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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晋西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然而新军各部在军事反顽的同时，对统战工作方针的执行力度并不统一，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仔细梳理这一历史过程，不难发现牢牢掌握新军、反顽斗争坚持坚决胜利原则、正确处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是晋西事变统一战线工作中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晋西事变;山西新军;统战工作;统战历史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19） 03008607
作为抗战期间国的第一仗，晋西事变是考验中国共产党驾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力的一次实践演练。其间，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新军各部的执行程度影响着统一战线实践的走向。中国共产党在晋西事变中不仅积累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而且丰富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已有研究成果④侧重于对中共中央上层方针政策的阐释及梳理，特别是对毛泽东在处理事变中所展现出的策略与技艺的研究。从统一战线的实际参与者，即山西新军与八路军的角度开展的研究比较少。作为一项实践性工作，统一战线历史研究不仅要密切关注中共中央的相关方针政策，更要将目光投向实践，详细分析具体参与者在处理事变时的具体应对及其反馈。晋西事变距全面抗战爆发仅两年有余。如此巨大的突然事变对从未有过相关经历的决死队官兵来讲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很难想象所有干部均能十分娴熟地开展统战工作，况且经验教训都是从实践中总结而来的。从整体上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山西新军粉碎了阎锡山分裂摩擦的阴谋，但也存在退出晋西南地区、决死三纵队大批叛逃事件等严重后果。因此，研究晋西事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更要关注其对此后党的统一战线发展的深刻启示。
一、明从暗抗：山西新军对秋林会议后局势的应对
秋林会议是抗战时期阎锡山的思想由联共抗日到倒退妥协变化分水岭和全面进行分裂瓦解新军的重要标志，对新军的统战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尽管此前新军中新旧两种势力之间本就存在为夺取领导权而产生摩擦与冲突，但远未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秋林会议后新军中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不了解这一阶段的具体情况，就无法理解晋西事变中的统战工作。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晋绥军政高级干部会议。参会人员中不仅有山西党、政、军各系统的高级干部，而且有国民党中央刚刚委任的、专门负责反共任务的国民党山西省委干部何绍南。主持会议的阎锡山内心并不平静。太原会战后，他一路向南向西撤退，当时蜷曲在陕西宜川，晋绥军损失甚大。与此相反，八路军及其实际指挥的山西新軍却获得极大发展。因此，他越来越对中共与八路军持不信任感，对新军的怀疑越来越严重。再加上会前发生了其部下傅作义倒向国民党中央的事件，阎锡山在这次会议上宣称要团结内部，下令要按照旧军统一整编，取消政委制度，由军事主官掌控军队。同时，他破天荒地允许在新军中建立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针对阎锡山根本上阴谋取消中共对新军领导的反动政策，参加会议的牺盟会与新军军政负责人自然反应强烈。他们在会上会下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以阎锡山的明令实策坚决抵制。对此，阎锡山采取不发给养、扣留干部等手段向新军施压。为保存新军力量，利于同阎锡山开展斗争，新军负责人后来提出表面取消政委制度，但私下保留政治工作的要求，阎锡山对此表示同意。
会议一结束，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立即奔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中共中央于第一时间召开书记处会议，经过讨论后认为，在目前国民党中央采取分化山西抗战阵营，必须在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的口号下拉拢阎锡山，以防其与蒋介石沆瀣一气。具体而言，要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只不过在阎锡山日渐右转形势下，应强调有条件的拥护;要巩固八路军与晋绥军的统一战线，反对一切形式的挑拨离间，强调山西抗战的团结只有在抗战、进步才能实现。对山西的旧军旧派应采取争取方针，指出“在党内和左倾分子中应耐心说服他们，不要因阎开始右倾与右派开始与中央拉拢而意气地反对阎和右派，要不把山西旧军旧派当作复兴及西西等顽固分子一样看待”【1】。为避免暴露党的力量，要坚决纠正过左的工作方式，注意隐蔽党的组织，在形式上要拥护阎锡山、尊重阎锡山。针对阎锡山委派干部的反动政策，要善于应付。
为分化瓦解新军，阎锡山在秋林会议结束后采取了一系列更加反动的政策。他统一整编新军，将原由各纵队统一指挥的新军改编为互不隶属的旅，取消各政治委员，保留下来的政治部主任绝对服从军事主官;大力抽派旧军官到新军中任职，提拔旧军官掌握新军的领导权;指使反动军官在新军中组建反动组织如精神建设委员会、敌区工作团、政治突击队、国民党等反动组织，以取代新军中牺盟会、民族革命青年团等进步组织;派出联络官、点验团等在新军中进行秘密搜查，制造矛盾;抽调新军干部到秋林以受训为名，行利诱拉拢之实。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对阎锡山的看法和统战政策发生明显改变。中共中央认为，阎锡山“有继续向右动摇之可能”，并且开始将其与前不久共产国际指示强调的国民党投降反共联系起来【2】。相应地，中共开始更多强调斗争，“给阎的进攻以有力的与必要的反抗，以巩固原有阵地。但均应注意方式，不应在报纸上及言论上公开反阎”【2】199。中共在强调对阎锡山分裂倒退行为必须进行斗争的同时，为防止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并未公开反对阎锡山。
为应对阎锡山分编新军的图谋，山西新军进行了周密部署。决死第四纵队在改编部队时， “把我党可以完全掌握的十九团（原游击第七团）、十八团和有1日军官的二十团（原决死队第十一总队）编为二O三旅，把三十五团（原游击第六团，也是我党可以完全掌握的）和有旧军官的三十四团（原决死第十二总队）、三十三团（原决死第十总队，一直在晋西南地区活动）编为独立第七旅”【3】。决死第二纵队在整编后，由政治部实际执行政委职责。“名义上接受了，实际上工作部署仍按原来的建制进行。独二旅实际上就是纵队部，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执行政委的职务，继续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表面上看，政委制度不存在了，实际上党对新军的领导仍在起着实质性作用。 面对阎锡山在新军中发展的反动组织，有的新军干部指派立场坚定、善于隐蔽的干部到其中任职，借以掌控反动组织和打探消息。据决死第二纵队原政委张文昂回忆：“精神建设委员会组建时，决死二纵队张文昂、阎秀峰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从而掌握了这一组织的领导权。”【4】12为掌握情况，决死第四纵队“也派了一些党员打进‘同志会’里边”【3】255，有的部队则采取空名的应付办法。第三纵队“刻制了‘决三纵队国民党党部’的图章，表示已经建立了这个组织，并由纵队政治部（后由‘西北部’）接受国民党等组织发来的文件、报刊。随后，又将一些共产党员、 ‘民青’骨干分子造册上报成‘国民党员’、 ‘同志会员’，以备查询”【5】。如果说前两种做法是真加入的话，那么第四纵队则采取的是假加入的办法。
为应付阎锡山抽调干部“集训”的反动命令，决死第二纵队应对的策略是“除送部分党员干部外，借机把阎安插在决死二纵队中的1日军官送去轮训，绝大多数都一去不复返了，反而使我们纯洁了内部”【4】27。决死三纵队“有选择地调送人员，除他们指名要调训的（极个别的）外，送去的是立场坚定收买不了的，或受训回来不起作用的”【4】36。对阎锡山派到新军中的旧军官，新军部队根据其思想行动状况而决定采取争取或孤立打击的政策。这一政策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斗争方式：一是孤立顽固分子，根据旧军官打骂士兵、贪污腐败、贪生怕死等突出弱点，发动全体战士集体进行斗争。二是巧妙应付检查，比如，新军-O九旅一大队二中队在顽固分子检查时，“把‘民族革命室’平时张贴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换成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画像。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等其他进步书刊杂志换成事先准备好的‘三民主义’、 ‘按劳分配’、 ‘物产证券’等，顽固分子走后再把这些东西重新换成原来的样子”。三是给顽固分子出难题，“有一次几名战士在街上遇见‘联络员’，问他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是什么？ ‘联络员’红着脸结结巴巴怎么也答不上来，此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战士也有老百姓，起哄的，讥笑的，搞得他非常狼狈”【5】。
总之，新军部队在表面上执行阎锡山的反动政策，私下里则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实际抵制。这些巧妙的方式方法有力坚持和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军的领导地位，争取团结了新军中的大多数进步干部，对破坏阎锡山政治瓦解新军的反动图谋起到了一定作用。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一些旧军官反革命经验比较丰富，再加上有的部队对反动分子警惕性不高，他们以表面上以拥护抗日进步为幌子，取得了新军内新派力量的信任，后来成为响应晋西事变的内应。
二、拥阎讨逆：山西新军对晋西事变的应对策略
1939年12月，在完成对决死第二纵队的包围后，阎锡山以该部韩钧拒不執行其冬季攻势命令为由，以6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向决死第二纵队发起进攻，晋西事变爆发。与此同时，阎锡山利用安插在新军中的反动军官不断策动叛变，企图里应外合彻底消灭新军。新旧派斗争己然公开化。决死第二纵队与八路军晋西支队联合成立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开始自卫反击。
一是掌握新军与干部。早在事变爆发前的11月28日夜间，原决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改编后独立第二旅政治部主任韩钧秘密由秋林返回纵队。由于情况紧急，他召集干部紧急开会和集中部队，并未意识到清除旧军官。结果12月3日一九六旅旅长白英杰叛变，扣留政治部政工人员。8日，艾子谦叛逃;11日，负责消灭顽军崔道修的六团团长陈志卿在返回途中以开会名义将政工干部集中起来捆绑杀害，就在其要拉部队投向顽方时，二连指导员姚永征急中生智，当众揭破其叛变面目，争取了将近一营的士兵。此后该部才“开始清理顽固军官，所有新军中之顽固军官，全部逮捕起来。……较轻的集中指挥部看管，共百余人，遗职皆由支队抽调干部补充”【7】。决死第一纵队在事变发生后的行动最为迅速。“将部队中的1日军官解除武装集中监护。1日军官集中后不久，连同从晋西南转来的二纵队的部分1日军官，由周仲英和徐荣同志带领，护送到太行根据地学习。”【8】决死第四纵队在得知晋西南新旧军发生武装冲突后于12日夜间采取突然行动，逮捕所部的顽固分子，将部队牢牢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不幸的是，决死第三纵队军政负责人在事变发生后不仅未及时清理旧军官，而且对形势缺乏正确判断，错误认为晋东南的晋绥军和国民党军存在矛盾，不会轻易发动武装叛变;纵队中的旧军官利用当时驻防分散和负责人不在军中的时机，策动叛变，捣毁地方政权，杀害军政民干部，成为事变中损失最严重的地区。
二是八路军伪装新军增强反顽力量。事变发生时，新旧军力量对比悬殊，加上晋西南、晋西北为连接延安后方与华北、华中前线的交通要道，不可轻易丧失，因此单靠新军力量难以取胜，若派八路军部队直接参战则会给阎锡山以口实。为此，中共中央起初提出八路军部队以调停角色掩护支持新军，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为伪装成决死队参加作战。从实际情况看，事变后的第一时间，决死队大多选择向邻近的八路军靠拢，八路军伪装决死队参战在某些地方自始至终一直存在。不仅如此，参战的八路军部队的军政负责人实际指挥了反顽战役。晋西南地区成立的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名义上以决死第二纵队负责人张文昂、韩钧为正副总指挥，实际则由八路军晋西支队政治委员、中共晋西南区委书记林枫指挥。另外，一些八路军干部也被委派到新军中担任军政主官。
三是反击进犯顽军。决死二纵队、八路军晋西支队在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反击自卫的方针政策，决定采取快干、积极的武装自卫的方针坚决反击旧军。晋西南我军在个别战斗中作战勇猛，力克顽敌。12月10日，黄骅指挥的两个团反击隰县首战告捷，歼灭顽十九军一个营与一个团部。然而由于决死队二旅第四、五团和二O九旅五十一团组成的突击队对总指挥部的作战方针执行不力， “曾要求回上蒿城重商大计”。这一要求遭否决后，该部进军迟缓，犹豫不前，在截获顽方作战计划后则索性连夜撤回上蒿城，未能实现会师午城、进击大宁、蒲县的战略意图，未能起到突击作用。陈士榘在事后回忆到当时情况时指出：“我们在执行上还不够坚决，特别在军事指挥上的‘犹豫多变’，所以我们失败了。突击队没有完成任务，由主动变为被动，以致造成整个战局的不利形势。”【7】157为扭转被动局面，总指挥部调整部署，以西进南下之策绕到侧后打击顽敌。但因个别部队信心不足，犹豫动摇，未能彻底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游击战术，面临被顽军包围的危险，为保存力量，最终决定向晋西北转移。 1940年1月，晋西北八路军、决死第四纵队、第二纵队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滕代远的指挥下，于临县地区对顽军赵承绶部以沉重打击，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彻底改变了几个月以来的被动局面。晋西南反顽战役前，决死队各部负责人曾多次致信阎锡山、梁化之等，恳请阎方团结抗战，停止分裂，八路军晋西支队林枫、陈士榘等也极力参与调解。反顽战役期间，晋西支队在个别战斗胜利后再次进行调解，均收效甚微。新军第二一三旅个别部队在战场上争取顽军颇有效果。如二一三旅某部战场上曾与六十一军一部进行相互喊话。顽军“摆开架势对我喊话，胡说我二一三旅叛变了阎长官。我战士们义正词严高呼： ‘你们受骗了’。 ‘二一三旅在前方打日本，你们在后面打二一三旅，让鬼子高兴，对得起中华民族吗？对得起你们的祖先吗！’接着又是交替进行枪战、舌战，直至我主力安全转移为止”【9】。该旅五十八团此前对顽军八十三师新编十四团己具有一定统战基础，因此反顽期间双方相遇后只是“朝天打几枪，应付顽军查”【9】295而己。
三、联阎抗蒋：中共力主和平解决晋西事变
晋西北战争结束后，阎锡山起初仍然继续反共，并无和解态度。尽管旧军被迫退出了晋西北，但没有让阎锡山失望的是此时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晋东南地区进行反共作战。阎锡山打算联合蒋介石对晋东南地区的新军和八路军实施南北夹攻，待拿下晋东南后回头再夺取晋西北。因此，当时某些汉奸破坏分子趁机造谣国共势必分裂。
中共中央在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阎蒋联合必然对己不利，应采取联阎抗蒋的方针。早在晋西北反顽战争开始前，毛泽东就要求王世英“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10】。由于当时阎锡山刚刚拿下晋西南，进攻势头猛烈，对王世英的劝告根本置之不理。晋西北顽军遭到打击后，中共中央判断阎锡山的出路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就是和平解决，减少摩擦。”[10]”2中共中央准备派人与阎锡山进行谈判。1940年1月25日，在中共中央证实了阎锡山继续磨擦分裂、拒绝和平团结的真实意图后，一方面加紧对晋东南方面反顽作战进行全面部署，另一方面仍积极寻求和平。针对晋西北八路军新军要求南下同顽军作战重新夺回晋西南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坚决制止。他认为这“一方面会妨碍晋西北的巩固，……另一方面反攻晋西南会使我们处于进攻者的地位，在武装摩擦中对于我们有利的是战争的局部性和防卫性，而不是战争的全面性及进攻性”[ll]。27日，毛泽东、王稼祥又要求牺盟会、新军各纵队负责人薄一波、张文昂等立即向阎锡山写信，表示拥阎和平。
随着八路军在晋东南反顽斗争的胜利，阎锡山联蒋反共的计谋遭到打击。另外，中共通过王世英向阎锡山透漏了一个消息：“蒋令胡宗南进占宜川，又派人见续范亭，要续将晋西北直属中央，……并告他们如不与新军妥协，他们是很危险的。”[12]新军也有被蒋介石收编的可能。上述情况一旦变为现实，不仅晋西北会拱手让给蒋介石，丧失新军这支武装力量，而且阎锡山可能失去晋西南这个藏身之处。中共中央在1940年2月10日作出判断，阎锡山“可能稳于一时”[13]。第二天，毛泽东、王稼祥在给朱德等人的电文中进一步判断“阎在国民党分化政策下，可能与新军达成协议”【10】170。。同一天，中共中央为新军拟定了致阎锡山的电文，深入浅出地分析了阎锡山继续摩擦的利害得失：“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阅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鉴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亟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11】86-8787不难看出，阎锡山倘若继续铤而走险，受益的只是“顽固势力”。12日，毛泽东、朱德亲自致电阎锡山，希望其尽快解决山西新旧军团结问题，最终阎锡山同意进行谈判。
194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书信赴秋林与阎锡山进行谈判。谈判条件中新军问题是核心内容。2月初，中共中央通过叶剑英从程潜那里了解到国民党中央对新军的处理意见：“关于山西问题，阎对新军认为是纪纲问题，不能不讨伐，但中央对新军不能照阎办法解决（即进剿），只能把新军调开山西使之立功，将功赎罪，由中央给经费，不归八路军，因八路军亦无经费。”【2】310如果按照国民党中央的处理办法，新军不仅会脱离中共的领导，而且最终势必在日蒋围困下全军覆没，这也会削弱阎锡山的兵力，对阎不利。因而中共决定“新军亦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的谈判内【2】310。这在上述11日的电文中并未提出。萧劲光、王若飞在谈判时提出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路北为八路军、新军驻防区，路南为阎锡山驻防区，双方应共同承诺：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停止政治攻击;新军表示拥阎，不受某方改编;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领;恢复与新军電台联络及人员来往[12]480。谈判条件是中共联阎抗蒋的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同时考虑到了阎锡山的切实利益。
面对上述条件，阎锡山权衡利弊后予以接受。他甚至公开讲“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于团结是有利的”[12]481。这种结果无疑是蒋介石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一方面，他亲自去电警告阎锡山，“晋省叛军，刻仍进行其种种挑拨离间手段，尚无自新诚意，尔后应停止其一切往返谈判”[14];另一方面，指使国民党特务炮制谣言“谓薄一波不愿受阎指挥”，进而又谓朱总司令与卫立煌通电，由卫收编新军，试图以新军留在第二战区拉拢阎锡山【12】481。但蒋介石的这些伎俩最终未能左右和谈结果，晋西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四、结语
关于晋西事变，后来毛泽东曾在中央书记处上明确讲： “山西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失去十一个县，但得到晋西北及新军全部，并使阎锡山中立。”【10】181成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决死第二纵队和晋西支队向晋西北转移时，曾留下一部分武装力量在晋西南坚持斗争。和平谈判后，这一部分转入地下继续从事抗日斗争。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在新旧军冲突中取得了成功，但这并不能得出在此期间的统战工作也是成功的结论。客观来看，纵观整个事变全过程，统战工作有过失误，曾失掉了晋西南地区，牺牲了一批干部。因此，认真总结事变中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刻教训，尤为必要。 其一，必须注意掌控新军。这是取得反顽斗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与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摩擦不同，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集中表现为新旧军的冲突。事变发生后的首要问题是确保党对新军的领导。况且事变期间为不破裂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采取八路军伪装新军协助作战的形式。新军一旦垮掉，八路军甚至连伪装的形式也没有了。对比新军各部对掌握部队的情况可以发现，决死第一、四纵队因在事变发生后采取了迅速果断的措施，全部撤换了军中的不可靠和顽固分子，保证了部队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下。而决死三纵队军政负责人对一些旧军官缺乏政治分析，仅以其军事才能决定干部任用，在得知事变发生后又未能及时清理旧军官，最终酿成损失4 000余人的惨剧。正如林枫后来总结时所言：“坚决的无情的肃清内奸，是保证胜利的必要条件。谁犹豫，谁温情，谁就要失败。”【7】157
其二，反顽斗争必须坚持坚决胜利的原则。面对顽军的摩擦进攻，坚决胜利的斗争能够给顽军以致命性打击，削弱其进攻势头，使其不敢轻易进攻。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晋西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强调部队“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1】789。事实上，一些部队在反击顽军时不够坚决，行动犹豫，致使部队面临的形势更加被动。1939年12月26日，毛泽东再次指出： “晋西南新旧斗争将进入更严重阶段。晋西我军及新军力量均较薄弱，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很大，请注意。”【10】154尽管决死第二纵队与八路军晋西支队在晋西也取得了个别胜利，但最终未能守住晋西南。随后，毛泽东将胜利的期望寄托于晋西北八路军与决死纵队。他要求“贺、关即赴晋西北指挥，晋西北关系全局。吕梁山己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略枢纽。”【10】157晋西北反顽作战的胜利改变了几个月来我军的被动局面。可以说，没有这场战役的胜利，就没有其后和平解决事变的可能。毛泽东在后来总结得出：“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
其三，正确处理斗争与团结的关系。统一战线是团结与斗争的矛盾统一体，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会损害统一战线。在国共摩擦的第一次冲突中，新军与八路军处理统一战线的能力还不够成熟。事变之前，晋西南地区存在只讲团结、不敢斗争的错误倾向。林枫后来回忆称： “阎锡山利用其统治权力，对于新派干部有计划的撤换必须贯彻，对于顽固捣乱分子则言听计从，致使我们失去若干阵地，各方面工作上都发生了困难。【7】151类似情形在决死第三纵队也存在。戎子和后来明确讲，该部“只注意团结，不注意斗争，只强调服从统一战线，不重视党的独立自主性。……怕阎怀疑，总是用迁就退让的办法来稳住他，保持‘团结’”【4】23。反顽战争胜利后，一些部队则出现只要斗争、不讲团结的情形。前述晋西北部队要求南下夺回晋西南即是最典型的事例。鉴于部队的这些错误倾向，毛泽东科学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5]745晋西事变中斗争与团结的深刻教训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提供了实践素材。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99.
[2]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概况[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2007： 196.
[3]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第四纵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197.
[4]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90.
[5]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189.
[6]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政卫=O九旅[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292.
[7]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文献资料[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153.
[8]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第一纵队：回憶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24 25.
[9]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二一三旅[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223.
[10] 逢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60，
[11] 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33.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458.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27.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参考资料：“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441.
[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49.
关键词：晋西事变;山西新军;统战工作;统战历史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19） 03008607
作为抗战期间国的第一仗，晋西事变是考验中国共产党驾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力的一次实践演练。其间，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新军各部的执行程度影响着统一战线实践的走向。中国共产党在晋西事变中不仅积累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而且丰富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已有研究成果④侧重于对中共中央上层方针政策的阐释及梳理，特别是对毛泽东在处理事变中所展现出的策略与技艺的研究。从统一战线的实际参与者，即山西新军与八路军的角度开展的研究比较少。作为一项实践性工作，统一战线历史研究不仅要密切关注中共中央的相关方针政策，更要将目光投向实践，详细分析具体参与者在处理事变时的具体应对及其反馈。晋西事变距全面抗战爆发仅两年有余。如此巨大的突然事变对从未有过相关经历的决死队官兵来讲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很难想象所有干部均能十分娴熟地开展统战工作，况且经验教训都是从实践中总结而来的。从整体上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山西新军粉碎了阎锡山分裂摩擦的阴谋，但也存在退出晋西南地区、决死三纵队大批叛逃事件等严重后果。因此，研究晋西事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更要关注其对此后党的统一战线发展的深刻启示。
一、明从暗抗：山西新军对秋林会议后局势的应对
秋林会议是抗战时期阎锡山的思想由联共抗日到倒退妥协变化分水岭和全面进行分裂瓦解新军的重要标志，对新军的统战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尽管此前新军中新旧两种势力之间本就存在为夺取领导权而产生摩擦与冲突，但远未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秋林会议后新军中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不了解这一阶段的具体情况，就无法理解晋西事变中的统战工作。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晋绥军政高级干部会议。参会人员中不仅有山西党、政、军各系统的高级干部，而且有国民党中央刚刚委任的、专门负责反共任务的国民党山西省委干部何绍南。主持会议的阎锡山内心并不平静。太原会战后，他一路向南向西撤退，当时蜷曲在陕西宜川，晋绥军损失甚大。与此相反，八路军及其实际指挥的山西新軍却获得极大发展。因此，他越来越对中共与八路军持不信任感，对新军的怀疑越来越严重。再加上会前发生了其部下傅作义倒向国民党中央的事件，阎锡山在这次会议上宣称要团结内部，下令要按照旧军统一整编，取消政委制度，由军事主官掌控军队。同时，他破天荒地允许在新军中建立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针对阎锡山根本上阴谋取消中共对新军领导的反动政策，参加会议的牺盟会与新军军政负责人自然反应强烈。他们在会上会下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以阎锡山的明令实策坚决抵制。对此，阎锡山采取不发给养、扣留干部等手段向新军施压。为保存新军力量，利于同阎锡山开展斗争，新军负责人后来提出表面取消政委制度，但私下保留政治工作的要求，阎锡山对此表示同意。
会议一结束，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立即奔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中共中央于第一时间召开书记处会议，经过讨论后认为，在目前国民党中央采取分化山西抗战阵营，必须在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的口号下拉拢阎锡山，以防其与蒋介石沆瀣一气。具体而言，要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只不过在阎锡山日渐右转形势下，应强调有条件的拥护;要巩固八路军与晋绥军的统一战线，反对一切形式的挑拨离间，强调山西抗战的团结只有在抗战、进步才能实现。对山西的旧军旧派应采取争取方针，指出“在党内和左倾分子中应耐心说服他们，不要因阎开始右倾与右派开始与中央拉拢而意气地反对阎和右派，要不把山西旧军旧派当作复兴及西西等顽固分子一样看待”【1】。为避免暴露党的力量，要坚决纠正过左的工作方式，注意隐蔽党的组织，在形式上要拥护阎锡山、尊重阎锡山。针对阎锡山委派干部的反动政策，要善于应付。
为分化瓦解新军，阎锡山在秋林会议结束后采取了一系列更加反动的政策。他统一整编新军，将原由各纵队统一指挥的新军改编为互不隶属的旅，取消各政治委员，保留下来的政治部主任绝对服从军事主官;大力抽派旧军官到新军中任职，提拔旧军官掌握新军的领导权;指使反动军官在新军中组建反动组织如精神建设委员会、敌区工作团、政治突击队、国民党等反动组织，以取代新军中牺盟会、民族革命青年团等进步组织;派出联络官、点验团等在新军中进行秘密搜查，制造矛盾;抽调新军干部到秋林以受训为名，行利诱拉拢之实。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对阎锡山的看法和统战政策发生明显改变。中共中央认为，阎锡山“有继续向右动摇之可能”，并且开始将其与前不久共产国际指示强调的国民党投降反共联系起来【2】。相应地，中共开始更多强调斗争，“给阎的进攻以有力的与必要的反抗，以巩固原有阵地。但均应注意方式，不应在报纸上及言论上公开反阎”【2】199。中共在强调对阎锡山分裂倒退行为必须进行斗争的同时，为防止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并未公开反对阎锡山。
为应对阎锡山分编新军的图谋，山西新军进行了周密部署。决死第四纵队在改编部队时， “把我党可以完全掌握的十九团（原游击第七团）、十八团和有1日军官的二十团（原决死队第十一总队）编为二O三旅，把三十五团（原游击第六团，也是我党可以完全掌握的）和有旧军官的三十四团（原决死第十二总队）、三十三团（原决死第十总队，一直在晋西南地区活动）编为独立第七旅”【3】。决死第二纵队在整编后，由政治部实际执行政委职责。“名义上接受了，实际上工作部署仍按原来的建制进行。独二旅实际上就是纵队部，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执行政委的职务，继续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表面上看，政委制度不存在了，实际上党对新军的领导仍在起着实质性作用。 面对阎锡山在新军中发展的反动组织，有的新军干部指派立场坚定、善于隐蔽的干部到其中任职，借以掌控反动组织和打探消息。据决死第二纵队原政委张文昂回忆：“精神建设委员会组建时，决死二纵队张文昂、阎秀峰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从而掌握了这一组织的领导权。”【4】12为掌握情况，决死第四纵队“也派了一些党员打进‘同志会’里边”【3】255，有的部队则采取空名的应付办法。第三纵队“刻制了‘决三纵队国民党党部’的图章，表示已经建立了这个组织，并由纵队政治部（后由‘西北部’）接受国民党等组织发来的文件、报刊。随后，又将一些共产党员、 ‘民青’骨干分子造册上报成‘国民党员’、 ‘同志会员’，以备查询”【5】。如果说前两种做法是真加入的话，那么第四纵队则采取的是假加入的办法。
为应付阎锡山抽调干部“集训”的反动命令，决死第二纵队应对的策略是“除送部分党员干部外，借机把阎安插在决死二纵队中的1日军官送去轮训，绝大多数都一去不复返了，反而使我们纯洁了内部”【4】27。决死三纵队“有选择地调送人员，除他们指名要调训的（极个别的）外，送去的是立场坚定收买不了的，或受训回来不起作用的”【4】36。对阎锡山派到新军中的旧军官，新军部队根据其思想行动状况而决定采取争取或孤立打击的政策。这一政策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斗争方式：一是孤立顽固分子，根据旧军官打骂士兵、贪污腐败、贪生怕死等突出弱点，发动全体战士集体进行斗争。二是巧妙应付检查，比如，新军-O九旅一大队二中队在顽固分子检查时，“把‘民族革命室’平时张贴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换成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画像。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等其他进步书刊杂志换成事先准备好的‘三民主义’、 ‘按劳分配’、 ‘物产证券’等，顽固分子走后再把这些东西重新换成原来的样子”。三是给顽固分子出难题，“有一次几名战士在街上遇见‘联络员’，问他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是什么？ ‘联络员’红着脸结结巴巴怎么也答不上来，此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战士也有老百姓，起哄的，讥笑的，搞得他非常狼狈”【5】。
总之，新军部队在表面上执行阎锡山的反动政策，私下里则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实际抵制。这些巧妙的方式方法有力坚持和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军的领导地位，争取团结了新军中的大多数进步干部，对破坏阎锡山政治瓦解新军的反动图谋起到了一定作用。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一些旧军官反革命经验比较丰富，再加上有的部队对反动分子警惕性不高，他们以表面上以拥护抗日进步为幌子，取得了新军内新派力量的信任，后来成为响应晋西事变的内应。
二、拥阎讨逆：山西新军对晋西事变的应对策略
1939年12月，在完成对决死第二纵队的包围后，阎锡山以该部韩钧拒不執行其冬季攻势命令为由，以6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向决死第二纵队发起进攻，晋西事变爆发。与此同时，阎锡山利用安插在新军中的反动军官不断策动叛变，企图里应外合彻底消灭新军。新旧派斗争己然公开化。决死第二纵队与八路军晋西支队联合成立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开始自卫反击。
一是掌握新军与干部。早在事变爆发前的11月28日夜间，原决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改编后独立第二旅政治部主任韩钧秘密由秋林返回纵队。由于情况紧急，他召集干部紧急开会和集中部队，并未意识到清除旧军官。结果12月3日一九六旅旅长白英杰叛变，扣留政治部政工人员。8日，艾子谦叛逃;11日，负责消灭顽军崔道修的六团团长陈志卿在返回途中以开会名义将政工干部集中起来捆绑杀害，就在其要拉部队投向顽方时，二连指导员姚永征急中生智，当众揭破其叛变面目，争取了将近一营的士兵。此后该部才“开始清理顽固军官，所有新军中之顽固军官，全部逮捕起来。……较轻的集中指挥部看管，共百余人，遗职皆由支队抽调干部补充”【7】。决死第一纵队在事变发生后的行动最为迅速。“将部队中的1日军官解除武装集中监护。1日军官集中后不久，连同从晋西南转来的二纵队的部分1日军官，由周仲英和徐荣同志带领，护送到太行根据地学习。”【8】决死第四纵队在得知晋西南新旧军发生武装冲突后于12日夜间采取突然行动，逮捕所部的顽固分子，将部队牢牢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不幸的是，决死第三纵队军政负责人在事变发生后不仅未及时清理旧军官，而且对形势缺乏正确判断，错误认为晋东南的晋绥军和国民党军存在矛盾，不会轻易发动武装叛变;纵队中的旧军官利用当时驻防分散和负责人不在军中的时机，策动叛变，捣毁地方政权，杀害军政民干部，成为事变中损失最严重的地区。
二是八路军伪装新军增强反顽力量。事变发生时，新旧军力量对比悬殊，加上晋西南、晋西北为连接延安后方与华北、华中前线的交通要道，不可轻易丧失，因此单靠新军力量难以取胜，若派八路军部队直接参战则会给阎锡山以口实。为此，中共中央起初提出八路军部队以调停角色掩护支持新军，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为伪装成决死队参加作战。从实际情况看，事变后的第一时间，决死队大多选择向邻近的八路军靠拢，八路军伪装决死队参战在某些地方自始至终一直存在。不仅如此，参战的八路军部队的军政负责人实际指挥了反顽战役。晋西南地区成立的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名义上以决死第二纵队负责人张文昂、韩钧为正副总指挥，实际则由八路军晋西支队政治委员、中共晋西南区委书记林枫指挥。另外，一些八路军干部也被委派到新军中担任军政主官。
三是反击进犯顽军。决死二纵队、八路军晋西支队在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反击自卫的方针政策，决定采取快干、积极的武装自卫的方针坚决反击旧军。晋西南我军在个别战斗中作战勇猛，力克顽敌。12月10日，黄骅指挥的两个团反击隰县首战告捷，歼灭顽十九军一个营与一个团部。然而由于决死队二旅第四、五团和二O九旅五十一团组成的突击队对总指挥部的作战方针执行不力， “曾要求回上蒿城重商大计”。这一要求遭否决后，该部进军迟缓，犹豫不前，在截获顽方作战计划后则索性连夜撤回上蒿城，未能实现会师午城、进击大宁、蒲县的战略意图，未能起到突击作用。陈士榘在事后回忆到当时情况时指出：“我们在执行上还不够坚决，特别在军事指挥上的‘犹豫多变’，所以我们失败了。突击队没有完成任务，由主动变为被动，以致造成整个战局的不利形势。”【7】157为扭转被动局面，总指挥部调整部署，以西进南下之策绕到侧后打击顽敌。但因个别部队信心不足，犹豫动摇，未能彻底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游击战术，面临被顽军包围的危险，为保存力量，最终决定向晋西北转移。 1940年1月，晋西北八路军、决死第四纵队、第二纵队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滕代远的指挥下，于临县地区对顽军赵承绶部以沉重打击，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彻底改变了几个月以来的被动局面。晋西南反顽战役前，决死队各部负责人曾多次致信阎锡山、梁化之等，恳请阎方团结抗战，停止分裂，八路军晋西支队林枫、陈士榘等也极力参与调解。反顽战役期间，晋西支队在个别战斗胜利后再次进行调解，均收效甚微。新军第二一三旅个别部队在战场上争取顽军颇有效果。如二一三旅某部战场上曾与六十一军一部进行相互喊话。顽军“摆开架势对我喊话，胡说我二一三旅叛变了阎长官。我战士们义正词严高呼： ‘你们受骗了’。 ‘二一三旅在前方打日本，你们在后面打二一三旅，让鬼子高兴，对得起中华民族吗？对得起你们的祖先吗！’接着又是交替进行枪战、舌战，直至我主力安全转移为止”【9】。该旅五十八团此前对顽军八十三师新编十四团己具有一定统战基础，因此反顽期间双方相遇后只是“朝天打几枪，应付顽军查”【9】295而己。
三、联阎抗蒋：中共力主和平解决晋西事变
晋西北战争结束后，阎锡山起初仍然继续反共，并无和解态度。尽管旧军被迫退出了晋西北，但没有让阎锡山失望的是此时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晋东南地区进行反共作战。阎锡山打算联合蒋介石对晋东南地区的新军和八路军实施南北夹攻，待拿下晋东南后回头再夺取晋西北。因此，当时某些汉奸破坏分子趁机造谣国共势必分裂。
中共中央在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阎蒋联合必然对己不利，应采取联阎抗蒋的方针。早在晋西北反顽战争开始前，毛泽东就要求王世英“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10】。由于当时阎锡山刚刚拿下晋西南，进攻势头猛烈，对王世英的劝告根本置之不理。晋西北顽军遭到打击后，中共中央判断阎锡山的出路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就是和平解决，减少摩擦。”[10]”2中共中央准备派人与阎锡山进行谈判。1940年1月25日，在中共中央证实了阎锡山继续磨擦分裂、拒绝和平团结的真实意图后，一方面加紧对晋东南方面反顽作战进行全面部署，另一方面仍积极寻求和平。针对晋西北八路军新军要求南下同顽军作战重新夺回晋西南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坚决制止。他认为这“一方面会妨碍晋西北的巩固，……另一方面反攻晋西南会使我们处于进攻者的地位，在武装摩擦中对于我们有利的是战争的局部性和防卫性，而不是战争的全面性及进攻性”[ll]。27日，毛泽东、王稼祥又要求牺盟会、新军各纵队负责人薄一波、张文昂等立即向阎锡山写信，表示拥阎和平。
随着八路军在晋东南反顽斗争的胜利，阎锡山联蒋反共的计谋遭到打击。另外，中共通过王世英向阎锡山透漏了一个消息：“蒋令胡宗南进占宜川，又派人见续范亭，要续将晋西北直属中央，……并告他们如不与新军妥协，他们是很危险的。”[12]新军也有被蒋介石收编的可能。上述情况一旦变为现实，不仅晋西北会拱手让给蒋介石，丧失新军这支武装力量，而且阎锡山可能失去晋西南这个藏身之处。中共中央在1940年2月10日作出判断，阎锡山“可能稳于一时”[13]。第二天，毛泽东、王稼祥在给朱德等人的电文中进一步判断“阎在国民党分化政策下，可能与新军达成协议”【10】170。。同一天，中共中央为新军拟定了致阎锡山的电文，深入浅出地分析了阎锡山继续摩擦的利害得失：“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阅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鉴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亟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11】86-8787不难看出，阎锡山倘若继续铤而走险，受益的只是“顽固势力”。12日，毛泽东、朱德亲自致电阎锡山，希望其尽快解决山西新旧军团结问题，最终阎锡山同意进行谈判。
194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书信赴秋林与阎锡山进行谈判。谈判条件中新军问题是核心内容。2月初，中共中央通过叶剑英从程潜那里了解到国民党中央对新军的处理意见：“关于山西问题，阎对新军认为是纪纲问题，不能不讨伐，但中央对新军不能照阎办法解决（即进剿），只能把新军调开山西使之立功，将功赎罪，由中央给经费，不归八路军，因八路军亦无经费。”【2】310如果按照国民党中央的处理办法，新军不仅会脱离中共的领导，而且最终势必在日蒋围困下全军覆没，这也会削弱阎锡山的兵力，对阎不利。因而中共决定“新军亦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的谈判内【2】310。这在上述11日的电文中并未提出。萧劲光、王若飞在谈判时提出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路北为八路军、新军驻防区，路南为阎锡山驻防区，双方应共同承诺：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停止政治攻击;新军表示拥阎，不受某方改编;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领;恢复与新军電台联络及人员来往[12]480。谈判条件是中共联阎抗蒋的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同时考虑到了阎锡山的切实利益。
面对上述条件，阎锡山权衡利弊后予以接受。他甚至公开讲“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于团结是有利的”[12]481。这种结果无疑是蒋介石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一方面，他亲自去电警告阎锡山，“晋省叛军，刻仍进行其种种挑拨离间手段，尚无自新诚意，尔后应停止其一切往返谈判”[14];另一方面，指使国民党特务炮制谣言“谓薄一波不愿受阎指挥”，进而又谓朱总司令与卫立煌通电，由卫收编新军，试图以新军留在第二战区拉拢阎锡山【12】481。但蒋介石的这些伎俩最终未能左右和谈结果，晋西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四、结语
关于晋西事变，后来毛泽东曾在中央书记处上明确讲： “山西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失去十一个县，但得到晋西北及新军全部，并使阎锡山中立。”【10】181成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决死第二纵队和晋西支队向晋西北转移时，曾留下一部分武装力量在晋西南坚持斗争。和平谈判后，这一部分转入地下继续从事抗日斗争。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在新旧军冲突中取得了成功，但这并不能得出在此期间的统战工作也是成功的结论。客观来看，纵观整个事变全过程，统战工作有过失误，曾失掉了晋西南地区，牺牲了一批干部。因此，认真总结事变中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刻教训，尤为必要。 其一，必须注意掌控新军。这是取得反顽斗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与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摩擦不同，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集中表现为新旧军的冲突。事变发生后的首要问题是确保党对新军的领导。况且事变期间为不破裂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采取八路军伪装新军协助作战的形式。新军一旦垮掉，八路军甚至连伪装的形式也没有了。对比新军各部对掌握部队的情况可以发现，决死第一、四纵队因在事变发生后采取了迅速果断的措施，全部撤换了军中的不可靠和顽固分子，保证了部队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下。而决死三纵队军政负责人对一些旧军官缺乏政治分析，仅以其军事才能决定干部任用，在得知事变发生后又未能及时清理旧军官，最终酿成损失4 000余人的惨剧。正如林枫后来总结时所言：“坚决的无情的肃清内奸，是保证胜利的必要条件。谁犹豫，谁温情，谁就要失败。”【7】157
其二，反顽斗争必须坚持坚决胜利的原则。面对顽军的摩擦进攻，坚决胜利的斗争能够给顽军以致命性打击，削弱其进攻势头，使其不敢轻易进攻。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晋西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强调部队“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1】789。事实上，一些部队在反击顽军时不够坚决，行动犹豫，致使部队面临的形势更加被动。1939年12月26日，毛泽东再次指出： “晋西南新旧斗争将进入更严重阶段。晋西我军及新军力量均较薄弱，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很大，请注意。”【10】154尽管决死第二纵队与八路军晋西支队在晋西也取得了个别胜利，但最终未能守住晋西南。随后，毛泽东将胜利的期望寄托于晋西北八路军与决死纵队。他要求“贺、关即赴晋西北指挥，晋西北关系全局。吕梁山己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略枢纽。”【10】157晋西北反顽作战的胜利改变了几个月来我军的被动局面。可以说，没有这场战役的胜利，就没有其后和平解决事变的可能。毛泽东在后来总结得出：“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
其三，正确处理斗争与团结的关系。统一战线是团结与斗争的矛盾统一体，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会损害统一战线。在国共摩擦的第一次冲突中，新军与八路军处理统一战线的能力还不够成熟。事变之前，晋西南地区存在只讲团结、不敢斗争的错误倾向。林枫后来回忆称： “阎锡山利用其统治权力，对于新派干部有计划的撤换必须贯彻，对于顽固捣乱分子则言听计从，致使我们失去若干阵地，各方面工作上都发生了困难。【7】151类似情形在决死第三纵队也存在。戎子和后来明确讲，该部“只注意团结，不注意斗争，只强调服从统一战线，不重视党的独立自主性。……怕阎怀疑，总是用迁就退让的办法来稳住他，保持‘团结’”【4】23。反顽战争胜利后，一些部队则出现只要斗争、不讲团结的情形。前述晋西北部队要求南下夺回晋西南即是最典型的事例。鉴于部队的这些错误倾向，毛泽东科学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5]745晋西事变中斗争与团结的深刻教训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提供了实践素材。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99.
[2]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概况[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2007： 196.
[3]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第四纵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197.
[4]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90.
[5]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189.
[6]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政卫=O九旅[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292.
[7]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文献资料[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153.
[8]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第一纵队：回憶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24 25.
[9]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山西新军决死二一三旅[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223.
[10] 逢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60，
[11] 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33.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458.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27.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参考资料：“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441.
[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