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到“决定”，仅仅两个字的改变，不仅代表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理论突破，也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的市场化方向。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经久不衰。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从西方到中国，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个不断摸索的问题，有关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和丰富。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问题。一方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效率会更高，即使暂时出现错配，也能够得到纠正；另一方面，市场也是有缺陷的，其自身运行具有一定的波动性，需要进行必要的政府干预。问题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中国35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来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进步，都伴随着生产力的新一轮释放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市场”二字，根据“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的表述，对经济手段的利用，对经济规律的重视，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改革面临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头，1992年春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方谈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让“市场”不再被看成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魔咒；党的十四大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表述，表明中央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从此走进了创造世界经济奇迹的新时代，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20年后的今天，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尽管已经举世公认，但也应当承认，在理论和实践上，或多或少还残留着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对政府的作用期待过大。比如，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尤其是在今年第二季度出现经济增长低于市场预期之时，总有声音叫嚷着让政府出台刺激政策，西方一些国家也出于各种原因“期待”中国政府出手刺激经济；再比如，有些地方政府直接干预到土地等资源的分配和市场准入领域等。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总是闲不住，那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也就无法通过互补，共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现在产能过剩严重的钢铁、水泥、造船等，都是政府关照较多的行业，而市场化程度高的轻纺、家电等行业产能过剩并不严重。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年中，政府简政放权，加快转变职能，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就尽量让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才由政府来做，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显现。比如，今年上半年国家实行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后，调价进一步透明，频率亦较以往加快。一年来，我们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了稳中有进，创新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大力给市场松绑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了全新表述，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两个字的改动，触及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决定性”，意味着尽管其他力量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不是别的，只有“市场”。这一重大理论突破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破除制度藩篱的坚定决心，也勾勒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那就是坚持市场化道路。
　　可以想见，围绕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条主线，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所有改革，就都有了原则和标尺，将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波澜壮阔地展开。
　　当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轻视或忽视政府的作用。我们相信市场，但不是要迷信市场，对市场“天然的缺陷”视而不见，这就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市场共存和互补的关系。比如，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履行好市场监管职能，放任金融市场发生太多寻租行为；同时，政府的不当干预，如“两房”对价格信号的扭曲，又导致了资源的错误配置和风险的快速传递。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大打折扣。
　　理论的高度决定行动的高度，理论一经突破，其能量势不可挡。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决定性”作用的真正发挥，市场化改革的全面铺开，中国将继续书写更加辉煌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