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认证休戚相关的是认证颁发企业的商业行动,以及该行动所可能引发的行业变化。与Sun的并购,让甲骨文拥有了横跨软件与硬件的话语权,其企业认证的影响力自然水涨船高。用户正变得越来越担忧,他们害怕甲骨文的并购战略可能会扼杀全行业的创新,并把最新技术与高昂价格捆绑在一起。流传甚多的形容大概是:一旦与魔鬼达成协议,你就很难脱身了——因为换用其他同类产品的代价太大了——虽然甲骨文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企业计算领域在过去5年里发生了大量并购交易,其中微软并购了79家公司,IBM并购了60家公司,EMC并购了40家公司,惠普并购了34家公司……直接后果就是,总规模高达1万亿美元的技术市场,现在已经被10多个跨国巨头所控制。或许这种现状自然引出新的需求:客户们希望尽可能减少供应商的数量,以便简化技术采购工作。
　　比信任缺失更可怕的问题瞬间发生:市场对某些厂商将过分依赖,客户同供应商协商价格或换用其他厂商的替代技术变得越来越困难。
　　斯坦福精神与心理学专家保罗瓦茨拉维克等人对问题的解决提出过后悖论主义式的思考:为了解决问题,人们似乎总在重复“用制造新的问题去解决原先的问题”的可怕错误。不妨设想一下:为了解决认证培训市场的混乱,监管部门实行市场禁入——的确可以从现象层面减少混乱,因为机构数量被有效控制在固定规模之下,但是,这种解决之道同样制造了新的问题:参与者的选择只会日趋减少、现有机构的垄断倾向则可能愈演愈烈,而垄断将要造成的破坏力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这在保罗等人看来,无异于“可怕的简化”。
　　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此前对全球最大IT交易展开调查时就提出了这种与依赖性有关的担忧。由于控制了过于庞大的资源,甲骨文只能通过收购Sun的资产才能继续获得增长,而万一甲骨文开发适用于手机和超便携上网本应用软件的计划正式推进,整个软件行业都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化。甲骨文股票价格在近5年内几乎翻倍,即使遭受金融风暴的打击,拉里.埃利森所持250亿美元股票价格仍然远远超过比尔盖茨目前所持股票的价值。华尔街分析师们认为,甲骨文的收购战略与其股价变动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一系列的收购使得甲骨文更像是其客户的战略供应商。
　　这种商业格局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必然反映到企业认证市场——谁能想象一个仅剩甲骨文认证的软件人才市场呢?尽管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任何朝这种状况接近的微弱趋向,都足以让整个行业不寒而栗。
　　简化本应是解决方案之一。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为美国、也为世界留下的学术遗产,不仅有经济学理论,还包括他学术中的人文精神。《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让经济学变得“可以理解,让人享受”,他与斯蒂芬.霍金对于《时间简史》的理解如出一辙:对深奥理论的解释,最终是为了让人们获得通俗易懂的感知。
　　全球经济危机为商业实践和经济改良提供了复杂而高价值的研究模型,也引发了社会大众对国民教育培训体系的深层质疑——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的巨大断层,是否存在通过职业培训实现“化危机为契机”的可能。
　　作为一个自由派学者,萨缪尔森被认为是新凯恩斯学派的创始人,主张政府积极有为,批判放任经济环境下的“繁荣总是昙花一现”。他在出任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期间推动的减少个人所得税法案,为美国赢得了长达15年的经济繁荣。其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为此做了公允的评价——在普通经济学家仍沉浸在计算或分析简单经济学问题时,优秀的经济学家则提供人们分析事物的工具和思考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超越萨缪尔森。
　　眼下最致命的,或许不是缺乏解决方案,而是缺乏解决的意愿。政府能否真正做到利益隔离后的无为而治?机构能否抱持行业优化的态度和肃已先于肃人的行动?参与者是否回归以专业诉求为就业与认证的导向?还有更不确定性的问题:大众究竟还剩下多少信任的勇气?难道我们真的要遭遇可怕的简化?
　　业界形形色色的现象和趋势,与当前的学界颇为游离,而由于市场总是聚焦于业绩和功利,鲜少关注教育资源后备与学术基础,似有错位之嫌。发达国家对基础储备的重视极高,反而市场化根基尚浅的我国对此缺乏真正的重视,不能不让人对未来担忧。央视公开透露的信息中,即使印度和马来西亚大学生的国际适应力都超过中国2倍。未来30年对中国而言,无论教育还是培训,远比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硅谷计划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