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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大面积的雾霾从北京覆盖到广州。有人调侃说，雾霾存在一个三元悖论：在治理雾霾、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三者中，至多只能兼得两项。
要回答如何治霾的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当前的雾霾天气是由什么造成的。
2017年的第一天，生活在中国北方城市的人们又遭遇了熟悉的雾霾。到1月4日，中央气象台已连续发布大雾红色预警。京津冀等八省市持续大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低于50米。高速公路大面积封闭，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北京空气质量三天内两次爆表。
在此之前的2016年年底，北京等地已经遭遇上一次严重雾霾，该次雾霾的影响范围多达17个省区市，雾霾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七分之一。在雾霾最严重的河北石家庄一处监测点，PM2.5指数一度突破1000。
从年尾到年头，我们见识了一次跨年的雾霾。许多人都在问：这雾霾能不能治，要怎么治？有人悲观地编了一条“雾霾三元悖论”：在治理雾霾、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三者中，你不可能做到三者兼得，至多只能兼得两项。真的如此吗？
要回答怎么治雾霾的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当前的雾霾天气是由什么造成的。有一名叫做“鲍迪克”的微博大V发了一段问答：
问：你是否愿意做饭不煎炸炒，只蒸煮凉拌？答：那不行。问：是否原意一直单双号限行？答：当然不愿意。问：是否愿意你们厂每年停工半年？答：如果继续发工资当然愿意，但老板肯定不愿意。我说：明明是你们和老板不愿实施治雾霾的这些办法，为何说政府有办法不用？然后，没有然后了……
如果像这位“鲍迪克”这样，认定雾霾是由现代人离不开的生活所造成，那这雾霾就没法治了。可是，美国、英国等曾经遭受过雾霾的城市又表明，雾霾是可以治理的。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专家组认为：
民用散煤燃烧排放，仍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范围重污染的主要成因。在2016年12月底出现的重污染天气中，污染程度比较重的石家庄、邯郸等市，其PM2.5、PM10和一氧化碳的浓度同步变化趋势非常明显，二氧化硫的浓度也比较高，主要是因为民用散煤燃烧不完全，产生一氧化碳的量比较大，而大的工业企业煤炭燃烧比较完全。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2016绿色中国发展论坛提出：在京津冀地区，单位平方公里每年消耗的煤炭是全球平均值的30倍。中国煤炭的消耗，有一半是用来发电的，剩下一半是直接燃烧的。我们每年的散烧煤有7亿—8亿吨，而一吨散烧煤燃烧产生的污染比发电煤产生的污染要多5到10倍。“中国现在是资源的价格低，污染的成本低，能源结构高碳很明显。这一结构亟待优化，必须强化能源革命。”
中国科学院气象学博士后、微博大V“大脸撑在小胸”说：根据环保部公布的《机动车管理年报2016》，小型载客车对PM、NOx、HC的贡献分别占机动车的5.1%、10.1%、41.3%。需要注意的是，“二次反应”的过程非常复杂，NOx、HC向二次颗粒物的转化，并非线性关系，不是说乘个系数就能得到二次颗粒物的比例，所以迄今为止还算不出一个具体的数值，只能依照上述数据做个大概估算——应该在25%-50%之间。
央视记者王志安曾对安徽淮北濉溪县的雾霾做过一次小调查，得出一个结论：秸秆焚烧对雾霾的贡献率虽然只有4%，但在特定的时间段，是雾霾的主因。从根治雾霾的角度，有治理的价值。
另有报道指出：我国城市如北京、天津、石家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广州、深圳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9个城市中，机动车、扬尘、燃煤和工业生产仍然是雾霾的主要成因之一，即大气颗粒物污染的主要来源。然而，具体到某一地区某一时间段的雾霾现象，秸秆燃烧可能会成为重要原因。秸秆等生物质燃烧对于颗粒物的贡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与季节性。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秸秆燃烧对于北京市秋季雾霾形成具有重要的诱导作用。
中国科学院气象学博士后、微博大V“大脸撑在小胸”说：在北京PM2.5的来源里，还有13%的餐饮，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式煎炸炒的烹饪方式，实在是太能释放PM2.5了。虽然每家每户只排放一点出来，但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体量，累加起来居然也高达13%。
经济学家王福重在广东卫视一档节目上说：工业生产是雾霾的第一大来源，河北正在工业化前期，如果想让北京消灭雾霾，河北省的工业生产就要停顿。有数据为证：截至2012年底，河北省有冶炼能力的钢企148家，粗钢产能2.86亿吨，除钢铁外，电力、热力、石油加工、炼焦、化学原料等行业占到了工业总产值的50%，煤炭约占河北能源消耗总量的90%，远高于全国的近70%的水平。
2014年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结果显示：北京市全年PM2.5来源中，区域传输贡献约占28%-36%，本地污染排放贡献占64%-72%。在本地污染贡献中，机动车、燃煤、工业生产、扬尘为主要来源，分别占31.1%、22.4%、18.1%和14.3%，餐饮、汽车修理、畜禽养殖、建筑涂装等其他排放约占PM2.5的14.1%。
我的观点是一贯的：雾霾暂时无解，不要太矫情。用力过猛会影响经济发展，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升。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的居民，早期发展时也制造了大量的污染，也没给周边农民补偿，不能你们经济发展水平高了，就嚷嚷要好空气，让低收入的河北农民付出巨大的代价。讨厌雾霾就买个口罩，家里装个空气净化器，出行尽量坐公交地铁。
（王志安）
上个月跟一个了解内情的同学聊天，他说北京的雾霾问题基本等于河北300万工人下岗的问题，你想要北京的蓝天，还是河北300万人有饭吃？我想，在300万河北人民（加上家属可能上千万）的吃饭问题面前，我们是没有理由过分抱怨的。 差不多10年前去德国，赞叹那里的山青水秀。记得导游讲，德国以前也不是这样，上个世纪60年代，路边的行道树都被毒死。也是一步一步治理过来的。伦敦、洛杉矶……西方国家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没有什么例外，中国人也不是上天眷顾。（媒体人李方）
网上有一个代表性的声音称：北京的雾霾问题基本等于河北300万工人下岗的问题，你想要北京的蓝天，还是河北300万人有饭吃？
概括来说是：要经济发展还是要山青水秀。
如果把治霾与一部分人的吃饭对立起来，这个霾就真的没法治了。顺理成章地，也为管理部门解围了——不是不愿意治霾，而是要分清饭碗和蓝天谁重要谁第一谁优先的问题。
问题是，要A地的蓝天就要让B地的人吃不上饭吗？先不论经济学家已经论证，污染源最严重地方的就是因为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一个简单的逻辑是，离开了高污染高消耗行业，就会让一部分中国人没有饭吃？360行，不仅行行出状元，也是行行养活人。
（时事评论员张田勘）
在这个阶段，除了刮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有人说了！强制关停耗能工厂、污染工厂行不行呢？行！但你得给他找个其他的活，他不炼钢可以，你得让他有事干、有饭吃。但在如今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产能严重过剩，各个行业都不景气，而景气度最高的互联网和TMT行业，又跟这些产业工人八竿子打不着。所以，我们错过了2008年最佳的改革时机，当时能源价格很高，产业工人还有腾挪的空间，如今真的没什么办法了。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强行打破产业工人的饭碗，第一会造成强烈的社会动荡，第二这些产业从地上转向地下，造成的污染不会比现在小。届时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财经专栏作家齐俊杰）
制订治理雾霾的公共政策，要考虑公众接受度，毕竟你的政策要向公众推行，不应设计太让人反感的方案。比如，在北京PM2.5的来源里，有13%的餐饮。但是，我们能不能说，为了降低这13%的PM2.5，我们要求大家都改吃蒸煮凉拌，放弃煎炸炒吧。再说煎炸炒本来也不健康，一举两得啊！
显然是不能的。
你的政策除了要考虑科学问题，还要考虑公众接受度。北京居民虽然对雾霾深恶痛绝，但真没到为了降低13%的PM2.5而放弃中华美食的地步。
当然，这是一个明显能感觉到其荒谬的极端假设。但同样的道理，在其他限排政策上也一样。
（“大脸撑在小胸”）
美国学者Cathy Cheng：
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伴随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来，如今的中国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遭遇雷同，好多人只看到了美国现在的蓝天，却不知道美国的蓝天曾经也跟中国现在一个颜色。
洛杉矶是美国最早陷入空气污染的城市之一。1989年秋天，美国《洛杉矶时报》头版刊载了一幅洛杉矶市郊高楼大厦轮廓线的图片，图片中雾霾笼罩整个洛杉矶市中心，能见度只有三个街区。当年的洛杉矶也如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一样，一年中的多数时间都被黄色雾霾笼罩。严重的空气污染让不少人生病甚至死亡，让人们意识到了空气污染对身体健康的巨大危害。
工业的发展、汽车尾气的排放，再加上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污染，让洛杉矶自1943年以来，每年5月至10月间，经常出现连续几天雾霾不散的严重污染情况。鉴于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情况，美国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改善雾霾天气。
美国治理雾霾，首先从汽车入手。在洛杉矶，政府要求出售的汽车必须是“清洁的”，而且要求1994年以后出售的汽车全部安装“行驶诊断系统”，对机动车的工作状态进行实时监测，这样当有车辆超标时可以及时让其停止污染并接受维修。加州还出台了比美国政府出台的空气质量法还要严格的《污染防治法》，引导并促使美国和外国汽车生产商改进汽车的排放性能。
在治理雾霾上，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空气达标计划。根据环保署制定的多项标准和政策，美国各州必须定期提交空气质量“达标”详细实施计划。如果没有或者没有有效执行计划，环保署将会采取强制性措施，确保达到空气质量标准。
美国治理雾霾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是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的，经济发展不一定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运动式治理环境的成果“APEC蓝”不可持续，但只要达成保护环境的社会共识，像雾都伦敦的泰晤士河水都可以变清澈一样，中国也一定可以长久拥有“北京蓝”。
中国政治大学讲师俞飞：
改善空气质量离不开全民的参与和支持，这一点或许才是伦敦治霾的成功秘诀。
英国公民社会自主性强，媒体、环保组织动员民众，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无死角。政府在治理雾霾上稍有疏失，反对党、环保组织、媒体往往群起而攻之，批评起来毫不留情。2012年7月，《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环保组织“清洁伦敦空气”所作的调查报告，质疑伦敦市政府只在监测点附近大洒化学溶剂，借以美化空气污染指数。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公民依据《信息自由法》，有权向官方环保部门直接索取相关数据，法律严格保障公民知情权，官方无法垄断也不能拒绝公开关键的环境信息。英国政府开设的“英国空气质量档案”网站、民间组织与伦敦国王学院环保组织合作开设的“伦敦空气质量网络”均发布伦敦地区实时空气质量数据。再高级的政府官员，也不敢指责民间监测组织“非法”“违规”“不科学”。英国是最早将空气治理信息向民众实时通报的国家，政府有义务向市民发布伦敦实时空气质量数据以及各污染物每小时的浓度和一周趋势图。
要回答如何治霾的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当前的雾霾天气是由什么造成的。
2017年的第一天，生活在中国北方城市的人们又遭遇了熟悉的雾霾。到1月4日，中央气象台已连续发布大雾红色预警。京津冀等八省市持续大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低于50米。高速公路大面积封闭，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北京空气质量三天内两次爆表。
在此之前的2016年年底，北京等地已经遭遇上一次严重雾霾，该次雾霾的影响范围多达17个省区市，雾霾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七分之一。在雾霾最严重的河北石家庄一处监测点，PM2.5指数一度突破1000。
从年尾到年头，我们见识了一次跨年的雾霾。许多人都在问：这雾霾能不能治，要怎么治？有人悲观地编了一条“雾霾三元悖论”：在治理雾霾、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三者中，你不可能做到三者兼得，至多只能兼得两项。真的如此吗？
要回答怎么治雾霾的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当前的雾霾天气是由什么造成的。有一名叫做“鲍迪克”的微博大V发了一段问答：
问：你是否愿意做饭不煎炸炒，只蒸煮凉拌？答：那不行。问：是否原意一直单双号限行？答：当然不愿意。问：是否愿意你们厂每年停工半年？答：如果继续发工资当然愿意，但老板肯定不愿意。我说：明明是你们和老板不愿实施治雾霾的这些办法，为何说政府有办法不用？然后，没有然后了……
如果像这位“鲍迪克”这样，认定雾霾是由现代人离不开的生活所造成，那这雾霾就没法治了。可是，美国、英国等曾经遭受过雾霾的城市又表明，雾霾是可以治理的。
民用散煤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专家组认为：
民用散煤燃烧排放，仍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范围重污染的主要成因。在2016年12月底出现的重污染天气中，污染程度比较重的石家庄、邯郸等市，其PM2.5、PM10和一氧化碳的浓度同步变化趋势非常明显，二氧化硫的浓度也比较高，主要是因为民用散煤燃烧不完全，产生一氧化碳的量比较大，而大的工业企业煤炭燃烧比较完全。
能源结构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2016绿色中国发展论坛提出：在京津冀地区，单位平方公里每年消耗的煤炭是全球平均值的30倍。中国煤炭的消耗，有一半是用来发电的，剩下一半是直接燃烧的。我们每年的散烧煤有7亿—8亿吨，而一吨散烧煤燃烧产生的污染比发电煤产生的污染要多5到10倍。“中国现在是资源的价格低，污染的成本低，能源结构高碳很明显。这一结构亟待优化，必须强化能源革命。”
机动车
中国科学院气象学博士后、微博大V“大脸撑在小胸”说：根据环保部公布的《机动车管理年报2016》，小型载客车对PM、NOx、HC的贡献分别占机动车的5.1%、10.1%、41.3%。需要注意的是，“二次反应”的过程非常复杂，NOx、HC向二次颗粒物的转化，并非线性关系，不是说乘个系数就能得到二次颗粒物的比例，所以迄今为止还算不出一个具体的数值，只能依照上述数据做个大概估算——应该在25%-50%之间。
农民烧秸秆
央视记者王志安曾对安徽淮北濉溪县的雾霾做过一次小调查，得出一个结论：秸秆焚烧对雾霾的贡献率虽然只有4%，但在特定的时间段，是雾霾的主因。从根治雾霾的角度，有治理的价值。
另有报道指出：我国城市如北京、天津、石家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广州、深圳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9个城市中，机动车、扬尘、燃煤和工业生产仍然是雾霾的主要成因之一，即大气颗粒物污染的主要来源。然而，具体到某一地区某一时间段的雾霾现象，秸秆燃烧可能会成为重要原因。秸秆等生物质燃烧对于颗粒物的贡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与季节性。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秸秆燃烧对于北京市秋季雾霾形成具有重要的诱导作用。
餐饮
中国科学院气象学博士后、微博大V“大脸撑在小胸”说：在北京PM2.5的来源里，还有13%的餐饮，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式煎炸炒的烹饪方式，实在是太能释放PM2.5了。虽然每家每户只排放一点出来，但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体量，累加起来居然也高达13%。
工业生产
经济学家王福重在广东卫视一档节目上说：工业生产是雾霾的第一大来源，河北正在工业化前期，如果想让北京消灭雾霾，河北省的工业生产就要停顿。有数据为证：截至2012年底，河北省有冶炼能力的钢企148家，粗钢产能2.86亿吨，除钢铁外，电力、热力、石油加工、炼焦、化学原料等行业占到了工业总产值的50%，煤炭约占河北能源消耗总量的90%，远高于全国的近70%的水平。
综合数据
2014年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结果显示：北京市全年PM2.5来源中，区域传输贡献约占28%-36%，本地污染排放贡献占64%-72%。在本地污染贡献中，机动车、燃煤、工业生产、扬尘为主要来源，分别占31.1%、22.4%、18.1%和14.3%，餐饮、汽车修理、畜禽养殖、建筑涂装等其他排放约占PM2.5的14.1%。
这雾霾怎么治？
我的观点是一贯的：雾霾暂时无解，不要太矫情。用力过猛会影响经济发展，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升。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的居民，早期发展时也制造了大量的污染，也没给周边农民补偿，不能你们经济发展水平高了，就嚷嚷要好空气，让低收入的河北农民付出巨大的代价。讨厌雾霾就买个口罩，家里装个空气净化器，出行尽量坐公交地铁。
（王志安）
上个月跟一个了解内情的同学聊天，他说北京的雾霾问题基本等于河北300万工人下岗的问题，你想要北京的蓝天，还是河北300万人有饭吃？我想，在300万河北人民（加上家属可能上千万）的吃饭问题面前，我们是没有理由过分抱怨的。 差不多10年前去德国，赞叹那里的山青水秀。记得导游讲，德国以前也不是这样，上个世纪60年代，路边的行道树都被毒死。也是一步一步治理过来的。伦敦、洛杉矶……西方国家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没有什么例外，中国人也不是上天眷顾。（媒体人李方）
网上有一个代表性的声音称：北京的雾霾问题基本等于河北300万工人下岗的问题，你想要北京的蓝天，还是河北300万人有饭吃？
概括来说是：要经济发展还是要山青水秀。
如果把治霾与一部分人的吃饭对立起来，这个霾就真的没法治了。顺理成章地，也为管理部门解围了——不是不愿意治霾，而是要分清饭碗和蓝天谁重要谁第一谁优先的问题。
问题是，要A地的蓝天就要让B地的人吃不上饭吗？先不论经济学家已经论证，污染源最严重地方的就是因为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一个简单的逻辑是，离开了高污染高消耗行业，就会让一部分中国人没有饭吃？360行，不仅行行出状元，也是行行养活人。
（时事评论员张田勘）
在这个阶段，除了刮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有人说了！强制关停耗能工厂、污染工厂行不行呢？行！但你得给他找个其他的活，他不炼钢可以，你得让他有事干、有饭吃。但在如今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产能严重过剩，各个行业都不景气，而景气度最高的互联网和TMT行业，又跟这些产业工人八竿子打不着。所以，我们错过了2008年最佳的改革时机，当时能源价格很高，产业工人还有腾挪的空间，如今真的没什么办法了。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强行打破产业工人的饭碗，第一会造成强烈的社会动荡，第二这些产业从地上转向地下，造成的污染不会比现在小。届时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财经专栏作家齐俊杰）
制订治理雾霾的公共政策，要考虑公众接受度，毕竟你的政策要向公众推行，不应设计太让人反感的方案。比如，在北京PM2.5的来源里，有13%的餐饮。但是，我们能不能说，为了降低这13%的PM2.5，我们要求大家都改吃蒸煮凉拌，放弃煎炸炒吧。再说煎炸炒本来也不健康，一举两得啊！
显然是不能的。
你的政策除了要考虑科学问题，还要考虑公众接受度。北京居民虽然对雾霾深恶痛绝，但真没到为了降低13%的PM2.5而放弃中华美食的地步。
当然，这是一个明显能感觉到其荒谬的极端假设。但同样的道理，在其他限排政策上也一样。
（“大脸撑在小胸”）
国外是怎么治雾霾的？
美国学者Cathy Cheng：
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伴随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来，如今的中国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遭遇雷同，好多人只看到了美国现在的蓝天，却不知道美国的蓝天曾经也跟中国现在一个颜色。
洛杉矶是美国最早陷入空气污染的城市之一。1989年秋天，美国《洛杉矶时报》头版刊载了一幅洛杉矶市郊高楼大厦轮廓线的图片，图片中雾霾笼罩整个洛杉矶市中心，能见度只有三个街区。当年的洛杉矶也如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一样，一年中的多数时间都被黄色雾霾笼罩。严重的空气污染让不少人生病甚至死亡，让人们意识到了空气污染对身体健康的巨大危害。
工业的发展、汽车尾气的排放，再加上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污染，让洛杉矶自1943年以来，每年5月至10月间，经常出现连续几天雾霾不散的严重污染情况。鉴于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情况，美国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改善雾霾天气。
美国治理雾霾，首先从汽车入手。在洛杉矶，政府要求出售的汽车必须是“清洁的”，而且要求1994年以后出售的汽车全部安装“行驶诊断系统”，对机动车的工作状态进行实时监测，这样当有车辆超标时可以及时让其停止污染并接受维修。加州还出台了比美国政府出台的空气质量法还要严格的《污染防治法》，引导并促使美国和外国汽车生产商改进汽车的排放性能。
在治理雾霾上，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空气达标计划。根据环保署制定的多项标准和政策，美国各州必须定期提交空气质量“达标”详细实施计划。如果没有或者没有有效执行计划，环保署将会采取强制性措施，确保达到空气质量标准。
美国治理雾霾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是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的，经济发展不一定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运动式治理环境的成果“APEC蓝”不可持续，但只要达成保护环境的社会共识，像雾都伦敦的泰晤士河水都可以变清澈一样，中国也一定可以长久拥有“北京蓝”。
中国政治大学讲师俞飞：
改善空气质量离不开全民的参与和支持，这一点或许才是伦敦治霾的成功秘诀。
英国公民社会自主性强，媒体、环保组织动员民众，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无死角。政府在治理雾霾上稍有疏失，反对党、环保组织、媒体往往群起而攻之，批评起来毫不留情。2012年7月，《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环保组织“清洁伦敦空气”所作的调查报告，质疑伦敦市政府只在监测点附近大洒化学溶剂，借以美化空气污染指数。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公民依据《信息自由法》，有权向官方环保部门直接索取相关数据，法律严格保障公民知情权，官方无法垄断也不能拒绝公开关键的环境信息。英国政府开设的“英国空气质量档案”网站、民间组织与伦敦国王学院环保组织合作开设的“伦敦空气质量网络”均发布伦敦地区实时空气质量数据。再高级的政府官员，也不敢指责民间监测组织“非法”“违规”“不科学”。英国是最早将空气治理信息向民众实时通报的国家，政府有义务向市民发布伦敦实时空气质量数据以及各污染物每小时的浓度和一周趋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