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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共和党执政伴随以弱势美元，因为这对石油资本家的利益有好处，而民主党执政则是强势美元的天下。当下又回到了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了。
2008年11月5日,美国大选揭晓：民主党的黑人候选人奥巴马当选。奥巴马当选可以有多种理由，诸如美国民主的胜利和种族主义的“淡化”。但如果我们将选举回归本质，即老百姓对能够代表其利益的候选人的选择，就可以撇清选举中的包装与营销的干扰因素，回归“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主题。
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谁能够将老百姓的“吃、喝、住、穿、行”解决得更好，老百姓就选择谁。
虚火的繁荣
美国老百姓的“吃穿”特别是“用”，有了中国这样的“加工厂”提供的廉价商品，在当下可以实现少花钱多办事，让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涌入美国，暂时抵消美国放松货币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这一切没有根本解决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甚至负储蓄引发的危机。
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提供的“信用”，让美国的普通老百姓的“今天”可以提前过上“明天”的“幸福”日子。消费文化的艳帜高张，低利率、低储蓄、高度（透支）消费盛行。受投资银行“金融创新”的引诱，2001年后，一些美国低收入者纷纷忘记了自己的财力与能力，转变租房习惯，开始了大规模的买房运动。美国经济因此在“9·11”事件后，通过两条路线保持繁荣：一是低息（价）出口货币换取新兴国家的低价商品，即通过出口通货膨胀实现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低通货膨胀的“奇迹”，并让聪明绝顶的格林斯潘自以为创造了新世界，结果是新世界还没有降生，旧世界却出现了危机；二是通过“金融创新”实现信用的过度透支，鼓励普通老百姓提前高度消费、透支消费，通过地产业的繁荣推动国内经济与金融业的繁荣，结果是透支过度引发家庭的债务危机，并进而引发机构债务危机。因为过大的信用杠杆导致了机构间流动性不足，流动性不足反过来引发信用危机，出现了流动性消失的现象。
因为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低息”的货币政策和不断发展的金融创新的基础上，当低息政策在2001年秋天启动后，在金融创新的煽风点火下导致国内地产的虚火上升，即地产的市场理论价格上升大于还贷成本。2004年后的加息行动一时间也无法让上瘾的地产投资和投机者止步、为地产业去火。
在美国国外，低息引发了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轮番上升，从而出现了低息条件下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又催生了美国生物能源计划的启动，进而造成了粮食危机。粮食危机的反作用是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
新兴国家在低息美元的冲击下，由于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成倍上升，低价出口商品无法保持出口创利，出口增长势头开始抑制，美国老百姓开始尝到通货膨胀可能出现的苦头。对通胀的担忧迫使美联储2004年开始提高利率，购房者月供成本上升，同时开始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实业体系出现了就业增长下降的情况。在外力的三重挤压下，美国老百姓投资地产乐观情绪开始消退，房屋价格上升势头开始逆转，原来建立在“低息”和美国穷老百姓能够支付房屋贷款的系列“金融创新”的链条，在其源头开始断裂。因此，美国地产价格的虚火消退，源于国际和国内共同的外在力量的强力压制。
而以次级贷款为中心的金融创新，建立在风险收益平衡的理论假设之上。老百姓的断供，让次贷第一环节的风险突然上升，从此以几何级数倍增的速度将相互包装和相互交易的金融体系中的机构投资者们都捆绑在一个风险共同体中。经过一年时间的发酵，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海啸终于冲破国际金融体系设计的“规矩”，迅速横扫欧洲、亚洲。
格老三大失误
追根溯源，这场危机的源头是因为美元玩虚玩得过度了。在金融创新的清单中，单CDS就达6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07年GDP的5倍。这种极度膨胀的创新在没有监管约束下，确实实现了以虚拟的创新来换取实在的新兴国家的现实财富，并借机引诱、掠夺美国低收入者。
当然，美国能够将危机转嫁给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金融体系是建立在美元为核心的框架之上。由于国际储备货币与结算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元同时身兼商品、货币和资本三大功能。如果美联储拘泥传统的货币银行学理论，就无法看清脱离金银束缚的美元衍生的功能，因此像格林斯潘这样的聪明人也会犯错误。
格林斯潘货币政策的第一个失误是将美元仅定位于货币而忽视了“美元资本化”的现实。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的本质是不断地自我增值，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金融创新使美元资本化后通过杠杆就有可能实现300%以上的利润。美国投资银行的资本家就花样百出地包装各种金融产品，将风险转移到全世界。
格林斯潘第二个失误是高估了美联储的宏观调控能力，自以为是世界“金融沙皇”，低估了现代金融体系在“金融脱媒”后强大的自我创新与自复制的能力。特别是美元资本化后，金融创新成为资本创新的平台。当金融创新成为资本吸取美国老百姓的血汗的时候，美联储放纵金融体系乱搞，如果不是自我迷信与自我神化，就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目标：抬高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格林斯潘的第三个失误是过度维护金融垄断资本、石油垄断寡头和军火商的利益，忽视了美国老百姓的基本利益。美国共和党的背后金主是金融垄断资本、石油垄断寡头和军火商。要实现美元的世界性垄断，就得控制现代金融背后的“内在价值”。当世界经济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石油成为经济、生活、军事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控制石油，就能够保证美元的战略价值，美国就可以滥用其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持续地出口美元。要控制以中东为中心的石油资源，美国就得保持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分化中东国家，这种过度保护垄断资本利益的政策，出现了政策的负效应，即美国不断积聚了“双赤字”。
党派价值追求的宿命
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在付出“双赤字”代价后确实实现了控制石油、巩固美元、遏制中国的目标。问题是，美元的资本化，导致了美元本身的“双刃剑”功能。低价美元在转移全世界财富的同时，也在转移美国老百姓的财富到金融垄断资本、石油垄断寡头和军火商的口袋里，而且这种对内的剥削过程有时是清醒的，有时却是无意识的。
比如，布什政府对富人的持续减税行为，我们可以认为是清醒的，但通过金融创新，让美元通过低息透支信用引诱美国老百姓高消费和超过本身支付能力投资房屋，却是资本赚取剩余价值的本性所为，我们可以认为其是无意识的。问题是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往往会强化大众情绪化的消费和投资行为。当这种热情让群体出现财富幻觉时，就会群体疯狂。一旦投资者从疯狂的发财梦中醒来，发现原来自己根本不可能是这栋房屋的所有者时，大家就将无法还贷款的房屋送回金融机构，次贷危机因此引爆。但投资银行家们还在继续掩饰危机可能性严重性：大家互为交易对手，却无视共同乘渡的大船已经开始漏水。而美联储长期维持宽松的信贷环境，不仅助长了美国居民过度借贷消费或者购房之风气，而且造成美国经济透支使用了原本属于未来的增长动能。在利率逐渐回升的状态下，美国居民消费开支势必萎缩，房地产市场则有可能崩盘。美国经济的消费和地产两大“引擎”同时熄火。
次贷危机使得普通人成为受害者，退休人员、财务陷入困境的购房者以及美国95%工薪阶层、美国98%的小业主成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根据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信息，美国养老金账户在过去15个月间缩水了2万亿美元。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奥巴马认为，应从根本上重塑美国经济，重振美国的小企业，先要推出与新金融政策配套的财政政策。奥巴马承诺为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95%工薪家庭减税以及为小企业减税，但增加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富裕家庭的税收。麦凯恩却支持延续布什政府的减少所得税政策，为高收入群体保持低税率，并打算将企业税的税率从35%减至25%。在争取民心上，奥巴马比麦凯恩棋高一着。
我们对共和党的低息美元政策暂先不做“人性之恶”的假设，即美国共和党政府没有主观上通过制造危机转移矛盾的动机。因为美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故乡”，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都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如果他们都无法预测美国低收入者在低息和金融创新下还不起贷款的后果，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合理怀疑。我们可以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是美国共和党政府可能还有“难言之隐”：为美元保卫战而发动的中东石油战争导致财政赤字，以低价美元换低价商品保持高消费的政策导致了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的巨额“双赤字”将不利于美国经济的稳定，为了向全世界“赖账”，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向全世界倾销美元，缓和双赤字压力进而保证共和党竞选成功。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共和党的低价倾销美元的政策，由于美元的资本化导致的自我复制和自我膨胀，最终因为引诱低收入者透支财力而破裂。
因此，我们在指出美联储前大佬格林斯潘的失误时，不要忘记，格氏不过是共和党政策的“执行者”。格氏反对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督管理，放任其不断膨胀，最后让泡沫破裂，有其党派价值追求的宿命。低价美元资本不仅榨取其它国家的劳动者血汗，还要反噬美国低收入者的财富，而共和党的政策，就是不断以牺牲世界各国的利益和美国低收入者的利益为前提的。
从历史上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共和党执政伴随以弱势美元，因为这对石油资本家的利益有好处，而民主党执政则是强势美元的天下。当下又回到了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了。这时，当一匹真正的民主党“黑马”以群众利益代表的身份上台一呼，共和党的风水就自然转向民主党了：金融危机造就时势，时势不仅让中下阶层的美国人支持奥巴马，部分共和党人也转身支持奥巴马，这就是奥巴马高票当选背后的“美元”之谜。（作者为华宝证券研究所所长，高级经济师）
2008年11月5日,美国大选揭晓：民主党的黑人候选人奥巴马当选。奥巴马当选可以有多种理由，诸如美国民主的胜利和种族主义的“淡化”。但如果我们将选举回归本质，即老百姓对能够代表其利益的候选人的选择，就可以撇清选举中的包装与营销的干扰因素，回归“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主题。
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谁能够将老百姓的“吃、喝、住、穿、行”解决得更好，老百姓就选择谁。
虚火的繁荣
美国老百姓的“吃穿”特别是“用”，有了中国这样的“加工厂”提供的廉价商品，在当下可以实现少花钱多办事，让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涌入美国，暂时抵消美国放松货币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这一切没有根本解决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甚至负储蓄引发的危机。
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提供的“信用”，让美国的普通老百姓的“今天”可以提前过上“明天”的“幸福”日子。消费文化的艳帜高张，低利率、低储蓄、高度（透支）消费盛行。受投资银行“金融创新”的引诱，2001年后，一些美国低收入者纷纷忘记了自己的财力与能力，转变租房习惯，开始了大规模的买房运动。美国经济因此在“9·11”事件后，通过两条路线保持繁荣：一是低息（价）出口货币换取新兴国家的低价商品，即通过出口通货膨胀实现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低通货膨胀的“奇迹”，并让聪明绝顶的格林斯潘自以为创造了新世界，结果是新世界还没有降生，旧世界却出现了危机；二是通过“金融创新”实现信用的过度透支，鼓励普通老百姓提前高度消费、透支消费，通过地产业的繁荣推动国内经济与金融业的繁荣，结果是透支过度引发家庭的债务危机，并进而引发机构债务危机。因为过大的信用杠杆导致了机构间流动性不足，流动性不足反过来引发信用危机，出现了流动性消失的现象。
因为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低息”的货币政策和不断发展的金融创新的基础上，当低息政策在2001年秋天启动后，在金融创新的煽风点火下导致国内地产的虚火上升，即地产的市场理论价格上升大于还贷成本。2004年后的加息行动一时间也无法让上瘾的地产投资和投机者止步、为地产业去火。
在美国国外，低息引发了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轮番上升，从而出现了低息条件下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又催生了美国生物能源计划的启动，进而造成了粮食危机。粮食危机的反作用是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
新兴国家在低息美元的冲击下，由于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成倍上升，低价出口商品无法保持出口创利，出口增长势头开始抑制，美国老百姓开始尝到通货膨胀可能出现的苦头。对通胀的担忧迫使美联储2004年开始提高利率，购房者月供成本上升，同时开始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实业体系出现了就业增长下降的情况。在外力的三重挤压下，美国老百姓投资地产乐观情绪开始消退，房屋价格上升势头开始逆转，原来建立在“低息”和美国穷老百姓能够支付房屋贷款的系列“金融创新”的链条，在其源头开始断裂。因此，美国地产价格的虚火消退，源于国际和国内共同的外在力量的强力压制。
而以次级贷款为中心的金融创新，建立在风险收益平衡的理论假设之上。老百姓的断供，让次贷第一环节的风险突然上升，从此以几何级数倍增的速度将相互包装和相互交易的金融体系中的机构投资者们都捆绑在一个风险共同体中。经过一年时间的发酵，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海啸终于冲破国际金融体系设计的“规矩”，迅速横扫欧洲、亚洲。
格老三大失误
追根溯源，这场危机的源头是因为美元玩虚玩得过度了。在金融创新的清单中，单CDS就达6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07年GDP的5倍。这种极度膨胀的创新在没有监管约束下，确实实现了以虚拟的创新来换取实在的新兴国家的现实财富，并借机引诱、掠夺美国低收入者。
当然，美国能够将危机转嫁给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金融体系是建立在美元为核心的框架之上。由于国际储备货币与结算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元同时身兼商品、货币和资本三大功能。如果美联储拘泥传统的货币银行学理论，就无法看清脱离金银束缚的美元衍生的功能，因此像格林斯潘这样的聪明人也会犯错误。
格林斯潘货币政策的第一个失误是将美元仅定位于货币而忽视了“美元资本化”的现实。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的本质是不断地自我增值，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金融创新使美元资本化后通过杠杆就有可能实现300%以上的利润。美国投资银行的资本家就花样百出地包装各种金融产品，将风险转移到全世界。
格林斯潘第二个失误是高估了美联储的宏观调控能力，自以为是世界“金融沙皇”，低估了现代金融体系在“金融脱媒”后强大的自我创新与自复制的能力。特别是美元资本化后，金融创新成为资本创新的平台。当金融创新成为资本吸取美国老百姓的血汗的时候，美联储放纵金融体系乱搞，如果不是自我迷信与自我神化，就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目标：抬高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格林斯潘的第三个失误是过度维护金融垄断资本、石油垄断寡头和军火商的利益，忽视了美国老百姓的基本利益。美国共和党的背后金主是金融垄断资本、石油垄断寡头和军火商。要实现美元的世界性垄断，就得控制现代金融背后的“内在价值”。当世界经济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石油成为经济、生活、军事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控制石油，就能够保证美元的战略价值，美国就可以滥用其国际储备货币的信用，持续地出口美元。要控制以中东为中心的石油资源，美国就得保持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分化中东国家，这种过度保护垄断资本利益的政策，出现了政策的负效应，即美国不断积聚了“双赤字”。
党派价值追求的宿命
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在付出“双赤字”代价后确实实现了控制石油、巩固美元、遏制中国的目标。问题是，美元的资本化，导致了美元本身的“双刃剑”功能。低价美元在转移全世界财富的同时，也在转移美国老百姓的财富到金融垄断资本、石油垄断寡头和军火商的口袋里，而且这种对内的剥削过程有时是清醒的，有时却是无意识的。
比如，布什政府对富人的持续减税行为，我们可以认为是清醒的，但通过金融创新，让美元通过低息透支信用引诱美国老百姓高消费和超过本身支付能力投资房屋，却是资本赚取剩余价值的本性所为，我们可以认为其是无意识的。问题是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往往会强化大众情绪化的消费和投资行为。当这种热情让群体出现财富幻觉时，就会群体疯狂。一旦投资者从疯狂的发财梦中醒来，发现原来自己根本不可能是这栋房屋的所有者时，大家就将无法还贷款的房屋送回金融机构，次贷危机因此引爆。但投资银行家们还在继续掩饰危机可能性严重性：大家互为交易对手，却无视共同乘渡的大船已经开始漏水。而美联储长期维持宽松的信贷环境，不仅助长了美国居民过度借贷消费或者购房之风气，而且造成美国经济透支使用了原本属于未来的增长动能。在利率逐渐回升的状态下，美国居民消费开支势必萎缩，房地产市场则有可能崩盘。美国经济的消费和地产两大“引擎”同时熄火。
次贷危机使得普通人成为受害者，退休人员、财务陷入困境的购房者以及美国95%工薪阶层、美国98%的小业主成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根据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信息，美国养老金账户在过去15个月间缩水了2万亿美元。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奥巴马认为，应从根本上重塑美国经济，重振美国的小企业，先要推出与新金融政策配套的财政政策。奥巴马承诺为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95%工薪家庭减税以及为小企业减税，但增加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富裕家庭的税收。麦凯恩却支持延续布什政府的减少所得税政策，为高收入群体保持低税率，并打算将企业税的税率从35%减至25%。在争取民心上，奥巴马比麦凯恩棋高一着。
我们对共和党的低息美元政策暂先不做“人性之恶”的假设，即美国共和党政府没有主观上通过制造危机转移矛盾的动机。因为美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故乡”，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都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如果他们都无法预测美国低收入者在低息和金融创新下还不起贷款的后果，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合理怀疑。我们可以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是美国共和党政府可能还有“难言之隐”：为美元保卫战而发动的中东石油战争导致财政赤字，以低价美元换低价商品保持高消费的政策导致了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的巨额“双赤字”将不利于美国经济的稳定，为了向全世界“赖账”，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向全世界倾销美元，缓和双赤字压力进而保证共和党竞选成功。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共和党的低价倾销美元的政策，由于美元的资本化导致的自我复制和自我膨胀，最终因为引诱低收入者透支财力而破裂。
因此，我们在指出美联储前大佬格林斯潘的失误时，不要忘记，格氏不过是共和党政策的“执行者”。格氏反对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督管理，放任其不断膨胀，最后让泡沫破裂，有其党派价值追求的宿命。低价美元资本不仅榨取其它国家的劳动者血汗，还要反噬美国低收入者的财富，而共和党的政策，就是不断以牺牲世界各国的利益和美国低收入者的利益为前提的。
从历史上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共和党执政伴随以弱势美元，因为这对石油资本家的利益有好处，而民主党执政则是强势美元的天下。当下又回到了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了。这时，当一匹真正的民主党“黑马”以群众利益代表的身份上台一呼，共和党的风水就自然转向民主党了：金融危机造就时势，时势不仅让中下阶层的美国人支持奥巴马，部分共和党人也转身支持奥巴马，这就是奥巴马高票当选背后的“美元”之谜。（作者为华宝证券研究所所长，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