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
　　无论何时何地，当这些乐曲声响起，总有人会跟着哼唱。因为，这些音符，已经成为民族基因里的红色印记。
　　80多年前，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和艺术家奔赴延安。他们与长征而来的文艺战士、陕北红军中的文艺战士一起歌唱、写作、演戏、作画，为抗日救亡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弹药。
　　他们到战斗前线去、到老百姓中去，播撒革命文艺的火种。
　　硝烟弥漫中，延安文艺奏响全民族夺取抗战胜利的凯歌。
　　回溯历史，我们探寻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精神源泉。

《黄河大合唱》，毛泽东连赞三声“好”

　　延安的天是蓝蓝的天，夏日暖阳照在鲁艺旧址的东山上。
　　这里是冼星海来到延安鲁艺的第二处住所，很多经典作品就诞生于此。
　　1939年春，刚来延安不久的冼星海就在北门外的鲁艺驻地用六个昼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
　　在抗日战争最焦灼的危难关头，这部民族交响史诗激励了中华儿女奋起抗争、保卫祖国的勇氣和信心。
　　当时，他只有34岁。
　　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父亲早亡，靠着母亲微薄收入和勤工俭学，冼星海辗转新加坡、广州、北京、上海，追寻音乐梦想。
　　彼时，中华大地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24岁的他写道：“学音乐的人啊，不要太过妄想，此后实际用功，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使她整个活泼和充满生气。”
　　为了精进音乐技巧，冼星海再次远渡重洋求学。在法国巴黎，他穷困极了，几次饥寒交迫昏倒在巴黎街头。
　　“在困苦生活的时日，祖国的消息和对祖国的怀念也催迫我努力。”“在悲痛里我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念头。”“我把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在冼星海的回忆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年轻的音乐家如何顽强地度过留学岁月。
　　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后，冼星海回国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全面抗战爆发，他随救亡演剧二队从上海到武汉，边创作边演出。哪里有群众，冼星海就到哪里去；哪里有冼星海，哪里的抗战歌声就更加高昂。
　　1938年，冼星海偶然读到了《抗战中的陕北》一书，顿觉心底明亮。他兴奋地对妻子钱韵玲说：“中国现在已成了两个世界，国民党反动派完全堕落了，延安才是新中国的发源地！”
　　“我们走吧，到延安去，那里有着无限的希望和光明！”
　　那时的延安，已是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
　　文艺工作者一手拿笔，一手持枪，积极投身火热的战斗生活，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擂起战鼓。
　　1938年，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教育机构——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同年，冼星海接到了鲁迅艺术学院寄来的全体音乐系师生签名邀请他去任教的信件。
　　到延安的第二天，冼星海就开始授课。他白天教课，傍晚经常提着马灯，翻山越岭步行十几里，到延安各处教歌。
　　1939年2月，冼星海去医院探望在前线受伤的诗人光未然。两位好友一拍即合，有了合作创作大型音乐作品的念头。
　　病床之上，诗人将两个多月以来穿越黄河，目睹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和前线的战斗生活浓缩成400行长诗。
　　3月11日晚，冼星海应邀参加演剧三队举行的歌词朗诵会。在一盏昏暗的油灯旁，25岁的年轻诗人激情饱满朗诵完歌词。冼星海激动地站起来，上前一把抓住歌词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早春的延安夜里很冷。我们用一小盆炭火取暖，我有时看他写得累了，就煮一点红枣给他吃。那时候延安的木炭还是很缺乏的，夜深人静时，炭火熄了，窑洞里非常冷，但星海的创作热情却比火焰还要炽热！”钱韵玲如此回忆。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
　　那是个物质条件极度缺乏的年代。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一个。没有低音乐器，就用汽油铁桶改造成低音二胡。还有用大号搪瓷缸装着20多把勺子制成的新型“乐器”，发出“哗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配合着合唱，烘托出黄河万马奔腾之势。

　　乐器虽简陋，激情却满怀。演出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大约一个月后，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音乐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刚一唱完，毛泽东连声称赞：“好！好！好！”不久，周恩来看过表演后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延安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刘妮说：“冼星海在延安成长为一名杰出的音乐家，也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逐渐成长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思想上的飞跃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新高峰。”
　　当时的延安是一座革命的大学校。冼星海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理论专著，聆听毛泽东作的许多重要报告。理论学习使他“竟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
　　他产生了强烈的入党意愿。
　　1939年6月14日，经组织批准，冼星海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就算我入党的第一天，可以说是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我希望能改变我的思绪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奋斗！”
　　一年后，冼星海受命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那时他的女儿冼妮娜还不到一岁，是冼星海心头最重的牵挂。 　　“我常想念着你和妮娜，为着爱，我们更应加倍努力，我们要贡献一切所有，为民族解放、为实现我们的最高的理想。望你珍重，小心爱护妮娜。让我吻着你和她。”
　　“你身体好么？妮娜好么？念念！最近有西红柿卖，你可多买一点来食，妮娜也要食一点，这是补血的，而且容易消化。”
　　……
　　在与妻子的通信中，冼星海对女儿的成长呵护备至。母女二人也在延安等待着他的归来。
　　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冼星海的这次出差，竟成了与妻子女儿的永别。
　　冼星海一到苏联就遇上卫国战争爆发，回家的路被战火阻隔。
　　常年的劳累，艰苦的战争环境，使他身染重病。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的生命在异国他乡落下休止符，年仅40岁。
　　毛泽东亲笔为他题挽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在抗战烽火中，如冼星海一样，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文艺创作始终与时代主旋律同频共振，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刘妮说。

“黑古元”变成“白古元”

　　1938年，19岁的古元奔向革命热土延安，开启新生活。
　　“一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非常鲜明突出地感到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多年的梦想在那里实现了。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苦，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同志之间关系平等融洽。人们对劳动和生活充满感情、希望和信心。这些都深深感染着我。”古元回忆。
　　在陕北公学接受了三个月的革命理论学习后，古元正式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木刻版画。
　　那个年代，大多数群众都是文盲。因此，图画宣传更显重要。
　　1940年古元被分配到延安县川口区碾庄乡，担任乡文教委员兼乡政府文书。
　　碾庄共有42户人家，全村只有一个识字的人，其余都是文盲。古元在工作之余绘制识字卡片，分发给乡亲们。过了很多天，细心的古元注意到，乡亲们把画着公鸡、牛、骡、马、驴、羊的图片都贴在墙上，而画着水桶、铁铲、镰刀的图片，谁家也没贴出。
　　他由此了解到老百姓对家畜的喜爱，也领会到他们的审美情趣。
　　后来，他创作了《牛群》《羊群》《铡草》《家园》4幅木刻，拓印很多张，分送给乡亲们。他们看见画就津津乐道：“这头驴真带劲！这不是刘启兰家的大犍牛吗？放羊不带狗不行，要背上一条麻袋，母羊在山上下了羊羔装进麻袋带回了。”

　　每创作完一幅作品，古元都要分送给乡亲们。他们很喜欢这些作品，也对有些表现手法提出了批评：“为啥脸孔一片黑一片白，长了那么多黑道道？”
　　从群众的建议里古元明白，他原先学习参考的西方木刻手法并不被老百姓理解，这促使他转而学习传统绘画和民间年画的创作手法。
　　“黑古元”变成“白古元”，乡亲们更喜欢他的作品了。
　　与乡亲们熟悉后，古元对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看见乡亲们的日常生活，如同见到优美的图画一样。
　　政府办公室是古元最常待的地方，老百姓随意进出、毫不拘束。他们有的将铺盖卷往地上一搁，揣着手跨坐在凳子上找工作人员开介绍信，有的弯着腰、比划着向工作人员诉说遭遇，还有的背着挎包、揽着衣服正准备进门，一条狗跟在身边，显然刚从远方归来。这些熟悉的场景，被古元刻画进了《区政府办公室》。
　　“作品中，老百姓姿态轻松随意，工作人员神情专注认真。画面的左下角，黑色桌子上一份《解放日报》格外显眼。这就是边区的日常生活，也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真实写照。古元善于将党的政策融入老百姓的生活中，将真实生活融于艺术中，以小切口反映大时代，歌颂新生活，是边区生活的歌手。”刘妮说。
　　古元的另一幅作品《逃亡地主又归来》被艾青评价为“边区的史画”。

　　画面中，地主一家正在前行。地主老两口骑在马上，脸色阴沉，少爷佝偻身躯，体质虚弱，少奶奶怀抱幼儿，骑马跟在身后，老长工牵着马，走在最前面。远处是黄土高原与窑洞。
　　当时，古元听老乡说附近田崖庄逃到“白区”的地主姚老大又回来了，立刻敏锐捕捉到地主归来的意义。这正反映了当时土地政策的转变。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后，中共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提高农民的抗日积极性，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
　　一个政策、一段历史，就这样被古元巧妙地浓缩进版画中，传递时代变迁和人们的思想变化。
　　回顾碾庄岁月，古元曾说：“我在碾庄工作和生活將近一年，时间不算很长，但这段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使我深切体会到为什么作画和怎样作画，它对于我以后的艺术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1945年4月，纽约《生活》周刊第一次向美国民众介绍了中国现代木刻，所刊登的16幅作品中有彦涵、古元等人的6幅。文章的标题是《木刻帮助中国战斗》。来自中国黄土高原山沟里的鲁艺木刻不仅唤起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热情，也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斗志。
　　对于延安岁月，他曾说：“如果没有在陕北公学和鲁艺所受的教育，是不能明确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牢固信念的。”
　　直至20世纪80年代，他仍对延安念念不忘：“我常想，如果我一直留在陕北，也许我的作品的泥土味会更浓，也就更具有特色，对祖国艺术的贡献可能更大一些……体验生活要深入，不能图新鲜，要带着热爱生活的深厚感情去发掘和开采，要像母亲永远不会烦孩子一样热爱生活。”

从《东方红》到《白毛女》，延安文藝永放光芒的奥秘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曲《东方红》，唱出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款款深情。
　　在半个多世纪的流传中，这首歌成为刻在国人文艺细胞中的红色基因。
　　它的原创者是陕北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李有源。
　　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李有源忽见东方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是最好不过的。”有了这个想法，李有源随即套用陕北民歌《骑白马》的曲调哼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后来经过鲁艺人不断整理、完善和提升，使它形成现在的版本，而且有了大型交响乐大合唱《东方红》。
　　马可称李有源是他们走出“小鲁艺”后遇到的最好的教员之一，在与这些农民艺术家和诗人交往中，他感慨：“可见艺术作品的提升，绝不只是一些专业技术的加工，更重要的是继续深入思想改造，得深入生活，虚心学习民间艺术。”
　　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向民间文化寻求创作资源，把这种文化自信转化为艺术形式，通过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来展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延安文艺”景观。
　　李季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吸纳了信天游的旋律，张鲁、关鹤童、安波、刘炽等人用陕北民间唢呐曲改编出著名的《哀乐》，古元的版画将西方创作手法融入中国传统的、民间的审美……
　　大型歌剧《白毛女》则成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里程碑。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线回到延安，带回了“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听到这个故事的艺术家们被深深感动，决定创作一出大型歌剧：借由一个佃户女的悲惨身世，展现“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时代主题。

　　主创团队经过认真讨论，确立了这出戏的总体要求：戏要写真实生活，音乐创作要具有民间的泥土气息和豪迈的民族气势，美术设计要有简单明快的民族风格，要搞成一部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气息的大歌剧。
　　“方针定下来之后，我们一场一场地拉戏。我们谈定一场戏，贺敬之就去整理，结构好，写好歌词，交给三位作曲家谱好曲，再交给每个演员去练唱。”地主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曾回忆说。
　　排练有时在鲁迅艺术学院的操场上进行，看到的师生、勤务员、老百姓发现不合理、不够好的地方就大胆提出来，不少都被剧组人员采纳了。
　　如此细致创作了三个月，1945年4月，《白毛女》在延安上演。前后共演出了30多场，有的人连看几场，还有人大老远地从安塞、甘泉赶来看。
　　抗战胜利后，一部分鲁艺师生将《白毛女》带到了晋察冀地区，又演遍了整个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的进程。
　　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副教授赵宇涛说，《白毛女》在群众中有极强的感染力，因为它是在群众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创作的。可以说它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歌剧，采用了西方歌剧的作曲手法，融入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元素，对后期中国民间民族音乐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歌剧《白毛女》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剧、连环画、京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译成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远播海外。今年，为庆祝建党百年，重温红色经典，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复排了民族歌剧《白毛女》等一批经典作品。
　　“时至今日，《白毛女》的时代价值不减。它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反映的却是土地革命的问题，生动体现了文艺引领时代进步的作用。它所揭示的主题思想——共产党为民谋幸福的初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刘妮说。
　　（摘自6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