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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后现代主义以崭新的视角通过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全面颠覆，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新的思维坐标。人们在尝试接受新的文化样态的同时，也在探寻它的思想渊源和流变方向。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所谓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哲学中都找到了其思想痕迹和智慧脉冲。如果说后现代哲学是对现代哲学的再启蒙，不如说在很多节点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回归和感应。
关键词 守其黑 众生平等 言不尽意 为仁由己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3-0014-05
有两种幻想，一种是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全新的，历史是不可复制的；另一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新鲜的，一切都是历史的轮回。对于后现代主义究竟是全新的，还是过去出现过的某种“旧”的复活，一直没有争论的结果。大家似乎看到的是，即使是某种旧的复活也具有了新生的元素。然而，后现代主义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某种回归的高度一致性，是智慧灵感的再现，还是中国先哲们过人的历史穿透力，值得我们深思。
一、“守其黑”与真理的遮蔽
过去人们总认为，亚里士多德这位逻辑之父把判断看作真理的始源“处所”，率先把真理称为“符合”。海德格尔认为，事实是人们误解了亚里士多德，以致一直把真理理解为某种物与知的符合与一致。他觉得赫拉克利特早就提出真理始终是在被揭示状态的意义上出现的，也就是去蔽。1926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说：“‘真在’（真理）必须被理解为揭示着的存在。所有符合的意义是一个存在者（主体）对另一个存在者（客体）的肖似，那么，真理就根本没有认识和对象之间相符合那样一种结构”
（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1页。）。这种真理观和传统真理符合论有很大的不同，符合论预设了主客分离，揭蔽真理观不预设本来的“处所”，揭蔽的真理“是进行揭示的”，是此在的揭示活动或展开状态。他把揭蔽的真理描述为疏朗见光之域，就像黑夜中一束光的乍泄所带来的澄明。后来这种观点得到进一步的阐释，“‘真理’乃是存在者之解蔽，通过这种解蔽，一种敞开的状态才成其本质（west）。一切人类行为和姿态都在它的敞开之境中展开。因此，人乃以绽出之生存（Ek-sistenz）的方式存在”（注：〔德〕《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版，第225页。）。1930年，海德格尔的真理观又发生了重大转折，在《论真理的本质》这篇文章的原稿时引用了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注：《道德经》（二十八章）、(四十二章)。），并将黑解释为“隐藏于黑暗之中”。他提出了真理是解蔽同时也是遮藏，“让存在——即让存在者整体存在——是解蔽着又遮蔽着的”②③④〔德〕《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版，第228、226、940、937页。），即是“白”也是“黑”。在他看来，当我们试图揭示存在者的时候，这种揭示同时也是一种藏匿，因为当你把某种存在带到光明的同时，也就使得存在者的整体存在被摧毁了，失去了存在者的存在。因为“存在者整体的敞开状态并不就是我们熟悉的存在者之总和”②。他认为，哲学要做的工作不是从遮蔽状态转向无蔽状态，而是从无蔽状态转向遮蔽状态。到1950年，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进一步说到：“一切本质的东西，不仅是现代技术本质的东西，到处都最为长久地保持着遮蔽”③。并强调了在无蔽中解蔽的局限性，“如果说人以其方式在无蔽范围内解蔽着在场者，那么他不过是应合于无蔽状态之呼声（Zuspruch）而已；即便在他与此呼声相矛盾之处，情形亦然”④。当然，海德格尔不是让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不要去追求光明，而是要有光，但不能固执于光，停止于光，光的目的是黑暗，光是通达黑暗的桥梁。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黑暗不同于昏暗。昏暗是一种光明的缺失。黑暗却是光明的存在者，是光明的载体，也是光明的家。因此，这种黑暗有它本身的澄明和质地。可以这样说，与中国道家思想的相遇使得海德格尔思想从无蔽转向了隐蔽的存在。道家“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二十八章）、(四十二章)。）的迂回思路使得海德格尔抵达了更险峻的思维高峰。
然而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除了海德格尔所理解的“知其白为其黑”之外，还有着更多的生存论意义。知白不辩白，甘受其辱，白总会白；知白说黑，白中有黑，黑中有白，黑就是白；知白缄口，不去一语破天机，让智成愚，愚就是智；知白不争白，不求共识，黑就是寂寞；他人是白我是黑，他人尊严放头顶，自我尊严留心底。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对“知”的不可通约性表现出的极大宽容力似乎追随了道家哲学思想的精髓。道永远是黑，是隐匿者，说出来的就不是道。
二、“众生平等”与去中心主义
古老的柏拉图哲学是一个为理想而牺牲的哲学。主张人可以为祭祀而“牺牲生命”，寻求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能为了尊严而去追求生命之外的理想，能通过死亡而获得一个比此生更有价值的“生命”。康德也认为，人类特有的尊严比生命更有价值。黑格尔和康德有相似看法，认为人类宁肯冒生命危险也要为实现自己的信仰而斗争。德里达清算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渊源，表示了根本不同的看法，表示了对生命践踏的忧虑。他认为，人类根本不应该有死刑，这是人类的以暴制暴的心理。这是人类慈善和宽容不彻底的表现。他说：“在研究纯粹的宽容态度和纯粹的慈善态度时，我主张去宽容那些不可宽恕的事情，如果我宽恕那些可以宽恕的事，那就不叫宽恕了，这太容易了。……宽恕的真正‘意思’是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事情和不请求宽恕的人。这是对宽恕概念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分析。宽恕应该是名副其实的、高尚的、胸怀大度的”⑦（〔法〕《明天会怎样—德里达与卢迪内斯库对话录》，苏旭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08、80-81页。）。
德里达在分析了笛卡尔以来关于人类主体独立、自尊、武断的理论后，发现人类不但要掌握和控制自然，而且要与自然作对，仇恨动物。他认为这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排斥别的生命存在的不平等思想。他说：“针对以往的哲学著作，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我所表达的一切解构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均是对他们普遍忽视动物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人与动物之区别的理解的否定。……我认为总体上讲，哲学，特别是笛卡尔哲学思想，在对待动物的问题上体现了语言中心主义的概念，也表现出了哲学的局限性。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种传统，即人与动物并非平等，人占有支配地位”⑦。事实上，从生物学到宇宙论，人是宇宙的中心的观念已无法自圆其说了，“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一时冲动的结果，决不是宇宙的中心。”〔荷〕佛克马、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德里达专门研究了《圣经》中对虐待动物的记载，发现很久以来人类就虐待动物。“我现在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社会虐待动物可能被长期地容忍下去，现代化的虐待动物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人和动物的关系应该改变。这种改变具有本体必要性和伦理责任性的双重含义，我将这两个词加上引号，这样做可以强调（本体和伦理）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注：〔法〕《明天会怎样—德里达与卢迪内斯库对话录》，苏旭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2页。）。
德里达的慈悲、怜悯、宽恕、平等思想其实在中国佛教哲学里早有阐述。慈悲是佛教人际关系的轴心，也是佛教哲学的核心范畴。佛经以“爱护心”给予“众生”的“安乐”为“慈”，以“怜悯心”拔除“众生”的“痛苦”为“悲”。“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注：《大智度论》(二十七)。）佛学提倡大慈大悲、同体大慈、无缘大悲、普度众生的博爱精神。也就是对待一切同体万物应以平等体验和悉心体贴，同时，宽容、体谅和关切别的人和事都应是无条件的，是彻底的慈悲。慈悲的思想是平等观的继续和深化，《新华严经》说：“一切众生平等、一切法平等。”（注：《新华严经》(卷五十三)。）佛学的平等观包含多个层次，这和其他宗教的平等观是根本不同的，不仅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而且人与其他动物也是平等的，人与没有生命意识的山川大地、草木花卉也是平等的。可以看到，佛学的平等对象具有全面、彻底、真正的广泛性。其实《圣经》上，也有上帝说不能杀生，但很快又根据“天意”命令处死那些违反各种条律和规定的人，还是同等报复的思想。这种慈悲和宽容不是真正的慈悲和彻底的慈悲。
三、“言不尽意”与解开现代概念的死结
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在《周易略例
后现代主义以崭新的视角通过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全面颠覆，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新的思维坐标。人们在尝试接受新的文化样态的同时，也在探寻它的思想渊源和流变方向。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所谓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哲学中都找到了其思想痕迹和智慧脉冲。如果说后现代哲学是对现代哲学的再启蒙，不如说在很多节点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回归和感应。
关键词 守其黑 众生平等 言不尽意 为仁由己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3-0014-05
有两种幻想，一种是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全新的，历史是不可复制的；另一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新鲜的，一切都是历史的轮回。对于后现代主义究竟是全新的，还是过去出现过的某种“旧”的复活，一直没有争论的结果。大家似乎看到的是，即使是某种旧的复活也具有了新生的元素。然而，后现代主义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某种回归的高度一致性，是智慧灵感的再现，还是中国先哲们过人的历史穿透力，值得我们深思。
一、“守其黑”与真理的遮蔽
过去人们总认为，亚里士多德这位逻辑之父把判断看作真理的始源“处所”，率先把真理称为“符合”。海德格尔认为，事实是人们误解了亚里士多德，以致一直把真理理解为某种物与知的符合与一致。他觉得赫拉克利特早就提出真理始终是在被揭示状态的意义上出现的，也就是去蔽。1926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说：“‘真在’（真理）必须被理解为揭示着的存在。所有符合的意义是一个存在者（主体）对另一个存在者（客体）的肖似，那么，真理就根本没有认识和对象之间相符合那样一种结构”
（注：〔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1页。）。这种真理观和传统真理符合论有很大的不同，符合论预设了主客分离，揭蔽真理观不预设本来的“处所”，揭蔽的真理“是进行揭示的”，是此在的揭示活动或展开状态。他把揭蔽的真理描述为疏朗见光之域，就像黑夜中一束光的乍泄所带来的澄明。后来这种观点得到进一步的阐释，“‘真理’乃是存在者之解蔽，通过这种解蔽，一种敞开的状态才成其本质（west）。一切人类行为和姿态都在它的敞开之境中展开。因此，人乃以绽出之生存（Ek-sistenz）的方式存在”（注：〔德〕《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版，第225页。）。1930年，海德格尔的真理观又发生了重大转折，在《论真理的本质》这篇文章的原稿时引用了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注：《道德经》（二十八章）、(四十二章)。），并将黑解释为“隐藏于黑暗之中”。他提出了真理是解蔽同时也是遮藏，“让存在——即让存在者整体存在——是解蔽着又遮蔽着的”②③④〔德〕《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版，第228、226、940、937页。），即是“白”也是“黑”。在他看来，当我们试图揭示存在者的时候，这种揭示同时也是一种藏匿，因为当你把某种存在带到光明的同时，也就使得存在者的整体存在被摧毁了，失去了存在者的存在。因为“存在者整体的敞开状态并不就是我们熟悉的存在者之总和”②。他认为，哲学要做的工作不是从遮蔽状态转向无蔽状态，而是从无蔽状态转向遮蔽状态。到1950年，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进一步说到：“一切本质的东西，不仅是现代技术本质的东西，到处都最为长久地保持着遮蔽”③。并强调了在无蔽中解蔽的局限性，“如果说人以其方式在无蔽范围内解蔽着在场者，那么他不过是应合于无蔽状态之呼声（Zuspruch）而已；即便在他与此呼声相矛盾之处，情形亦然”④。当然，海德格尔不是让我们生活在黑暗之中不要去追求光明，而是要有光，但不能固执于光，停止于光，光的目的是黑暗，光是通达黑暗的桥梁。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黑暗不同于昏暗。昏暗是一种光明的缺失。黑暗却是光明的存在者，是光明的载体，也是光明的家。因此，这种黑暗有它本身的澄明和质地。可以这样说，与中国道家思想的相遇使得海德格尔思想从无蔽转向了隐蔽的存在。道家“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二十八章）、(四十二章)。）的迂回思路使得海德格尔抵达了更险峻的思维高峰。
然而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除了海德格尔所理解的“知其白为其黑”之外，还有着更多的生存论意义。知白不辩白，甘受其辱，白总会白；知白说黑，白中有黑，黑中有白，黑就是白；知白缄口，不去一语破天机，让智成愚，愚就是智；知白不争白，不求共识，黑就是寂寞；他人是白我是黑，他人尊严放头顶，自我尊严留心底。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对“知”的不可通约性表现出的极大宽容力似乎追随了道家哲学思想的精髓。道永远是黑，是隐匿者，说出来的就不是道。
二、“众生平等”与去中心主义
古老的柏拉图哲学是一个为理想而牺牲的哲学。主张人可以为祭祀而“牺牲生命”，寻求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能为了尊严而去追求生命之外的理想，能通过死亡而获得一个比此生更有价值的“生命”。康德也认为，人类特有的尊严比生命更有价值。黑格尔和康德有相似看法，认为人类宁肯冒生命危险也要为实现自己的信仰而斗争。德里达清算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渊源，表示了根本不同的看法，表示了对生命践踏的忧虑。他认为，人类根本不应该有死刑，这是人类的以暴制暴的心理。这是人类慈善和宽容不彻底的表现。他说：“在研究纯粹的宽容态度和纯粹的慈善态度时，我主张去宽容那些不可宽恕的事情，如果我宽恕那些可以宽恕的事，那就不叫宽恕了，这太容易了。……宽恕的真正‘意思’是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事情和不请求宽恕的人。这是对宽恕概念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分析。宽恕应该是名副其实的、高尚的、胸怀大度的”⑦（〔法〕《明天会怎样—德里达与卢迪内斯库对话录》，苏旭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08、80-81页。）。
德里达在分析了笛卡尔以来关于人类主体独立、自尊、武断的理论后，发现人类不但要掌握和控制自然，而且要与自然作对，仇恨动物。他认为这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排斥别的生命存在的不平等思想。他说：“针对以往的哲学著作，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我所表达的一切解构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均是对他们普遍忽视动物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人与动物之区别的理解的否定。……我认为总体上讲，哲学，特别是笛卡尔哲学思想，在对待动物的问题上体现了语言中心主义的概念，也表现出了哲学的局限性。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种传统，即人与动物并非平等，人占有支配地位”⑦。事实上，从生物学到宇宙论，人是宇宙的中心的观念已无法自圆其说了，“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一时冲动的结果，决不是宇宙的中心。”〔荷〕佛克马、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德里达专门研究了《圣经》中对虐待动物的记载，发现很久以来人类就虐待动物。“我现在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社会虐待动物可能被长期地容忍下去，现代化的虐待动物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人和动物的关系应该改变。这种改变具有本体必要性和伦理责任性的双重含义，我将这两个词加上引号，这样做可以强调（本体和伦理）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注：〔法〕《明天会怎样—德里达与卢迪内斯库对话录》，苏旭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2页。）。
德里达的慈悲、怜悯、宽恕、平等思想其实在中国佛教哲学里早有阐述。慈悲是佛教人际关系的轴心，也是佛教哲学的核心范畴。佛经以“爱护心”给予“众生”的“安乐”为“慈”，以“怜悯心”拔除“众生”的“痛苦”为“悲”。“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注：《大智度论》(二十七)。）佛学提倡大慈大悲、同体大慈、无缘大悲、普度众生的博爱精神。也就是对待一切同体万物应以平等体验和悉心体贴，同时，宽容、体谅和关切别的人和事都应是无条件的，是彻底的慈悲。慈悲的思想是平等观的继续和深化，《新华严经》说：“一切众生平等、一切法平等。”（注：《新华严经》(卷五十三)。）佛学的平等观包含多个层次，这和其他宗教的平等观是根本不同的，不仅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而且人与其他动物也是平等的，人与没有生命意识的山川大地、草木花卉也是平等的。可以看到，佛学的平等对象具有全面、彻底、真正的广泛性。其实《圣经》上，也有上帝说不能杀生，但很快又根据“天意”命令处死那些违反各种条律和规定的人，还是同等报复的思想。这种慈悲和宽容不是真正的慈悲和彻底的慈悲。
三、“言不尽意”与解开现代概念的死结
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在《周易略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