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画鉴定家杨仁恺（ 1915-2008）先生的相识，始于L996年“第二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以论文《广东的三方隋碑》首次赴沈阳参会。随后在北京、上海、澳门、香港、广州等地，因各种学术研讨会或学术活动，我们还见过多次，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998年在澳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在澳门完成全部议程后，代表们在广州参观由我参与策划的“明清法书与岭南书法”展和博物馆的其他书画藏品。待其他代表陆续返程后，我特地陪杨仁恺先生在库房观摩馆藏书法作品。由于时间紧迫，他只提出看看海瑞的件书法卷。该书法卷为件很有争议的明人作品，由于海瑞传世作品极少，可资参证的资料不多，故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专家们对该作品直持有不同意见。
　　杨仁恺反复观摩该作品，认为不仅书风是典型的明人书法，其纸质、墨色等各种辅助依据也是典型的明代风格。经过综合比對，他再次确认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该作就是件典型的海瑞真迹。为此，他在临别时嘱咐我拍摄套照片，他回去后好好研究，并鼓励我对这件作品展开研究，他可以推荐到《文物》杂志去发表。
　　杨仁恺回到沈阳不久，我寄去了他在澳门、广州等地活动的照片及海瑞作品图片，很快便收到他的回信。信封上印有“唐簪花仕女图人物”图案和中英文“辽宁省博物馆”字样，杨仁恺手书地址及收件人：“5101 10，广州市文明路21 5号广东省博物馆朱万章同志启，杨。”回信书写在印有“辽宁省博物馆便笺”字样的32开信笺上，全文日：
　　万章同志：
　　大函暨照片均已收讫，谢谢！
　　遵嘱书贵斋题名附上，请收。
　　海氏诗稿文稿拟就，亟欲拜读，请附照片，以便参酌是盼！
　　我十一月十五日应澳门市政厅之邀，在那里工作五天，即返回珠海，能否再去广州，尚未决定。特问
　　近佳，馆中同仁从此，杨仁恺拜复。11.7.
　　信中所言“照片”即指杨仁恺的活动照片与海瑞作品图片。“遵嘱书贵斋题名”是指为拙书斋题写斋额。当时由于时间匆忙，在观摩海瑞作品之后，仅匆匆为博物馆题写“物华天宝”几字，便奔赴机场回沈阳。他答应回去后再为我题写斋名。斋额题写在张纵335厘米、横686厘米的宣纸上，书文日：“聚梧斋，戊寅冬月八十四叟穌杨仁恺题”，钤朱文圆印“长乐永康”、白文方印“杨仁恺题”和朱文方印“沐雨楼”。其时拙斋名本为“聚梧轩”，因杨仁恺先生觉得“斋”比“轩”更有味道，遂建议改为“聚梧斋”。
　　“海氏诗稿文稿”即指海瑞所书书法诗卷，他希望我能将此诗卷写成文之后，寄给他，他看后再推荐给杂志发表。遗憾的是，由于学力有所不逮，再加上后来直忙忙碌碌，对海瑞书法直未能展开深入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未能将文章写成。以致后来每次见到杨仁恺时，我都会趋前鞠躬致歉，并承诺争取尽快成文。而杨仁恺先生亦会记得此事，反复强调海瑞书法实属难得，如能早日发表，对学术界当是功德无量之事。在现存所见的海瑞作品中，笔者曾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其信札，其书风与该诗卷有所不同，或可理解为信札较为随意自然，而诗卷较严谨规整。在清代岭南刻帖中，也有海瑞书迹，其书法与诗卷基本致。清代刻帖时间，距海瑞仅仅两百年，故当时鉴选者比今人更有机会见到海瑞真迹，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因此，综合文献考据与杨仁恺的鉴定意见，笔者也认为海瑞作品当为真迹。
　　而古代书画鉴定组其他成员认为存疑，主要在于缺少可资参考的依据。他们对该诗卷的时代风格也未曾提出质疑，也从侧面认可了杨仁恺的判断。对于杨仁恺来说，平生所见明人书迹不胜枚举，海瑞属于节烈明人书法，属非典型明代书法，对于这样件于明代书坛来说无足轻重的作品，他从20世纪80年代在广州参加全国书画巡回鉴定首次见到此作开始，一直到90年代末，总是惦记此事，并谆谆告诫后学，希望以此为契机，对该类书法多加关注，必将有裨益于学界。据此不难看出老辈书画鉴定家不仅重视美术史上可圈可点的书画名家，对于书画鉴定中不为人所知的个案（如海瑞）也同样重视。惟其如此，无论从事书画鉴定，还是研究中国美术史，才会使学术研究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部中国美术史，才会更加丰满和完整。
　　信中提及杨仁恺先生再次赴澳门差务之事，并无下文。因其时并无手机等通信设备，联系多有不便，故他是否去了澳门也不得而知。但有点可以肯定的是，后来他并没有途经广州，也就无缘再向其请益。庆幸的是，在此之后，还有多次与其在他处见面的机会。每次虽然都匆匆寒暄数句，但其对后学的鼓励与鞭策，总有如沐春风之感。如今，杨仁恺归道山已近十年，但因鉴定海瑞作品而留下的手泽，如醇厚的佳酿，历久而弥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