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位莆田百岁老人，前半生正值战乱年代，逢家世巨变，下定“悬壶济世”之志，始终未改；后半生，他治鼠疫、植断臂，实现手术台零死亡率的奇迹，一举奠定福建省普外科的优势地位。
荣誉毕业生放弃“留京名额”回乡
满目疮痍的城市，拖着孱弱的身体乞讨的人，蜷缩在街头角落等待死神……“11岁的表弟，还有我同父异母的哥哥都病死了。”陈国熙出生于20世纪初的莆田，儿时的记忆，在他的脑海中一直无法淡去。
但他下定决心学医却是因为父亲。
他的父亲是近代民主革命家陈乃元，辛亥革命后曾代行福建省主席职务。可陈国熙读初三时，陈乃元患上了肺结核，最终没有救过来。母亲长叹了一口气：“如果家里有个医生就好了。”
为了这句话，1936年，陈国熙考入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现为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这位一口南方口音的少年，让不少名师都印象深刻。在大四分专科实习前，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和一些外科教授都争着“抢”他，希望他到自己科里工作。
1941年，陈国熙以外科专业各学科总成绩第一名毕业，获美国纽约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颁发的医学博士学位，并被评为“荣誉毕业生”。他有足够的资历留在北京，但当时日寇铁蹄已踏遍大半个中国。“大城市不缺好医生，家乡却盼着有个好大夫。”陈国熙决定回乡，这一千就是半个世纪。
回莆田没多久，陈国熙就跟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一个外科医生，当时的社会名流，谁也没想到，他为了掩护地下党工作，竟将莆田城内祖屋作为秘密联络处，把各种药品、布匹、鞋子、袜子、被子等紧缺物资送给闽中游击队。
“有次地下党行动前缺粮，我还和当地一名老师一起，利用我们的身份和名声发动募捐。”陈国熙回忆，那次共募集到140担（约合7000公斤）大米，成功解决了地下党口粮问题。
戴个口罩就敢深入鼠疫区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莆田鼠疫、霍乱横行，当年这些病就意味着死亡。“当时全城人心惶惶，对鼠疫的恐惧，比后来的非典厉害多了。”陈国熙回忆道。
他从上海购买浓缩鼠防疫苗，在莆田医院进行严格无菌稀释后，为农民一个个接种，“最后接种疫苗的农民至少有几十万人”。
要接种就要跟患者近距离接触。鼠疫可通过体表和呼吸道传播，对医生来说，死亡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当时医疗条件差，医生、护士经常戴着一个口罩，就进入疫区，忙起来一整天都顾不上换。
“那时真是在玩命啊。”陈国熙回想起来，仍唏嘘不已。他当时是外科主任，后来又代理院长，每次接种都自己带队。靠着一线医护的这种“拼命”精神，莆田的疫情被逐步控制。因为在防疫和治疗中表现突出，陈国熙被授予了“鼠防功臣”的称号。
福建省第一例接活断臂
1956年，陈国熙调到福州合组医院（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一上任，他就做了一例震惊全国的手术。
当时一名工人在工作时发生意外，整只左臂被机器轧断，被送到合组医院抢救。在此之前，福建从未有人做过这类手术，即便放眼全国，也只有上海的一名专家完成11例。能否断臂再植，陈国熙心里也没底。
“没想太多，只是知道，如果不接回来，工人的下半辈子就难过了。”陈国熙说，那台9个小时的手术，大概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手术，从骨头、肌腱，再到静脉、动脉、神经、皮肤，他和助手们争分夺秒。
奇迹出现了。9个月后，工人左手的手指有了知觉，手腕也会动了。
陈国熙的一生，除了断臂再植，其他的“第一”也数不胜数：他开了福建省肝、胰、肾手术的先河；他的133例胃大部切除术治疗慢性消化性溃疡的外科手术设计，在全国为先例，并实现了手术台零死亡率的奇迹。
陈国熙一生不仅救人无数，而且育人无数，福建诸多外科名医都是他的学生。晚年，他从手术台边退下来，专心教书育人，编写的《动物手术学》《腹部外科形态学基础》等著作，都成为医学院校的指定教材。
他还向福建省人大建议，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在省市级大医院工作三年后，再分配到县市乡镇，以便打好全面基础。这也成为福建近年实行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源流。
百岁“活化石”爱读英文书籍
陈国熙今年百岁有一，退休20多年后的日子大同小异，每天上午在家人陪伴下散步1400步，下午原地踏步1400步，晚上则开始“补课”：阅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书籍，还有《傲慢与偏见》等世界名著。让人惊讶的是，他看的这些书籍，全是英文原版。
“头一代北协和学生中，恐怕我是唯一一个仍在世的。”陈国熙还记得当年考上北平协和医学院时，一个英国的妇产科教授面试了他，“他问我，抽烟吗？我说没有。有没有其他嗜好？我说我是大学的足球队长，还爱唱歌。他继续问读什么书，我答道喜欢狄更斯的作品。”
陈国熙说，那时的医学教育，除了专业技能，还讲究通才教育，特别是人格塑造。因为手术刀下，就是一条人命，丝毫大意不得。
“一个农民种田，可以通过农作物换钱；一个生意人做买卖，可以通过商品盈利。但作为一个医生，他的天职是为挽救生命，解除病痛，坚决不能靠职业来赚钱。”陈国熙的话掷地有声。
“能读北协和，是我的幸运，也影响了我一生。”陈国熙拍了拍脑袋说，“别人现在都叫我‘活化石’，因为脑袋里储存了很多记忆。”
回望百年，他说：“我很感恩，这是让我活着的精神力量。因为感恩，所以快乐，而快乐也是今天我还能活着的重要原因。”
（摘自《海峡都市报》）
荣誉毕业生放弃“留京名额”回乡
满目疮痍的城市，拖着孱弱的身体乞讨的人，蜷缩在街头角落等待死神……“11岁的表弟，还有我同父异母的哥哥都病死了。”陈国熙出生于20世纪初的莆田，儿时的记忆，在他的脑海中一直无法淡去。
但他下定决心学医却是因为父亲。
他的父亲是近代民主革命家陈乃元，辛亥革命后曾代行福建省主席职务。可陈国熙读初三时，陈乃元患上了肺结核，最终没有救过来。母亲长叹了一口气：“如果家里有个医生就好了。”
为了这句话，1936年，陈国熙考入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现为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这位一口南方口音的少年，让不少名师都印象深刻。在大四分专科实习前，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和一些外科教授都争着“抢”他，希望他到自己科里工作。
1941年，陈国熙以外科专业各学科总成绩第一名毕业，获美国纽约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颁发的医学博士学位，并被评为“荣誉毕业生”。他有足够的资历留在北京，但当时日寇铁蹄已踏遍大半个中国。“大城市不缺好医生，家乡却盼着有个好大夫。”陈国熙决定回乡，这一千就是半个世纪。
回莆田没多久，陈国熙就跟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一个外科医生，当时的社会名流，谁也没想到，他为了掩护地下党工作，竟将莆田城内祖屋作为秘密联络处，把各种药品、布匹、鞋子、袜子、被子等紧缺物资送给闽中游击队。
“有次地下党行动前缺粮，我还和当地一名老师一起，利用我们的身份和名声发动募捐。”陈国熙回忆，那次共募集到140担（约合7000公斤）大米，成功解决了地下党口粮问题。
戴个口罩就敢深入鼠疫区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莆田鼠疫、霍乱横行，当年这些病就意味着死亡。“当时全城人心惶惶，对鼠疫的恐惧，比后来的非典厉害多了。”陈国熙回忆道。
他从上海购买浓缩鼠防疫苗，在莆田医院进行严格无菌稀释后，为农民一个个接种，“最后接种疫苗的农民至少有几十万人”。
要接种就要跟患者近距离接触。鼠疫可通过体表和呼吸道传播，对医生来说，死亡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当时医疗条件差，医生、护士经常戴着一个口罩，就进入疫区，忙起来一整天都顾不上换。
“那时真是在玩命啊。”陈国熙回想起来，仍唏嘘不已。他当时是外科主任，后来又代理院长，每次接种都自己带队。靠着一线医护的这种“拼命”精神，莆田的疫情被逐步控制。因为在防疫和治疗中表现突出，陈国熙被授予了“鼠防功臣”的称号。
福建省第一例接活断臂
1956年，陈国熙调到福州合组医院（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一上任，他就做了一例震惊全国的手术。
当时一名工人在工作时发生意外，整只左臂被机器轧断，被送到合组医院抢救。在此之前，福建从未有人做过这类手术，即便放眼全国，也只有上海的一名专家完成11例。能否断臂再植，陈国熙心里也没底。
“没想太多，只是知道，如果不接回来，工人的下半辈子就难过了。”陈国熙说，那台9个小时的手术，大概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手术，从骨头、肌腱，再到静脉、动脉、神经、皮肤，他和助手们争分夺秒。
奇迹出现了。9个月后，工人左手的手指有了知觉，手腕也会动了。
陈国熙的一生，除了断臂再植，其他的“第一”也数不胜数：他开了福建省肝、胰、肾手术的先河；他的133例胃大部切除术治疗慢性消化性溃疡的外科手术设计，在全国为先例，并实现了手术台零死亡率的奇迹。
陈国熙一生不仅救人无数，而且育人无数，福建诸多外科名医都是他的学生。晚年，他从手术台边退下来，专心教书育人，编写的《动物手术学》《腹部外科形态学基础》等著作，都成为医学院校的指定教材。
他还向福建省人大建议，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在省市级大医院工作三年后，再分配到县市乡镇，以便打好全面基础。这也成为福建近年实行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源流。
百岁“活化石”爱读英文书籍
陈国熙今年百岁有一，退休20多年后的日子大同小异，每天上午在家人陪伴下散步1400步，下午原地踏步1400步，晚上则开始“补课”：阅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书籍，还有《傲慢与偏见》等世界名著。让人惊讶的是，他看的这些书籍，全是英文原版。
“头一代北协和学生中，恐怕我是唯一一个仍在世的。”陈国熙还记得当年考上北平协和医学院时，一个英国的妇产科教授面试了他，“他问我，抽烟吗？我说没有。有没有其他嗜好？我说我是大学的足球队长，还爱唱歌。他继续问读什么书，我答道喜欢狄更斯的作品。”
陈国熙说，那时的医学教育，除了专业技能，还讲究通才教育，特别是人格塑造。因为手术刀下，就是一条人命，丝毫大意不得。
“一个农民种田，可以通过农作物换钱；一个生意人做买卖，可以通过商品盈利。但作为一个医生，他的天职是为挽救生命，解除病痛，坚决不能靠职业来赚钱。”陈国熙的话掷地有声。
“能读北协和，是我的幸运，也影响了我一生。”陈国熙拍了拍脑袋说，“别人现在都叫我‘活化石’，因为脑袋里储存了很多记忆。”
回望百年，他说：“我很感恩，这是让我活着的精神力量。因为感恩，所以快乐，而快乐也是今天我还能活着的重要原因。”
（摘自《海峡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