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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少年老成，有人说他严谨理性，有人说他儒雅潇洒，更有人说他精力过人
郭惠民在人们眼中，一直都是老样子：学者的风度，经常性的运动装束。和这些历经岁月同样不变的，还有他那对公关事业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人说他少年老成，有人说他严谨理性，有人说他儒雅潇洒，更有人说他精力过人。1997年，年仅36岁的郭惠民成为国际关系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时隔两年后，他便升任该校副校长。2000年郭惠民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多次入围中国公关百人榜，并于2006年荣获中国公共关系教育二十年“十大杰出人士”殊荣，这可谓是对他多年从事公关研究和实践的最好概括。
引进者：结缘公关
郭惠民同公关结缘始自大学毕业后。1979年，年仅18岁的郭惠民进入国际关系学院英美文学专业学习。上学期间他整天泡在外国文学作品中，那些意境朦胧的西方现代诗歌让他痴迷不已，读诗、写诗、译诗伴随着他整个大学生活。毕业留校后，他被安排在新组建的国际新闻系任教，随后又被派往复且大学新闻系进修传播学。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将他与公关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起初，他扮演了引进者的角色，为饥渴的中国公关业送来了及时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一些学者从各自的学术领域切入公共关系这一新兴学科，当时做的主要工作是引进和介绍西方的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郭惠民便是其中一位，从1985年起，郭惠民把主要精力投入公关研究领域，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公关学者，也是中国公关业的引领者和启蒙者。郭惠民有着自己的优势，大学的英语专业让他能够直接接触到国外的第一手资料。
引进并推广西方公共关系的先进理念成为他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他率先引入诸如“投资者关系”、“时尚公关”、“案例研究法”、“信誉管理”、“整合营销传播”等新概念。凭借扎实的外语水平和文学素养，他翻译了大量国外公关界的经典之作，如1987年出版的《公共关系译文集》，其中首篇就包括被称为公关圣经的《有效公共关系》。其主编的“海外公关译丛”系列丛书，以几乎和国际同步的节奏，介绍了一批海外公关经典作品。此外他还主持编写了近10本公关著作和教材。其中，由他主编的《国际公共关系教程》(1996版)和《国际公共关系》(2005版)，是迄今为止国内仅有的两本国际公关教材。
郭惠民表示，他那时担当起“桥梁”的角色，经常奔波于国内外。1995年lO月，他曾率中国公关代表团出访美国，参加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公共关系协会年会，并应邀重点介绍了中国公关市场发展的情况，引起参会者的极大关注。他的英文演讲稿，后来被发表在美国公关界最权威的《公共关系报道》杂志上。1997年，郭惠民率大陆首个公关代表团赴台湾访问，并在“首届海峡两岸公关学术暨实务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大陆最早的一份公关行业调查报告。一直以来，他实际上担任着中国公关界对外发言人的角色。作为一个亲历者，伴随中国公关业20多年的重要发展历程，他称得上是行业翘楚。
激流者：职业忧思
对于中国公关行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郭惠民说：“若将美国的公共关系行业比喻为‘牡年’的话，那么中国的公关行业就像是走出大学校门步入社会的青年才子，风华正茂。”事实上，直到1999年，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才正式出现“公共关系”这一职业。而职业化的发展和行业规模的扩展，正是基于至少一代中国公关人富有理想的努力和追求。
1990年，作为国内首位公共关系学访问学者，郭惠民被派往英国进修一年。期间，他有幸成为第一个来自中国的评委，参加了1991年度“世界公关金奖大赛”的评选活动，也是迄今第一个来自东方的评委。在这之前，他参与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的筹建工作，回国后便直接参与到协会工作中。他从外联岗位一直做到副秘书长。8年中，在首任会长柴泽民的身边工作期间，他多次受到柴会长的表扬。因长期担任协会学术委员会的领导工作，20lO年，他出任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1993年，当时参照国际公关界惯例，协会引进案例评选活动，推出两年一届的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初衷是为了推动中国公关的市场化和职业化。”郭惠民告诉记者，在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中，他担任历届大赛的评委、评委会主任或执行主任，并主编了前五本《案例大赛集》。在引进案例大赛之后，协会相继推出两年一届的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和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共关系行业调查。他认为，这三大活动长期举办，彼此呼应，相互促进，有效拓展了中国公关市场，提升了中国公关职业。职业化的基础是市场和产业，但反过来，职业化的进程又推动了市场和产业的发展。1997年启动了中国公关职业论证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诞生了公共关系职业定义和标准，成了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郭惠民认为，按《有效公共关系》一书对公共关系职业化的论述，职业化有若干标准，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职业道德伦理基础。这也是在公关职业化过程中，最让郭惠民担忧的地方。“中国公关一方面有非常光明的前途，市场活跃而繁荣，但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很多危机，这让我忧心忡忡，尤其是最近看到国外一些媒体报道中国公关的黑暗面。”
超越者：呼唤思想
公关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业界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那就是当今的中国公关学术研究已落后于中国公关实践操作，而学者对此似乎也甘于寂寞，或不屑回应。郭惠民认为，有思想的学术要富有创新，着眼未来，不是对现实做出描述和解释的实证性研究，也不是没有历史感的低水平重复，应是带有前瞻眼光、探索事物终极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规范性研究。
2010年8月，他牵头主办了“2010年公共传播与危机管理研究年会”，主题为“声誉管理·新媒体·社会责任”。会议从公共传播的大背景探讨危机管理，大大拓展了学术研究的思路和空间。会后不久出现了蒙牛伊利营销恶斗等影响广泛的公关事件，这也凸显了学术研究的预见性和洞察力。
近年来，郭惠民在公共外交、风险防范与危机管理、品牌管理等领域研究深入，学术成果颇丰。郭惠民还尝试用博弈理论去研究公共关系，也探索用全面风险管理的理论诠释危机管理之道。他说：“公关人只有对外界很多东西保有新鲜感才更容易成功，这不是简单的好奇，还要敢于尝试，乐于接受挑战和新鲜事物，愿意超越自己，在思想上应该很开放，不断追求和超越，超越自己，与时俱进。”作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者，他已是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在公关界赫赫有名者。当一个思想的种子种下去，开出来的思想力量之花不言而喻。
他呼唤：“中国公关人要有思想，但我们更需要有思想的中国公关人。这对中国公关学界和业界都是适用的。”他喜欢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现代文学大师T.S.艾略特的一段诗：“我们在汲汲营生中失落的生活在哪里?我们在知识中失落的智慧在哪里?我们在信息中失落的知识在哪里?”他认为，这种对未来的预见，让人感到了伟大思想的穿透力，可谓“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
郭惠民在人们眼中，一直都是老样子：学者的风度，经常性的运动装束。和这些历经岁月同样不变的，还有他那对公关事业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人说他少年老成，有人说他严谨理性，有人说他儒雅潇洒，更有人说他精力过人。1997年，年仅36岁的郭惠民成为国际关系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时隔两年后，他便升任该校副校长。2000年郭惠民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多次入围中国公关百人榜，并于2006年荣获中国公共关系教育二十年“十大杰出人士”殊荣，这可谓是对他多年从事公关研究和实践的最好概括。
引进者：结缘公关
郭惠民同公关结缘始自大学毕业后。1979年，年仅18岁的郭惠民进入国际关系学院英美文学专业学习。上学期间他整天泡在外国文学作品中，那些意境朦胧的西方现代诗歌让他痴迷不已，读诗、写诗、译诗伴随着他整个大学生活。毕业留校后，他被安排在新组建的国际新闻系任教，随后又被派往复且大学新闻系进修传播学。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将他与公关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起初，他扮演了引进者的角色，为饥渴的中国公关业送来了及时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一些学者从各自的学术领域切入公共关系这一新兴学科，当时做的主要工作是引进和介绍西方的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郭惠民便是其中一位，从1985年起，郭惠民把主要精力投入公关研究领域，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公关学者，也是中国公关业的引领者和启蒙者。郭惠民有着自己的优势，大学的英语专业让他能够直接接触到国外的第一手资料。
引进并推广西方公共关系的先进理念成为他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他率先引入诸如“投资者关系”、“时尚公关”、“案例研究法”、“信誉管理”、“整合营销传播”等新概念。凭借扎实的外语水平和文学素养，他翻译了大量国外公关界的经典之作，如1987年出版的《公共关系译文集》，其中首篇就包括被称为公关圣经的《有效公共关系》。其主编的“海外公关译丛”系列丛书，以几乎和国际同步的节奏，介绍了一批海外公关经典作品。此外他还主持编写了近10本公关著作和教材。其中，由他主编的《国际公共关系教程》(1996版)和《国际公共关系》(2005版)，是迄今为止国内仅有的两本国际公关教材。
郭惠民表示，他那时担当起“桥梁”的角色，经常奔波于国内外。1995年lO月，他曾率中国公关代表团出访美国，参加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公共关系协会年会，并应邀重点介绍了中国公关市场发展的情况，引起参会者的极大关注。他的英文演讲稿，后来被发表在美国公关界最权威的《公共关系报道》杂志上。1997年，郭惠民率大陆首个公关代表团赴台湾访问，并在“首届海峡两岸公关学术暨实务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大陆最早的一份公关行业调查报告。一直以来，他实际上担任着中国公关界对外发言人的角色。作为一个亲历者，伴随中国公关业20多年的重要发展历程，他称得上是行业翘楚。
激流者：职业忧思
对于中国公关行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郭惠民说：“若将美国的公共关系行业比喻为‘牡年’的话，那么中国的公关行业就像是走出大学校门步入社会的青年才子，风华正茂。”事实上，直到1999年，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才正式出现“公共关系”这一职业。而职业化的发展和行业规模的扩展，正是基于至少一代中国公关人富有理想的努力和追求。
1990年，作为国内首位公共关系学访问学者，郭惠民被派往英国进修一年。期间，他有幸成为第一个来自中国的评委，参加了1991年度“世界公关金奖大赛”的评选活动，也是迄今第一个来自东方的评委。在这之前，他参与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的筹建工作，回国后便直接参与到协会工作中。他从外联岗位一直做到副秘书长。8年中，在首任会长柴泽民的身边工作期间，他多次受到柴会长的表扬。因长期担任协会学术委员会的领导工作，20lO年，他出任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1993年，当时参照国际公关界惯例，协会引进案例评选活动，推出两年一届的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初衷是为了推动中国公关的市场化和职业化。”郭惠民告诉记者，在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中，他担任历届大赛的评委、评委会主任或执行主任，并主编了前五本《案例大赛集》。在引进案例大赛之后，协会相继推出两年一届的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和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共关系行业调查。他认为，这三大活动长期举办，彼此呼应，相互促进，有效拓展了中国公关市场，提升了中国公关职业。职业化的基础是市场和产业，但反过来，职业化的进程又推动了市场和产业的发展。1997年启动了中国公关职业论证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诞生了公共关系职业定义和标准，成了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郭惠民认为，按《有效公共关系》一书对公共关系职业化的论述，职业化有若干标准，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职业道德伦理基础。这也是在公关职业化过程中，最让郭惠民担忧的地方。“中国公关一方面有非常光明的前途，市场活跃而繁荣，但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很多危机，这让我忧心忡忡，尤其是最近看到国外一些媒体报道中国公关的黑暗面。”
超越者：呼唤思想
公关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业界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那就是当今的中国公关学术研究已落后于中国公关实践操作，而学者对此似乎也甘于寂寞，或不屑回应。郭惠民认为，有思想的学术要富有创新，着眼未来，不是对现实做出描述和解释的实证性研究，也不是没有历史感的低水平重复，应是带有前瞻眼光、探索事物终极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规范性研究。
2010年8月，他牵头主办了“2010年公共传播与危机管理研究年会”，主题为“声誉管理·新媒体·社会责任”。会议从公共传播的大背景探讨危机管理，大大拓展了学术研究的思路和空间。会后不久出现了蒙牛伊利营销恶斗等影响广泛的公关事件，这也凸显了学术研究的预见性和洞察力。
近年来，郭惠民在公共外交、风险防范与危机管理、品牌管理等领域研究深入，学术成果颇丰。郭惠民还尝试用博弈理论去研究公共关系，也探索用全面风险管理的理论诠释危机管理之道。他说：“公关人只有对外界很多东西保有新鲜感才更容易成功，这不是简单的好奇，还要敢于尝试，乐于接受挑战和新鲜事物，愿意超越自己，在思想上应该很开放，不断追求和超越，超越自己，与时俱进。”作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者，他已是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在公关界赫赫有名者。当一个思想的种子种下去，开出来的思想力量之花不言而喻。
他呼唤：“中国公关人要有思想，但我们更需要有思想的中国公关人。这对中国公关学界和业界都是适用的。”他喜欢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现代文学大师T.S.艾略特的一段诗：“我们在汲汲营生中失落的生活在哪里?我们在知识中失落的智慧在哪里?我们在信息中失落的知识在哪里?”他认为，这种对未来的预见，让人感到了伟大思想的穿透力，可谓“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