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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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断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可以分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以及新时代五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加强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两支队伍建设、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研究;主流思想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1)004-0041-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04.004
  一、引言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1]。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已经一百多年,不断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和历史经验,对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从俄国“十月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百年的传播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848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产生巨大影响,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中国人所知晓[2]。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为创见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近代有识之士探寻救亡图存道路和实现民族振兴的选择。
  1.晚清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896年,孙中山先生留居英国期间,在大英博物馆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时,曾敦促中国留英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刊载节译英国社会学家颉德的《大同学》一文,首次将马克思的名字印在中国的报刊上。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后来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在译介西方思想时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朱执信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在《民报》发表两篇文章向读者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并摘译《共产党宣言》的几段文字和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全文[2]。1908年,留日学生创办的《天义报》发表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英文版序言和《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同年,出版了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2.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朝田亩制度、师夷制夷、中学西用、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种种救亡图存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后,先进的中华儿女都在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更多地被介绍到中国来。但这些通过传教士和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所作的零星介绍,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这一时期,李大釗先后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过集会演说等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刊发《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十月革命的胜利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篇章,进入了自觉传播的新阶段。
  3.五四运动到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李大钊、陈独秀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和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设专栏,连载《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亲自撰写《创刊宣言》,宣传民众联合的思想,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预言,全国各阶层的大联合最终必定成功。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等著作先后出版,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杨匏安发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浅说》等文章,李达翻译《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1920年8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出版,多次多处翻印,供不应求,广为流传,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充分的宣传发动和思想理论准备[3]。
  4.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工人运动迫切需要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1920年8月,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之后相继在北京、长沙等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到有组织、有领导的传播新阶段。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了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共产主义者中秘密发行。这份月刊正式树起共产党的大旗,阐明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成为全国共产主义者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成为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沟通信息、酝酿建党的重要纽带。1920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致蔡和森的信中称赞《共产党》月刊旗帜鲜明。陈独秀在改版后的《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与此同时,在李大钊等人的主导下,《晨报》副刊更加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觉悟》开设各种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关知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创办马克思主义刊物,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反映工人真实境况,深受读者欢迎,促进了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二)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深入传播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1.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十分注重以中高等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为平台,在学生、工人、农民中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宣传部门在1922年7月以前出版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的书籍20种以上。在这个时期,我们党印行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先驱》《向导》《前锋》《群众》《中国青年》等,重印《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出版《马克思主义概论》等通俗理论图书,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人撰写了大量著述,如,毛泽东同志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董必武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恽代英发表《民主主义与封建势力》,李大钊著《史学要论》,瞿秋白著《社会哲学概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革命实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出版社,提出要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全书、列宁全书、共产主义者丛书等,供各地党员同志学习研究。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奠定党的理论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
  2.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党建立起组织严密、分级实施的宣传体系,创办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等学校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土地革命时期,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113种,包括《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重要著作。在中央苏区,组织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通俗理论读物,创办《红星报》《红旗》《红色中华》等报刊,在党员、红军战士、工农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大家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革命热情。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秘密发行进步刊物和红色图书,教育和引导进步青年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推进工农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例如,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遭遇挫折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3.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论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思想从多方面展开并走向成熟。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此时,在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思想的同时,开始注重传播毛泽东思想。1938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120周年诞辰,党在延安创办了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马列学院,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院专门设立的编译部集中翻译修订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出版革命导师经典著作,在根据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当时干部战士和群众身边的马克思主义。随着边区的稳固,出版了大量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在全党全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中兴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和边区得到了广泛深入的传播,更加深入人心,最终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4.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思想在继续探索中不断发展。这一时期,解放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初步建立起一支忠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富有研究精神和传播能力的工作队伍,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4],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更重要的是,随着解放区快速扩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中国迅速传播,极大地团结凝聚了建立新中国的强大力量。
  (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全党同志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政策理论水平。
  1.系统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系统。根据理论传播的需要,系统化地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著作,并根据传播对象的情况编辑出版各类专辑和单行本。1949年11月,在北京印刷苏联外交出版局出版的收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全部7篇序言的《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纪念本。从1956年到1974年陆续编译出版了39卷(41册),从1979年至1985年,又陆续编译出版了补卷11卷(12册),即第40至50卷。还出版了《列宁全集》39卷,以及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单行本和专题言论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呈现出系统性和全面性。1964年,根据德文并参考英法俄等文本校订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1971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卷本,重印《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1972年5月,出版新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
  2.深入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
  1950年5月,党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1年10月出版,到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四卷出齐。在国内传播的同时,1953年《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俄译本出版。外文出版社陆续出版毛泽东著作中部分著名篇目的多种文字版本。为了提高学习的有效性,为领导干部出版《毛泽东选集》(甲种本),为人民群众出版《毛泽东选集》(乙种本),并大量出版發行《毛主席语录》,让普通百姓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老三篇,大大增强了毛泽东思想普及程度[5]。毛泽东著作被译为17国语言的外文版在国外发行总计达567万余册。   3.在党校和高校传播马克思主义
  党着力加强各级党校和团校建设,建成了一大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专门学校,培养起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骨干队伍。1951年2月,党中央作出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按照理解能力将党员的理论学习分为三级,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第三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教育部门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在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程,并对每门课程的学习时数作出明确规定。
  4.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
  翻身得解放的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性运动在华夏大地蓬勃展开,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纷纷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钻研掌握毛泽东思想。一些工厂成立工人哲学小组、哲学学习班、工人业余哲学班,一些农村成立农民学哲学夜校、田头哲学小组,在部队普遍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工农兵群众自觉自发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等重要党媒党刊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书报之外,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理论传播媒介扩大到音频和视频领域,从1950年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艾思奇、于光远等在电台做关于社会发展史的系列讲座,通过广播电台传播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千家万户。
  5.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
  根据不同社会群体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因人制宜,因地制宜,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加强翻译出版工作,强化学校教育,充分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戏剧、电影、文学、艺术、读报组、标语、演讲会、赛诗会等媒介和手段,全方位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四)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以來,我们党在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断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广泛传播[7],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转发这篇文章。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方面的大量文章。人民群众普遍接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在解放思想中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一时期,中央党校于1977年复校,成为对高级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机构;高等院校1977年恢复招生后,迅速布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青年学生中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社科院等各类研究院所走上正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逐步展开;许多报刊复刊,许多经典书籍重新出版,一批经典红色剧目重新上映,更为重要的是,广播电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
  2.系统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78年以来,中央编译局组织出版了《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资料性刊物。1995年6月,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对收载的文献作了较大调整,并按原著文字对译文重新作了校订。1997年8月,人民出版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一卷中新译文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199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共产党宣言》纪念版。进入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之后,马克思主义学科确立为一级学科[7],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有组织地系统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要著作也被中央编译局进行重新编译校订,于2009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3.系统出版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
  毛泽东同志一生著述非常丰富。早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就印行了多个版本的选集。50年代和60年代,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90年代组织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4卷)》第二版。此外,还先后出版《毛泽东文集(1—8卷)》《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卷,甲种、乙种本)》《毛泽东军事文集(1—6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中下卷)》《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下册)》《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文艺论集》等著作。与此同时,组织出版《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传(1949—1976)》,四部书总计近650万字,历史地再现了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4.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鲜活的理论内容。这期间,理论传播手段进一步创新,理论图书和报刊出版快速恢复并创出新高,广播电视事业快速发展,网络等新媒体不断涌现,理论传播形态日益多样化。有组织地、全面系统地开展理论传播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学习教育活动、党员干部定期培训、民主生活会、“三会一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学习英雄模范人物以及学术论坛等方式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长足的发展。1992年,中央宣传部开始实施“五个一工程”,先后推出一大批人民满意的优秀理论作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播创造了新鲜载体。2004年,中央开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启了新的重要路径。   (五)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进入了新时代和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1.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帮助国内外读者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部门相继编辑出版了习近平总书记多种论述摘编、专题文集,中央宣传部在2014年和2016年先后两次组织出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党的十九大后组织编写出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重要教材。各级党校着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阐释工作。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龙头,持续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中央党校等多个全国知名研究单位,成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组织编写出版了有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读物,希望通过充分的合作与研究,不断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和解读,为党的创新理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适应移动互联时代要求,打造全国贯通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县市区普遍建立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县乡村三级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和普及工作,让党的科学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外传播
  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在海内外的不断传播[8],使得世界人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4年以来,先后组织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在面向全国党员干部群众发行的基础上,扎实做好出版发行、对外翻译、研究阐释和宣传推广,不断扩大出版语种和发行覆盖,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领导人著作,成为各国政要、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读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选读本,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和平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全球广泛发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走向了世界,绽放出科学真理的光芒。
  3.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说服力、战斗力
  在社会思潮日益活跃的时代,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成为新时代研究的重要新课题。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织理论工作者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工作,用贴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话语,编写《马克思靠谱》等理论读物,创作《马克思是个九零后》等歌曲,让年轻人穿越时空与马克思对话,引导更多人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学会在实际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出通俗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图书,回答干部群众关心关注的现实问题,引导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版《西式民主怎么了》《资本主义怎么了》等读物,帮助干部群众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深化对有关重大问题的阐释引导,用正确声音占领舆论制高点,挤压错误观点的传播空间,进一步增进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信任。2020年4月,《共产党宣言》被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编写的《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进一步加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中小学生中的分量。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经验启示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一步步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并在其指导下开始了引发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伟力来源于思想伟力、理论伟力和真理伟力。理论传播积累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律性认识。
  (一)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党成立之前,在知识界传播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先进的中国人通过反复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我们党始终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断加强对理论传播工作的领导。党的领袖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推荐重要著作,提出重要要求,对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始终注重推动全党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9]。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要利用好大众传媒这一重要渠道,坚持把大众传媒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在做好大众传播的同时,高度重视通过组织体系传播马克思主义。着力加强各级党校建设,大规模建立各级各类干部教育学校,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高校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中小学在教材和教学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寓于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接续开展党内专题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新的重要载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的教育和培养,引导理论传播者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真传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真情传播者。
  (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传播被受众接受的程度,不仅和传播主体的素质和传播方式的创新等密切相关,更主要的是取决于所传播的理论自身的理论品质。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只有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理论传播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把真学、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10]。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主要方式是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在这个基础上,要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近百年来,在领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学以致用,在实际中运用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创造世所罕见的人间奇迹,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加强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两支队伍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播种机,通过理论传播吸引、教育、引导人民群众,使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更加紧密团结。在真诚信仰的基础上,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实践,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特点和时代特色,使之更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信仰。一代又一代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工作和生活之中,成为用马克思主義理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生动范本,用身边榜样的实际行动潜移默化地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发现和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为落脚点,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中国人民,努力把理论传播到群众的心坎里。
  (四)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
  理论传播总是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和传播载体,而且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传播方式。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式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早期,主要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撰写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在革命时期,逐步创造性地运用传单、横幅、布告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群众集会发表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主张,运用红色电影、红色歌谣传播马克思主义者的模范事迹等新的重要传播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教育活动、形式多样的学习小组等新的传播方式不断被创造出来,电影、戏剧、广播、电视等新的传播载体获得广泛运用,创作了许多经典的视听作品,理论传播方式更加丰富,理论传播效果更为显著;进入新世纪,以网络为载体、以新媒体为依托,建立各种网站和网页,拍摄各种微视频,推出各类手机App,新兴媒体理论传播的信息量更大、速度更快,理论传播的时效性、趣味性、便捷性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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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易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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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驮囊骆驼作为唐墓“旧材料”,是大家熟知的考古资料,西安、洛阳两京地区多有出土.作为丝绸之路象征符号的骆驼[1],自北朝、隋唐以来,一直是体现墓主死后世界生活和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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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县博物馆收藏有一组商代铜器,系凤阳县公安部门2001年查缴后移交。这组铜器具体的出土地点和埋藏情况不详,仅大致得知这组铜器出土于凤阳县花园湖一带。花园湖西距县城约20公里,湖泊毗邻淮河干流,地域上涉及凤阳县东北部的枣巷、黄湾、大溪河等乡镇。这组铜器共计6件,器类有爵、觚、觯、戈、矛。现介绍如下。弦纹爵1件。出土时部分爵体遭损坏。爵流长而阔,上扬明显,尾部残,直筒状深腹,圜底,三锥形足外撇,足横截面略呈正三角形。
横拱是指与出跳华拱成正交的拱,按《营造法式》“造拱之制”,包括处于不同位置的泥道拱、瓜子拱、令拱、慢拱等,其拱身形象与出跳华拱类似,均为两卷头、每头分瓣卷杀,各拱之区别在于长度、分瓣数和分瓣长度(图一)。这种拱身平直、两端卷杀的横拱,从汉唐至明清的建筑中大量得见。从现存不同地区的早期建筑实例来看.
2001年,甘肃省环县曲子镇村民采集到一件带有铭文的瓦当,瓦当现藏环县博物馆.该瓦当对于研究汉代铭文瓦当,以及环县古代史、古代羌史具有重要意义,故拟对其予以介绍,并对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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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至2015年7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建设区域内发现的820余座东周祭祀坑和37座西汉、东汉、北魏、宋金时期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即虒祁遗址的第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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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石窟地处秦岭西端北麓,位于天水市东南,距市区45公里.山高142米,窟龛群就开凿在陡峭壁立的南向崖面上[1],因潮湿多雨,又几经地震,崖壁中部崩塌较甚,一般将窟龛分布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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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风险是政党主体在社会革命与国家治理中引致的各类风险要素综合,包括政权风险、制度风险、政局风险、意识形态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基本样态。“新革命”“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政治信仰,严肃政治生活,严守政治立场是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的重要经验。新时代防范政治风险须处理好“内与外”“存与变”“防与攻”“治与制”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优化党内生态中统筹国际政局,在减少
张家口市阳原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属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桑干河由西向东横贯全县.阳原玉皇阁坐落在桑干河北岸,熊耳山下二级台地上的阳原县东城镇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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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坚持对思想建设规律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富含深刻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回顾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百年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一是筑牢精神之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心;二是坚持守正创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在思想路线引领下增强思想建设实效;四是构建行为边界,在制度约束中巩固思想建设成果。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体现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梳理党的百年自我革命历程,确保党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其根本意义所在,“精神状态”和“行动内容”两个维度同步推进是其基本进路。其中所蕴含的义理,至少有五点历史的启迪:始终保持党的初心和使命,敢于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具有善于解决问题的艺术和方法,党内存在健全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