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有40多万家工商注册企业，600多万流动人口，其中大多是产业工人，一批批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从十几岁开始，就像螺丝钉一样钉死在流水线作业上，夜以继日地加班，和父辈一起成为城市赖以发展的动力，然而他们却无法在城市里扎下根。对未来，他们几乎没有想象的能力。李晴经过13年的奋斗，从纺织女工成长为驻厂的心理咨询师。她倾听工人的焦虑并帮助疏导。她发现东莞产业工人的心理焦虑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得多，她呼吁社会关注工人的心理健康，都来为这个制造基地的健康发展出一份力。
　　化解工人的“杀人动机”
　　 “你是厂里的心理咨询师吗？想和你谈一谈。我特别想杀人。看到那个人，就想把他杀了。” 2019年2月16日，一个工人打来了电话。
　　 李晴问，“现在你能听得清楚我说话吗？”
　　 “大声一点能听到。”
　　 事实上，不用大声，电话沟通也顺畅。
　　 “杀人，这个念头太可怕了。可是控制不住。”工人重复着这句话。这个工人被查出职业性耳聋，要求换车间。但他觉得新岗位的噪音还是很大，对主管的怨恨越来越深。
　　 李晴把手机贴紧耳朵，走进安静的卧室，听了一会儿，觉得工人对残疾的恐惧大于仇恨，情况不算危急。于是，就约了周一在厂里的咨询室面谈。几次谈话，化解了工人的杀人动机。
　　 来咨询室的工人，一个月会有十几个，有男有女。
　　 曾有一个男工人，很好强，通过自学，当上了技术人员。可是，婚恋不顺，多年来，只能爱上比自己大的女性，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类似母亲的角色。这个工人的父亲在农村，没钱娶媳妇，十几年前，奶奶领回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女人，让父亲与她同房。等孩子生下后，那个女人就被赶出了家门。女人生下的孩子便是这个工人，他从小经常见到这个精神有问题的女人出现在他家周围，但始终无法相认。
　　 类似这样的情感创伤需要很长时间的治疗。可是，多数来访的工人只来一次，进门后就大哭一场，哭诉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他们流动性大，某个老乡离开了，工厂订单少了，不能加班了，待遇不好了，厌烦了，处理不好人际关系，都会跳槽到别的工厂。而且，他们对改变现实遭遇感到无能为力，对于心理治疗也没什么信心。
　　 某天夜里，一个工人突然走进李晴的咨询室，语无伦次地说了一通，然后就走了。次日，李晴向行政部门反映，提醒他们关注那个工人的精神状态。过了几天，得到的回复是，找不到家属，已经安排保安把那个人送走了。李晴惊呆了，觉得这样处理太粗暴了。工厂的行政主管级别比她高，气势凌人，难以沟通。平日，工人一旦精神有异常，他就会通知家属过来领走。李晴为此很生气。
　　拉回绝望的女工
　　 在工厂， 女性工人的比例远远大于男性，特别是在奢侈品的代工厂。厂方认为女工稳定，听话，好管理，能干精细的活。她们中的大多数十几岁就离开了家乡，在憧憬爱情的年龄，成为珠三角和长三角工厂的“女普工”。
　　 2006年进驻台资鞋厂做心理咨询师后，李晴发现很多女工未婚先孕，早婚早育，对处女持错误的理解，因自卑而对婚恋草率。于是，她连续几年推广性教育，宣传性安全知识，帮助女工人摆脱心理负担。听众里，有男有女，很多女工人害羞，低着头，但是在课后悄悄地说，如果早点听到就好了。
　　 丽梅就是培训课堂里的一个女工，当时她22岁，未婚怀孕5个月。她十几岁就离开农村的养父母，进城打工，18岁认识了男朋友，曾堕胎过一次，害怕以后不能生育，这次就想留下肚里的孩子。可是男友不愿意，而且肆无忌惮地和其他女性交往。胎儿越来越大，她不能堕胎，又不敢回养父母家生孩子。
　　 2007年5月，丽梅走进了李晴的心理咨询室。一个小时的咨询，主要是她在哭诉。最后，她得知家里的养母已经改嫁并且怀孕，不可能帮她照料小孩，便陷于绝望，她扬言，如果自己活得不好，就会杀了男友。李晴反复开导，并给她读了一篇《一个被遗弃女孩的故事》，希望能帮助她重塑自尊。
　　 2007年底，丽梅回男友老家生产，孩子满月后，托付给老人，就回东莞打工挣钱。她舍不得刚出生的孩子，因分离而痛苦，又找李晴咨询。谈了几次，她看到了希望，心情转好，织了一双拖鞋给李晴，表示感谢。
　　男工婚恋焦虑大
　　 2008年底，李晴离开了那个台资鞋厂。2009年，她重新做驻厂心理咨询师，不过换了一个管理更人性化的工厂。这些年，李晴深切地体会到男工们普遍的婚恋压力和严重的性焦虑。
　　 曾有男工找李晴帮忙物色对象，很多男工因为婚恋压力走进咨询室，李晴会引导他们把关注点放在自身的成长上，例如下班后，去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要只是打麻将，玩手机，要实现一点进步。可是，社会对房子，车子，彩礼的要求，是压在男工身上的“三座大山”。在培訓课上，一个1999年出生的女工直接说，如果没有彩礼，她是不会嫁的。社会成见和压力不是这些工人可以改变的。
　　 李晴说，来到城市，用着最先进的手机，想法还是村里的。这是很多工人的现状。受教育程度是思想的分水岭。有时候，她在培训课上普及现代人的先进理念，但感觉是白讲了。
　　 另外，李晴也认为，性的焦虑是生理性的，真实存在，无法视而不见。新人进厂，经培训后，就加入新人微信群。李晴开立了3个微信群，每个群有300多个人。很多男工争先恐后地要当群主，管理微信群，因为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也可以把不喜欢的人踢出去。这些男工一般都是大龄青年，单身或者离婚。在微信群里，女工一般不敢冒泡说话，一旦活跃，就会被人加好友，约见面。曾有一个女工经常在微信群里出现，很直白地说婆媳关系不好，要离婚，马上被很多男工盯着聊。李晴不得不提醒女工，不要在微信群里太活跃，要注意安全。
　　 还有很多人因情感困境而走进心理咨询室。工人夫妻两地分居的现象非常普遍，孩子在老家，一家三地，感情疏离。任何一方和网友或者工友发生性关系，在李晴的观察中，当事人都不再背负沉重的羞耻感。 　　 李晴觉得，心理咨询师无法解决工人进城之后的社会性难题。一个人的精神健康，不仅取决于个体的生理因素，价值观，还有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
　　留守童年带来心理阴影
　　 9岁之前，月华对爸爸几乎没有记忆。她住在老家，和外婆生活。到了小学三年级，她被接到东莞，和爸爸妈妈一起。爸爸的脾气不好，经常打她。后来，妈妈又给她添了一个弟弟，弟弟出生两个月后，妈妈就因病去世了。
　　 那一年，月华还不满13岁，才上初一。她爸爸要求她辍学，在家带弟弟。等到弟弟2岁，她也快16岁了。2017年，月华进了外资的工厂打工。她爸爸找了一个后妈。月华住宿舍，很少回家。入职4个月，她在车间割脉自杀，被送到工厂的心理咨询室。
　　 月华哭了三个小时，自诉了童年经历，也谈了她喜欢看犯罪心理学的书，以及血腥的故事。李晴带她去看精神科医生，确诊她是双相情感障碍，即同时存在躁狂和抑郁的症状。月华拒绝住院，李晴联系月华的父亲，电话一直被拒听，无奈之下，李晴就冒险把她带回家，每天一起上下班。
　　 服药后，月华会长时间陷于滞缓的状态，情绪激动时，就独自坐在沙发上哭泣。李晴寸步不离，担心她自杀。到了第七天，李晴的精神绷紧到极点，憔悴不堪。终于半哄半强制地让月华住院治疗，并且喊来她的父亲。
　　 像月华这样曾经的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十分常见。也有很多为人父母的工人感到苦恼，和留在家乡的孩子不能亲密。一个广西妈妈说，春节回到家，她出5元钱，让孩子和她睡一晚，孩子都不愿意，就是要和奶奶睡。连续好几年，李晴播放视频，让工人们扮演角色，学会亲子沟通，学会和孩子见面与告别。可是，看完视频，很多女工都哭成一片，特别是春节后返厂，情绪往往很低落。
　　 这些年，工人们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在意，常来咨询有关问题。她会直接对工人说，“当你决定离开孩子的时候，孩子的心就会离开你。”
　　 小萍是一名坚持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女工人。她来自广西的农村，父亲在东莞开车，母亲在工厂打工，她和两个弟弟是留守儿童。她很深刻地记得，妈妈晕车，不是每年春节都回家。在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妈妈回到家，指着她，问家里婶婶，“这是谁家的孩子？”那一幕，是她童年不可磨灭的伤害。
　　 中专毕业后，小萍才来到父母身边。進厂当了工人，结婚生子，在东莞租房，接了婆婆过来帮忙看孩子。她每天中午赶回家喂奶，陪孩子睡觉。她喜欢找李晴咨询内心的困惑，因为如果和工友谈图书，电影和人生规划，没有人听。
　　 2016年，小萍夫妇搬进了小萍父母的新家，在宅基地上自建的六层住宅，是父母奋斗了20年的成果。尽管如此，她的两个孩子没有东莞的户口。读完民办的初中，还是要回老家读高中，参加高考。把孩子留在身边，小萍说，“未必能成才，至少能成人”。（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