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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路上有隐喻
很多人不喜欢拿壹基金与红十字会相比，这种比较会让他们敏感地使用某些处事的技巧。因为，这种比较会被自然地置入好与坏、落后与先进、为民与为官、官家与民办等对立状态中。尤其是在雅安地震后，这样的并置会让两下都感到尴尬，这种心结难解。
可是，红十字会成立100多年来，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在知晓了红会的历史后，对它不能左右自身命运的同情或者会增加，至少令人对这个庞大机构的沉浮有所心得。然后，再以红十字会的历史观照壹基金的来路，有一些重要方面是可以比喻的。
红十字会成立初期，实际上存在着北京总会与上海总办事处两处所在。前者是红会合法性的来源，为清政府把持，令红会具有官办属性；后者是其执行基地，沈敦和等上海滩的商团利用常议会的权力架构行使实际控制权。京沪两地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明争暗斗。
红会历史上的这种权力斗争，其实可以总结为官办与商办（民办）之争。只不过因为以当时稀少的公益组织来讲，不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争斗，而体现为政府与公益机构之间的直接对垒。舆论对商办的红会并不利，然而沈敦和借助常议会的掩护，也得以展开这种争夺。
北方与南方两个权力中心对红会的争夺，最终经过特殊的战争年代的需求分出高下，沈敦和他们退场，红会改性，由商团民办变为官办官有。在经过几十年的好日子，一直到汶川地震之后的丑闻风波，红会重新发现自身面临着历史上差不多的境况：官办VS民办。
红会到了今天已经是公益慈善体制的代表机构，这么说，既不是讽刺它，更不是否认它。这就像壹基金对红会的态度那样，前者曾经是后者的挂靠项目，没有红会就没有壹基金—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壹基金不愿意被拿来与红会对比，应该隐含了历史认知。
雅安地震以后，壹基金接受的善款超过3亿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红十字会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舆论的“羞辱”。尽管红会倚重其强大的体制内动员能量，仍然接收庞大规模的救灾钱物，但在舆论认知上，自有分野。可是，“舆论”并不等于现实。
壹基金与红会被放到矛盾地位的情形，很像是“穿越”到了红会的早期阶段。不同的是，官办与民办之争，从一个组织内部分化出来，成为两大机构之间至少在“标签”上的较量。历史地看，如果红会无法把握自身的变迁，壹基金又当如何自处？
过去，是红会一家机构的变化，现在则是整个公益环境与社会生态的变化。无论壹基金是否愿意进行这种比较，“对比”都存在。这种“比较”本身有意义吗？这个很难讲。但在某些人看来，他们是不希望看见这种“分野”扩大的；即使有，也要给予抹平。
公益机构之间的差别是现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在今年的环境下，讲起来就有点难度。事实上，红会本身也在财务公开等方面有进取，但红会成为什么样子，从根本上讲不是它能够主导的。红会作为公益的存量，壹基金作为增量，势必要走不同的路。
红会在历史环境下经受了机制上的“改换门庭”，这不是偶然发生的，红会的改变指出了公益机构面临的某种限度—商团办公益，在做大做强后，即使不考虑舆论因素，也将要面对的挑战。这是红会历史给予壹基金的思考题：红会的限度会成为壹基金的限度吗？
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说要“在商言商”，以一流商人组成的壹基金董事会，要怎样在“在商言商”与“公益共和”之间划出必要的防火线？划线，还是不划线，总归是个问题。红会的上海属性没能抵挡得住北京属性的南下，壹基金在南来北往之间，也许费思量吧。
沈敦和定律，作为商办慈善早期命运颓势的缩写，照样遗留到今日求解。沈敦和坐南迎北，折衷于当道，最后也是叹势比人强。而今，商界群英力保壹基金良性发展，不知对此“沈敦和定律”有无更好的出路解决，历史又回到了现在，又得如何周旋才好？
政治化中的专业化
中国每年大中小等级的灾害无以计数，灾害的政府垄断色彩浓烈。在“多难兴邦”的积极口号下，灾难成为某种机会，用来增进某些关系的纽带。在这种情况下，专以救灾为志业，并且在救灾之后的重建过程中亦有不凡理想，壹基金以此追求专业化的质地。
汶川与雅安地震，对公益界来说，意识实在重大。事实已经证明，前者对公益旧秩序的冲击并非颠覆性的，但确实引发公益在民间的大众认同，进而在金援、参与等方面青睐民办公益。以此为势头不减，雅安地震则将壹基金拱到最前列。
如果没有雅安地震，壹基金是否还是现在这个模样？很难说。夸张点地比喻，可以说“震出一个新的壹基金”。这里的新，不只是行业地位与美誉度方面，还指向壹基金以此为契机，对上下游及自身救灾程序及网络的梳理、参与营造等，决意在救灾专业化上用功。
雅安给了壹基金一个机会，那就是将民间重建带入到与政府重建相比肩的境地。这个机会的获得，一方面依赖于国家救灾模式转换，雅安享受不到分省支援的便利，另一方面是壹基金良好的信譽口碑，使得它与一众民间基金与组织能够施展专业作为。
壹基金在雅安的重建项目预设三年左右期限，这个时间，对壹基金也有重要意义：等到这个时间过去，不一定是什么样的局面，谁也难预测，因此，在这个有限时间内，要试验的就试验，要坐稳做扎实的必须做到位。这个窗口期不只对重建，也对壹基金能力提升构成压力。
从某种程度来说，壹基金要履行数亿元社会捐款的义务—在捐赠者那里，或许对救灾及重建的复杂性难有体会，甚至也不打算了解，但是当壹基金在执行过程想要积累相关经验时，就会发现这种“公益信托”也带有某种强制性，公益专业化的“雅安实验”并不平坦。
红会也参与了雅安重建，不过它采取的方式，是将捐款并入财政体系，与政府项目汇流，在执行层面上倚重行政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卷入重建专业化的麻烦中，并且在账面上很好看。壹基金尝试以执行提升专业能力，重建的更大比重就压在自身组织上。
壹基金向外界解释了这种重建的规划，及其必然带来的拨款滞后性质。至少从舆论旋即起灭的情况看，包括这种解释在内的多种传播应对取得了捐赠人及公众的谅解。只是，在谅解之后，重建进度及其相应的品质掌控，其压力就从外部质询内化为机构进取上。 对于一家专注于救灾的机构而言，如果备灾、救灾及重建的衔接不够扎实，无法以专业作为在灾区做较长时期的本土化建设，那么，前端的募款能力再好，机构也难有定力。专业化不仅是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还是在地化的持久性。壹基金选择救灾为“马”，够险要。
全中国公益机构做救灾的，差不多都是自觉成为政府的“有益补充”，壹基金还想在这些成例之外多进一步。这条路怎么走下去，雅安之后再去哪里，现在还没法指出终点所在。在很大程度上，它的顺利与否取决于政治化的趋势是更开放，还是更狭窄。
从某种意义上说，壹基金与雅安的关系在基金会的历史上，是被定格在此了。看过壹基金在芦山等地做的驻校项目与重建计划，也会拓展人们对所谓“政治化”的认知：政治不全是指狗苟蝇营的算计，其实也包括与社区文化传统的互动，从而助公益改善人的生活处境。
包括壹基金在内，其他基金会与公益组织在雅安的所作所为，已经与汶川地震时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关键在于公益已经介入到社会治理中，不以封闭心态，自外于地方治理。这种“政治化”历程，不只是壹基金在经历，红会也是亲历者，政治化在这里不是排他性的，不是贬抑。
雅安地震一周年时，所有参与重建的基金会都在公开账本。可惜的是，对雅安重建的必要讨论及经验总结被偏激的抹黑式质疑所中断。喧哗之外，公益组织在雅安的宝贵做法—包括公益与政府的互动—都被掩盖了，反而造成了某种投鼠忌器的吊诡氛围，这是一次很脏的污名举动。
祛除悲情化的前程
正像红会在丑闻中代替官办慈善承受压力那样，壹基金被贴上标签也是在替民间公益“受过”。于两种类型的公益慈善来说，这都是修行的必要阶段。红会现今与民间公益的联系程度超过以往，官办慈善中游民办公益，民间公益与官办慈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红会在风波之后，强化了它与体制的联系，强化了总会对地方分会的控制权限。这让红会即使少了社会资助来源，依然可以强大。当然，这种地位的巩固是与体制结合为条件的。壹基金却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在争议面前，越是不放弃对社会的开放性。
沈敦和在他的那个时代，不是商就是官，回旋余地不多。要感谢社会的进化，使得壹基金等民间公益在进退的选择之外，多了一些依托的“根据地”。就像免费午餐让邓飞团队提速专业化进程一样，围绕壹基金的争议也在往两个有益的方向上转化。
其一，是公益内部的法规修缮问题。公益基金会三部重要法律一直受到法学界及公益界人士的批评，主要理据是法规本身赶不上公益现实需求。在此情况下，一种情况是公益行动进入了法律灰色地带，第二种情况是法规自身的冲突，也需要得到合理调节，否则将闹笑话。
其二，是公益组织花钱效率的问题，由此是将一个关键问题公开化，亦即：一个健康的、正当的支持公益组织的疏财系统究竟该是什么样？从这个问题出发，可以自然而然地引申出公益组织介入社会治理的合法性问题。这是壹基金风波的贡献，也是对民办公益的贡献。
长久以来，公众对公益组织的要求很低，最高的要求也不过是透明化。但是在今天，透明化已经不是问题的情况下，还要如何以专业化纽带，来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壹基金被质疑时，这个问题就浮现了：让公益组织好好花钱，也就是要支持公益组织专业化。
过去，公益组织谈专业化，公众很少关心，冷漠以对。可是真的要关心自己的捐赠时，专业化就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在这样的情境下再来谈专业化，公众也就不那么抵触—而这个问题能谈到什么地步，能进展到什么地步，關系包括壹基金在内的公益前途。
这是一个问题谈论的窗口，也是组织化建设的窗口。它有助于将公益行动的背面抖落给社会大众来看：原来，你们捐赠的钱是这样花出去的，即使花钱慢了点，但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也是需要大众一起解决的。什么叫政治化，这也是政治化，不是那种令人厌烦的政治化。
所以，怎么预测壹基金的前途，没办法预测。怎么预测民间公益的走势，也是很难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像红会自身历史所展示的内部左右互搏的情形，在今天或将来或者也会出现，但其结果很难是非左即右的，也许就是中立，就是治理。
上述的窗口期，其实也包含了某种紧迫性。如果在社会大众创造的良好环境下，公益组织在专业化领域，在组织各种资源方面，在社区化与在地化方面做不到最好的话，这个时间窗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关闭。所以，壹基金希望质疑之后的讨论与建设，对其他组织同样是适用的。
很多人不喜欢拿壹基金与红十字会相比，这种比较会让他们敏感地使用某些处事的技巧。因为，这种比较会被自然地置入好与坏、落后与先进、为民与为官、官家与民办等对立状态中。尤其是在雅安地震后，这样的并置会让两下都感到尴尬，这种心结难解。
可是，红十字会成立100多年来，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在知晓了红会的历史后，对它不能左右自身命运的同情或者会增加，至少令人对这个庞大机构的沉浮有所心得。然后，再以红十字会的历史观照壹基金的来路，有一些重要方面是可以比喻的。
红十字会成立初期，实际上存在着北京总会与上海总办事处两处所在。前者是红会合法性的来源，为清政府把持，令红会具有官办属性；后者是其执行基地，沈敦和等上海滩的商团利用常议会的权力架构行使实际控制权。京沪两地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明争暗斗。
红会历史上的这种权力斗争，其实可以总结为官办与商办（民办）之争。只不过因为以当时稀少的公益组织来讲，不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争斗，而体现为政府与公益机构之间的直接对垒。舆论对商办的红会并不利，然而沈敦和借助常议会的掩护，也得以展开这种争夺。
北方与南方两个权力中心对红会的争夺，最终经过特殊的战争年代的需求分出高下，沈敦和他们退场，红会改性，由商团民办变为官办官有。在经过几十年的好日子，一直到汶川地震之后的丑闻风波，红会重新发现自身面临着历史上差不多的境况：官办VS民办。
红会到了今天已经是公益慈善体制的代表机构，这么说，既不是讽刺它，更不是否认它。这就像壹基金对红会的态度那样，前者曾经是后者的挂靠项目，没有红会就没有壹基金—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壹基金不愿意被拿来与红会对比，应该隐含了历史认知。
雅安地震以后，壹基金接受的善款超过3亿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红十字会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舆论的“羞辱”。尽管红会倚重其强大的体制内动员能量，仍然接收庞大规模的救灾钱物，但在舆论认知上，自有分野。可是，“舆论”并不等于现实。
壹基金与红会被放到矛盾地位的情形，很像是“穿越”到了红会的早期阶段。不同的是，官办与民办之争，从一个组织内部分化出来，成为两大机构之间至少在“标签”上的较量。历史地看，如果红会无法把握自身的变迁，壹基金又当如何自处？
过去，是红会一家机构的变化，现在则是整个公益环境与社会生态的变化。无论壹基金是否愿意进行这种比较，“对比”都存在。这种“比较”本身有意义吗？这个很难讲。但在某些人看来，他们是不希望看见这种“分野”扩大的；即使有，也要给予抹平。
公益机构之间的差别是现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在今年的环境下，讲起来就有点难度。事实上，红会本身也在财务公开等方面有进取，但红会成为什么样子，从根本上讲不是它能够主导的。红会作为公益的存量，壹基金作为增量，势必要走不同的路。
红会在历史环境下经受了机制上的“改换门庭”，这不是偶然发生的，红会的改变指出了公益机构面临的某种限度—商团办公益，在做大做强后，即使不考虑舆论因素，也将要面对的挑战。这是红会历史给予壹基金的思考题：红会的限度会成为壹基金的限度吗？
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说要“在商言商”，以一流商人组成的壹基金董事会，要怎样在“在商言商”与“公益共和”之间划出必要的防火线？划线，还是不划线，总归是个问题。红会的上海属性没能抵挡得住北京属性的南下，壹基金在南来北往之间，也许费思量吧。
沈敦和定律，作为商办慈善早期命运颓势的缩写，照样遗留到今日求解。沈敦和坐南迎北，折衷于当道，最后也是叹势比人强。而今，商界群英力保壹基金良性发展，不知对此“沈敦和定律”有无更好的出路解决，历史又回到了现在，又得如何周旋才好？
政治化中的专业化
中国每年大中小等级的灾害无以计数，灾害的政府垄断色彩浓烈。在“多难兴邦”的积极口号下，灾难成为某种机会，用来增进某些关系的纽带。在这种情况下，专以救灾为志业，并且在救灾之后的重建过程中亦有不凡理想，壹基金以此追求专业化的质地。
汶川与雅安地震，对公益界来说，意识实在重大。事实已经证明，前者对公益旧秩序的冲击并非颠覆性的，但确实引发公益在民间的大众认同，进而在金援、参与等方面青睐民办公益。以此为势头不减，雅安地震则将壹基金拱到最前列。
如果没有雅安地震，壹基金是否还是现在这个模样？很难说。夸张点地比喻，可以说“震出一个新的壹基金”。这里的新，不只是行业地位与美誉度方面，还指向壹基金以此为契机，对上下游及自身救灾程序及网络的梳理、参与营造等，决意在救灾专业化上用功。
雅安给了壹基金一个机会，那就是将民间重建带入到与政府重建相比肩的境地。这个机会的获得，一方面依赖于国家救灾模式转换，雅安享受不到分省支援的便利，另一方面是壹基金良好的信譽口碑，使得它与一众民间基金与组织能够施展专业作为。
壹基金在雅安的重建项目预设三年左右期限，这个时间，对壹基金也有重要意义：等到这个时间过去，不一定是什么样的局面，谁也难预测，因此，在这个有限时间内，要试验的就试验，要坐稳做扎实的必须做到位。这个窗口期不只对重建，也对壹基金能力提升构成压力。
从某种程度来说，壹基金要履行数亿元社会捐款的义务—在捐赠者那里，或许对救灾及重建的复杂性难有体会，甚至也不打算了解，但是当壹基金在执行过程想要积累相关经验时，就会发现这种“公益信托”也带有某种强制性，公益专业化的“雅安实验”并不平坦。
红会也参与了雅安重建，不过它采取的方式，是将捐款并入财政体系，与政府项目汇流，在执行层面上倚重行政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卷入重建专业化的麻烦中，并且在账面上很好看。壹基金尝试以执行提升专业能力，重建的更大比重就压在自身组织上。
壹基金向外界解释了这种重建的规划，及其必然带来的拨款滞后性质。至少从舆论旋即起灭的情况看，包括这种解释在内的多种传播应对取得了捐赠人及公众的谅解。只是，在谅解之后，重建进度及其相应的品质掌控，其压力就从外部质询内化为机构进取上。 对于一家专注于救灾的机构而言，如果备灾、救灾及重建的衔接不够扎实，无法以专业作为在灾区做较长时期的本土化建设，那么，前端的募款能力再好，机构也难有定力。专业化不仅是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还是在地化的持久性。壹基金选择救灾为“马”，够险要。
全中国公益机构做救灾的，差不多都是自觉成为政府的“有益补充”，壹基金还想在这些成例之外多进一步。这条路怎么走下去，雅安之后再去哪里，现在还没法指出终点所在。在很大程度上，它的顺利与否取决于政治化的趋势是更开放，还是更狭窄。
从某种意义上说，壹基金与雅安的关系在基金会的历史上，是被定格在此了。看过壹基金在芦山等地做的驻校项目与重建计划，也会拓展人们对所谓“政治化”的认知：政治不全是指狗苟蝇营的算计，其实也包括与社区文化传统的互动，从而助公益改善人的生活处境。
包括壹基金在内，其他基金会与公益组织在雅安的所作所为，已经与汶川地震时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关键在于公益已经介入到社会治理中，不以封闭心态，自外于地方治理。这种“政治化”历程，不只是壹基金在经历，红会也是亲历者，政治化在这里不是排他性的，不是贬抑。
雅安地震一周年时，所有参与重建的基金会都在公开账本。可惜的是，对雅安重建的必要讨论及经验总结被偏激的抹黑式质疑所中断。喧哗之外，公益组织在雅安的宝贵做法—包括公益与政府的互动—都被掩盖了，反而造成了某种投鼠忌器的吊诡氛围，这是一次很脏的污名举动。
祛除悲情化的前程
正像红会在丑闻中代替官办慈善承受压力那样，壹基金被贴上标签也是在替民间公益“受过”。于两种类型的公益慈善来说，这都是修行的必要阶段。红会现今与民间公益的联系程度超过以往，官办慈善中游民办公益，民间公益与官办慈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红会在风波之后，强化了它与体制的联系，强化了总会对地方分会的控制权限。这让红会即使少了社会资助来源，依然可以强大。当然，这种地位的巩固是与体制结合为条件的。壹基金却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在争议面前，越是不放弃对社会的开放性。
沈敦和在他的那个时代，不是商就是官，回旋余地不多。要感谢社会的进化，使得壹基金等民间公益在进退的选择之外，多了一些依托的“根据地”。就像免费午餐让邓飞团队提速专业化进程一样，围绕壹基金的争议也在往两个有益的方向上转化。
其一，是公益内部的法规修缮问题。公益基金会三部重要法律一直受到法学界及公益界人士的批评，主要理据是法规本身赶不上公益现实需求。在此情况下，一种情况是公益行动进入了法律灰色地带，第二种情况是法规自身的冲突，也需要得到合理调节，否则将闹笑话。
其二，是公益组织花钱效率的问题，由此是将一个关键问题公开化，亦即：一个健康的、正当的支持公益组织的疏财系统究竟该是什么样？从这个问题出发，可以自然而然地引申出公益组织介入社会治理的合法性问题。这是壹基金风波的贡献，也是对民办公益的贡献。
长久以来，公众对公益组织的要求很低，最高的要求也不过是透明化。但是在今天，透明化已经不是问题的情况下，还要如何以专业化纽带，来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壹基金被质疑时，这个问题就浮现了：让公益组织好好花钱，也就是要支持公益组织专业化。
过去，公益组织谈专业化，公众很少关心，冷漠以对。可是真的要关心自己的捐赠时，专业化就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在这样的情境下再来谈专业化，公众也就不那么抵触—而这个问题能谈到什么地步，能进展到什么地步，關系包括壹基金在内的公益前途。
这是一个问题谈论的窗口，也是组织化建设的窗口。它有助于将公益行动的背面抖落给社会大众来看：原来，你们捐赠的钱是这样花出去的，即使花钱慢了点，但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也是需要大众一起解决的。什么叫政治化，这也是政治化，不是那种令人厌烦的政治化。
所以，怎么预测壹基金的前途，没办法预测。怎么预测民间公益的走势，也是很难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像红会自身历史所展示的内部左右互搏的情形，在今天或将来或者也会出现，但其结果很难是非左即右的，也许就是中立，就是治理。
上述的窗口期，其实也包含了某种紧迫性。如果在社会大众创造的良好环境下，公益组织在专业化领域，在组织各种资源方面，在社区化与在地化方面做不到最好的话，这个时间窗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关闭。所以，壹基金希望质疑之后的讨论与建设，对其他组织同样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