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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人主要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总和。散文写人主要是通过对人物的描写直接表达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和评价。
尽管在一篇散文里，所写的对象有人、有物、有外景、有内情，但统领全文的却是作者深刻而独特的感受。散文是侧重于写感受的，写人的散文也不例外。不管在某篇散文里写人的篇幅是长是短；不管是对有特殊关系的人物的回忆还是所描写的人和作者萍水相逢；也不管所写的人物是贯穿全篇的还是仅仅在某个段落、一两个场景中作一两次露面，散文里的写人总是一种艺术手法，目的是表达作者对这个人物以至对整个生活的具体而深刻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作者长期积累的，一经作者用完美的艺术构思把它表达出来，便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藤野先生》）；这种感受往往是作者构思的结晶，丰富多彩的生活触发作者创作灵感的媒触，它成了文章的核心，全文由它起兴，以它为结构全文的基础，凭它贯穿全篇，依仗它把作者的意图，作品的主题，构思的“眼”和盘托出（如《雪浪花》）；这种感受原先是人们所共有的，但还比较模糊，还没来的得及清理、深探，尚未有公布于众的动机，一经作家通过形象性的语言，通过人物描写把它清清楚楚地点出来，作者的感受便成了人们共同的感受（如《谁是最可爱的人》）。
如果说，小说主要是人物的典型化，戏剧主要是戏剧冲突的典型化，诗歌主要是情感的典型化，那么，散文主要是对生活的感受的典型化。也就是说，散文，包括写人的散文，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典型化了的对生活的感受。
小说写人要从许多生活原型中艺术地概括出典型形象。而散文写入一般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散文中所写的人物往往是作者有所接触的，有所交往的，甚至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而且，越是熟悉的，有过一段深厚情意的，便越是会产生深刻的独到的感受。曹靖华与鲁迅有过一段师生及同志式的往来，他在《小米的回忆》里，才能把自己的感受写得那么真切、具体而明确。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谊是非同寻常的，他对藤野的描写及自身感受的表达，才会那么细致、清晰而激励人心。朱德和他的母亲是骨肉母子关系，使得他对母亲的回忆，是那样真实、诚挚、充满怀念、敬仰爱戴。这类感受，出自这几位作者的肺腑和笔下显得特别自然、亲切、动人。
散文并不排斥虚构，有些散文中的人物不一定实有其人。但散文写人无需象小说那样以一个模特儿为基础，揉合其他生活原型，或以多个原型“拼凑”、塑造出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来；只要以曾经相识的人而为基础，易其名姓即可，至多把同一人物的诸多事件、时间、细节集中一下，浓缩一下而已。一般说，散文中出现的那个人物是作者亲见其形，亲听其音的。如果放弃了“写感受”这个核心，如果艺术概括得越强、离开真人真事的基础越远，便越接近小说（写人），甚至使人弄不清是小说还是散文。
正因为小说与散文写入的主要艺术目的不同，典型化的要求有差异，因此，在写入的方法上也各有特点。
小说是多方面地写人，在性格冲突中，在生动的情节中，在广阔的场景中写人。而散文写人的方法主要是勾勒，捕捉人物最有特征的地方，寥寥数笔，使人物传神。或者，抓住人物的外形，衣着，音容笑貌，风度神态的最有特征的地方，这里一笔，那里一笔，勾出了活生生的人物来，看似分散零乱，实质传神聚精（如《藤野先生》）；或者，只以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使人物立体地竖在那里（如《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马玉祥）；或者，以一个有象征的事物，把人物最主要的精神衬托出来（如《雪浪花》里的老泰山）；或者，在抒发作者感受乃至直接点题时，一两笔传出人物存在的意义（如《茶花赋》里的普普仁）；或者，从作者与人物的关系中，由作者追忆出人物的经历、品质（如《母亲的回忆》）；或者，由作者直接道出人物主要精神、风格和情操（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言概之，散文写人往往重视“神似”，着力渲染人物的神采风骨和主要特征，采取“画龙点睛”中的“点睛”笔法。
从文体角度来看，小说是叙事体；散文兼有叙事体和抒情体的特色与功能。小说写人，作家不直接露面。小说里有时会出现非情节部分或议论或抒情，但毕竟不象散文那样直接地、着重地发表作者的见解和感受。何况小说里的议论抒情，还得结合情节的发展，矛盾冲突的推进，人物的特定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散文却是得天独厚的，作者可以直接站出来向读者表白对人物的看法和评论，直接点明人物的象征意义、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甚至作者可以直接讲明白人物的鼓舞作用，榜样作用。这里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对小说中的“我”与散文中的“我”的理解，如何对待散文中的“我”和人物关系。小说中的“我”可以是情节的见证人，可以是情节的参与者，也可以是主人公，但都是概括了的艺术形象，典型性格，而不是作者本身，哪怕小说中“我”有作者的影子。散文中的“我”则可以被理解为作者本人。这一点，有的散文比较清楚，有些散文不那么清楚，但绝不能把散文中的“我”理解为艺术概括了的艺术形象，散文中的“我”绝非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不管这个散文中的“我”是画面的观察者还是事件的叙述人，是哲理的阐发者还是意境的开拓者，他的作用是发抒典型感受。由于此，我们可以说：小说中的人物与作者没有直接接触关系，从小说人物刻画中，我们不能直接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生活道路。而散文里的人物往往与作者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我们从散文中的人物与作者的关系描写中，可以窥探出作者的阅历身世，品质为人，生活道路乃至趣闻轶事。在领会这类散文的思想内容与欣赏艺术性的同时，还可以把它作为研究作者的宝贵资料。如上面提到的《母亲的回忆》、《藤野先生》、《小米的回忆》等等。特别是一些伟人、名人的散文著作，尤其有这样的认识作用和文献价值。
尽管在一篇散文里，所写的对象有人、有物、有外景、有内情，但统领全文的却是作者深刻而独特的感受。散文是侧重于写感受的，写人的散文也不例外。不管在某篇散文里写人的篇幅是长是短；不管是对有特殊关系的人物的回忆还是所描写的人和作者萍水相逢；也不管所写的人物是贯穿全篇的还是仅仅在某个段落、一两个场景中作一两次露面，散文里的写人总是一种艺术手法，目的是表达作者对这个人物以至对整个生活的具体而深刻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作者长期积累的，一经作者用完美的艺术构思把它表达出来，便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藤野先生》）；这种感受往往是作者构思的结晶，丰富多彩的生活触发作者创作灵感的媒触，它成了文章的核心，全文由它起兴，以它为结构全文的基础，凭它贯穿全篇，依仗它把作者的意图，作品的主题，构思的“眼”和盘托出（如《雪浪花》）；这种感受原先是人们所共有的，但还比较模糊，还没来的得及清理、深探，尚未有公布于众的动机，一经作家通过形象性的语言，通过人物描写把它清清楚楚地点出来，作者的感受便成了人们共同的感受（如《谁是最可爱的人》）。
如果说，小说主要是人物的典型化，戏剧主要是戏剧冲突的典型化，诗歌主要是情感的典型化，那么，散文主要是对生活的感受的典型化。也就是说，散文，包括写人的散文，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典型化了的对生活的感受。
小说写人要从许多生活原型中艺术地概括出典型形象。而散文写入一般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散文中所写的人物往往是作者有所接触的，有所交往的，甚至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而且，越是熟悉的，有过一段深厚情意的，便越是会产生深刻的独到的感受。曹靖华与鲁迅有过一段师生及同志式的往来，他在《小米的回忆》里，才能把自己的感受写得那么真切、具体而明确。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谊是非同寻常的，他对藤野的描写及自身感受的表达，才会那么细致、清晰而激励人心。朱德和他的母亲是骨肉母子关系，使得他对母亲的回忆，是那样真实、诚挚、充满怀念、敬仰爱戴。这类感受，出自这几位作者的肺腑和笔下显得特别自然、亲切、动人。
散文并不排斥虚构，有些散文中的人物不一定实有其人。但散文写人无需象小说那样以一个模特儿为基础，揉合其他生活原型，或以多个原型“拼凑”、塑造出高度概括的艺术形象来；只要以曾经相识的人而为基础，易其名姓即可，至多把同一人物的诸多事件、时间、细节集中一下，浓缩一下而已。一般说，散文中出现的那个人物是作者亲见其形，亲听其音的。如果放弃了“写感受”这个核心，如果艺术概括得越强、离开真人真事的基础越远，便越接近小说（写人），甚至使人弄不清是小说还是散文。
正因为小说与散文写入的主要艺术目的不同，典型化的要求有差异，因此，在写入的方法上也各有特点。
小说是多方面地写人，在性格冲突中，在生动的情节中，在广阔的场景中写人。而散文写人的方法主要是勾勒，捕捉人物最有特征的地方，寥寥数笔，使人物传神。或者，抓住人物的外形，衣着，音容笑貌，风度神态的最有特征的地方，这里一笔，那里一笔，勾出了活生生的人物来，看似分散零乱，实质传神聚精（如《藤野先生》）；或者，只以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使人物立体地竖在那里（如《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马玉祥）；或者，以一个有象征的事物，把人物最主要的精神衬托出来（如《雪浪花》里的老泰山）；或者，在抒发作者感受乃至直接点题时，一两笔传出人物存在的意义（如《茶花赋》里的普普仁）；或者，从作者与人物的关系中，由作者追忆出人物的经历、品质（如《母亲的回忆》）；或者，由作者直接道出人物主要精神、风格和情操（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言概之，散文写人往往重视“神似”，着力渲染人物的神采风骨和主要特征，采取“画龙点睛”中的“点睛”笔法。
从文体角度来看，小说是叙事体；散文兼有叙事体和抒情体的特色与功能。小说写人，作家不直接露面。小说里有时会出现非情节部分或议论或抒情，但毕竟不象散文那样直接地、着重地发表作者的见解和感受。何况小说里的议论抒情，还得结合情节的发展，矛盾冲突的推进，人物的特定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散文却是得天独厚的，作者可以直接站出来向读者表白对人物的看法和评论，直接点明人物的象征意义、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甚至作者可以直接讲明白人物的鼓舞作用，榜样作用。这里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对小说中的“我”与散文中的“我”的理解，如何对待散文中的“我”和人物关系。小说中的“我”可以是情节的见证人，可以是情节的参与者，也可以是主人公，但都是概括了的艺术形象，典型性格，而不是作者本身，哪怕小说中“我”有作者的影子。散文中的“我”则可以被理解为作者本人。这一点，有的散文比较清楚，有些散文不那么清楚，但绝不能把散文中的“我”理解为艺术概括了的艺术形象，散文中的“我”绝非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不管这个散文中的“我”是画面的观察者还是事件的叙述人，是哲理的阐发者还是意境的开拓者，他的作用是发抒典型感受。由于此，我们可以说：小说中的人物与作者没有直接接触关系，从小说人物刻画中，我们不能直接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生活道路。而散文里的人物往往与作者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我们从散文中的人物与作者的关系描写中，可以窥探出作者的阅历身世，品质为人，生活道路乃至趣闻轶事。在领会这类散文的思想内容与欣赏艺术性的同时，还可以把它作为研究作者的宝贵资料。如上面提到的《母亲的回忆》、《藤野先生》、《小米的回忆》等等。特别是一些伟人、名人的散文著作，尤其有这样的认识作用和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