长，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撤换或改造旧乡、保长，代之以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中积极分子来担任……
新四军于1939年春由苏南分兵进入苏中更是将政权建设放在特别重要位置。1940年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于江都县成立抗日自卫委员会，代行政权职能。7月，正式成立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由共产党员惠浴宇任县长。1940年6月，苏南新四军击退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积极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取得郭村保卫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在塘头于氏花园依绿轩客厅宣布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新四军进驻黄桥后，8月上旬首先成立了军民联合办事处，随后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由管文蔚任主任、陈同生任副主任。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地方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随着部队东进和根据地的开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又委派陈同生任泰兴县长，惠浴宇任泰县县长，梁灵光任如皋县长，刘万里任靖江县长，成立了四个县抗日民主政府。11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东进通如海启地区，按“三三制”原则改组了四个县政府。1940年10月11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派彭冰山等到东台县开展工作，15日，正式成立了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
随着新四军、八路军的南北对进，协同开辟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目标的实现，1940年11月在海安召开的苏北临时参政会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当时，在包括苏北、苏南的14个县范围内共聘定了388名参政员，其中中共代表仅占五分之一，这是苏北建设“三三制”政权的开端。
创造性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被迫开展反顽斗争，积极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基本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政策。国民党顽固派转而对中共实行限制、控制甚至摩擦、剿灭的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中共要抗日就必须反顽。
反顽，在敌强我弱的现实面前，争取中间势力，则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顽固派的中心环节。陈毅在发展苏北的过程中，就是把争取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时任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区正、副指挥，简称“二李”）作为一个策略。1938年10月，陈毅通过管文蔚、惠浴宇等详细地了解苏北敌友我力量：日伪力量最强，韩德勤次之，二李第三，新四军第四。他还了解了二李和税警团陈运泰（其军官多属黄埔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与韩德勤的矛盾和利害冲突，创造性地制订了“灭敌、联李、孤韩”的策略方针。为争取二李，陈毅三进泰州与二李商谈合作抗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使二李助我东进。特别是黄桥决战中，二李、陈运泰的右路军消极观战，利我集中兵力歼灭韩顽主力。黄桥决战胜利后，二李帮助我与苏北韩国钧、朱履先等社会上层人士联系，使韩陷入极端孤立。同时，通过黄逸峰主动与新四军组成“联抗”部队，以中立面貌出现，稳定社会秩序，收容游杂武装和散兵游勇，成为我党领导的外围军。
陈毅争取二李、陈运泰等中间势力的成功，是黄桥决战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连续三次推广陈毅开展统一战线的经验，也表明这些经验对开创华中抗日根據地的重大作用。
综上所述，中央为何选择陈毅当新四军代军长虽然只是我的个人见解，然而，他的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听党指挥，在行动上坚决果断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既是他本人心志所在，又成为新四军建军之魂，并逐步发展成为新四军精神的核心。这对于今天人民军队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注重从政治上考察和使用干部，保证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里。
自研究新四军以来，每当阅读到这些文字，我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选择陈毅当新四军代军长？
开始，我想到的是陈毅的资历。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协助朱德重整队伍，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之后，又想到陈毅在创建红四军时的贡献，他协助毛泽东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为探讨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确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0年以后，参与领导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他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南方的战略支点和一批战斗骨干。
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渐渐感到，贡献和资历虽然是选择陈毅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选择陈毅的决定性因素，可从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过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见端倪。毛泽东说：“那时候，一个八路军，一个新四军，党的两支队伍，可是不完全是听指挥的，八路军有时候冒进，新四军有时候右倾。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项英脑子里只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模糊主义严重。少奇同志还是很清醒的，在华中开展了新局面，陈毅、粟裕、谭老板、张云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工作的，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这是在高饶事件之后首次关于新四军问题的评价。我认为，毛泽东“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这一评价，才是选择他作为代军长的决定条件。而“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其核心是陈毅听党指挥，执行党的路线方略坚决果断并且大有成效。
我之所以会如此想，是因为新四军组建时对军长人选的最后确定中，是将听党指挥作为必备条件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2月开始，中共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多次会晤，就两党合作抗日和红军改编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共产党方面就提出了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改编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军长人选。
淞沪抗战爆发后，从德国回国的叶挺根据周恩来授意，主动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建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编一支部队，开赴前线抗日，并建议这支部队取名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老四军的光荣传统，他表示愿意参与这支部队的组建。经过各方其中包括叶挺的努力，蒋介石终于同意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尽管叶挺是北伐“铁军”的卓越将领，他参加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最后导致红军的建立，但是他此时已脱党10年。在蒋介石对叶挺的任命发布后，张闻天、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随即发出电报，要求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征求叶挺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觉察党中央对他不完全放心，又表示：“如果中共不同意，他可辞职。”10月15日，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告知叶挺，只有在其不干涉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内部人事等条件下，才能同意他指挥部队。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电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可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很高兴，愿意接受党中央的考察。11月3日，叶挺应邀到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与叶挺谈话之后，方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而决定同意的先决条件则是一切听从党指挥。这可从8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叶挺大会上叶挺的讲话得以证明：“……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由此，沿着陈毅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主张方面搜寻，除了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毅创造性地理解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主动下山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不辞辛劳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央和毛泽东联合抗日的精神，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接受整编，为新四军的创建作出贡献之外，还表现在对根据地的开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及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等方面，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并且大见成效。
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和毛泽东深入敌后、东进北上等一系列方针，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2月，即新四军建立不久，党中央发出指示，向敌后进军，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此时的陈毅，就考虑集中于岩寺的新四军面临向何处发展问题，提出挺进江南敌后的主张，而项英则主张向还不是敌后的苏浙皖边地区发展。
陈毅坚决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立即派出先遣队深入江南敌后侦察，后又亲率第一支队挺进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实现了党中央要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发展方针。陈毅到达敌后，着手开辟了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茅山地处宁、镇、芜之间。江南沦陷以前，它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江南沦陷以后，又成了日军向华中内地侵犯的战略要地。陈毅选择这块战略要地作为新四军的立足点，克服了军内领导层的右倾干扰，战胜了敌顽设置的各种困难，建立起了茅山抗日根据地。这个根据地既是新四军在江南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起点，又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桥头堡，还是新四军向北发展的跳板。1940年4月陈毅在江南指挥部的干部会议上说，茅山根据地的建立“宣布了‘江南平原不能创造根据地’的破产，宣布了‘由下而上发动抗日民众运动就会破坏统一战線’尾巴主义的破产，宣布了不相信政策，反对组织领导，对工作无信心的机会主义的破产”。
六届六中全会前，由于受到王明右倾思想的干扰，新四军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都较缓慢；六中全会后，党中央为了打开华中抗日的新局面，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以陈毅为代表的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并多次做项英的工作。1940年6月15日，陈毅决定移往苏北。这一抉择，对于打开苏北抗战局面，发展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大胆推进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抗日民主政权在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区分敌后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一个重要标志。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此作了这样的论述：“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
1938年新四军东进支队抵达茅山地区，随即开展政权建设。6月15日，陈毅在宝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镇、句、丹、金四县抗敌总会，各县、区、乡也成立了抗敌自卫委员会。这些组织是我党领导的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兼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性质的双重性质，是新四军史上早期的政权形式。1940年4月，中共苏皖区委（注）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党委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参加的联席会议，提出“实现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和“实现民选政府与地方自治”。会议之后，在新四军活动控制的地区内，开始把区、乡、保三级政权的领导权，转移到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手中，由共产党委派或通过民选产生区长，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撤换或改造旧乡、保长，代之以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中积极分子来担任……
新四军于1939年春由苏南分兵进入苏中更是将政权建设放在特别重要位置。1940年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于江都县成立抗日自卫委员会，代行政权职能。7月，正式成立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由共产党员惠浴宇任县长。1940年6月，苏南新四军击退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积极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取得郭村保卫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在塘头于氏花园依绿轩客厅宣布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新四军进驻黄桥后，8月上旬首先成立了军民联合办事处，随后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由管文蔚任主任、陈同生任副主任。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地方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随着部队东进和根据地的开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又委派陈同生任泰兴县长，惠浴宇任泰县县长，梁灵光任如皋县长，刘万里任靖江县长，成立了四个县抗日民主政府。11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东进通如海启地区，按“三三制”原则改组了四个县政府。1940年10月11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派彭冰山等到东台县开展工作，15日，正式成立了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
随着新四军、八路军的南北对进，协同开辟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目标的实现，1940年11月在海安召开的苏北临时参政会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当时，在包括苏北、苏南的14个县范围内共聘定了388名参政员，其中中共代表仅占五分之一，这是苏北建设“三三制”政权的开端。
创造性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被迫开展反顽斗争，积极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基本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政策。国民党顽固派转而对中共实行限制、控制甚至摩擦、剿灭的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中共要抗日就必须反顽。
反顽，在敌强我弱的现实面前，争取中间势力，则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顽固派的中心环节。陈毅在发展苏北的过程中，就是把争取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时任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区正、副指挥，简称“二李”）作为一个策略。1938年10月，陈毅通过管文蔚、惠浴宇等详细地了解苏北敌友我力量：日伪力量最强，韩德勤次之，二李第三，新四军第四。他还了解了二李和税警团陈运泰（其军官多属黄埔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与韩德勤的矛盾和利害冲突，创造性地制订了“灭敌、联李、孤韩”的策略方针。为争取二李，陈毅三进泰州与二李商谈合作抗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使二李助我东进。特别是黄桥决战中，二李、陈运泰的右路军消极观战，利我集中兵力歼灭韩顽主力。黄桥决战胜利后，二李帮助我与苏北韩国钧、朱履先等社会上层人士联系，使韩陷入极端孤立。同时，通过黄逸峰主动与新四军组成“联抗”部队，以中立面貌出现，稳定社会秩序，收容游杂武装和散兵游勇，成为我党领导的外围军。
陈毅争取二李、陈运泰等中间势力的成功，是黄桥决战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连续三次推广陈毅开展统一战线的经验，也表明这些经验对开创华中抗日根據地的重大作用。
综上所述，中央为何选择陈毅当新四军代军长虽然只是我的个人见解，然而，他的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听党指挥，在行动上坚决果断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既是他本人心志所在，又成为新四军建军之魂，并逐步发展成为新四军精神的核心。这对于今天人民军队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注重从政治上考察和使用干部，保证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