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仅为了宣传某一非遗项目而制作一部影片，就容易让影片产生说教的嫌疑;剧情设计如果过于强调非遗部分，就会使影片缺乏观赏性;电影故事力量过大，又会淹没了非遗的表现。

　　近日，由知名导演胡玫执导的新作《进京城》上映。这部电影以“徽班进京”的标志性历史文化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京剧的源起、发展及一代戏曲人的内心追求，将京剧这一地域发展轨迹横跨中国大江南北的“国粹”艺术，以影像的形式再次推到人们的面前。
　　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统计，截至2018年12月，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共计40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国内影视创作提供了多样的素材。
　　從1905年的第一部戏曲电影《定军山》开始，涉及各类非遗的电影就层出不穷：民间舞蹈类如2005年的《花腰新娘》，民俗类如2011年的《雪花秘扇》，民间音乐类如2013年的《百鸟朝凤》，民间文学类如2002年的《嘎达梅林》……
　　拿导演胡玫的话来说，“电影表达方式通俗，传播力强，又是世界语言，应该是宣传和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艺术形式。”

生动的地域史

　　“皖南地区大山里的老百姓们，就是喜欢唱戏！”《进京城》拍摄期间，导演胡玫在前往多地取景时发现，“唱戏”所承载的职能不仅仅是娱乐：“家家户户都以唱戏来传承中华文化。中国的社会历史变迁都被编成了唱本，在民间流传和唱诵，由一代代人口口相传。”
　　在胡玫看来，一部非遗题材电影的背后，往往是一部生动的地区民俗和社会发展史志。“口口相传”的文化遗产承载了一个地理区域内人们的记忆。而非遗题材电影仿佛绘出了一幅隐形的“文化影像地图”。
　　比如，《行歌坐月》讲述了侗族青年男女美好的爱情故事，黔东南诗意的生活与侗族乐曲为影片营造了优美的背景;《盛世秧歌》中，山东商河县的一对年轻人的婚事遇到波折，终因世代相传的鼓子秧歌得以顺利结缘;来自四川乐山、出身戏曲世家的艺术家邱炯炯，正在策划拍摄剧情长片《椒麻堂会》，用影像道出自己的爷爷、川剧丑角名演员邱福新在巴蜀之地的一生。
　　《进京城》则钩沉了一段往事：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起，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从南方来到北京。因为乾隆喜爱并鼓励戏曲的发展，北京汇聚了民间剧种最好的唱腔唱法——包括湖北的花鼓戏、川剧的变脸、发源于大山里抑抑扬扬的徽调，还有豪迈的秦腔。也是在北京，发展出了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唱腔的京剧。
　　京剧源于皖南、扬州等地，又在北京得到了发展和弘扬，本身就是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一个缩影。大山大水的南方给了这些戏曲人最初的灵感。启迪了他们发声的欲望，形成了婉转于山谷里的回响。北京则以它的包容和大气，汇聚了九州大地的艺术精髓，并使之在巨大的熔炉里提炼升华，最终实现了海纳百川。
　　非遗题材电影也为人们认知地域历史沿革提供了窗口。以京剧为例，其由南至北、横跨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城市发展、地区文化沟通交融的历史。“当时的扬州有大码头，商业极其发达，商贾汇集，他们把戏曲作为地方文化对外沟通的手段，赞助戏班进京演出。”胡玫说。

文化符号的放大

　　当下，非遗元素不仅在中国电影中出现，也走向了国际舞台，成为具有辨识度的民族文化符号：《功夫熊猫》系列展现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奥义与哲思;以民间文学类非遗“木兰传说”为蓝本的好莱坞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也将于2020年上映……
　　胡玫把京剧比作“我们自己的歌剧”：有着“完整的戏剧体系”，包含了“发声方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法，舞台表演，道具布景，转场方式”，等等。她认为京剧就是中国人的“乡音”，是“华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语言。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听到京剧就立刻有强烈的亲切感，它太有辨识度了！”
　　《进京城》在北美放映时有个小插曲：面对片中中国皖南地区秀美的自然人文风光，外国观众表达了疑问：“这样美的山水和建筑，是特效做出来的吗？”胡玫告诉对方：“皖南随意一处都是这样的美景，我们往往是在去往另一个景的途中，发现有个地方很漂亮，就停下来拍一段。”
　　非遗题材电影，是城市和地域性格的表达。在皖南的山水里，诞生了和谐动人的唱腔。淳朴的百姓寄情于戏曲，把中国江南地区婉转、精致、灵动的个性镌刻在唱音里，又借由电影将声量放大。
　　特定的地域环境为文化的诞生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土壤，文化又反之成为某一区域的独特标签。如《一代宗师》，重现了中国南派武术发源地——广东佛山——作为“功夫之乡”的果敢气节。习武之人在南方标志性的倾盆大雨中交手的画面，仿佛让人置身氤氲的亚热带，刚柔并济的一招一式。正如这片土地养育的人们在行事中讲究实效和灵活变通。
　　再如《黑骏马》。把草原上的亲情和爱情都融入了或高亢或悠扬的蒙古族民歌中，展现了只有在辽阔的草原上才会萌生的丰富情感世界——如这片水草般充沛，如长调般擅于直抒胸臆。

对表达的思考

　　对于数代中国影视工作者来说，非遗是心里“放不下”的一块瑰宝，也是创作的富矿。
　　如今，非遗的影像表达正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2018年6月9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影像展”在山西平遥落幕。《传承》《我在故宫修文物》等10部影片被评为“非遗影像展评委会推荐影片”。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中国记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基础资源数据库”中。也包含了影像资源数据。

　　胡玫觉得，非遗的保护力量来自民间。她曾在皖南祠堂看到百姓保存的乾隆年间戏服，难掩震撼之情，“200多套，用大樟木箱子保存，颜色饱和度高、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在她看来，传承了几百年的文化遗产，依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但非遗本身还是小众文化。”在谈到创作非遗题材电影的困难时，胡玫承认“在推向市场的时候还是会遇到阻力”。
　　执导了《静静的嘛呢石》《五彩神箭》等非遗题材电影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也曾表达过对这类电影的忧虑：若仅为了宣传某一非遗项目而制作一部影片，就容易让影片产生说教的嫌疑;剧情设计如果过于强调非遗部分，就会使影片缺乏观赏性;电影故事力量过大，又会淹没了非遗的表现。
　　如何把非遗元素和银幕表达完美融合在一起，是影视工作者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事实上，用贴近生活的剧情带动文化的呈现，赋予抽象的艺术以人性，才能让非遗跃然荧幕，让观众喜闻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