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梳理分析凯恩斯主义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缺陷，对比德英美三国在经济转型时期供给侧改革的成功经验，从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社会分工三要素出发，深化金融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调整，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创新驱动指明方向。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社会分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需求侧的“不平衡不充分”反映出凯恩斯主义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问题的局限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用改革的方式化解中国经济中的结构和总量问题，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创新驱动指明方向。
一、全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从1978年到2018年，经济总量从不到4000亿至超90万亿，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2.9%。经济高速发展的取得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下的“走出去”和“引进来”，大量现有劳动力潜能使外资投入得到充分利用。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领域难以再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中国进入增速放缓时期。20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出台四万亿救市计划，采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此后，10年欧债危机、13年钱荒、14年债券市场大规模违约、15年股灾、17年资本外逃以及18年中美贸易摩擦，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长期面临下行压力。特别是2015年之后，经济出现通货紧缩风险。同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要加大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只有堅定不移地执行供给侧，才能去产能，让经济脱虚入实，实现中国经济的彻底转型，才能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
凯恩斯主义作为我国经济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从需求侧呈现“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及净出口三部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和增长拉动，对政府干预市场、主动调控增加需求提供理论基础。然而，凯恩斯理论产生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资源闲置，物价水平保持稳定，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后，国内百废待兴，多部门需求旺盛。劳动力和生产材料的结合大量增加社会供给，却不会导致成本价格上升。人口红利、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性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优化催发中国强大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此阶段，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突出，且增长拉动百分点持续上涨，最高分别可达10.4、10.72百分点，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正面作用。回看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从凯恩斯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危机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动摇一国货币稳定性进而影响消费、投资与净出口。97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无法再与亚洲其他国家相竞争，净出口表现为负值。中央政府通过住房制度改革、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家电下乡等政策“拉内需，促增长”。08年我国以政府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各级地方政府带头，国企配合，将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拉动引擎。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由08年的53.2%上升至09年的86.5%，上涨33.3%。同期，最终消费支出由44.2%上升至56.1%，上涨11.9%；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由2.6%下降至-42.6%，增长贡献率降低45.2%。
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很好解释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奇迹，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低端领域的竞争乏力，高端领域的技术缺失，在上下挤压的背景中，虽然政府采用的逆周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使经济增速得到回升，但随后又会出现更大的经济波动。根本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根本无法解决中国当前经济中的总量和结构性问题，单纯从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和净出口三维度分析经济增长缺乏时代意义。张维迎老师在《中国经济不能再任由凯恩斯主义忽悠了》一文中也指出：凯恩斯主义关心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凯恩斯主义也就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政治家使用。
回归亚当？斯密市场理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方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错配，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创造出适应新需求的新供给，从而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正如张维迎老师所说：中国不能再被凯恩斯主义忽悠了。
二、德英美三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验
（一）20世纪60年代，德国经济增速换挡，仍采用的需求侧刺激导致财政赤字严重，政府债务连年累积，产业结构失衡，国际竞争力下降。1982年穆特？科尔当选总统，采取“多市场，少国家”的供给侧经济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压缩政府开支；推进私有化，发挥企业能动性；协调政策，维护币值稳定等。
（二）20世纪70年代，英国遭遇长达10年的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共存的“滞涨”现象。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降低失业率作用甚微，经济长期低迷。1979年撒切尔夫人转变政府的经济政策，采取减少国家干预、放松政府管制、紧缩货币政策、削减福利开支等供给侧改革方式。
（三）20世纪70、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欧、日本崛起，美国国内产能过剩，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速下降，凯恩斯主义失灵，经济出现滞涨。里根总统两次修订税收法案，大规模降税；放松市场管制，鼓励合理竞争，鼓励合理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成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金融市场化进程，提高市场竞争力；主动贬值美元，降低贸易赤字等。
德英美三国均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国内经济难题，并为经济转型创新驱动奠定基础。他们的成功经验包括有鼓励市场竞争、减少政府干预；鼓励企业创新，挖掘市场潜能；优化产业结构，建立新市场机制。当前，我国面临中低端供给过剩，而高端供给不足；第一二产业产能过剩，而第三产业效率不高；政府财政赤字严重，而国际收支盈余减少等问题，深化金融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调整，以改革方式化解总量和结构问题将刻不容缓。 三、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驱动力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革的方法实现“三去一降一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摆脱要素驱动，实现经济内生增长。
（一）自主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水平决定世界走向。三次工业技术革命，英国凭借蒸汽机发明成就日不落帝国；而后发电机、新能源的兴起，德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世界首颗原子弹的爆炸和晶体管的研制使美国抓住产业革命机遇而成功崛起。陈雨露在《世界是部金融史》中说道：“创新，是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兴衰的根本。”过去，中国同亚洲多国发展模式大致相同，依靠制度后发优势，加工出口中低档产品。截至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占商品出口贸易总额比重为28.8%，而工业制成品占商品出口贸易总额比重高达95%。目前，中国面临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程度呈递减趋势，缺乏生产技术水平进步的经济模式将很难形成和实现“引导型发展”和“先发优势”。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明确，2018年我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 但总体上，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尚有所欠缺，对外国进口技术依赖度高。据统计，2016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差额为804.5亿美元。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中心，加大科研经费和科研人才投入，培育企业创新文化；加强基础性学研究，弥补科研短板。同时，从创新要素出发，以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水平，管理创新增强经济效率，业务创新契合市场需求，服务创新优化营商环境，金融创新丰富融资渠道，制度创新完善市场机制，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开发国内消费市场容量，拉动国内消费增长，而且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有质量有技术的“走出去”。
（二）企业家精神
服务实体经济是各项工作的使命和着重点。近年来，中国社会资金由实体经济大量涌向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融资总量均呈下降趋势，而虚拟经济占GDP比值偏高，经济运行存在“虚火”。中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自08年3800元/平方米上升至17年7892元/平方米，上涨幅度达2.08倍。房价的快速飙升，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保险公司的保费和保证金、信托公司的信托资金等大批量涌入，对实体投资形成压迫，并诱发实体部门“脱实向虚”。如此循环，房价抬高，虚火更旺。事实显示：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重化工业国企形成了资金需求“黑洞”，在推高市场利率的同时，对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产生挤出效应。中国经济存在的“脱虚”现象，企业家职业精神的缺失，或源于内心膨胀的欲望，最终表现的结构是违背商业的基本逻辑。根据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靠的是开发国内市场，由企业家创造新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这才是企业家的职能。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企业家因素，并考虑将企业家精神纳入经济增长指标，着重考量企业家敬业精神、识别风险能力、创新研发能力；从企业端入手，识别伪创新风险，促进人才培养；优化营商环境，释放市场活力；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加强行业素质建设；回归实体本源，强化金融风险意识。
（三）分工的深化和市场制度的完善
亚当·斯密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分工的过程，是人力资本的配置过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分工优势，开发市场潜力，扩大市场规模，提高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促進经济发展。
分工促进制度变迁，制度保障分工深化。但当前，我国市场诚信体系不完善，消费者权利得不到维护；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潜力长期抑制；金融市场体制不完善，融资方式多样化转变动力不足；现有市场机制更新滞后，监管缺位致使监管套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但制度扶持和保障上存在较大缺口，甚至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用改革方式摒除经济阻力，完善市场机制，深化社会分工，将利于提供多样化融资方式，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中小微企业信贷融资，提高技术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水平。
参考文献：
[1]沈坤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治理思路的重大调整[J].南京社会科学，2016（02）：1-3.
[2]张来武.论创新驱动发展[J].中国软科学，2013（01）：1-5.
[3]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J].经济学家，2013（01）：5-11.
[4]舒展，程建华.我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解析及应对策略[J].贵州社会科学，2017（08）：103-109.
[5]李宏彬，李杏，姚先国，张海峰，张俊森.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44（10）：99-108.
[6]鲁传一，李子奈.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理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3）：42-49.
[7]王一鸣，王君.关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几个问题[J].中国软科学，2005（07）：10-14+32
[8]（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
作者简介：
罗新雨（1998），女，汉族，四川，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在读本科生。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社会分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需求侧的“不平衡不充分”反映出凯恩斯主义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问题的局限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用改革的方式化解中国经济中的结构和总量问题，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创新驱动指明方向。
一、全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从1978年到2018年，经济总量从不到4000亿至超90万亿，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2.9%。经济高速发展的取得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下的“走出去”和“引进来”，大量现有劳动力潜能使外资投入得到充分利用。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领域难以再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中国进入增速放缓时期。20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出台四万亿救市计划，采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此后，10年欧债危机、13年钱荒、14年债券市场大规模违约、15年股灾、17年资本外逃以及18年中美贸易摩擦，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长期面临下行压力。特别是2015年之后，经济出现通货紧缩风险。同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要加大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只有堅定不移地执行供给侧，才能去产能，让经济脱虚入实，实现中国经济的彻底转型，才能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
凯恩斯主义作为我国经济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从需求侧呈现“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及净出口三部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和增长拉动，对政府干预市场、主动调控增加需求提供理论基础。然而，凯恩斯理论产生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资源闲置，物价水平保持稳定，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后，国内百废待兴，多部门需求旺盛。劳动力和生产材料的结合大量增加社会供给，却不会导致成本价格上升。人口红利、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性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优化催发中国强大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此阶段，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突出，且增长拉动百分点持续上涨，最高分别可达10.4、10.72百分点，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正面作用。回看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从凯恩斯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危机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动摇一国货币稳定性进而影响消费、投资与净出口。97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无法再与亚洲其他国家相竞争，净出口表现为负值。中央政府通过住房制度改革、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家电下乡等政策“拉内需，促增长”。08年我国以政府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各级地方政府带头，国企配合，将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拉动引擎。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由08年的53.2%上升至09年的86.5%，上涨33.3%。同期，最终消费支出由44.2%上升至56.1%，上涨11.9%；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由2.6%下降至-42.6%，增长贡献率降低45.2%。
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很好解释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奇迹，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低端领域的竞争乏力，高端领域的技术缺失，在上下挤压的背景中，虽然政府采用的逆周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使经济增速得到回升，但随后又会出现更大的经济波动。根本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根本无法解决中国当前经济中的总量和结构性问题，单纯从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和净出口三维度分析经济增长缺乏时代意义。张维迎老师在《中国经济不能再任由凯恩斯主义忽悠了》一文中也指出：凯恩斯主义关心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凯恩斯主义也就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政治家使用。
回归亚当？斯密市场理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方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错配，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创造出适应新需求的新供给，从而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正如张维迎老师所说：中国不能再被凯恩斯主义忽悠了。
二、德英美三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验
（一）20世纪60年代，德国经济增速换挡，仍采用的需求侧刺激导致财政赤字严重，政府债务连年累积，产业结构失衡，国际竞争力下降。1982年穆特？科尔当选总统，采取“多市场，少国家”的供给侧经济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压缩政府开支；推进私有化，发挥企业能动性；协调政策，维护币值稳定等。
（二）20世纪70年代，英国遭遇长达10年的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共存的“滞涨”现象。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降低失业率作用甚微，经济长期低迷。1979年撒切尔夫人转变政府的经济政策，采取减少国家干预、放松政府管制、紧缩货币政策、削减福利开支等供给侧改革方式。
（三）20世纪70、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欧、日本崛起，美国国内产能过剩，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速下降，凯恩斯主义失灵，经济出现滞涨。里根总统两次修订税收法案，大规模降税；放松市场管制，鼓励合理竞争，鼓励合理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成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金融市场化进程，提高市场竞争力；主动贬值美元，降低贸易赤字等。
德英美三国均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国内经济难题，并为经济转型创新驱动奠定基础。他们的成功经验包括有鼓励市场竞争、减少政府干预；鼓励企业创新，挖掘市场潜能；优化产业结构，建立新市场机制。当前，我国面临中低端供给过剩，而高端供给不足；第一二产业产能过剩，而第三产业效率不高；政府财政赤字严重，而国际收支盈余减少等问题，深化金融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调整，以改革方式化解总量和结构问题将刻不容缓。 三、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驱动力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革的方法实现“三去一降一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摆脱要素驱动，实现经济内生增长。
（一）自主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水平决定世界走向。三次工业技术革命，英国凭借蒸汽机发明成就日不落帝国；而后发电机、新能源的兴起，德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世界首颗原子弹的爆炸和晶体管的研制使美国抓住产业革命机遇而成功崛起。陈雨露在《世界是部金融史》中说道：“创新，是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兴衰的根本。”过去，中国同亚洲多国发展模式大致相同，依靠制度后发优势，加工出口中低档产品。截至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占商品出口贸易总额比重为28.8%，而工业制成品占商品出口贸易总额比重高达95%。目前，中国面临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程度呈递减趋势，缺乏生产技术水平进步的经济模式将很难形成和实现“引导型发展”和“先发优势”。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明确，2018年我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 但总体上，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尚有所欠缺，对外国进口技术依赖度高。据统计，2016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差额为804.5亿美元。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中心，加大科研经费和科研人才投入，培育企业创新文化；加强基础性学研究，弥补科研短板。同时，从创新要素出发，以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水平，管理创新增强经济效率，业务创新契合市场需求，服务创新优化营商环境，金融创新丰富融资渠道，制度创新完善市场机制，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开发国内消费市场容量，拉动国内消费增长，而且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有质量有技术的“走出去”。
（二）企业家精神
服务实体经济是各项工作的使命和着重点。近年来，中国社会资金由实体经济大量涌向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融资总量均呈下降趋势，而虚拟经济占GDP比值偏高，经济运行存在“虚火”。中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自08年3800元/平方米上升至17年7892元/平方米，上涨幅度达2.08倍。房价的快速飙升，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保险公司的保费和保证金、信托公司的信托资金等大批量涌入，对实体投资形成压迫，并诱发实体部门“脱实向虚”。如此循环，房价抬高，虚火更旺。事实显示：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重化工业国企形成了资金需求“黑洞”，在推高市场利率的同时，对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产生挤出效应。中国经济存在的“脱虚”现象，企业家职业精神的缺失，或源于内心膨胀的欲望，最终表现的结构是违背商业的基本逻辑。根据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靠的是开发国内市场，由企业家创造新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这才是企业家的职能。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企业家因素，并考虑将企业家精神纳入经济增长指标，着重考量企业家敬业精神、识别风险能力、创新研发能力；从企业端入手，识别伪创新风险，促进人才培养；优化营商环境，释放市场活力；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加强行业素质建设；回归实体本源，强化金融风险意识。
（三）分工的深化和市场制度的完善
亚当·斯密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分工的过程，是人力资本的配置过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分工优势，开发市场潜力，扩大市场规模，提高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促進经济发展。
分工促进制度变迁，制度保障分工深化。但当前，我国市场诚信体系不完善，消费者权利得不到维护；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潜力长期抑制；金融市场体制不完善，融资方式多样化转变动力不足；现有市场机制更新滞后，监管缺位致使监管套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但制度扶持和保障上存在较大缺口，甚至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用改革方式摒除经济阻力，完善市场机制，深化社会分工，将利于提供多样化融资方式，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中小微企业信贷融资，提高技术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水平。
参考文献：
[1]沈坤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治理思路的重大调整[J].南京社会科学，2016（02）：1-3.
[2]张来武.论创新驱动发展[J].中国软科学，2013（01）：1-5.
[3]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J].经济学家，2013（01）：5-11.
[4]舒展，程建华.我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解析及应对策略[J].贵州社会科学，2017（08）：103-109.
[5]李宏彬，李杏，姚先国，张海峰，张俊森.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44（10）：99-108.
[6]鲁传一，李子奈.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理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3）：42-49.
[7]王一鸣，王君.关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几个问题[J].中国软科学，2005（07）：10-14+32
[8]（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
作者简介：
罗新雨（1998），女，汉族，四川，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