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达师是在1972年7月去世的，岁月匆匆，至今40多个春秋。这位毕生追求真理，丹心向党、为国为民、矢志不渝的革命教育家和民主战士，在人妖颠倒的动乱年月，夙愿未酬，蒙冤含恨，终于寂寞地离开他热爱的人世。当时很少人得知他的噩耗，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同他已中断联系又分散各地的之江大学校友。我们辗转探问，未能问清确实音讯。后来一位老同学寄来一件从民进中央送到上海的林先生遗物——3大册剪报中抄录的一首诗《漏室铭》（载于1946年6月5日上海《联合晚报》“生活周刊”），展读遗篇，前尘影事蓦然浮上心头，汉达师的音容笑貌宛然如昨，禁不住怆然于怀。
　　难忘开学第一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全部沦于敌手。但是仍有一批爱国的进步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留下来，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守岗位，保留一点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江和东吴大学的部分教师就于1943年夏天联合创办华东大学。以我当时的家境，读大学是有困难的。但是林汉达先生主持的华东大学教育学院（抗战胜利后恢复校名，改为之江大学教育系），从一开始就打破旧国立大学和教会学校的陈规，不讲学历，向年轻的中小学教师敞开校门。敌伪统治时期，物价日日飞涨，清苦的中小学教师哪里出得起昂贵的学费，对大学只能可望而不可及。林先生采取设助学金、减免学费等办法，让一批有志进修的青年教师跨入高等学府之门。学校在上海没有自己的校舍，就借别的中学教室上课，为了照顾当教师的同学两不耽误，林先生将上课时间放在下午3时半以后。这种安排，使我们从入学第一天就怀有感激之情。
　　记得在开学第一课上，林先生用他那浓重的宁波官话，向同学宣布他的教学主张：注重新颖的活教育，摒弃陈旧的死教育；注重教学相长，不搞填鸭式；教师和学生既是教和学的关系，也是朋友关系；等等。他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使我们这些初入大学的人感到十分新鲜。加上他那亲切的神情，一下子就消除了我们的紧张感和神秘感。西方教育心理中有一条，要教师注意自己给学生的“第一印象”（first impression），林先生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思想新鲜、没有名教授架子、真挚待人的师长。40余年过去了，他在上海崇德女中那间低矮的教室里上第一课的情景，仍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向传统教育挑战
　　按我在高中时代的志趣，心想专攻历史或地理，同时在课余学文学。为什么结果倒考进了教育系呢？这缘由，固然与我当时正在和同学一起办一所义务夜校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林先生这位著名教育家的吸引。他的代表著作《向传统教育挑战》，我在入学前虽然没有读到，却已经听到过这个书名，而且在世界书局的门市部见到过了。向传统教育挑战！光见这7个字，就使人感到振奋！开学以后，它成为我们教育学课程的正式教材。作者以旗帜鲜明的观点，深入浅出的笔法，生动活泼的语言，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方面，对以封建主义思想观念为核心的中国旧教育，作了尖锐的批判和有力的鞭挞，具有振聋发聩的冲击力量。它首先在我们这些教育系一年级学生的头脑里点燃起向旧世界挑战的火苗。
　　作为一个具有革命教育观的教授，自然要将自己的理想和主张贯彻到教学实践中去。有一次，汉达师布置课外作业，要求我们每人写一两个儿童个性发展的实例。他计划搜集50到100个真实的故事，编成一本书，书名定为《顽童万岁》。我们听了他的打算，都觉得很新奇。看来林先生想用活生生的实例，证明那些蒙着“顽童”恶名的孩子，常常恰恰是最有天才、最有创造性，智商较高的儿童，如果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又有正确的教育方法，他们将会成为有成就、有作为的人才。可惜这本书后来并未编成，好像是多数同学并未写出来，或者是对林先生的意图体会不深，写得不符合要求。这样的“顽童”，在我们周围虽然常能出现，但在旧社会，他们大多如同狂风骤雨中的嫩芽，很快就会被摧残以至泯灭。
　　林先生在课程安排上，不拘一格，打破旧框框。1944年，有一个学期的国文课，没有专任教授，而是指定我们读话剧剧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一些仍蛰居上海沦陷区的进步作家写了不少话剧剧本，支持一些剧团维持上演。世界书局出版了孔另境先生主编的《剧本丛刊》，其中包括李健吾的《花信风》、杨绛的《称心如意》、佐临的《梁上君子》、袁俊的《富贵浮云》、鲁思的《十字街头》、魏于潜的《甜姐儿》、朱端钧的《圆谎记》、姚克的《清宫怨》等等。
　　林先生要我们分组阅读，定期讨论。他说这对了解社会人生、提高语文水平和文学欣赏能力都有益处。我当时自诩为追求革命的文艺青年，我认为最好是学习和讨论《母亲》、《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苏联小说或者《子夜》、《生死场》、《新生代》这样的中国左翼文学作品，那才够劲，讨论这些带着洋味儿的喜剧，有多大意思？但是同学们对国文课上讨论剧本，都饶有兴趣，谈得津津有味。
　　前两年读到杨绛先生为她当年两个喜剧重新出版而写的后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可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读到这几句时，我忽然回忆起当年我们讨论这些剧本时苦中有乐的心境，仿佛忽然间解开一个长久郁积在心头的结。我想，在杨绛先生所指出的这一点上，林先生同那些剧作家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当时却只有肤浅的体会。而如果真按我那时的幼稚想法，在课堂上大读其苏联和中国左翼作家的小说，结果大概只有全体去蹲日本宪兵队的监狱了事。
　　似乎也是这一年，林先生又增加了一门汉语拉丁化新文字的课程，请齐铁痕先生讲授。他陪齐先生进课堂，讲了一番中国文字改革的前途和开这一门课的意义（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用拉丁化文字编写了一些历史故事）。
　　齐先生一口京片子，穿蓝布长衫，足蹬平底布鞋，很有点京派学者的风度。他费了好大劲，才使我们这批“王黄不分”的南方学生弄清了“z、c、s”和“zh、ch、sh”的区别。还编了口诀，以训练我们普通话发音。例如，要大家反复念“十个四，十个十四，四个四十，十个四十四”。今天，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汉语拼音，而40多年前在大学课程中教拉丁化新文字，别说在沦陷的上海，即使在大后方甚至解放区，也是极为罕见的。这就不能不佩服汉达师的胆识。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新文字、拉丁化同左翼文化联系在一起，很容易招致缧绁之灾以至杀身之祸的。 　　然而，仔细想来，受汉达师教诲3年，与其说学教育学、心理学，毋宁说更多的是从他那里得到关于民主、自由、人权、人道主义等等政治观念。韩愈的《师说》里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老先生的“传道”，自然是指传授儒家的哲学、学说、道德；林先生同样将“传道”放在整个教学的首位。他高举批判的武器，矛头所指，不只是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而是整个旧世界，是被封建专制思想禁锢千百年的中国社会。他在向我们传授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观念时，又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赋予更适合20世纪反法西斯斗争的时代精神，就更加具有现实的进步意义。就如后来青年人喜爱的一首歌里唱的：“民主是哪样？民主是一杆枪。得到手来，自由幸福才能有保障……”何况林先生并非主张“全盘西化”，他着眼的还是中国的现实。记得有一次他讲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3大口号，他说，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还是大地主、大官僚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有帝国主义当“太上皇”，虽然号称“民国”，老百姓连基本人权都没有，还谈得上代以其他的政治权利！
　　投身民主运动浪潮
　　抗日战争最后两年，在沦陷区是最黑暗、最受煎熬的年月。林先生不可能公开地在课堂上表露他的政治态度，他只能通过教学方面的一些革新为我们引入一股新的空气，使我们对教育前途以至国家民族的命运进行思索。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人们从沉重的、窒息般的低气压中解放出来。从此，汉达师就以革命教育家的姿态，以复校后的教务长身份，首先使学校的教学同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他先后请陶行知、邓初民、翦伯赞、李平心等民主人士、民主教授到学校来演讲。他们讲的几乎都是同一主题：只有民主的政治，教育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只有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让人民安居乐业，教育才有光明的前途；大学生不能埋头学习，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
　　变革的时代呼唤着冲锋陷阵的猛士，奔腾的浪潮呼唤着击水前行的弄潮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怒潮呼唤着林先生更多地作为一个民主战士，走出校门，走向街头，走向政治斗争的第一线。他同我们之江同学一起，同许多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一起，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浪潮中去。我们在学校里见到他的时候少了，倒常在文化界、教育界、学生和职工的许多群众集会上看到他的大声疾呼、慷慨直言的雄姿。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名义来“调停中国内战”，飞机刚在上海着陆，上海学生用欢迎和请愿的形式举行了一次和平示威，表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的意志。林先生积极参与这次活动。他帮助审改了学生代表交给马歇尔的用英文写的请愿信。他高度评价那次示威游行，他说：“上海很多年没有见到这样大规模的游行了，这次游行将会唤醒民众关心国事，大家起来制止内战。”他要我写一篇详细的报道，寄给《周报》主编柯灵先生。
　　1946年上半年，上海的民主运动更加高涨，汉达师经常同柳亚子、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等先生一起，出现在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他仍然是那身旧西服，仍然是那一口浓重的宁波官话，仍然是那一副娓娓道来的神情。他的演讲，通俗生动而又尖锐泼辣，简短鲜明，一针见血。像一团烈火，烧向反动统治的殿堂；也像一把利刃，刺向独裁者的心脏，因此成为最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演讲人之一。尤其是中小学教师，更是亲切地将林先生看作是自己忠诚的代言人，贴心的朋友和崇敬的导师。有几次人数较多的集会上，国民党特务混入会场，用狂叫和嘘声无耻地捣乱。但是林先生在台上镇静自若，正气凛然；加上会场群众怒目侧视的威慑力量，终于使那些见不得人的虫豸噤若寒蝉，不敢逞凶。
　　“漏室”里的温暖
　　国民党反动派对汉达师的迫害加紧了，将种种诬蔑的污水泼到他的身上；学校当局也开始散发嘁嘁嚓嚓的流言蜚语。汉达师光明磊落，对这些逆流恶浪，一笑置之。他来学校的次数更加少了，我们就到他的住所去向他请教。他的家在建国中路一幢弄堂房子里，两间屋住了八九口人。中外书籍堆得到处都是，屋子不大，然而，所有进出于他这间“漏室”的人，却都能汲取到营养和力量，感觉到温暖。我曾经为此写过一篇短文《漏室里的往来者》（刊于1946年6月22日《联合晚报》“生活周刊”），其中有这么几句：“在这间漏室里，没有客套，没有敷衍，没有假笑；有的是真诚，赤裸裸的热忱。有时三四人，有时七八人，来的人都把漏室当作自己的家庭。在这漏室里，连一滴雨也是温暖的，亲切的。”不止是我，还有别的同学，都有这种感受的。
　　这篇短文发表后不久，我们却不再能自由往来于汉达师的“漏室”了。6月23日，上海人民派遣和平请愿的代表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制止内战，实现和平，在北站广场举行了欢送大会。林先生站在设在敞篷卡车的主席台上，高声号召：“现在我们的代表去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不能坐火车，我们就步行去！”话音未落，霎时间，广场上的10万人群情激动，齐声响应：去！去！去！
　　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的10个月中，我听到过多次林先生在群众集会上的演讲，“六·二三”这一次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我当时在我们之江大学的队伍里，远远望见林先生站在卡车上，挥舞手臂，大声疾呼，这哪是一位学者教授，简直像一位叱咤风云、指挥队伍的将军！
　　上海北站那山鸣谷应的吼声，浩浩荡荡的10万人游行示威队伍，使石头城里蒋家王朝震惊、战栗了。他们在悍然大规模进犯解放区的同时，加紧了对国统区内民主运动的镇压。他们对林先生下了一道通缉令，妄想置他于死地；上海马路上竟出现“打倒青年贩子林汉达”的反动标语。1946年8月，汉达师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热情帮助和严密保护下，离开了他那间“漏室”，进入山东解放区。从此，我们留在上海的同学，只能从记忆里寻找林先生的高言谠论了。
　　上海解放前的3年中，每次走过建国中路林先生的旧居，走过北火车站广场、天蟾舞台、劝工大楼，以及我们在那里上过4年课的陕西北路崇德女中和南京慈淑大楼，我常常不自禁地停下脚步，东张西望，似乎在嘈杂的市声中，仍然震响着林先生那浓重的宁波口音，痛斥反动独裁的统治，呼吁科学和民主；似乎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仍然有林先生那身旧西装的影子，夹着那只旧公文包，深邃的眼神注视着人群，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作者系中国作协第四届、第五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第五届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