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既有其正面性，又有其背面性。不仅如此，这正着的一面与背着的一面，往往还呈现出相克相生、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事物发展过程的逻辑性、对称性的规律所致。就新闻从业人员而言，一方面我们通过出台若干的法规性文件，鼓励和保护他们行使批评报道的权力，从而使舆论监督成为社会前进的阳光元素和积极权力；另一方面，也要出台相应的法规性文件，对其可能出现的监督权力滥用，作出某种限制性规定，从而达到一种法规上的平衡，进而实现社会稳定的目的。
　　这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上半年印发了《新闻从业职业行为信息管理办法》，从6月30日起开始实施，就是这平衡原理的体现和应用。这个“办法”重点对四种行为进行规范（具体内容本刊本期组稿中已明确列出，此处不再赘述）。其中一、四条实际上讲的是违法行为，二、三条讲的是违规行为，不能只认为它讲的是违背职业道德原则的行为，该“办法”中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来自国家的相关法律内容。过去认为是不合乎职业道德的行为，此时实际上具有了法规的性质，而且此“办法”是在新老媒体不断融合的背景下出台的，实际上把博客、微博、微信等传媒行为也包括进去了。
　　此“办法”的公之于世，求助社会的监督执行，对新闻人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是福音，还是侵害，应该有一个科学公正的分析。这使人想起了毛泽东当年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分清事物的本质时，提出了“延安还是西安”的命题。在笔者看来，乍听上去，这个“办法”是对付或者说是制约新闻人的行为表现的，但实际上有一种“刀子嘴，豆腐心”的效果。正象我们所处的汽车社会：没有油门，汽车就发动不起来，等于是一块废铜烂铁，但只有油门却没有刹车，肯定是车毁人亡的悲惨结局。在这里，“办法”就是刹车，就是保证我们每个新闻人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洒满着阳光，充满着惬意。“办法”就是我们的保护神。
　　为了比较彻底地解开新闻人心中的疑惑，我们还可以讨论这个“办法”是一个中国的个案呢，还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从已掌握的资料看，我们不敢说各国都有相关法规，但至少美英两国有类似的比较充分的法律文本。美国目前在这一层面约束记者的主要法律是1966年颁布的《信息自由法案》，这个法案在给予记者较大信息自由的同时，也作出了一些相应的限制。在斯诺登泄密案件后，美国新的《间谋法》对传播涉密信息的限制程度明显加大。一些大报如《纽约日报》在这方面更有具体的、明确的规定，它被刊载在一本新闻人员的手册本中。《美联社雇员社交媒体准则》也有类似的功能。
　　当我们对问题认识比较清晰、理性之后，就应该对贯彻执行这一“办法”表现出必要的、足够的自觉性！要熟悉“办法”中这几款规定的内涵与外延、差别与界限。其实这其中不仅有违规违纪的成分，而且有侵犯著作权之嫌。同时也决不能犯低级错误，因为爱显摆和大大咧咧不设防，极易造成涉密信息的外泄或商业机密的曝光。
　　考虑到个体的自觉性与懒惰性相伴随，在强调主体自觉的同时，也要付诸客体的矫正。这方面《光明日报》的做法值得提倡：报社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广泛宣传，不断强化关于“办法”的理念，然后靠制度约束，用准则统领。完善修订相关条例，建博客、微博、微信统统须经批准，社内新人、老人须签承诺书。根据违反规定的不同程度，建立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实际上是一种“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办法，对于网络媒体记者，则需要把好“入口关”“培训关”“内部关”“精神关”等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