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世纪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裹挟的大量现代因子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凸显，成为执政者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致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正是农村和农民问题决定着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和框架。20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谁抓住了农民，谁就抓住了中国；谁丢掉了农民，谁就会丢掉中国。
我们现在正处于新的世纪，面临着建设新农村的重要任务。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回顾和梳理历史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方案，有重要启示。
制度主义
制度主义将制度作为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其出发点是：利益。这一视角的理论假设是：人的生活境况是由制度造成的，改变制度便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境遇。
在20世纪，制度主义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流思路。其代表人物有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等。
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提出民生主义，将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为此，他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这就需要变革土地制度。他主张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土地改革。这一主张在当时没有能够得到实施。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出了土地革命的思路和方案。正因为土地制度的革命，使“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制度变革的步伐。当时的执政者认为，必须走集体生产、共同劳动的道路。随后，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人民公社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组织形式，其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公社制度的后果是农民牺牲太多。尽管全国有80%以上的人口完全从事农业，但最终也未能解决温饱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了土地家庭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实质上是第二次“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农村承包制改革以后仍然面临着长期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问题，如附加于土地的户籍、税收、社会福利等不利于农民权益和农村发展的制度。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着力改变制约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问题。最为集中的是“废除农业税，建设新农村”。前者标志着社会进步不能再以汲取，甚至剥夺和牺牲农民利益的方式为代价，后者意味着农业、农村和农民要获得更多的支持，将其纳入到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发展。
文化主义
文化主义将文化作为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其出发点是文化。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农村和农民只有追求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才能最终摆脱其依附地位。其代表人物是梁漱溟。
梁漱溟坚决不同意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其特殊性，以伦理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分而无阶级之别，只有建设的任务而无革命的对象。
他主张回归农本，回归传统，通过文化复兴重建乡村，通过乡村重建改良中国。他不仅希望通过乡村建设使农村擺脱困境，而且将其视为中华文明利益的起点和基础。为此，他主张知识分子要到乡下去，实现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在他的带领下，一批青年学生在山东邹平等地开展了长达9年的“乡村建设运动”。然而这一运动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它没有看到制度革命和土地问题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无法激起农民的热情。他自己也感叹“工作了9年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农民还是农民” 。
尽管梁漱溟的思想不合时宜，但仍然有较大影响。1990年代，随着以市场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化，农村和农民问题再次凸现，一些人因此对市场化、城市化道路产生怀疑，他们将市场化与城市化视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认为市场化和城市化解决不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90年代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回归农本传统注意到现代化和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但其主张与梁漱溟先生一样仍然是一种空想。在现代化、城市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现实的条件下，试图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与现代化、城市化割裂开来既不现实，也没有理由。
工业主义
工业主义将产业更新作为分析和理解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其出发点是产业。
工业主义的逻辑思路：中国的问题一是人多地少，二是人为土地束缚；只能通过发展工业，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一可以减轻农业人口压力，二为农民的生活寻求新的出路；在中国农村本身就有农工兼顾的传统，由此传统发展草根工业，逐步走向工业化、城镇化。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费孝通。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要走现代化道路，但现代化不是凭空而来，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中国传统乡村就有农工互济的特点，要注意这一特点，开发乡村内部的工业特性。他主张“现代工业技术下乡”，但要以乡村为基点。这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和工业不发达，难以容纳大量农村人口转移；二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外流，势必造成乡村衰败或者被遗弃。
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理念。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与费孝通的理念有直接关联，并取得相当成就。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省的华西村。
当然，费孝通的思路也有局限性。乡镇企业发展是有条件的，即内部有基础，外部有市场，没有这两个条件，发展乡镇企业就是一场灾难。二是乡镇企业的可持续性。从一般规律来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不可分离的。这主要在于城市能够为工业企业提供统一廉价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降低生产成本。孤立分散的乡村企业缺乏效率和竞争性。伴随城市化，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不可避免。
技术主义
技术主义是技术创新作为分析和理解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其出发点是技术。
技术主义的逻辑思路：农业落后在于技术落后，为此要将先进的技术用于农业；同时改变农业的组织方式，实行家庭农场为基础的集约化经营。
中国虽然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农业相对落后。最开始注意到这一点的是来自于工业文明先行者的西方国家的学者。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5年的详细调查。1933 年他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剩、人口过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同时要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因为传统农业主要是依靠劳动，由此必然增加人口。为此，他将资本引入农村问题的分析。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只是土地和劳动，农业规模小根本无法吸引财富投资于农业。要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产出，必须改变过剩劳动替代稀缺资本的状况，将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引入农业。为此，应该大力发展以资本和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农场经济，实行集约化经营。
卜凯在上世纪30年代的见解有相当价值。南京国民政府也试图运用这一理论，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农业产出。只是，技术改进的措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法满足数亿农民渴求土地、摆脱饥饿的紧迫要求。但是，技术主义的主张是有前膽性的。中国是农业大国，但是一个农业弱国，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劳动过剩、资本稀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农业有了很大进步，不仅仅在于制度变革，也在于技术变革。
通过对20世纪关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四种思路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一是中国三农问题十分复杂，单独依靠某一个方面的变革难以成功。以上4个方面的思路均有合理性，但也有各自的不足。
二是中国三农问题虽然产自中国，有其特殊性，但也有一般性。解决三农问题，既要考虑一般规律，也要注意国情。集体化、乡镇企业是中国创造，但不能因为中国特色而神化。集约化经营是一般趋势，但中国国情不同，资本的投入必然减少劳动投入，劳动转移和农民保障成为突出问题。
我们现在正处于新的世纪，面临着建设新农村的重要任务。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回顾和梳理历史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方案，有重要启示。
制度主义
制度主义将制度作为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其出发点是：利益。这一视角的理论假设是：人的生活境况是由制度造成的，改变制度便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境遇。
在20世纪，制度主义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流思路。其代表人物有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等。
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提出民生主义，将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为此，他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这就需要变革土地制度。他主张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土地改革。这一主张在当时没有能够得到实施。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出了土地革命的思路和方案。正因为土地制度的革命，使“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制度变革的步伐。当时的执政者认为，必须走集体生产、共同劳动的道路。随后，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人民公社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组织形式，其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公社制度的后果是农民牺牲太多。尽管全国有80%以上的人口完全从事农业，但最终也未能解决温饱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了土地家庭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实质上是第二次“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农村承包制改革以后仍然面临着长期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问题，如附加于土地的户籍、税收、社会福利等不利于农民权益和农村发展的制度。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着力改变制约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问题。最为集中的是“废除农业税，建设新农村”。前者标志着社会进步不能再以汲取，甚至剥夺和牺牲农民利益的方式为代价，后者意味着农业、农村和农民要获得更多的支持，将其纳入到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发展。
文化主义
文化主义将文化作为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其出发点是文化。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农村和农民只有追求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才能最终摆脱其依附地位。其代表人物是梁漱溟。
梁漱溟坚决不同意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其特殊性，以伦理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分而无阶级之别，只有建设的任务而无革命的对象。
他主张回归农本，回归传统，通过文化复兴重建乡村，通过乡村重建改良中国。他不仅希望通过乡村建设使农村擺脱困境，而且将其视为中华文明利益的起点和基础。为此，他主张知识分子要到乡下去，实现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在他的带领下，一批青年学生在山东邹平等地开展了长达9年的“乡村建设运动”。然而这一运动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它没有看到制度革命和土地问题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无法激起农民的热情。他自己也感叹“工作了9年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农民还是农民” 。
尽管梁漱溟的思想不合时宜，但仍然有较大影响。1990年代，随着以市场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化，农村和农民问题再次凸现，一些人因此对市场化、城市化道路产生怀疑，他们将市场化与城市化视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认为市场化和城市化解决不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90年代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回归农本传统注意到现代化和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但其主张与梁漱溟先生一样仍然是一种空想。在现代化、城市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现实的条件下，试图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与现代化、城市化割裂开来既不现实，也没有理由。
工业主义
工业主义将产业更新作为分析和理解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其出发点是产业。
工业主义的逻辑思路：中国的问题一是人多地少，二是人为土地束缚；只能通过发展工业，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一可以减轻农业人口压力，二为农民的生活寻求新的出路；在中国农村本身就有农工兼顾的传统，由此传统发展草根工业，逐步走向工业化、城镇化。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费孝通。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要走现代化道路，但现代化不是凭空而来，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中国传统乡村就有农工互济的特点，要注意这一特点，开发乡村内部的工业特性。他主张“现代工业技术下乡”，但要以乡村为基点。这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和工业不发达，难以容纳大量农村人口转移；二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外流，势必造成乡村衰败或者被遗弃。
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理念。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与费孝通的理念有直接关联，并取得相当成就。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省的华西村。
当然，费孝通的思路也有局限性。乡镇企业发展是有条件的，即内部有基础，外部有市场，没有这两个条件，发展乡镇企业就是一场灾难。二是乡镇企业的可持续性。从一般规律来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不可分离的。这主要在于城市能够为工业企业提供统一廉价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降低生产成本。孤立分散的乡村企业缺乏效率和竞争性。伴随城市化，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不可避免。
技术主义
技术主义是技术创新作为分析和理解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其出发点是技术。
技术主义的逻辑思路：农业落后在于技术落后，为此要将先进的技术用于农业；同时改变农业的组织方式，实行家庭农场为基础的集约化经营。
中国虽然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农业相对落后。最开始注意到这一点的是来自于工业文明先行者的西方国家的学者。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5年的详细调查。1933 年他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剩、人口过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同时要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因为传统农业主要是依靠劳动，由此必然增加人口。为此，他将资本引入农村问题的分析。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只是土地和劳动，农业规模小根本无法吸引财富投资于农业。要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产出，必须改变过剩劳动替代稀缺资本的状况，将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引入农业。为此，应该大力发展以资本和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农场经济，实行集约化经营。
卜凯在上世纪30年代的见解有相当价值。南京国民政府也试图运用这一理论，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农业产出。只是，技术改进的措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法满足数亿农民渴求土地、摆脱饥饿的紧迫要求。但是，技术主义的主张是有前膽性的。中国是农业大国，但是一个农业弱国，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劳动过剩、资本稀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农业有了很大进步，不仅仅在于制度变革，也在于技术变革。
通过对20世纪关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四种思路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一是中国三农问题十分复杂，单独依靠某一个方面的变革难以成功。以上4个方面的思路均有合理性，但也有各自的不足。
二是中国三农问题虽然产自中国，有其特殊性，但也有一般性。解决三农问题，既要考虑一般规律，也要注意国情。集体化、乡镇企业是中国创造，但不能因为中国特色而神化。集约化经营是一般趋势，但中国国情不同，资本的投入必然减少劳动投入，劳动转移和农民保障成为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