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跟合作的投资公司和投行开会，参加的有对方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还有一个副总、一个项目经理。到了中午，投行董事总经理请我们吃便饭，副总和项目经理作陪。
　　在餐厅坐定以后，项目经理把菜单给我让我点菜，我推辭说，“你们来吧，我随便，怎样都好”。她便低头看菜单。少顷董事总经理请她给大家把茶分一下，她便把菜单伸给他说：那你点菜吧。
　　菜上来，大家边吃边聊，说到各自的工作经历。年轻的副总经理是国内大学毕业后在美国读完硕士来港工作，年头不长；项目经理则是国内大学毕业来香港读硕士，今年刚毕业。席间，我们几个老人家张罗着为大家布菜倒茶，这两个年轻人基本坐定不动。后来有人把空杯子递给副总请他帮忙蓄茶，他才醒悟到茶壶原来在他手边，应该除了给自己及时倒茶之外还帮忙把身边所及之人的空杯蓄满。吃到后来项目经理不知何事离开，没有跟我们打招呼。吃完之后我们又等了她一阵子，一直不见她回来，便也离开了。
　　两位职场年轻人都是名校毕业、好学有为，只是在这种一团和气互相帮忙的中餐桌上，给人感觉欠缺一些社会经验和服务精神。
　　前一阵一位微博读者给我留言，抱怨老师让当了学习委员的女儿每天放学把黑板擦干净，她觉得这不公平，可是女儿特别愿意干，还声称即使另一个学习委员不做她也要坚持做下去。 我回复说：你女儿这么有服务精神，是好事。
　　另一个读者说她孩子在班里不是学霸也不是特别突出，所以没有当过班干部。她问我对班干部这种事怎么看，我说当不当班干部我不在乎，但觉得服务精神倒是应该从小培养的。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还处于“向雷锋学习”“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宣传高峰期，擦黑板之类的事大家都愿意干，没想过公平不公平。后来时代风气开化，上到高中以后的八十年代里，我们关心的是个人主张如何不被集体吞噬，甚至第一次知道了个人也是有权益的。后来的二十年，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抗的过程中，“为人民服务”这件事也顺便被抛弃了。
　　再后来，我看了世界、养大了俩孩子，才慢慢理解利己与利他的边界与一致。孩子上了八年国际学校，班里从来没有“班干部”，“管好自己的事情”和“志愿服务他人”才是永恒主题。他们在教室要收拾自己的乱摊子、轮流收拾公共空间的乱摊子、照看班级植物、动物、表决班级事务、组织活动为慈善基金筹款。学校每一次文艺演出、二手市场、便装日、家长早餐日……同时也都是慈善活动，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再大一点，他们还应该每年专门拿出一些时间来做社区服务。在家里，我也一直让兄妹俩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同时分担一些家务，还要互相帮助及给爹妈倒水做咖啡，希望他们慢慢做到眼里有活、急人所急……说到底，家长和学校的教育目标就是责任二字——对自己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这样当他们长大以后到了社会上，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遵纪守法做个好公民。再有余力的还能为社会做更大贡献。中国几千年来的士大夫精神本来就是既扫一屋又扫天下的。
　　越是好的学校，越是强调社会责任，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一位投资界的前辈跟我开玩笑说，他的孩子们都被藤校“洗脑”了，整天不想着挣钱只想着拯救世界。他女儿基本上是在美国工作个几年，挣够了钱就辞职去非洲扶贫，等钱花光了再回来接着挣钱。有一回我把这件事告诉另一位大姐，她惊呼：哎呀，怎么跟我女儿一模一样！她还经常说我没理想呢！
　　据说哈佛大学毕业生里一半以上都从事过或正在从事与教育相关的职业。朋友暑假把孩子送到波士顿一个非常好的户外夏令营，那儿的导师都是周围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几乎个个来自名校，每个夏天至少在营地志愿工作五周，满怀热情地带着小朋友们各种玩耍。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说从小就上这个夏令营，特别喜欢，深受导师影响，所以现在也想做导师，去影响新一代的小朋友。就是这样。
　　真的，连我都经常觉得跟不上下一代胸怀天下的节奏，要是家长现在觉得孩子负责擦黑板是吃亏，那以后恐怕会更糟心。
　　话说这学期的校车服务有点差劲，路上要接的人变多又不增加车次，害得大家上学迟到；新的司机路线不熟还爱猛踩刹车，有一回居然忘了去接校车保姆，结果有一个小孩没系安全带，急刹车的时候滚到地上。家长们都说要跟学校反映一下。我这还没来得及写邮件，昨天学校电话就进来了，跟我核实关于校车的事。老师在电话里说，因为我家哥哥已经连续两天去校长办公室投诉校车的延误和安全问题了……
　　记得他上一次去校长办公室投诉也是为了校车的事：上学期他们脾气暴躁的校车保姆掐一个小男生的脖子来着，指甲把脖子都划破了。哥哥当时不在车上，第二天上学路上听说了这件事气坏了，一下车就直奔校长室进行投诉。那个校车保姆当天就被调离岗位。
　　我觉得他这么做，也是一种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