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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一天,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出了第一份公函,表明中国政府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愿望。10月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葛罗米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烈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紧接着,中国政府:任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王稼祥为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就这样,王稼祥成为新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
不要为我买什么东西,
就穿现有的衣服出国吧
王稼祥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后,很快就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解放后,王稼祥出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事实上,早在开国大典举行之前,驻苏大使的人选就已经确定,王稼祥即将担此重任。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机关从河北西柏坡迁到北平,暂时在香山办公,同时,在市内选择了北京饭店作为临时办公大楼。这段时间,为了准备出任驻苏大使并协助周恩来总理筹办外交方面的事务,王稼祥白天陪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办公,下班后又一起乘车返回香山。忙碌一天后,他们在车上还在不断地研究商讨各方面的情况。
当时,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住在香山。为了当好未来的“大使夫人”,她已提前进入角色,一方面了解苏联的情况,想方设法找一些关于苏联的书来读,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出国以后的形象,例如着什么装,穿什么鞋,这些现在看来并非重要的问题,在当时,对于初次出国的朱仲丽来说,却是需要花费心思,认真考虑的。那个时候,北京没有为出国人员专门缝制衣服的服装店,也没有人专管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发给王稼祥夫妇200元钱,让他们去购置出国服装和生活必需品。拿到钱后,朱仲丽反复考虑如何用好这笔钱,既能节约,又不失外交礼仪。有一天,她走出北京饭店,发现在马路对面的一片空地上人群熙熙攘攘很热闹。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片地摊,摆有各种各样的百货,琳琅满目,任人挑选。朱仲丽买东西很有眼光,她仔细挑选了三块布料,买回来给王稼祥看,王稼祥笑着说:“好啊,你买的衣料就带到莫斯科,自己动手做西服吧!”然后,又叮嘱朱仲丽:“你不要为我买什么了,我的旧西装和大衣还保存在箱子里,就穿现有的这些衣服出国吧。”
王大使没有护照就出国了
1949年10月20日晚10点,王稼祥率公使衔参赞曾涌泉等一行11人从北京出发,乘专列前往苏联赴任。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原定的动身时间是下午5点。但是,由于王稼祥要出席当晚7点毛泽东主席宴请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的活动,所以,只好把动身时间往后顺延,改为晚上10点。当晚,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100多人前往车站送行。第二天,《人民日报》还专门为欢送王稼祥一行离京赴任发表社论,指出:“这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代表的出国”,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大使送行”。
对于王稼祥来说,苏联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不仅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20世纪30年代还曾再次前往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他又陪刘少奇秘密访苏,参加了同斯大林的会谈。刘少奇此次访苏意义重大。通过会谈,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有了进一步了解,他明确表示,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立即予以承认,并欢迎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代表团在苏联期间,足智多谋的王稼祥配合刘少奇作了大量工作,为访问取得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精通俄语,了解苏联,杰出的外交天赋,再加上传奇般的革命经历,使王稼祥成为首任驻苏大使的最佳人选。
动身之前,由于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来不及制作护照,外交部只好为他们集体开了一封证明信当作护照使用,并于10月19日,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的名义给苏联大使馆发了一封特别照会,内称:王稼祥大使一行13人(内有两名苏联人古早夫和阿洛夫)定于20日下午5时乘专列火车由北京出发前往莫斯科。王大使的随行人员中,有公使衔参赞曾涌泉、武官边章五、秘书张观、黄韦文、施谷、罗焚、刘铮等,“惟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分饬沿途关卡查照,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照会上写的动身时间是10月20日下午5时,后来由于上述原因,改为晚上10时,但照会已经发出,无法修改了。
出国没有护照,动身时间延迟5个小时,这些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情。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十几天,一切尚未就绪。但重大的外事活动是不能等待的,必须赶在国内一切事情就绪之前去办。因此,特殊情况只能采取特殊的解决办法。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可是,第一个驻外大使动身时出现的特殊情况和处理方式,却为后人留下了新中国外交史上值得回味的一页。
专列在中国境内走了三天,10月23日到达苏联境内的奥特波尔站。此后,转乘苏联政府的专列,于10月31日晨抵达莫斯科。
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外升起
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斯基火车站,王稼祥受到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当时外长职务暂缺)、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杰米耶夫上将、莫斯科卫戍区司令辛尼格夫中将等人的热烈欢迎。按照苏联礼节,外国大使到任,只有外交部交际司司长迎接,而此次苏方却破例以葛罗米柯副外长领衔,再加上政界、军界的高官一起到车站迎接中国大使,自然引起了莫斯科外交界的重大反响。
王稼祥在站台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驻外代表,并于现在到达贵国首都,感到非常荣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资格,当尽最大努力,来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以保卫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
除了苏联的高级官员外,许多国家的外交使节也来到车站,迎接新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外交官在目睹了在车站举行的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后,感慨地说,他在苏联四年,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隆重的场面。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也说:“诚然这是破例,但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实应破例欢迎!”
欢迎仪式后,王稼祥在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官员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中国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位于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巷13号,原是国民党驻苏使馆的旧址。新中国成立并与苏联建交后,在首任大使王稼祥到任之前,戈宝权被任命为使馆的临时代办,接收了原国民党的大使馆旧址。大使馆有一座两层楼的洋房,四周有铁栅栏,门口有苏联士兵站岗。由于使馆面积太小,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两年之后在列宁山上开始建造新的使馆。
王稼祥从车站乘车来到使馆后,主持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升起。它标志着新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标志着新中国的外交官正昂首阔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新中国发出的第一份国书
到任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1月1日,王稼祥前往苏联外交部拜会了副外长葛罗米柯,递交了国书和颂词的副本及参加递交国书仪式的人员名单。双方商谈了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国书仪式的程序等事宜。国书是派遣国国家元首向接受国国家元首发出的正式信件,是大使的委任证明书。按照当时苏联的习惯,外国大使的国书应当写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应该指出,伴随着第一个驻外大使王稼祥的赴任,新中国外交开创了一系列“第一”。例如上面提到的“升国旗”,即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外升起;再如“递国书”。王稼祥所携带的国书末尾写有“国字第壹号”几个大字。显而易见,这是新中国建国后发出的第一份国书,王稼祥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向外国元首递交国书的大使。
递交国书的仪式定于11月3日下午1时举行。12时半,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布舒耶夫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汽车来到中国大使馆,恭迎王稼祥大使同车前往克里姆林宫。
汽车行驶到克里姆林宫鲍罗维兹基门口时,克里姆林宫的卫戍司令官来到大使车前行军礼致敬,然后乘车在前引导,抵达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苏联政府大厦前。王稼祥乘电梯来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办公室客厅,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苏联官员寒暄后,一起步入典礼大厅。王大使站在大厅中央与什维尔尼克相距四步远的地方。递交国书仪式正式开始后,苏方交际司副司长布舒耶夫将王稼祥大使介绍给什维尔尼克。王大使随即宣读颂词:“主席先生阁下:本人奉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资格向贵主席呈递本国政府所授予之国书,深感荣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首先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全国人民对此极感欣慰。因为贵我两国友谊之巩固,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亦将有利于世界之持久和平。本人在此,请求贵主席予以信赖,本人必将努力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亲密友好关系,并希望贵主席和贵国政府对本人所负之使命予以协助,俾克完成。敬祝贵主席政躬康泰。敬祝贵国国家兴隆。”
宣读颂词后,王稼祥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周恩来外长副署的国书呈递给什维尔尼克,在毛泽东、周恩来签名的下面都加盖了个人印章。新中国第一份国书同现今我国发出的国书在表面形式、行文格式、内容措辞等方面有很多不同。它的封面印有“国书”两个红色隶体大字。有意思的是,这份国书的正文并非印制而成,而是用漂亮的毛笔字正楷书写的。全文如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史维尔尼克先生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首先愿与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对此极感欣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友好邦交,并坚信此种邦交的建立与巩固,不仅有利于贵我两国之亲密合作,抑且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为此,本政府特任命王稼祥为驻贵国特命全权大使,并令其向贵主席亲呈国书。希予延见,给以信赖。顺颂 贵主席政躬康泰,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北京,国字第壹号。”
什维尔尼克接到国书后,即作答辞:“大使先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非常高兴地得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及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建立,此不仅有利于两国之共同的利益,及两国间友谊之增进,同时亦有益于全世界之持久和平。大使先生,在你巩固两国友谊的工作中,你将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及苏联政府得到各种协助。大使先生,谨在此祝你在工作上的成功。”
答辞后,什维尔尼克主席介绍王稼祥大使与在场的苏方官员相见,王大使也向什维尔尼克介绍随行的中方人员。然后,什维尔尼克又请王大使到他的办公室交谈,参加者仅苏方副外长和我方曾涌泉公使参赞。谈话后,全体在大厅合影留念。整个呈递国书的仪式历时35分钟。
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
由于中苏两党的亲密关系,再加上苏联又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因此,除了国书外,毛主席还特意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是毛泽东在签发王稼祥大使国书的当天写的,这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绝无仅有。信的全文如下:“斯大林同志: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递交国书后的第三天,即1949年11月6日,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参加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2周年庆祝大会,7日上午,又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晚上参加了苏联外交部举行的盛大宴会。
这是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和夫人第一次进入外交界活动,因此,一下子就成为整个宴会的中心人物。王大使和夫人彬彬有礼地与各国使节握手致意,展示出新中国外交家的卓越风采。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到苏联进行正式访问。王稼祥以大使的身份主持了毛主席访苏的盛大答谢宴会。此前,斯大林从来不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以外举行的各种宴会,而这一次却破天荒地率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了宴会,在中苏关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王稼祥在苏联工作了一年半时间,1951年4月回国,走完了他作为第一个驻外大使的历程。此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由张闻天接替他出任驻苏大使。1962年初,他大胆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认为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同时,提出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称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遭到了严厉批判。“文革”伊始,王稼祥即遭迫害,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劳动改造。 “9.13”事件后,王稼祥写了一封长信通过王震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信后,对王稼祥作了高度评价,并让周恩来在党的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口头传达:“稼祥同志极早就拥护我,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力,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因毛泽东一再肯定王稼祥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党的“十大”,王稼祥被再次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1月25日,入睡之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人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的灾难,他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去世。一代伟人就这样怀着忧虑的心情,离开了他一生奋斗的事业和亲人。尽管王稼祥突然离世,但他走过的革命历程却永远地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他坚定的革命信仰,战胜病魔的顽强意志;他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支持毛泽东的“关键一票”,以及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所建树的丰功伟绩,都将永远地被人们所怀念。新中国国是不会忘记这样一位伟人的。
(责编孟红)
不要为我买什么东西,
就穿现有的衣服出国吧
王稼祥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后,很快就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解放后,王稼祥出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事实上,早在开国大典举行之前,驻苏大使的人选就已经确定,王稼祥即将担此重任。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机关从河北西柏坡迁到北平,暂时在香山办公,同时,在市内选择了北京饭店作为临时办公大楼。这段时间,为了准备出任驻苏大使并协助周恩来总理筹办外交方面的事务,王稼祥白天陪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办公,下班后又一起乘车返回香山。忙碌一天后,他们在车上还在不断地研究商讨各方面的情况。
当时,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住在香山。为了当好未来的“大使夫人”,她已提前进入角色,一方面了解苏联的情况,想方设法找一些关于苏联的书来读,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出国以后的形象,例如着什么装,穿什么鞋,这些现在看来并非重要的问题,在当时,对于初次出国的朱仲丽来说,却是需要花费心思,认真考虑的。那个时候,北京没有为出国人员专门缝制衣服的服装店,也没有人专管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发给王稼祥夫妇200元钱,让他们去购置出国服装和生活必需品。拿到钱后,朱仲丽反复考虑如何用好这笔钱,既能节约,又不失外交礼仪。有一天,她走出北京饭店,发现在马路对面的一片空地上人群熙熙攘攘很热闹。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片地摊,摆有各种各样的百货,琳琅满目,任人挑选。朱仲丽买东西很有眼光,她仔细挑选了三块布料,买回来给王稼祥看,王稼祥笑着说:“好啊,你买的衣料就带到莫斯科,自己动手做西服吧!”然后,又叮嘱朱仲丽:“你不要为我买什么了,我的旧西装和大衣还保存在箱子里,就穿现有的这些衣服出国吧。”
王大使没有护照就出国了
1949年10月20日晚10点,王稼祥率公使衔参赞曾涌泉等一行11人从北京出发,乘专列前往苏联赴任。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原定的动身时间是下午5点。但是,由于王稼祥要出席当晚7点毛泽东主席宴请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的活动,所以,只好把动身时间往后顺延,改为晚上10点。当晚,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100多人前往车站送行。第二天,《人民日报》还专门为欢送王稼祥一行离京赴任发表社论,指出:“这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意志的外交代表的出国”,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大使送行”。
对于王稼祥来说,苏联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不仅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20世纪30年代还曾再次前往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他又陪刘少奇秘密访苏,参加了同斯大林的会谈。刘少奇此次访苏意义重大。通过会谈,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有了进一步了解,他明确表示,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立即予以承认,并欢迎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代表团在苏联期间,足智多谋的王稼祥配合刘少奇作了大量工作,为访问取得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精通俄语,了解苏联,杰出的外交天赋,再加上传奇般的革命经历,使王稼祥成为首任驻苏大使的最佳人选。
动身之前,由于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来不及制作护照,外交部只好为他们集体开了一封证明信当作护照使用,并于10月19日,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的名义给苏联大使馆发了一封特别照会,内称:王稼祥大使一行13人(内有两名苏联人古早夫和阿洛夫)定于20日下午5时乘专列火车由北京出发前往莫斯科。王大使的随行人员中,有公使衔参赞曾涌泉、武官边章五、秘书张观、黄韦文、施谷、罗焚、刘铮等,“惟因护照不及赶办,暂发给证明书,以便迅速成行。用特函请电达贵国政府分饬沿途关卡查照,准予以外交护照待遇为感。”照会上写的动身时间是10月20日下午5时,后来由于上述原因,改为晚上10时,但照会已经发出,无法修改了。
出国没有护照,动身时间延迟5个小时,这些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情。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十几天,一切尚未就绪。但重大的外事活动是不能等待的,必须赶在国内一切事情就绪之前去办。因此,特殊情况只能采取特殊的解决办法。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可是,第一个驻外大使动身时出现的特殊情况和处理方式,却为后人留下了新中国外交史上值得回味的一页。
专列在中国境内走了三天,10月23日到达苏联境内的奥特波尔站。此后,转乘苏联政府的专列,于10月31日晨抵达莫斯科。
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外升起
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斯基火车站,王稼祥受到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当时外长职务暂缺)、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杰米耶夫上将、莫斯科卫戍区司令辛尼格夫中将等人的热烈欢迎。按照苏联礼节,外国大使到任,只有外交部交际司司长迎接,而此次苏方却破例以葛罗米柯副外长领衔,再加上政界、军界的高官一起到车站迎接中国大使,自然引起了莫斯科外交界的重大反响。
王稼祥在站台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驻外代表,并于现在到达贵国首都,感到非常荣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资格,当尽最大努力,来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以保卫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
除了苏联的高级官员外,许多国家的外交使节也来到车站,迎接新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外交官在目睹了在车站举行的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后,感慨地说,他在苏联四年,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隆重的场面。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也说:“诚然这是破例,但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实应破例欢迎!”
欢迎仪式后,王稼祥在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官员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中国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位于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巷13号,原是国民党驻苏使馆的旧址。新中国成立并与苏联建交后,在首任大使王稼祥到任之前,戈宝权被任命为使馆的临时代办,接收了原国民党的大使馆旧址。大使馆有一座两层楼的洋房,四周有铁栅栏,门口有苏联士兵站岗。由于使馆面积太小,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两年之后在列宁山上开始建造新的使馆。
王稼祥从车站乘车来到使馆后,主持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升起。它标志着新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标志着新中国的外交官正昂首阔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新中国发出的第一份国书
到任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1月1日,王稼祥前往苏联外交部拜会了副外长葛罗米柯,递交了国书和颂词的副本及参加递交国书仪式的人员名单。双方商谈了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国书仪式的程序等事宜。国书是派遣国国家元首向接受国国家元首发出的正式信件,是大使的委任证明书。按照当时苏联的习惯,外国大使的国书应当写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应该指出,伴随着第一个驻外大使王稼祥的赴任,新中国外交开创了一系列“第一”。例如上面提到的“升国旗”,即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外升起;再如“递国书”。王稼祥所携带的国书末尾写有“国字第壹号”几个大字。显而易见,这是新中国建国后发出的第一份国书,王稼祥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向外国元首递交国书的大使。
递交国书的仪式定于11月3日下午1时举行。12时半,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布舒耶夫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汽车来到中国大使馆,恭迎王稼祥大使同车前往克里姆林宫。
汽车行驶到克里姆林宫鲍罗维兹基门口时,克里姆林宫的卫戍司令官来到大使车前行军礼致敬,然后乘车在前引导,抵达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苏联政府大厦前。王稼祥乘电梯来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办公室客厅,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苏联官员寒暄后,一起步入典礼大厅。王大使站在大厅中央与什维尔尼克相距四步远的地方。递交国书仪式正式开始后,苏方交际司副司长布舒耶夫将王稼祥大使介绍给什维尔尼克。王大使随即宣读颂词:“主席先生阁下:本人奉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资格向贵主席呈递本国政府所授予之国书,深感荣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首先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全国人民对此极感欣慰。因为贵我两国友谊之巩固,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亦将有利于世界之持久和平。本人在此,请求贵主席予以信赖,本人必将努力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亲密友好关系,并希望贵主席和贵国政府对本人所负之使命予以协助,俾克完成。敬祝贵主席政躬康泰。敬祝贵国国家兴隆。”
宣读颂词后,王稼祥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周恩来外长副署的国书呈递给什维尔尼克,在毛泽东、周恩来签名的下面都加盖了个人印章。新中国第一份国书同现今我国发出的国书在表面形式、行文格式、内容措辞等方面有很多不同。它的封面印有“国书”两个红色隶体大字。有意思的是,这份国书的正文并非印制而成,而是用漂亮的毛笔字正楷书写的。全文如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史维尔尼克先生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首先愿与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对此极感欣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友好邦交,并坚信此种邦交的建立与巩固,不仅有利于贵我两国之亲密合作,抑且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为此,本政府特任命王稼祥为驻贵国特命全权大使,并令其向贵主席亲呈国书。希予延见,给以信赖。顺颂 贵主席政躬康泰,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北京,国字第壹号。”
什维尔尼克接到国书后,即作答辞:“大使先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非常高兴地得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及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建立,此不仅有利于两国之共同的利益,及两国间友谊之增进,同时亦有益于全世界之持久和平。大使先生,在你巩固两国友谊的工作中,你将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及苏联政府得到各种协助。大使先生,谨在此祝你在工作上的成功。”
答辞后,什维尔尼克主席介绍王稼祥大使与在场的苏方官员相见,王大使也向什维尔尼克介绍随行的中方人员。然后,什维尔尼克又请王大使到他的办公室交谈,参加者仅苏方副外长和我方曾涌泉公使参赞。谈话后,全体在大厅合影留念。整个呈递国书的仪式历时35分钟。
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
由于中苏两党的亲密关系,再加上苏联又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因此,除了国书外,毛主席还特意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是毛泽东在签发王稼祥大使国书的当天写的,这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绝无仅有。信的全文如下:“斯大林同志: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递交国书后的第三天,即1949年11月6日,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参加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2周年庆祝大会,7日上午,又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晚上参加了苏联外交部举行的盛大宴会。
这是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和夫人第一次进入外交界活动,因此,一下子就成为整个宴会的中心人物。王大使和夫人彬彬有礼地与各国使节握手致意,展示出新中国外交家的卓越风采。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到苏联进行正式访问。王稼祥以大使的身份主持了毛主席访苏的盛大答谢宴会。此前,斯大林从来不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以外举行的各种宴会,而这一次却破天荒地率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了宴会,在中苏关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王稼祥在苏联工作了一年半时间,1951年4月回国,走完了他作为第一个驻外大使的历程。此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由张闻天接替他出任驻苏大使。1962年初,他大胆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认为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同时,提出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称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遭到了严厉批判。“文革”伊始,王稼祥即遭迫害,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劳动改造。 “9.13”事件后,王稼祥写了一封长信通过王震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信后,对王稼祥作了高度评价,并让周恩来在党的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口头传达:“稼祥同志极早就拥护我,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力,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因毛泽东一再肯定王稼祥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党的“十大”,王稼祥被再次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1月25日,入睡之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人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的灾难,他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去世。一代伟人就这样怀着忧虑的心情,离开了他一生奋斗的事业和亲人。尽管王稼祥突然离世,但他走过的革命历程却永远地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他坚定的革命信仰,战胜病魔的顽强意志;他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支持毛泽东的“关键一票”,以及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所建树的丰功伟绩,都将永远地被人们所怀念。新中国国是不会忘记这样一位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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