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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一部视觉震撼的科幻大片，是中国电影人和观众长久以来的愿望。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流浪地球》于今年大年初一上映，短短20天时间，电影票房达到了43.59亿元，成为中国内地最卖座的科幻片。
怎样用电影表达中国人独特的宇宙情怀，释放中国式的想象力？
中国文化内核
电影《流浪地球》讲述的是在不久的未来，太阳即将毁灭，太阳系已不再适合人类生存。面对绝境，人类开启“流浪地球”计划，倾尽资源在地球表面建造了一万座行星发动机，希望将地球推出太阳系，寻找新的星系家园。
“有历史片般的厚重感。”原著作者刘慈欣在看过该片后评价道。《流浪地球》摒弃了美式科幻大片中“太空探险”的套路，基于中国的语境，在片中渲染了中国人眷恋故土的核心情感。这种情感为本片注入了一个中式灵魂，也推动了人物的选择——“带着家园去流浪”。
这也是导演郭帆选择拍摄《流浪地球》的原因。“把地球推离太阳系看上去是奇思妙想，其实背后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中国人对土地的深厚情感。”许多西方同类型的影片里，当地球面对全球性的危机和灾难时，通常的思维是放弃地球离开，寻找新的家园。而地球代表着我们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文化、全部的情感、所有传承的根。比起西方人，中国人更难以割舍这些东西。
在情感的塑造上，从“家庭”到“家国”再到“家园”，《流浪地球》通过“流浪”到“回家”的叙事，以中国人熟悉的情感结构和审美方式完成了一个关于科技、时空、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它不仅表现了中国式的亲情关系和根植中国人心中的故土情怀，同时表达了人类敬畏太阳、敬畏地球、敬畏人类文明、深爱土地的情感。
在人物塑造上，《流浪地球》也与西方科幻片有明显区别。整部影片看不到哪怕一个美国式超级英雄。在灾难面前，代表着勇敢人类的主角团不放弃希望，甚至不惜为了那渺茫的希望牺牲自己。如果说，科幻电影中“科学与人性”的关系是科幻片中最深层的一组关系，那么《流浪地球》给出了一组中式答案。
搭建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美学
《流浪地球》电影的改编难点在于，把一个高度概念化的外壳落地成一个具象化的故事，在保留原著价值观内涵的同时，打破常规科幻电影可能遇到的文化壁垒和瓶颈，让观众觉得“可信”。
而更难的一点是，在此之前，中国没有现成的科幻片制作成功路径。项目初期，郭帆和他的团队在《流浪地球》的类型定位上有过相当的困惑。“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科幻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有一点非常肯定，一定不是好莱坞科幻片的样子。同样是肉、菜、面粉，我们要做的是肉夹馍，不是汉堡。”
好莱坞的“超级英雄”和中国英雄背负的历史传统、价值取向截然不同。“面对地球灾难，大家不仅难以对《钢铁侠》那种一人拯救全世界的故事产生共鸣，还会对钢铁侠头盔打开后出现一张中国脸的场景感到违和。”郭帆说，不论是文化语境，还是视觉审美，都不允许我们“拿来主义”。
“世界观的编写是创作最初期的工作。整个世界的形态、秩序，从微观到宏观，都要有我们文明的基因。”郭帆和他的团队对太阳危机出现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做了重新梳理，编写了长达一百年的编年史。
除此之外，该片中的工业美学建构也是一个“庞大工程”。其中的机械、仪器设备是什么样的？地下城、运载车、太空站具体由什么组成？外骨骼和气囊球的细节怎么体现质感？
“美学方面，包括画面、音乐、声音，都要朝中国观众习惯的审美方向去做。比如片中出现的从北京到苏拉威西经过上海这段路上的山，我们需要将它‘中国化’，不是仙侠片中的感觉，也不是欧美那种类似《指环王》里的山的模样。最终我们呈现了跟泰山附近的山基本类似的設计。”视觉总监丁燕来说。
从置景到道具，中国科幻片需要保证美术创造的世界在视觉上的可信和讲究。丁燕来介绍说：“在地下城的设计里，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家’的概念。比如春节的时候，许多场景里有灯笼、彩灯，有烟火气，这只有在中国才有。”
为了保证细节的扎实，视效团队先后给出了3000余张概念设计图、8000余张分镜头画稿、1万余件道具制作、10万余平方米的实景搭建，让中国式想象一步步变成现实。
中式科幻片的未来
四年多连轴转不停歇的项目周期，让郭帆团队觉得，中国科幻的探索之路比想象中还要漫长。
一部优秀的科幻片，不只有炫目的视效、精美的道具，更涉及一整套的标准流程和产业体系。“我们跟好莱坞相比，还差得太远。”《流浪地球》的制片人龚格尔认为，“除了时间和预算等问题，我们目前在技术实力、人才储备、工业配套、创意等多个方面与美国有10到15年不等的差距。”
制片管理方面，在拍摄前用合理的预算完成视效的准备工作；在拍摄中让视效进入现场、配合其他部门协同工作，为后期打好基础；在后期统筹视效分包团队，在一条工期时间线上多线程多任务提交合格品……这些在好莱坞如同空气般存在的基础，在中国科幻片领域随着《流浪地球》的杀青才刚刚实现零的突破。
在刘慈欣看来，西方科幻电影有它辉煌的历史，也诞生了许多经典之作，它们在工业体系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在电脑特效等方面的技术和表现值得中国学习。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电脑特效的发展，西方科幻片开始围着特效转。加上电影投资越来越大，资本越来越不敢冒险，所以这些年的科幻电影，为求保险，很大比例都是旧IP的续集，失去了活力和新鲜创意。“不论是美国观众，还是中国观众，迟早会厌倦好莱坞那套生产线属性特别明显的大片，而这刚好就是中国科幻片的机会。”
“科幻文学创作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都不明朗。这是一个全球面临的创作问题，不是科幻电影的繁荣发展能够刺激和反哺的……现在人们对科学已经失去那种神奇感了。”刘慈欣说。
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会怎样？很少有人能给出答案，但一种共识正在达成。“首先特效不能差，观众的胃口已经提升到了一定高度，没有质感的话，观众不买账。其次，你的故事必须好，足以打动和震撼观众。接下来，我们还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要让市场打开，让更多的人才进入电影工业的细分领域，用本土的实践经验探索出一套成熟的标准流程。”龚格尔说，“这些需要时间，需要本土电影人不断地试错、尝试、摸索。”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启动实施“阿波罗计划”，并于60年代末成功登月，催生出美国《2001：太空漫游》《人猿星球》等科幻影片。郭帆认为，如果没有综合国力的增强，没有科技的突破，没有航天技术的领衔，国产科幻片是很难生存的。因为当观众在银幕上看到宇宙空间站、航天服时会有违和感，故事会失去可信度。
（张迪摘自《环球》2019年第4期）
怎样用电影表达中国人独特的宇宙情怀，释放中国式的想象力？
中国文化内核
电影《流浪地球》讲述的是在不久的未来，太阳即将毁灭，太阳系已不再适合人类生存。面对绝境，人类开启“流浪地球”计划，倾尽资源在地球表面建造了一万座行星发动机，希望将地球推出太阳系，寻找新的星系家园。
“有历史片般的厚重感。”原著作者刘慈欣在看过该片后评价道。《流浪地球》摒弃了美式科幻大片中“太空探险”的套路，基于中国的语境，在片中渲染了中国人眷恋故土的核心情感。这种情感为本片注入了一个中式灵魂，也推动了人物的选择——“带着家园去流浪”。
这也是导演郭帆选择拍摄《流浪地球》的原因。“把地球推离太阳系看上去是奇思妙想，其实背后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中国人对土地的深厚情感。”许多西方同类型的影片里，当地球面对全球性的危机和灾难时，通常的思维是放弃地球离开，寻找新的家园。而地球代表着我们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文化、全部的情感、所有传承的根。比起西方人，中国人更难以割舍这些东西。
在情感的塑造上，从“家庭”到“家国”再到“家园”，《流浪地球》通过“流浪”到“回家”的叙事，以中国人熟悉的情感结构和审美方式完成了一个关于科技、时空、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它不仅表现了中国式的亲情关系和根植中国人心中的故土情怀，同时表达了人类敬畏太阳、敬畏地球、敬畏人类文明、深爱土地的情感。
在人物塑造上，《流浪地球》也与西方科幻片有明显区别。整部影片看不到哪怕一个美国式超级英雄。在灾难面前，代表着勇敢人类的主角团不放弃希望，甚至不惜为了那渺茫的希望牺牲自己。如果说，科幻电影中“科学与人性”的关系是科幻片中最深层的一组关系，那么《流浪地球》给出了一组中式答案。
搭建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美学
《流浪地球》电影的改编难点在于，把一个高度概念化的外壳落地成一个具象化的故事，在保留原著价值观内涵的同时，打破常规科幻电影可能遇到的文化壁垒和瓶颈，让观众觉得“可信”。
而更难的一点是，在此之前，中国没有现成的科幻片制作成功路径。项目初期，郭帆和他的团队在《流浪地球》的类型定位上有过相当的困惑。“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科幻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有一点非常肯定，一定不是好莱坞科幻片的样子。同样是肉、菜、面粉，我们要做的是肉夹馍，不是汉堡。”
好莱坞的“超级英雄”和中国英雄背负的历史传统、价值取向截然不同。“面对地球灾难，大家不仅难以对《钢铁侠》那种一人拯救全世界的故事产生共鸣，还会对钢铁侠头盔打开后出现一张中国脸的场景感到违和。”郭帆说，不论是文化语境，还是视觉审美，都不允许我们“拿来主义”。
“世界观的编写是创作最初期的工作。整个世界的形态、秩序，从微观到宏观，都要有我们文明的基因。”郭帆和他的团队对太阳危机出现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做了重新梳理，编写了长达一百年的编年史。
除此之外，该片中的工业美学建构也是一个“庞大工程”。其中的机械、仪器设备是什么样的？地下城、运载车、太空站具体由什么组成？外骨骼和气囊球的细节怎么体现质感？
“美学方面，包括画面、音乐、声音，都要朝中国观众习惯的审美方向去做。比如片中出现的从北京到苏拉威西经过上海这段路上的山，我们需要将它‘中国化’，不是仙侠片中的感觉，也不是欧美那种类似《指环王》里的山的模样。最终我们呈现了跟泰山附近的山基本类似的設计。”视觉总监丁燕来说。
从置景到道具，中国科幻片需要保证美术创造的世界在视觉上的可信和讲究。丁燕来介绍说：“在地下城的设计里，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家’的概念。比如春节的时候，许多场景里有灯笼、彩灯，有烟火气，这只有在中国才有。”
为了保证细节的扎实，视效团队先后给出了3000余张概念设计图、8000余张分镜头画稿、1万余件道具制作、10万余平方米的实景搭建，让中国式想象一步步变成现实。
中式科幻片的未来
四年多连轴转不停歇的项目周期，让郭帆团队觉得，中国科幻的探索之路比想象中还要漫长。
一部优秀的科幻片，不只有炫目的视效、精美的道具，更涉及一整套的标准流程和产业体系。“我们跟好莱坞相比，还差得太远。”《流浪地球》的制片人龚格尔认为，“除了时间和预算等问题，我们目前在技术实力、人才储备、工业配套、创意等多个方面与美国有10到15年不等的差距。”
制片管理方面，在拍摄前用合理的预算完成视效的准备工作；在拍摄中让视效进入现场、配合其他部门协同工作，为后期打好基础；在后期统筹视效分包团队，在一条工期时间线上多线程多任务提交合格品……这些在好莱坞如同空气般存在的基础，在中国科幻片领域随着《流浪地球》的杀青才刚刚实现零的突破。
在刘慈欣看来，西方科幻电影有它辉煌的历史，也诞生了许多经典之作，它们在工业体系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在电脑特效等方面的技术和表现值得中国学习。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电脑特效的发展，西方科幻片开始围着特效转。加上电影投资越来越大，资本越来越不敢冒险，所以这些年的科幻电影，为求保险，很大比例都是旧IP的续集，失去了活力和新鲜创意。“不论是美国观众，还是中国观众，迟早会厌倦好莱坞那套生产线属性特别明显的大片，而这刚好就是中国科幻片的机会。”
“科幻文学创作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都不明朗。这是一个全球面临的创作问题，不是科幻电影的繁荣发展能够刺激和反哺的……现在人们对科学已经失去那种神奇感了。”刘慈欣说。
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会怎样？很少有人能给出答案，但一种共识正在达成。“首先特效不能差，观众的胃口已经提升到了一定高度，没有质感的话，观众不买账。其次，你的故事必须好，足以打动和震撼观众。接下来，我们还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要让市场打开，让更多的人才进入电影工业的细分领域，用本土的实践经验探索出一套成熟的标准流程。”龚格尔说，“这些需要时间，需要本土电影人不断地试错、尝试、摸索。”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启动实施“阿波罗计划”，并于60年代末成功登月，催生出美国《2001：太空漫游》《人猿星球》等科幻影片。郭帆认为，如果没有综合国力的增强，没有科技的突破，没有航天技术的领衔，国产科幻片是很难生存的。因为当观众在银幕上看到宇宙空间站、航天服时会有违和感，故事会失去可信度。
（张迪摘自《环球》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