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于疫情原因和家长对人员聚集的负面预期，如何选择适宜的、能满足安全需求的托育服务模式，成为当前托育服务供给面临的紧迫任务。笔者结合防疫形势要求，提出开展依托社区、贴近家庭的托育服务模式的建议。
多元多样，明晰托育服务的有效需求
谈供给，必先了解需求。家庭托育服务需求本身是多元化的，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受疫情影响，这种需求就显得格外复杂多样。总体来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简称“托育服务”）需求来自三个层面：国家、家庭、婴幼儿。国家层面，最近连续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重视发展托育服务。托育服务是党中央高度关切的民生工程，事关国家人口政策和“幼有所育”目标的落实，涉及人口、教育、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部分。家庭层面，托育服务是解放劳动力、平衡家庭与工作关系、提升家庭教养水平的必然选择。家庭既有婴幼儿照看照护也有早期教育的需求。婴幼儿层面，其身心发育水平及其与主要照看者的依恋关系决定了对照护环境的特殊要求，每个年龄段的养育要点不同，对托育的需求也不同。
从经济学上讲，只有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是有效需求，才能成为供给服务的目标。笔者最近对山东省济南市1001名3岁以下婴幼儿主要照看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所期望的托育机构形式中，幼儿园附设、社区家庭托育、专门机构、企业托育分别占48.7%、21.1%、19.7%、6.7%;选择托育机构的主要理由中托育机构环境好、安全性占43.9%，其次是无人照顾占38.9%;承担的每月托育服务费用为2000元以下占81.1%，2000-3000元占14.9%，3000元以上占5%;托育服务内容方面照护看管与教育并重占46.3%，教育为主占38.3%，照护看管为主占14.1%，没有要求都可以占1.3%;考虑收费和服务质量，二者兼顾占81.1%，质量优先占15.4%，收费优先占3.5%。不选择托育机构服务的主要理由有收费太高超出预算（37.2%）、家里有人看护（35%）、距离太远不方便接送（26.2%）、安全得不到保障（24.9%）。
由此可见，济南市托育服务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收费与服务质量兼顾，安全需求较高。照护看管婴幼儿仅是托育服务的一项需求，同时也有方便、收费合理等可及性需求。对托育服务的实际需求并非如我们预料般那么大，可能也与这些因素有关。总之，立足大部分家庭的基本托育服务需求是就近方便、成本低、安全、有质量保证。
方便可及，发展灵活普及的社区托育
虽然目前托育行业面临复工，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不可对疫情掉以轻心，尤其是面对低幼儿童。因此，化整为零，依托社区，贴近家庭，就成为目前托育服务的一种有效选择，同时又契合了调查中所期待的基本需求。这种社区服务模式应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依托社区。可直接由社区来举办，也可由专门的托育机构与社区或家庭合作设置托育点。托育点应当有托育资质，符合设置要求，严格把握安全标准和托育人员与婴幼儿的比例。整合社区的设施和人员资源，以“有需不出社区即可解决”为理想方案，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社区托育不追求高大上的硬件设施，以安全卫生为前提，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的社区公共空间，或租用民宅、或居家、或多个托育家庭互助等方式加以解决。人员方面，可以由托育机构派人进家庭，也可以有效组织起社区现有的人力资源，如居家看护婴幼儿的年轻妈妈或祖辈、有育儿经验的邻居妈妈等。
二是方便灵活。可采取家庭式托育、社区日间托育中心等多种托育服务模式，就近方便家长接送探视。对于有入户需求的，可由托育机构派专人入户托育，考虑降低经济负担的可把相关家庭组织起来一起居家托育。社区有条件的可建立日间托育中心，提倡专门机构参与下的家庭互助。
三是貼近家庭。托育的环境创设应当尽可能依照家庭生活的环境，使婴幼儿能够在温馨熟悉的感觉中获得安全感和信任感。应特别看重照护人员对婴幼儿的爱心、耐心、细心。照护人员为家庭提供照看照护服务的同时，还可对家庭主要看护者提供育儿指导等早期教育服务。
四是普惠普及。疫后一段时期，国内消费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每个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托育服务在解放劳动力方面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托育服务政策必须进行兜底性设计，既要使更多家庭的托育需求释放出来，又要体现其公共性、公益性，让更多家庭从中受益。而社区托育因其成本低而具有天然的普惠优势，能满足家庭的不同托育需求，成为托育服务普惠普及的基本模式。
扶持引导，健康有序地发展社区托育
专业化、公共化、市场化愈来愈成为托育服务制度设计的依据。社区托育服务模式能得以有序发展，还有赖于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各方面的合力推进。
一是政府层面。各级政府应当将托育服务纳入社会公共服务统一规划，尽早健全社区托育服务的规范体系。一方面解决社会力量进入托育服务行业的梗阻问题，重点解决场地供给的“合规困境”。人口密集的老城区社区设施综合配套条件往往受到限制，建议通过控制生均建筑面积和准备必备安全措施等手段，合理确定准入门槛，保障社区托育点的安全运营。同时挖掘社区设施潜力，通过“公建民营”“民营公助”等方式扩大社区托育服务资源。另一方面解决服务失范问题。可通过委托第三方等途径加强过程监管，完善定价机制。
二是机构层面。家庭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要尽管是多样的，但主要体现在质量需求上。近几年的调查显示适龄婴幼儿社会托育的比例在5%以内，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因其对机构服务质量的担忧而受到抑制，因而祖辈和母亲居家养育成为目前婴幼儿照护的主要形式。祖辈的养育理念相对落后，需要加以指导，实际上存在机构服务的可能性。托育服务机构应当制定规范的服务标准和养育课程标准，重视对服务人员的选聘与培训。对于入户托育，除了要满足相关资质要求，还应当强化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意识和服务规范。在进行协议管理的基础上，机构应主动加强自律意识和过程监管，加强以职业道德为核心的人员专业培训，配备移动式摄像设备，对服务人员的主要工作场所进行全程监控，便于家长和机构远程监督，确保服务规范的落实，避免婴幼儿受到伤害，消除家长对入户托育的顾虑。社区其他托育场所，也应当以确保婴幼儿安全为首要任务，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加强对托育服务的自律管理。
三是家庭层面。在以家庭养育为主的原则下，家长应根据婴幼儿生长发育特点和家庭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托育服务模式。婴幼儿在3岁以下主要分为三个年龄段，表现出不同的养育需求。1岁以内应以家庭保育为主，以母亲和祖辈看护照料为主、托育服务为辅，更多地体现为育儿指导。对于1-2岁婴幼儿可体现为居家养育与社区看护相结合，满足家庭的半日托、临时托需要。2-3岁幼儿可进入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家庭互助托育点（邻托）、幼儿园托班等，满足家庭早期教育和入园准备的需要。这期间要充分尊重婴幼儿的个性特点和实际需要，重视其对家庭的依赖性，防止出现母婴分离焦虑。
同时，家庭应当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主动学习吸收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提供的科学育儿理念与方法，既不盲从，也不封闭自我。尤其是祖辈作为主要看护人，应当主动接受专业指导，使祖辈看护这一传统模式能够在托育指导下成为一种有质量保障的稳定的基础养育模式。在与机构等合作时，家长要熟知托育服务的规范要求，保护婴幼儿和自身的合法权益。
办好托育服务，可以让人民群众有更强的获得感，在疫情后一段时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为此，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紧紧围绕家庭托育需求，为办好社区托育纾困解难，实现社区托育服务模式的创新。
（作者系山东女子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谷珵
多元多样，明晰托育服务的有效需求
谈供给，必先了解需求。家庭托育服务需求本身是多元化的，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受疫情影响，这种需求就显得格外复杂多样。总体来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简称“托育服务”）需求来自三个层面：国家、家庭、婴幼儿。国家层面，最近连续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重视发展托育服务。托育服务是党中央高度关切的民生工程，事关国家人口政策和“幼有所育”目标的落实，涉及人口、教育、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部分。家庭层面，托育服务是解放劳动力、平衡家庭与工作关系、提升家庭教养水平的必然选择。家庭既有婴幼儿照看照护也有早期教育的需求。婴幼儿层面，其身心发育水平及其与主要照看者的依恋关系决定了对照护环境的特殊要求，每个年龄段的养育要点不同，对托育的需求也不同。
从经济学上讲，只有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是有效需求，才能成为供给服务的目标。笔者最近对山东省济南市1001名3岁以下婴幼儿主要照看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所期望的托育机构形式中，幼儿园附设、社区家庭托育、专门机构、企业托育分别占48.7%、21.1%、19.7%、6.7%;选择托育机构的主要理由中托育机构环境好、安全性占43.9%，其次是无人照顾占38.9%;承担的每月托育服务费用为2000元以下占81.1%，2000-3000元占14.9%，3000元以上占5%;托育服务内容方面照护看管与教育并重占46.3%，教育为主占38.3%，照护看管为主占14.1%，没有要求都可以占1.3%;考虑收费和服务质量，二者兼顾占81.1%，质量优先占15.4%，收费优先占3.5%。不选择托育机构服务的主要理由有收费太高超出预算（37.2%）、家里有人看护（35%）、距离太远不方便接送（26.2%）、安全得不到保障（24.9%）。
由此可见，济南市托育服务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收费与服务质量兼顾，安全需求较高。照护看管婴幼儿仅是托育服务的一项需求，同时也有方便、收费合理等可及性需求。对托育服务的实际需求并非如我们预料般那么大，可能也与这些因素有关。总之，立足大部分家庭的基本托育服务需求是就近方便、成本低、安全、有质量保证。
方便可及，发展灵活普及的社区托育
虽然目前托育行业面临复工，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不可对疫情掉以轻心，尤其是面对低幼儿童。因此，化整为零，依托社区，贴近家庭，就成为目前托育服务的一种有效选择，同时又契合了调查中所期待的基本需求。这种社区服务模式应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依托社区。可直接由社区来举办，也可由专门的托育机构与社区或家庭合作设置托育点。托育点应当有托育资质，符合设置要求，严格把握安全标准和托育人员与婴幼儿的比例。整合社区的设施和人员资源，以“有需不出社区即可解决”为理想方案，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社区托育不追求高大上的硬件设施，以安全卫生为前提，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的社区公共空间，或租用民宅、或居家、或多个托育家庭互助等方式加以解决。人员方面，可以由托育机构派人进家庭，也可以有效组织起社区现有的人力资源，如居家看护婴幼儿的年轻妈妈或祖辈、有育儿经验的邻居妈妈等。
二是方便灵活。可采取家庭式托育、社区日间托育中心等多种托育服务模式，就近方便家长接送探视。对于有入户需求的，可由托育机构派专人入户托育，考虑降低经济负担的可把相关家庭组织起来一起居家托育。社区有条件的可建立日间托育中心，提倡专门机构参与下的家庭互助。
三是貼近家庭。托育的环境创设应当尽可能依照家庭生活的环境，使婴幼儿能够在温馨熟悉的感觉中获得安全感和信任感。应特别看重照护人员对婴幼儿的爱心、耐心、细心。照护人员为家庭提供照看照护服务的同时，还可对家庭主要看护者提供育儿指导等早期教育服务。
四是普惠普及。疫后一段时期，国内消费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每个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托育服务在解放劳动力方面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托育服务政策必须进行兜底性设计，既要使更多家庭的托育需求释放出来，又要体现其公共性、公益性，让更多家庭从中受益。而社区托育因其成本低而具有天然的普惠优势，能满足家庭的不同托育需求，成为托育服务普惠普及的基本模式。
扶持引导，健康有序地发展社区托育
专业化、公共化、市场化愈来愈成为托育服务制度设计的依据。社区托育服务模式能得以有序发展，还有赖于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各方面的合力推进。
一是政府层面。各级政府应当将托育服务纳入社会公共服务统一规划，尽早健全社区托育服务的规范体系。一方面解决社会力量进入托育服务行业的梗阻问题，重点解决场地供给的“合规困境”。人口密集的老城区社区设施综合配套条件往往受到限制，建议通过控制生均建筑面积和准备必备安全措施等手段，合理确定准入门槛，保障社区托育点的安全运营。同时挖掘社区设施潜力，通过“公建民营”“民营公助”等方式扩大社区托育服务资源。另一方面解决服务失范问题。可通过委托第三方等途径加强过程监管，完善定价机制。
二是机构层面。家庭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要尽管是多样的，但主要体现在质量需求上。近几年的调查显示适龄婴幼儿社会托育的比例在5%以内，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因其对机构服务质量的担忧而受到抑制，因而祖辈和母亲居家养育成为目前婴幼儿照护的主要形式。祖辈的养育理念相对落后，需要加以指导，实际上存在机构服务的可能性。托育服务机构应当制定规范的服务标准和养育课程标准，重视对服务人员的选聘与培训。对于入户托育，除了要满足相关资质要求，还应当强化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意识和服务规范。在进行协议管理的基础上，机构应主动加强自律意识和过程监管，加强以职业道德为核心的人员专业培训，配备移动式摄像设备，对服务人员的主要工作场所进行全程监控，便于家长和机构远程监督，确保服务规范的落实，避免婴幼儿受到伤害，消除家长对入户托育的顾虑。社区其他托育场所，也应当以确保婴幼儿安全为首要任务，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加强对托育服务的自律管理。
三是家庭层面。在以家庭养育为主的原则下，家长应根据婴幼儿生长发育特点和家庭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托育服务模式。婴幼儿在3岁以下主要分为三个年龄段，表现出不同的养育需求。1岁以内应以家庭保育为主，以母亲和祖辈看护照料为主、托育服务为辅，更多地体现为育儿指导。对于1-2岁婴幼儿可体现为居家养育与社区看护相结合，满足家庭的半日托、临时托需要。2-3岁幼儿可进入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家庭互助托育点（邻托）、幼儿园托班等，满足家庭早期教育和入园准备的需要。这期间要充分尊重婴幼儿的个性特点和实际需要，重视其对家庭的依赖性，防止出现母婴分离焦虑。
同时，家庭应当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主动学习吸收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提供的科学育儿理念与方法，既不盲从，也不封闭自我。尤其是祖辈作为主要看护人，应当主动接受专业指导，使祖辈看护这一传统模式能够在托育指导下成为一种有质量保障的稳定的基础养育模式。在与机构等合作时，家长要熟知托育服务的规范要求，保护婴幼儿和自身的合法权益。
办好托育服务，可以让人民群众有更强的获得感，在疫情后一段时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为此，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紧紧围绕家庭托育需求，为办好社区托育纾困解难，实现社区托育服务模式的创新。
（作者系山东女子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谷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