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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受苦难磨练，从最基层成长
柳斌杰从小失去父母，6岁那年便成了孤儿。早年他从照顾自己的地方政府与乡里乡亲那里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人世间的关爱。柳斌杰从小就相信，自强能战胜一切自己想不到的困难。经历生活的磨练，他比同龄的孩子相对更加成熟、坚强，坚强中又不失乐观，笑对人生。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都没有中断过学业。为了省钱上学，他宁愿一天少吃一顿饭；为了挣钱买书，他很小就开始勤工俭学，曾为学校养过兔、喂过猪、放过牛。
柳斌杰努力学习，梦想以知识来改变现状。天资聪颖的他，加上刻苦用功，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靠前。多少个节假日，他都是在学校图书馆中度过的。读书使他找到了生活的动力与求知的乐趣。
1958年，柳斌杰以全学区状元的身份进入当地唯一的寄宿制高级小学学习。两年后，他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学。当年，正值自然灾害而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柳斌杰顶着生活的艰难，以巨大的毅力将中学阶段的学习坚持了下来。这期间，他到某国防俱乐部飞行队训练、学习过一段时间。
“文化大革命”爆发，终止了柳斌杰的大学梦。复课毕业后，他在与陕西接壤的甘肃省灵台县“五七”红专学校办公室工作。1969年8月，柳斌杰放弃当时相对较为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成为支援西北建设的一员，来到位于甘肃境内的冶金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程公司工作。这是前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这里的条件非常艰苦。然而，正是这艰苦环境，磨练了他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劳、善于迎难而上的精神与斗志。在这里，企业是军管的，一切都是军事化管理。他起初出任工程公司四连班长、排长，每天带头下工地、上矿山，搬砖抹灰、打钻开掘，他都干过，手掌上常常是血泡遍布，有时还面临着生命危险。这时的柳斌杰没有机会为自己的前途设计太多，每天想的最多的就是当天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很快，柳斌杰脱颖而出，他的组织才能与在青年工人中的号召力被公司总部看中。于是，他被调任第三冶炼厂政治处宣传组长，不久又被派到新疆有色局的辉铜山矿工作，历任辉铜山矿团委书记、组织科长、办公室主任、辉铜山矿政治处主任、企业整顿办公室主任兼采矿场党委书记。在采矿场，他组建和领导的青年采掘突击队创造了全国铜矿深井独头掘进新记录，有关部门在那里开了现场会。
粉碎“四人帮”后，柳斌杰被提任为辉铜山矿党委常委，后改任辉铜山矿副矿长。他把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都抛洒在这里，激情岁月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燃烧了整整10个年头。
“黄埔一期”奠定职业生涯的理论底蕴
1977年，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高考。这个长了翅膀的消息触动了柳斌杰“知识改变命运”的心弦，使他重又燃起大学梦。
于是，柳斌杰拂去依旧整齐摆放在箱底的那些沉睡了多年的书籍上的尘土，仿佛在一瞬间也拂去了心头的痛楚，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希望。他开始迎战高考。
考试过后，是苦苦的等待。信心十足的柳斌杰，这次没有与大学梦失之交臂，他被兰州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
不久，柳斌杰得知国家又要恢复研究生教育，十分高兴，他不顾众多亲朋好友的劝说，自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硕士研究生的考试。当时，不少人认为他的这种做法太冒险了，万一没有考上研究生，大学不也上不成了吗？当家人和许多同事都为他惋惜与担心时，他却充满自信。
1978年初夏的一天，柳斌杰收到了一封挂号信——梦寐以求的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来了！
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学习不久，柳斌杰又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在“文革”期间，他就对许多社会现象不理解，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等问题搞不清，他想在理论上分清是非，探索社会发展背后的客观规律。
这一次，他又如愿以偿，顺利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业。
从改革开放后的社科院哲学专业“黄埔一期”毕业后，柳斌杰被分配到团中央工作，历任团中央宣传部处长、副部长、部长等职。虽然工作单位几经变换，但柳斌杰探讨理论问题的兴趣与习惯始终没变。而今，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当家人，柳斌杰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者，也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在业内外享有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盛誉。他所推出的一系列举措，之所以成功“软着陆”，得益于他高深的理论根基，得益于他开拓进取的雄心。早在团中央与四川工作期间，他在改革方面便表现出特有的天赋或先知先觉。
1990年7月起，柳斌杰转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第一线，任团中央常委、全国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全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总经理兼党委书记、21世纪实业集团董事长等职。从团中央机关转移到团属企业，上任伊始，他大胆地对传统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探索、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尝试。在中央机关直属单位进行事转企的体制改革方面，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1995年，柳斌杰走出中央部委办公楼，赶赴四川任职。到任后，四川省委让他主抓四川省计委、建委、体改委的工作。他推动了一大批工程建设进度，调整了生产力布局，深化了国企改革，一干就是4年。在投资体制的改革中，文化投资这一块该怎么办？在思考成熟后，柳斌杰着手做了一件大事，让四川的文化界为之一振，他竟然对长期以来政府不敢动刀的新闻出版、文化广电单位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就是要让国家还包揽一切的单位转制为自负盈亏的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
现在四川新华集团已改造成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改革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典范，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百分之三十左右，修建的物流中心从规模到技术装备在全国都堪称一流。看到当年的努力今天硕果累累，柳斌杰心底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打响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攻坚战
200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文决定：柳斌杰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当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柳斌杰在就职时宣示，他今后将“多用智慧，少用权力”，全面提高中国新闻出版物的管理水平和执法水平。
柳斌杰认为，新闻出版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它具有某些意识形态属性，而它的一般性，恰恰是它是一个产品，它的生产、加工、制造、包装和上市，都和其他任何产品没有两样。他的见解十分精辟，很有前瞻性：“进入市场它就是商品，在流通中实现两个效益，而且只有占领了市场，才能占领阵地，社会效益才能充分发挥。没有市场何谈阵地？所以不应该过分夸大新闻出版业的特殊性。产业是事业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要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型文化企业的支撑。如果不发展企业，光强调事业，事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分清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种不同的属性，将经营性的新闻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这是将新闻出版单位推向市场的第一步，是进入国际文化竞争的必由之路。”
在新闻出版领域体制改革这场攻坚战中，中央党政机关、部委所属出版单位通过转企改制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是出版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重点推进这些出版单位改革的过程中，柳斌杰看到了其改革的特殊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逐步实施，敢于突破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条条框框，打破常规，突破难点，认真研究制定出完善的改革方案，按照脱钩、转制、重组兼并等方向逐步推进。
通过改进管理、完善服务，加快推进新闻出版业最终形成“两个格局，三大体系”，即形成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闻出版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开放格局；构建宏观调控、依法管理的行政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覆盖全面、传输快捷的传媒体系——这是柳斌杰的梦想，也是所有新闻出版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柳斌杰从小失去父母，6岁那年便成了孤儿。早年他从照顾自己的地方政府与乡里乡亲那里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人世间的关爱。柳斌杰从小就相信，自强能战胜一切自己想不到的困难。经历生活的磨练，他比同龄的孩子相对更加成熟、坚强，坚强中又不失乐观，笑对人生。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都没有中断过学业。为了省钱上学，他宁愿一天少吃一顿饭；为了挣钱买书，他很小就开始勤工俭学，曾为学校养过兔、喂过猪、放过牛。
柳斌杰努力学习，梦想以知识来改变现状。天资聪颖的他，加上刻苦用功，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靠前。多少个节假日，他都是在学校图书馆中度过的。读书使他找到了生活的动力与求知的乐趣。
1958年，柳斌杰以全学区状元的身份进入当地唯一的寄宿制高级小学学习。两年后，他又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学。当年，正值自然灾害而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柳斌杰顶着生活的艰难，以巨大的毅力将中学阶段的学习坚持了下来。这期间，他到某国防俱乐部飞行队训练、学习过一段时间。
“文化大革命”爆发，终止了柳斌杰的大学梦。复课毕业后，他在与陕西接壤的甘肃省灵台县“五七”红专学校办公室工作。1969年8月，柳斌杰放弃当时相对较为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成为支援西北建设的一员，来到位于甘肃境内的冶金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程公司工作。这是前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这里的条件非常艰苦。然而，正是这艰苦环境，磨练了他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劳、善于迎难而上的精神与斗志。在这里，企业是军管的，一切都是军事化管理。他起初出任工程公司四连班长、排长，每天带头下工地、上矿山，搬砖抹灰、打钻开掘，他都干过，手掌上常常是血泡遍布，有时还面临着生命危险。这时的柳斌杰没有机会为自己的前途设计太多，每天想的最多的就是当天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很快，柳斌杰脱颖而出，他的组织才能与在青年工人中的号召力被公司总部看中。于是，他被调任第三冶炼厂政治处宣传组长，不久又被派到新疆有色局的辉铜山矿工作，历任辉铜山矿团委书记、组织科长、办公室主任、辉铜山矿政治处主任、企业整顿办公室主任兼采矿场党委书记。在采矿场，他组建和领导的青年采掘突击队创造了全国铜矿深井独头掘进新记录，有关部门在那里开了现场会。
粉碎“四人帮”后，柳斌杰被提任为辉铜山矿党委常委，后改任辉铜山矿副矿长。他把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都抛洒在这里，激情岁月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燃烧了整整10个年头。
“黄埔一期”奠定职业生涯的理论底蕴
1977年，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高考。这个长了翅膀的消息触动了柳斌杰“知识改变命运”的心弦，使他重又燃起大学梦。
于是，柳斌杰拂去依旧整齐摆放在箱底的那些沉睡了多年的书籍上的尘土，仿佛在一瞬间也拂去了心头的痛楚，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希望。他开始迎战高考。
考试过后，是苦苦的等待。信心十足的柳斌杰，这次没有与大学梦失之交臂，他被兰州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
不久，柳斌杰得知国家又要恢复研究生教育，十分高兴，他不顾众多亲朋好友的劝说，自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硕士研究生的考试。当时，不少人认为他的这种做法太冒险了，万一没有考上研究生，大学不也上不成了吗？当家人和许多同事都为他惋惜与担心时，他却充满自信。
1978年初夏的一天，柳斌杰收到了一封挂号信——梦寐以求的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来了！
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学习不久，柳斌杰又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在“文革”期间，他就对许多社会现象不理解，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等问题搞不清，他想在理论上分清是非，探索社会发展背后的客观规律。
这一次，他又如愿以偿，顺利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业。
从改革开放后的社科院哲学专业“黄埔一期”毕业后，柳斌杰被分配到团中央工作，历任团中央宣传部处长、副部长、部长等职。虽然工作单位几经变换，但柳斌杰探讨理论问题的兴趣与习惯始终没变。而今，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当家人，柳斌杰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者，也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在业内外享有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盛誉。他所推出的一系列举措，之所以成功“软着陆”，得益于他高深的理论根基，得益于他开拓进取的雄心。早在团中央与四川工作期间，他在改革方面便表现出特有的天赋或先知先觉。
1990年7月起，柳斌杰转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第一线，任团中央常委、全国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全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总经理兼党委书记、21世纪实业集团董事长等职。从团中央机关转移到团属企业，上任伊始，他大胆地对传统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探索、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尝试。在中央机关直属单位进行事转企的体制改革方面，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1995年，柳斌杰走出中央部委办公楼，赶赴四川任职。到任后，四川省委让他主抓四川省计委、建委、体改委的工作。他推动了一大批工程建设进度，调整了生产力布局，深化了国企改革，一干就是4年。在投资体制的改革中，文化投资这一块该怎么办？在思考成熟后，柳斌杰着手做了一件大事，让四川的文化界为之一振，他竟然对长期以来政府不敢动刀的新闻出版、文化广电单位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就是要让国家还包揽一切的单位转制为自负盈亏的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
现在四川新华集团已改造成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改革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典范，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百分之三十左右，修建的物流中心从规模到技术装备在全国都堪称一流。看到当年的努力今天硕果累累，柳斌杰心底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打响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攻坚战
200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文决定：柳斌杰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当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柳斌杰在就职时宣示，他今后将“多用智慧，少用权力”，全面提高中国新闻出版物的管理水平和执法水平。
柳斌杰认为，新闻出版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它具有某些意识形态属性，而它的一般性，恰恰是它是一个产品，它的生产、加工、制造、包装和上市，都和其他任何产品没有两样。他的见解十分精辟，很有前瞻性：“进入市场它就是商品，在流通中实现两个效益，而且只有占领了市场，才能占领阵地，社会效益才能充分发挥。没有市场何谈阵地？所以不应该过分夸大新闻出版业的特殊性。产业是事业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要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型文化企业的支撑。如果不发展企业，光强调事业，事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分清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种不同的属性，将经营性的新闻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这是将新闻出版单位推向市场的第一步，是进入国际文化竞争的必由之路。”
在新闻出版领域体制改革这场攻坚战中，中央党政机关、部委所属出版单位通过转企改制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是出版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重点推进这些出版单位改革的过程中，柳斌杰看到了其改革的特殊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逐步实施，敢于突破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条条框框，打破常规，突破难点，认真研究制定出完善的改革方案，按照脱钩、转制、重组兼并等方向逐步推进。
通过改进管理、完善服务，加快推进新闻出版业最终形成“两个格局，三大体系”，即形成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闻出版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开放格局；构建宏观调控、依法管理的行政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覆盖全面、传输快捷的传媒体系——这是柳斌杰的梦想，也是所有新闻出版人孜孜以求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