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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2016年菲律宾对外交往呈现出来的“峰回路转”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界、观察家与媒体的广泛关注，而所有话题的聚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杜特尔特主义是什么，二是 “杜特尔特效应是否会在东南亚引发连锁反应”。
2017年1月2日，俄罗斯两艘军舰“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驱逐舰、“鲍里斯布托马”号补给舰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南码头，正式对菲律宾开展为期六天的军事访问。由于菲美长久以来保持着同盟关系，菲律宾长期在菲美同盟关系中处于不对等地位，形同美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俄罗斯海军到访进行军事交流及俄菲军事关系的快速发展自然会引起外界的特别关注。俄菲军事关系的快速进步，军舰来访，特别是同意向菲律宾出售武器，可谓是破天荒的事情。而这实际上进一步彰显了菲律宾外交的“峰回路转”，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杜特尔特主义”不仅成真，而且在实践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杜特尔特在老挝的外交“首秀”更进一步彰显出菲律宾政府2016年外交的“峰回路转”。2016年9月，东盟主导下的东亚系列峰会在老挝举行，杜特尔特第一次以菲律宾总统的身份出现在地区国际会议上。在此次会议上，他也并没有提及南海“仲裁案”，而是寻求进一步加强东盟的团结协作和务实经济繁荣发展。此外，他的这次处子秀及其展现出的对华务实思维。在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期间，李克强总理与杜特尔特在会场过道及合影时均有短暂接触。依据相关消息，杜特尔特正是在“过道外交”中向李克强总理明确表达了愿意全面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愿望。受此影响，中菲关系在一度跌到谷底后终于出现了转折的契机。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开始在发展对华关系层面走上了一条“绝不会回头的道路”。因而，杜特尔特老挝一行可以说象征着杜特尔特主义已经逐渐出炉。
10月18-21日，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来华访问，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均与杜特尔特举行了会面，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则与其一同出席了中菲经贸合作论坛。细心观察10月21日两国领导人共同发布的“联合声明”，我们无疑可以发现，杜特尔特并未将“南海仲裁结果”视为对华往来的硬性要求，强调了既有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协商中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而双方在该议题上沟通与协商管道的重新建立则意味着两国均希望在“仲裁”之外以另一種路径来管控与解决南海纷争。这次访问距菲律宾总统上一次访华五年有余，在中菲关系近些年一再恶化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除在多边场合“偶遇”外，实则并无正式的高层往来与国事访问。因而，此次杜特尔特的来访及其与中国高层的会面无疑对中菲关系的全面改善与回归正轨极富象征意义。杜特尔特此次来华访问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杜特尔特主义不仅出炉，而且开始进入落实进程。
杜特尔特主义诞生
2016年菲律宾对外交往呈现出来的“峰回路转”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界、观察家与媒体的广泛关注，而所有话题的聚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杜特尔特主义是什么，二是 “杜特尔特效应是否会在东南亚引发连锁反应”。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而弄清“杜特尔特主义”的本质则是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根本。
所谓“杜特尔特效应”是什么。归根到底，这个效应产生的根源在于“杜特尔特主义”。根据菲律宾总统首席法律顾问班尼洛（Salvador Panelo）的解释，“杜特尔特主义”的根本在于寻求根据菲律宾的国家利益来制定外交政策。美菲至今依旧是联盟关系，但双方长久以来一直是“不对等”、“不对称”的盟友关系。鉴于国家实力有限及美国对菲律宾长期的殖民历史，菲律宾寻求在美菲联盟关系建立平等地位显然在理论与现实中均面临着困难。不过，在一个强悍的民族主义者面前，有困难不等于不可为。于是，以摆脱以往从属于美国与服从美国利益而寻求将菲律宾的对外政策建立在自己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杜特尔特主义”应运而生。就本质上来看，“杜特尔特主义”有两点内涵：第一，菲律宾希望将外交政策建立在自己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第二，菲律宾希望尽可能地改变在美菲同盟中的从属地位，改变对美国的一味依赖。
在把握“杜特尔特主义”本质后，探讨第二个问题应该简单些。目前，学界、观察家们针对第二个问题总体来有三类不同的看法。第一类持有较为肯定的看法，也即犹如部分西方观察家的意见，这种连锁反应正在出现；第二类的观点比较模糊，认为这种连锁反应有可能会出现，但针对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会否选择倒向中国或继续追随美国并不敢确定；第三类的看法则强调东南亚国家并不会全面倒向中国，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更愿意维持既定的“大国平衡”外交及保持它们由来已久的选择灵活性。但凡对东盟成立以来（特别是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外政策模式有所探讨，就不难看出，第一类、第二类看法在解释东南亚国家面向中国和美国外交政策选择时均很难做到完全有效。无论是“弃美亲中”，抑或是对“倒向中国”、“继续追随美国”的不确定，实则在外交哲学上属于典型的“二元论”思维，也即通常强调“非此即彼”。显然，这并不符合东南亚国家对外交往政策模式内在的复杂性与真实，也不能反映中国、美国与东盟国家在地区内目前形成的复杂往来关系。鉴于此，这两类看法，无论是“弃美亲中”、抑或“弃中亲美”，特别是前者，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幻象”特质。 杜特尔特主义的诞生及东南亚国家对外政策微调从根本上来说，还必须从地区局势失衡与“大国平衡”说起。以“大国平衡”为理念，东南亚国家向大国开放了地区事务，但希望大国在地区事务中保持一种动态性的平衡。然而，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东南亚以来，地区局势变化的最大特征无疑是局势“失衡”，美国影响力快速扩张，中国影响力有所削弱，而中美在地区的激烈大国角逐及其引发的安全威胁深深为东南亚国家所忧虑。对菲律宾而言，充当南海“急先锋”并不好处，反而使自己处在中美角逐的旋窝之中，而地区其他国家莫不对地区局势紧张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感到忧心。因而，在中美角逐尚未使这些国家到了“难以抉择”的情况下，实现大国外交的务实回摆与中美在地区影响力的“再平衡”成为最好的选择。
何來“杜特尔特主义”？
那么，“杜特尔特主义”应运而生有其内在的动因。“杜特尔特主义”诞生的首要原因是菲律宾对外政策发展逻辑。因南海纷争，特别是受2012年“黄岩岛对峙”与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的影响，中菲关系一降再降，双方高层往来大不如前，两国在南海议题上的既有对话与协商渠道也基本暂停，而受此影响，双方经济合作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从缘由来看，这无疑与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奉行“倚重”美日与中国对抗的政策有关，在南海议题上对华采取激进政策的阿基诺三世政府在这一时期显然扮演着在南海纷争中对华“急先锋”与美国地区“再平衡”战略“马前卒”的角色。结果，菲律宾的国家安全笼罩于中美在地区日益紧张的角逐和竞争之下，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更以“虚假的繁荣”保持着畸形发展的模式。鉴于此，菲律宾对华政策及其在南海纷争中的态度并没有进一步“激进化”发展的空间。因而，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菲律宾外交政策出现现实性回摆再自然不过。
其次，这也是杜特尔特接下来致力于处理内政问题的需要。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服务于内政的需要。相比阿基诺政府，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回摆在侧面意味着菲律宾以往的对华政策及在南海议题上的“激进”举措，无论在国家安全，抑或是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利好。不可否认，在现有选举体制下，杜特尔特的总统任期仅有一届。但他接下来的执政同样离不开民众的广泛支持，而这些支持显然必须建立在国内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基础之上。杜特尔特显然对这个道理并不陌生，因而他上台后确定的首要执政大事便是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发展基础设施与推动社会进步。而就此，相当直率的杜特尔特也不曾讳言，明确表达希望能够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直言中国有他急需的“钱”，而美国没有。
再有，从领导人的层面来讲，这在根本上是杜特尔特本人的价值观与领袖特质使然。与“比美国人更爱美国”的阿基诺三世相比， 杜特尔特的价值观带有明显的“积极”民族主义色彩。一来，他确实存在明显的“厌美”情绪，与菲律宾中左力量一样对美国殖民菲律宾的历史及其灾难有着清醒的认识，更将美国视为帝国主义国家，而菲律宾 “名不副实”的独立则成为该派谈论的焦点。因而，杜特尔特上台后 “口头上”对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表达了“逐客令”与期望来年结束美菲联合军演，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来，杜特尔特还是一个以“铁腕”形象示人的领导者，因而他对自身在政务处理方面的独立性异常珍视，在实现既定的目标方面也有着显著的执着精神。现实中美菲的不平等关系及在禁毒等事务中存在着的明显歧见，使杜特尔特对美国干涉菲律宾内政异常反感。作为个性如此鲜明的“铁腕”领导人，他不但没有顾及美国与西方舆论对他的抨击，而且还不断以更为强硬的言论进行反击。例如在9月8日的峰会上他就以一场“狂怒的演讲”反击了美国在毒品问题上对他的指责。据一名在会场内的印尼外交官称，杜特尔特当着奥巴马的面，讲述了美国殖民主义给菲律宾造成的伤害，留下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现在面临的严重毒品泛滥。不仅如此，杜特尔特还拿出一幅美国士兵当年杀戮菲律宾原住民的照片说：“我们的祖先被他们杀了。他们现在却来跟我们谈论人权。”在杜特尔特的演讲时，会议大厅里“一片寂静，令人震惊”。
“杜特尔特主义”的落实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因而它未来的发展及中菲关系还可能面临不少挑战。南海议题及其引发的、笼罩在地区上空的“民族主义”保守情绪，及菲律宾国内强大的精英利益集团与来自国际层面，例如美日的干扰与惯性影响，都可能影响着杜特尔特政府对外政策的未来发展，而这势必会深刻作用于中菲关系。显然，我们应该在现如今对菲局面的基础上对此做好更为万全的准备与应对。（本文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供职于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
2017年1月2日，俄罗斯两艘军舰“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驱逐舰、“鲍里斯布托马”号补给舰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南码头，正式对菲律宾开展为期六天的军事访问。由于菲美长久以来保持着同盟关系，菲律宾长期在菲美同盟关系中处于不对等地位，形同美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俄罗斯海军到访进行军事交流及俄菲军事关系的快速发展自然会引起外界的特别关注。俄菲军事关系的快速进步，军舰来访，特别是同意向菲律宾出售武器，可谓是破天荒的事情。而这实际上进一步彰显了菲律宾外交的“峰回路转”，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杜特尔特主义”不仅成真，而且在实践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杜特尔特在老挝的外交“首秀”更进一步彰显出菲律宾政府2016年外交的“峰回路转”。2016年9月，东盟主导下的东亚系列峰会在老挝举行，杜特尔特第一次以菲律宾总统的身份出现在地区国际会议上。在此次会议上，他也并没有提及南海“仲裁案”，而是寻求进一步加强东盟的团结协作和务实经济繁荣发展。此外，他的这次处子秀及其展现出的对华务实思维。在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期间，李克强总理与杜特尔特在会场过道及合影时均有短暂接触。依据相关消息，杜特尔特正是在“过道外交”中向李克强总理明确表达了愿意全面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愿望。受此影响，中菲关系在一度跌到谷底后终于出现了转折的契机。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开始在发展对华关系层面走上了一条“绝不会回头的道路”。因而，杜特尔特老挝一行可以说象征着杜特尔特主义已经逐渐出炉。
10月18-21日，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来华访问，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均与杜特尔特举行了会面，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则与其一同出席了中菲经贸合作论坛。细心观察10月21日两国领导人共同发布的“联合声明”，我们无疑可以发现，杜特尔特并未将“南海仲裁结果”视为对华往来的硬性要求，强调了既有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协商中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而双方在该议题上沟通与协商管道的重新建立则意味着两国均希望在“仲裁”之外以另一種路径来管控与解决南海纷争。这次访问距菲律宾总统上一次访华五年有余，在中菲关系近些年一再恶化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除在多边场合“偶遇”外，实则并无正式的高层往来与国事访问。因而，此次杜特尔特的来访及其与中国高层的会面无疑对中菲关系的全面改善与回归正轨极富象征意义。杜特尔特此次来华访问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杜特尔特主义不仅出炉，而且开始进入落实进程。
杜特尔特主义诞生
2016年菲律宾对外交往呈现出来的“峰回路转”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界、观察家与媒体的广泛关注，而所有话题的聚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杜特尔特主义是什么，二是 “杜特尔特效应是否会在东南亚引发连锁反应”。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而弄清“杜特尔特主义”的本质则是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根本。
所谓“杜特尔特效应”是什么。归根到底，这个效应产生的根源在于“杜特尔特主义”。根据菲律宾总统首席法律顾问班尼洛（Salvador Panelo）的解释，“杜特尔特主义”的根本在于寻求根据菲律宾的国家利益来制定外交政策。美菲至今依旧是联盟关系，但双方长久以来一直是“不对等”、“不对称”的盟友关系。鉴于国家实力有限及美国对菲律宾长期的殖民历史，菲律宾寻求在美菲联盟关系建立平等地位显然在理论与现实中均面临着困难。不过，在一个强悍的民族主义者面前，有困难不等于不可为。于是，以摆脱以往从属于美国与服从美国利益而寻求将菲律宾的对外政策建立在自己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杜特尔特主义”应运而生。就本质上来看，“杜特尔特主义”有两点内涵：第一，菲律宾希望将外交政策建立在自己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第二，菲律宾希望尽可能地改变在美菲同盟中的从属地位，改变对美国的一味依赖。
在把握“杜特尔特主义”本质后，探讨第二个问题应该简单些。目前，学界、观察家们针对第二个问题总体来有三类不同的看法。第一类持有较为肯定的看法，也即犹如部分西方观察家的意见，这种连锁反应正在出现；第二类的观点比较模糊，认为这种连锁反应有可能会出现，但针对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会否选择倒向中国或继续追随美国并不敢确定；第三类的看法则强调东南亚国家并不会全面倒向中国，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更愿意维持既定的“大国平衡”外交及保持它们由来已久的选择灵活性。但凡对东盟成立以来（特别是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外政策模式有所探讨，就不难看出，第一类、第二类看法在解释东南亚国家面向中国和美国外交政策选择时均很难做到完全有效。无论是“弃美亲中”，抑或是对“倒向中国”、“继续追随美国”的不确定，实则在外交哲学上属于典型的“二元论”思维，也即通常强调“非此即彼”。显然，这并不符合东南亚国家对外交往政策模式内在的复杂性与真实，也不能反映中国、美国与东盟国家在地区内目前形成的复杂往来关系。鉴于此，这两类看法，无论是“弃美亲中”、抑或“弃中亲美”，特别是前者，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幻象”特质。 杜特尔特主义的诞生及东南亚国家对外政策微调从根本上来说，还必须从地区局势失衡与“大国平衡”说起。以“大国平衡”为理念，东南亚国家向大国开放了地区事务，但希望大国在地区事务中保持一种动态性的平衡。然而，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东南亚以来，地区局势变化的最大特征无疑是局势“失衡”，美国影响力快速扩张，中国影响力有所削弱，而中美在地区的激烈大国角逐及其引发的安全威胁深深为东南亚国家所忧虑。对菲律宾而言，充当南海“急先锋”并不好处，反而使自己处在中美角逐的旋窝之中，而地区其他国家莫不对地区局势紧张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感到忧心。因而，在中美角逐尚未使这些国家到了“难以抉择”的情况下，实现大国外交的务实回摆与中美在地区影响力的“再平衡”成为最好的选择。
何來“杜特尔特主义”？
那么，“杜特尔特主义”应运而生有其内在的动因。“杜特尔特主义”诞生的首要原因是菲律宾对外政策发展逻辑。因南海纷争，特别是受2012年“黄岩岛对峙”与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的影响，中菲关系一降再降，双方高层往来大不如前，两国在南海议题上的既有对话与协商渠道也基本暂停，而受此影响，双方经济合作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从缘由来看，这无疑与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奉行“倚重”美日与中国对抗的政策有关，在南海议题上对华采取激进政策的阿基诺三世政府在这一时期显然扮演着在南海纷争中对华“急先锋”与美国地区“再平衡”战略“马前卒”的角色。结果，菲律宾的国家安全笼罩于中美在地区日益紧张的角逐和竞争之下，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更以“虚假的繁荣”保持着畸形发展的模式。鉴于此，菲律宾对华政策及其在南海纷争中的态度并没有进一步“激进化”发展的空间。因而，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菲律宾外交政策出现现实性回摆再自然不过。
其次，这也是杜特尔特接下来致力于处理内政问题的需要。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服务于内政的需要。相比阿基诺政府，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回摆在侧面意味着菲律宾以往的对华政策及在南海议题上的“激进”举措，无论在国家安全，抑或是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利好。不可否认，在现有选举体制下，杜特尔特的总统任期仅有一届。但他接下来的执政同样离不开民众的广泛支持，而这些支持显然必须建立在国内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基础之上。杜特尔特显然对这个道理并不陌生，因而他上台后确定的首要执政大事便是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发展基础设施与推动社会进步。而就此，相当直率的杜特尔特也不曾讳言，明确表达希望能够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直言中国有他急需的“钱”，而美国没有。
再有，从领导人的层面来讲，这在根本上是杜特尔特本人的价值观与领袖特质使然。与“比美国人更爱美国”的阿基诺三世相比， 杜特尔特的价值观带有明显的“积极”民族主义色彩。一来，他确实存在明显的“厌美”情绪，与菲律宾中左力量一样对美国殖民菲律宾的历史及其灾难有着清醒的认识，更将美国视为帝国主义国家，而菲律宾 “名不副实”的独立则成为该派谈论的焦点。因而，杜特尔特上台后 “口头上”对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表达了“逐客令”与期望来年结束美菲联合军演，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来，杜特尔特还是一个以“铁腕”形象示人的领导者，因而他对自身在政务处理方面的独立性异常珍视，在实现既定的目标方面也有着显著的执着精神。现实中美菲的不平等关系及在禁毒等事务中存在着的明显歧见，使杜特尔特对美国干涉菲律宾内政异常反感。作为个性如此鲜明的“铁腕”领导人，他不但没有顾及美国与西方舆论对他的抨击，而且还不断以更为强硬的言论进行反击。例如在9月8日的峰会上他就以一场“狂怒的演讲”反击了美国在毒品问题上对他的指责。据一名在会场内的印尼外交官称，杜特尔特当着奥巴马的面，讲述了美国殖民主义给菲律宾造成的伤害，留下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现在面临的严重毒品泛滥。不仅如此，杜特尔特还拿出一幅美国士兵当年杀戮菲律宾原住民的照片说：“我们的祖先被他们杀了。他们现在却来跟我们谈论人权。”在杜特尔特的演讲时，会议大厅里“一片寂静，令人震惊”。
“杜特尔特主义”的落实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因而它未来的发展及中菲关系还可能面临不少挑战。南海议题及其引发的、笼罩在地区上空的“民族主义”保守情绪，及菲律宾国内强大的精英利益集团与来自国际层面，例如美日的干扰与惯性影响，都可能影响着杜特尔特政府对外政策的未来发展，而这势必会深刻作用于中菲关系。显然，我们应该在现如今对菲局面的基础上对此做好更为万全的准备与应对。（本文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供职于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