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金桥》是这样一件雕塑装置艺术作品：长28米、高6米、宽4米，由2万块“长城砖”形状的人造树脂水晶砖砌成，色如琥珀。每块砖的内部熔铸丝绸制作的手工花，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几十个国家、近百座城市的“国花”或“市花”。
　　这件寓意架设“沟通之桥”的作品在2015年，受邀参展米兰世博会；在2016年国庆节期间，经北京市委书记专题会议通过，作为国庆67周年天安门及长安街沿线主题花坛景观布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矗立在北京东单路口；在2017年入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标志性人文景观，亮相主会场国家会议中心。

　　它的作者叫舒勇，1974年出生于湖南溆浦县，1992年考入了广州美术学院学习油画，但不到半年便退学了，成为了独立的当代艺术家。20多年来，舒勇的创作横跨行为、油画、摄影、雕塑、装置等多种类别，34岁时便荣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颁发的改革开放20年杰出艺术成就奖章，35岁时便与“行为艺术之母”阿布拉莫维奇一道获得了第七届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的终身成就奖。
　　舒勇是一名当代艺术家，却不是传统的当代艺术家。他做行为艺术，但并不执念于以身体为媒介来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见解；他做公共艺术，但并不满足于将作品置于公共空间；他思想前卫，但作品都着眼于让普通大众能够更多参与其间。
　　记录中国社会的变迁、参与中国社会的进程是舒勇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很多当代艺术家不一样。也正是这样，他在中国当代艺术届是个“异类”；也正是这样，他的作品距离大众更近，吸引主流媒体目光更多，参与人数更众。如：2000年到2006年创作的《办公室里的泡泡》，舒勇穿梭于珠三角各地拜访上百位企业家，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吹泡泡并拍照片，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另类见证；2008年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他用在汶川大地震中逝世的一对双胞胎骨灰制成一件雕塑作品《生命之花》，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正面报道；2007年开始创作的《红装唱国歌》系列作品，他在不同地区和环境中号召不同人身着红装唱国歌，参与人数多时以万人计；2010年创作的《中国力量》也有数万人参与，并且包括了刘云山、汪洋等领导人和吴敬琏等知名学者，每个人用自己的力量挤压一块陶泥，签上自己的名字，之后烧制；同年创作的《筑梦》将为农民工拍摄的肖像照片挂在了他们建设的大楼上，被中央电视台在内的数百家媒体报道，并直接催生了广东省设立农民工博物馆的想法。

　　在上述作品和其他更多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到舒勇非常善于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公共事件，在公共事件里吸引尽可能多的社会关注和互动，又让作品在互动中发展、成长。如此一来，他的当代艺术也便不只存在于艺术圈，而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进入到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中。
　　“我要让自己的作品走到别人的心里去。”舒勇说。而在他的实践中，我们也能找到不让当代艺术自绝于社会、不变得莫名其妙的方法。

您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从广州美术学院退学？

　　舒勇：在去美院读书之前，我其实对美术学院是极其向往的。对于从湘西山区出来的年轻学子，美院就像是实现梦想的殿堂，是神圣的地方。但是到美院读书后，我发现学习内容和环境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很多学生们都在兼职做设计工作挣钱，学校弥漫着商业气氛。我觉得这和我学习艺术的初心是不一样的，这成了退学的一个原因。
　　另外，我认为艺术要走向社会，不能仅仅是一个圈子里的事情，不能仅仅是在校园内，总是对着石膏像画画并不是创作。1993年的一天，我把自己的油画搬到工地里让工友们看，但大部分都表示看不懂，觉得莫名其妙。还有一次，我把自己的画搬到大街上做展览，有人说他的小孩儿画的都比我强。这样的事情也在刺激着我，让我觉得艺术应该和社会有关系，否则艺术是无用的。与其在美院学习艺术，不如直接走向社会，不能只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而且，我上大学时正好赶上邓小平南巡（1992），广东的风气开放，社会上处处弥漫创新创造的气氛，也让我更希望让自己的艺术走出象牙塔，和社会产生更多联系和互动。

您曾提出“行为艺术营销”的概念和学说，请具体谈一些该如何理解？

　　舒勇：2005年，我与他人一同出版过一本书《行为艺术营销》，提出了这个学说。在我看来，营销不仅可以包括营销一种产品，也可以营销一种价值观、一种思想。而且，“营销”是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理解的词汇，一说到营销，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有用的，无用就不做了，所以容易和社会沟通。
　　我认为商业的方法也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艺术不应去回避商业。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商业文明之后，才变得更好。那么如何借助商业力量，让艺术更加走入社会，是我思考的问题。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是具有边缘性的，而且是小圈子化的。这样的状态让不少当代艺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社会”。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所以就设想直接的商业行为——“营销”——来让行为艺术走向社会，走进商业文明中去，所以我当年提出了这一说法。 　　其实不管是商业行为也好，社会行为也罢，都是行为在先。而当行为成为艺术，其实是把普通的行为拓展成一种艺术形式。一切的行为都可以成为艺术，一切的商业行为也可以为艺术来服务。为什么我要做行为艺术呢？是因为当代社会里，行为是最能够快速反映时代、与时代互动的，而雕塑、油画，或者摄影都是需要创作时间的。行为是应对这个社会最快速、最便捷的方式，也是最不需要成本的方式。

您在2009年获得了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的终身成就奖，当时才35岁。现在回看，您认为能够获得这个重量级奖项的原因是什么呢？

　　舒勇：当时拿这个奖，我开始还不太相信，其他获奖人都是已经有了很多成就了，岁数也比较大了，所以我直到组委会给定好领奖行程后才相信。在获奖之前一两年，组委会的考察团就到过中国参观很多艺术家工作室和他们的作品，其间用了半天看了我所有的作品。
　　为什么拿这个奖，我觉得首先是沾了中国发展的光。奖项是国际重要艺术活动参与社会进程、了解社会变化的方式。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影响力越来越大，双年展也便想通过艺术家的作品来了解新的中国。但是，在传统的当代艺术里，他们可能看不到新的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社会状态；而在我这里，他们看到《办公室里的泡泡》《红装唱国歌》《中国力量》《中国神话》《生命之花》等作品，感受到了更鲜活的中国社会。其实，西方艺术界是急于想了解当代中国的状态，同时由于中国话语权的提高，也希望和中国交流和对话。

　　我的作品都是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联系，所以选择我也是选择与当代中国对话，通过艺术作品了解当代中国。在此，我是幸运的，站在了当下中国社会的语境里创作。

您提到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和艺术融入社会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艺术的？

　　舒勇：我对艺术的理解是，艺术是一种探索知识的方式、探索未知边界的方式、不断地拓展人类经验、生存维度的方式，是思想、知识和经验的媒介。
　　行为艺术则是最方便探索知识和经验的媒介。从人类知识发展来说，人们肯定是通过行为之后才得到各种知识。从认识自然地理，到医学、科技、哲学等，这些知识都是从行为开始的。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行为来探索新时期的经验、知识和共鸣。也正是因有了早期的行为艺术探索，让我对艺术有了新的理解，有了更大的格局，使我现在的艺术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进程里去。

不少当代艺术家重视在一定距离外对社会进行批判。但您的作品多是在参与社会，而不是隔岸观望。那么您觉得为什么要艺术介入生活、介入社会？

　　舒勇：最好的艺术通常是大道至简的，是雅俗共赏的。现在当代艺术家多以批判的视角为主，但批判是相对容易的，建设才是困难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道德和信仰的确被物欲影响着、改变着，甚至变成一片废墟。那么在这片废墟里，如果继续去批评，继续去瓦解和破坏，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在废墟里搭建一座小房子，甚至是添加一块砖都是看得到的。我认为在废墟里需要建设性的参与和行动，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是积极的，是建设性的，而且要通过浅显、通俗、便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我认为，当代艺术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共享、分享和参与，这也是互联网的精神。在互联网社会，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能够真正理解共享的精神，怎么可能让自己的作品和大众产生共鸣？怎么可能让作品具有现实意义？很多当代艺术作品大家表示看不懂，要么就是因为他们用了很多看似高深莫测的方式和手段让大众看不懂，要么就是故作高深。然而，我的作品简单、“肤浅”，能够让大众轻易参与进来。而且，大众参与的结果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让作品产生裂变，更具成长性。一件好的作品是应该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环境下变化和成长的。艺术家创作就像撒了一颗种子，在大家的参与之下让作品成长为参天大树，成为具有独特意义的文化作品。

这些年，您创作的主线是什么？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

　　舒勇：我的创作主线就是社会发展的主线。我永远不担心没有创作的源泉，不担心没有创作的动力。时代永远都是以它自己的方式，快速地发展着。你只要和社会一起脉动，向社会学习，参与社会，你的作品就永远都有源头，永远有新的可能性。所以我作品的主线特征，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为创作线索和脉络的。《大地环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力量》《筑梦》《China功夫》《丝路金桥》，等等，都是和这个时代相吻合的。即使看一个作品不能感受到这个时代，但把一个个作品串联起来，一定能看到鲜明的中国特征和中国特色，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如果从具体作品来讲，我通常是借助一个有明确指向的符号，或者明确的故事，便于让大家参与，也便于让大家明白。但是在大家参与之后，作品有了很多新意。举个例子，《万人红装唱国歌》系列作品中，有一次是在泰国国家美术馆组织了100名泰国华人，他们背井离乡生活在国外，我去给他们唱一次国歌。我开始的想法是唱完就算了，没想到唱完后大家又围绕着电视机唱了半个多小时。在那一瞬间，大家都释放了情感，一下子停不下来了。这种感觉多有意思，不是你设计了一次行为就有一个结果，而是参与者一起改变了这个结果，而且更加真实，更加让人感动，触及到人的内心。 　　再比如《筑梦》，我为农民工拍肖像照片，但开始和农民工是很有距离的，大家也很不配合，可当我们说给每人20块钱肖像费，并把照片挂在建筑物上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了。因为如此，他们和建筑物的关系改变了，从以前只是单纯的建设者，到现在有了主人翁的感觉，很自信。这个时候作品就是桥梁。找农民工拍照片很简单，但当把农民工的形象挂在建筑物上，以景观的方式放大他们的形象时，就让人们开始思考农民工对社会的作用，以及我们和他们的关系。而且，《筑梦》作品后续还在发酵，也触发了广东省要建设全国第一个农民工博物馆的想法。这样的作品是对社会有益的。

您的不少作品都和《筑梦》一样，在强调当代艺术对社会的责任。

　　舒勇：是的，艺术要真正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不只是呈现一个艺术家的个人情感。比如拍摄《办公室里的泡泡》，我为什么要关注这些企业家，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吹泡泡并拍摄？是因为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标杆性人物，珠三角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杆和样本。在他们的努力和探索之下，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变化。这些老板是改革开放历程中不可或缺的。老板的办公室就是他们的媒体空间，各种摆设呈现了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和他们的工作状态。我用泡泡去激活、打开他们的空间，通过几百个空间就能呈现出一个阶段、一个时代企业家们的思想、抱负和理想，也就相当于用自己的艺术梳理了改革开放的一段历史。

完成这组作品，您用了六年时间，拍摄了几百位知名企业家。这个过程是否很困难？

　　舒勇：是很困难。在拍摄前，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工作，珠三角有名气的企业我都联系了一遍，但有的人喜欢和配合，有的人坚决反对。泡泡既可能是一个拉近我和企业家距离的媒介，也可能是一堵墙。在这几年里，有的时候我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当时我是《羊城晚报》的顾问），有时以专家的身份出现，有时以企业家好朋友的身份出现，但绝不以艺术家的身份出现。为了拍摄这组照片，我转换了十几种身份。
　　我给企业家拍照的时候，当我看到泡泡逐渐飘起来，那一瞬间我感到非常的荒诞，但荒诞之下的某种真实感又特别强烈。当泡泡消失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办公室的现场，这种体验是很独特和奇妙的。有的老板喜欢字画，但办公室挂的都是假字画；有的老板办公室挂的都是和政治家的合影，有的老板办公室摆的都是装饰用的假书。从中，我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家的知识结构、信仰和抱负，也能真正找到中国的文化状态。
　　创作这件作品，让我改变了对这个社会某些方面的偏见，也让我对这个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使得作品逐步扎根到社会里去。

您这样的创作方式比单纯强调个人主观表达的创作方式要难很多，其中涉及到许多艺术之外的能力，比如组织、协调能力。您的每件作品里参与的人也很多，除了企业家，还有国家领导人和大学者也参与其中，您怎么能让这些人一起和您共同创作的呢？

　　舒勇：当你要和社会进行互动的时候，你的所有创造能力和个性都会成为作品的障碍。或者说，如果以艺术家的性格，是不可能融入社会的。和别人互动的时候，对方是主体，你必须要尊重他。所以，首先我要让自己从艺术家身份跳脱出去，变成一个普通人，把作品当作信仰去完成。换句话说，要千方百计让别人开心，让对方愉悦了，他才能参与到你的作品中。这是创作的一个基本方式。

　　我的不少作品参与者众，比如在大理的“万人红装唱国歌”，将近是两万人参与，工作量巨大，工作人员就有1700多人，创作就像应对一个公共事件，通讯保障、交通保障、医疗保障都是问题，风险性很大，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做这件事。不过，行为艺术的魅力是在某一个现场制造一种神圣感、仪式感，不论是大领导，还是普通人，都能在这种仪式感的气场里释放情感，暂时摆脱自己的身份参与进来，回到一个本真的人的状态。

创作这样的作品，人员组织和调动是否需要依赖政府的帮助？

　　舒勇：有的依赖政府，有的依靠民间。比如2006年創作的《延安523》作品，当时我组织到一千多人在延河广场聚集，然后我来吹泡泡。那是完全依靠民间的。因为扭秧歌是延安的一个重要文化活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我就从联系秧歌队入手，短时间内聚集了上千人。

近几年，您最重要的作品是《丝路金桥》。这件作品对政治生活的介入看起来比以往都深，您为什么会想到创作这件作品？

　　舒勇：政治生活本来就是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面。在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文化都会不知不觉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可是，对《丝路金桥》这件作品，我倒觉得它是离生活最近的一件作品，也是参与最广泛的一件作品。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随后几年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国家战略，并慢慢走入所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了全世界人民。《丝路金桥》以“万众一心架丝路金桥”为主题，由全世界的国花组成，象征着世界每个人都将与这座桥发生关联，产生情感和认知共鸣。我希望让更多的世界文化都可以通过这件作品得到彰显，至少它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种象征。这些年，中国走向世界一定影响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这件作品将见证和参与这个过程。

通过观看和梳理您近年的创作，我感到您正在从当代艺术家转型成“人民艺术家”，不知这样理解是否对？

　　舒勇：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人民艺术家或者社会艺术家，而不是当代艺术家或者前卫艺术家。因为艺术只有融入社会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只有融入人民才是真正前卫的，才会有力量。现在伪前卫太多，虽然打着前卫的旗号但是特别的保守，包容性弱，排他性强。
　　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伴随着社会文化转型，越来越多人明白了当代艺术的含义，就会对传统的前卫艺术产生不同的态度。稀奇古怪的前卫艺术能给人以冲击，以及带来形而上的刺激，但最终人们会回到艺术的本质。艺术的本质就是触摸你柔软的那颗心，艺术作品要有温度，要参与社会，这是根本。我更希望自己的艺术对社会有用，而不只是自己的修行。因此，我很荣幸自己可以是人民艺术家，而且今天这个时代需要新的人民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