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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的内部演出
“文革”时期的电影演出是分级别的。公开发行的电影人们可以买票到电影院去看，但是那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片子，而且演了好多年，一般只有普通老百姓才会去买票看这些电影。内部的电影演出就丰富一些，但是想看这样的电影都要讲级别、讲关系，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看到的。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母亲在广州军区驻广州市的某机关大院工作，是军队干部，我们一家就随我母亲住在军队的大院里。父亲在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工作，虽然没当什么了不起的官，但是管点事，好像很有神通的样子。这样，我沾老爸的光，看了不少内部电影、内部演出。
进入70年代，广州已经比较平静，不像全国其他城市那样乱，社会秩序好很多。这主要得益于广州有春秋两季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其他的外事活动也比较多。
每到交易会召开的时候，就有中央的文艺团体到广州来为广交会的外宾表演，以展示“文革”的伟大成果，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这些演出都在中山纪念堂，演出票都不公开出售，全部由内部分发到省市直属机关单位，还有各厅局的一些领导手上，一般的工厂学校科研单位是不可能拿到这些票的。父亲当年就管票，咱们要看，自然是十分方便。但父亲比较低调，他一般只拿位置比较差的票回家，位置好的票只是在有朋友要票的时候或是有别的什么需要的时候才拿，拿了一般也都是给人家。
我们那时候住在部队大院，邻里之间关系很好，大家都知道父亲能拿到这个票，想看演出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家里来了客人想招待一下的时候就会来找我父亲。父亲也总是非常乐意地答应他们。不过每次父亲会特别叮嘱他们不要把票交给不认识的人，更不能卖。
在中山纪念堂看戏，一方面是一种政治待遇、一种享受，再一方面也是受罪。第一，那时候的中山纪念堂没有空调，只有一些电风扇。演出的时候怕阶级敌人搞破坏，所有的门窗都关得死死的，所以演出大厅里热得要死，而且观众不得半途离场。而演出呢，如果没看过，看一两场还有些新鲜，看多了也没多少意思。那时的文艺作品非常单调，都在突出政治。
有一回，我和我哥看一个歌舞团的演出，看到后来实在没兴趣看了，想走，走到门口，守门的不让走，一定要到散场的时候才让走。不但不让走，就是在演出大厅外的走廊里走动、休息都不行，都会有剧场的服务员来干涉你。其实这些服务员很多不是真正的服务员，而是公安局的便衣。所以他们对人，有时候是很凶的。我和我哥回到座位上，没坐多久，实在受不了那份闷热，又跑了出来。守门的那个阿姨还是不让走，这回哥哥想到办法了，他跟那个阿姨讲：我爸爸是市委的某某。父亲在交易会期间经常要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不少保卫人员都认得他。这一招奏效了，那个阿姨看着我们两兄弟。我哥长得有几分像父亲，她看了一会儿就说：你爸爸就是肥佬阮？她说的是我爸的绰号。我哥说是。她看看，咱们两个小孩满头大汗，看来没有可疑，才放我们走。我们一出中山纪念堂演出厅的门，门外边园子里还有人，马上就盯住了我们，叫道：干什么的？不许走！把我们吓了一跳。门里的阿姨赶紧解释说，他们是肥佬阮的仔（广州话，儿子的意思）。这样，我们才得以脱离那个大蒸笼。
保卫工作做到了这样，不时地还是会出事。有一回，父亲回到家就一个个地问，给你们票自己去看了没有，有没有给不认识的人。一遍遍都问过了，每张票都有着落了，父亲才放心。原来在中山纪念堂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我们只看到我爸拿票回来送人，却不知道其实他们拿的每张票为了安全考虑，都是有登记的。
在1974年、1975年，发生过几次反动标语事件，这样一搞，内部发票也控制得比较严了。但我们要看戏，还是比较方便。
原来交易会的演出都是由中央的文艺团体承担，他们总来，来多了又没有新节目，人们也就看腻了。大概是在1972年，周恩来下令让全国各省的文艺团体轮流到广州承担这项演出任务。后来不但来一个歌舞团，还来一个杂技团。这样一来，节目丰富了一些，但是歌舞节目总离不开政治说教，就是舞蹈也有很多《铁姑娘学大寨》《码头工人战台风》一类的节目，有时候看着舞蹈演员们满场地蹦、满场地跳，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些节目我们看着没劲，外宾看着就更没劲。记得那时流传着一故事。外宾看着舞台上的演员又蹦又跳就问翻译，她们在干啥？翻译告诉他，她们在铲土推车，你看像不像？外宾看了半天，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
所以，这些演出看到后来，我们都不愿意再去，只爱看一些杂技表演。一般的歌舞，不管是哪个团的，都不爱去。
尽管我们自己不爱去，但是要是和那些地方上的平民子弟同学们讲起去中山纪念堂看戏，那是可以把他们羡慕得眼珠子都能瞪出来的。在他们看来，能到中山纪念堂看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样的内部戏，我们大概一直看到1975年，到了1976年，各种气氛都紧张起来，而且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这个演出的规模也小了很多，我们也就没有再看。
精彩的内部电影
到中山纪念堂看内部演出讲实话是比较枯燥的，但是内部的电影可就精彩得多了。
当时的内部电影有着十分严格的级别限制。高级的机关就可以放一些欧美日本的、带有一些政治色彩的所谓“反动电影”，比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军阀》等，还有就是美国的《紧急下潜》《巴顿将军》等几部。在邓小平复出时，内部解禁了一些“文革”前拍的国产电影中带“毒”的片子，比如《上甘岭》，这些电影都不许公开放映，就在部队机关内部放。军队内部还有一些苏联的军事纪录片，只能是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才可以看。
我那时跟随母亲住在一个师级单位，级别不算太高。我们大院有三个放电影的地方，一个是大操场，这里一般是放一些公开的电影，另有一个大礼堂以及一个小礼堂。小礼堂只有一百多个座位，在那里放的都是级别很高的保密电影内部电影，只有达到某一级别的干部才能看，而且他们在看的时候都是由各单位组织好，排好队才能进场。有一回，院里放罗马尼亚电影《巴布斯卡历险记》，那是一部娱乐性为主的电影，但也是作为内部电影，由每个单位发票，在大操场上放映。平时内部电影的放映消息都是保密的，这回不知怎么让外面的人知道了。周围的老百姓纷纷往我们大院里涌。挤大门的、翻围墙的，各出奇招，为的就是看一场电影。部队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不能不管，警卫班守着大门、看着围墙，不让老百姓进来。老百姓可不管这么多，最后竟然把院墙给推倒了一截，人们潮水一样涌进来。一个战士去拦他们，被一脚踢到裆部，痛得当场晕死过去，不得不送到医院去。 有一回，为了看一部内部电影，好像是《上甘岭》，我差点断了胳膊。那次是院里发票在操场上演。但是来的人太多，而且很多是没票的，包括我都没有票。我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院里的哪条小路不知道？警卫班守着几条大路，我就钻小道进了操场。当年我也挺聪明，看那架势就知道这电影不会在大操场上放，就事先站到了大礼堂的门口。果不其然，最后突然说在礼堂里放电影，人们疯了似的往大礼堂那里涌，我就给挤在了门边上。这时礼堂里的人只开了一扇门，人们就从这扇门往里涌，我正好站在门边，一只手挡在门上，还正好是反向地给压在门上，我的手臂挡着大家的去路，人家就压在我的手上，当时我害怕极了。
开始我想挤进去，结果给一个大孩子挡了回来。人群还在不断地往前涌，而且是越涌越多，我知道，如果不赶紧抽回来，这手恐怕就不再是我的啦。我使出平生的力气，挤不进去就使劲往回抽，终于让我给抽了出来，也保住了我的手臂。那年我大概只有十二三岁。
出来之后，我心里十分害怕，揉搓着被挤得生痛的手臂，自然不敢再上前。在门外徘徊了半天，等人们都进了场，我才又凑了上去。这时礼堂里已经满满当当的了，座位上自然坐满了人，其他地方也都挤满了，我个子小，站在后面也看不见，在外面听了半天也没听清楚，只好回家去了。
过了那天，院里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这么好的电影为什么不让演？都说《我的祖国》那歌不好，太软，可别的内容都很好啊……这个话题在咱们院里谈了好久好久，没人想得通。
公开放映的“文革”电影
说到看电影，就不能不说一说“文革”时期拍的“文革”电影。“文革”时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周恩来请江青看电影，第一天是《红灯记》，第二天是《红灯记》，第三天还是《红灯记》。这下把江青看火了。这时周恩来说了，你看《红灯记》看了三天就不耐烦了，全国人民都看八年了。于是这才重新开始拍新的电影。
大概是在1973年的时候，出来“文革”时期拍摄的第一批电影，一共四部——《火红的年代》《战洪图》《艳阳天》和《青松岭》。在这四部之后，其他的电影也陆续拍了出来。这些电影无一不带着浓厚的“文革”色彩。
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复出后，“四人帮”针锋相对地掀起了一股“反潮流”的运动。所谓反潮流，说白了就是颠倒黑白。那时的文化宣传部门差不多是完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他们拍出了不少反潮流电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的内容越来越左，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到了1975、1976年，随着《春苗》《决裂》的上演，反潮流电影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更高的高峰还在后面。
我们看《春苗》《决裂》的时候还是十二三岁，还没有上初二。讲实话，我们挺喜欢这些电影，特别是在刚看《春苗》《决裂》的时候。喜欢它里头激烈的斗争、人物的冲突。但是对其中的所谓英雄人物则基本是不感冒，相反喜欢里头的反面人物，各种阶级敌人、坏分子。对自己身边的那些积极分子还喜欢用“想当春苗啊”、“好像龙校长啊”（龙校长，《决裂》中的主人公）这样的话来讽刺他们。
那时候我们住在部队大院里，营区范围很大，到处是树林草丛，真是孩子游戏的好天地。咱们在那里学地道战、地雷战，宁愿挨打、挨炸都要做鬼子汉奸一派，而不做游击队一派。
说来，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特别是对孩子而言，你给他什么，他就接收什么，没有分辨力。但是人心底里对美对善的追求却不是那么容易泯灭的。
多年后，我们这些当年的小毛孩子长成了大人，谈起当年自己心目中偶像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喜欢“王芳”（《英雄儿女》中的女主角）、王晓棠等等那些富有女性柔美的女明星，就连《秘密图纸》中的那个女特务都有人喜欢。饰演春苗的李秀明不可以说不漂亮，但是在我们偌大的一个大院里，那么多的小孩，只有一个同学的哥哥说喜欢她。其实我们当年就知道他喜欢春苗，都觉得他是个怪人。
在《决裂》之后，又上演了一部《小将》，是根据北京那个写《小学生日记》的黄帅的事迹改编的。这部电影是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的，至于电影演了啥，一点都不知道，只在开场的时候看了一下那个女主角，不是我们喜欢的那种女孩，谁也没有再去看电影，就玩起了捉迷藏。只是散场的时候很遗憾，电影怎么这么快就放完了，我们玩得正开心呢。老师坐在位置上看电影，没有人管我们，男孩子差不多都在玩。电影里的学生在教训老师，座位上的老师再来监督学生学习怎么批斗自己，那老师是不是有病？看来我们的老师都没病，自然就不会有人来管我们了。
“文革”时期，教育战线已经给整得奄奄一息，这时候再来这么一部电影，对教师对教育更是雪上加霜。电影看完，回去还要写观后感。电影都没看怎么写？结果是大家胡乱抄一下也就了事。
《小将》这部电影上演的时间很短，没多久，“四人帮”就倒台了。
那个时期有部电影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创业》。以今天的眼光看，它当然是极左的，但当年却被江青列举了十条罪状不给公演。导演张天民也是够本事，居然写信给毛主席进行申诉。毛主席看了电影说，虽然有问题，但还是可以公演，罪状竟有十条之多也太过分了。
这部电影公演后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震动，让人感到振奋。以往的电影中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坏蛋，不是敌特就是为了个人利益丧心病狂的阶级异己分子，最好的也是落后分子。这部电影里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有爱国心的落后分子，最后也受到工人阶级的代表周挺杉的感召站到了工人队伍中。这电影一上演，人们就议论，是不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改变了。当年我住的地方，还有我父亲工作的单位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部电影给他们的激励特别大。
我从小到大，不知看了多少电影，但很少自己到电影院里买票看电影。真正第一次买票看电影时已经到了1992年，为的是和女朋友约会。那时广州的电影票已经要20多块钱一张了。
（责任编辑/楚文）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文革”时期的电影演出是分级别的。公开发行的电影人们可以买票到电影院去看，但是那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片子，而且演了好多年，一般只有普通老百姓才会去买票看这些电影。内部的电影演出就丰富一些，但是想看这样的电影都要讲级别、讲关系，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看到的。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母亲在广州军区驻广州市的某机关大院工作，是军队干部，我们一家就随我母亲住在军队的大院里。父亲在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工作，虽然没当什么了不起的官，但是管点事，好像很有神通的样子。这样，我沾老爸的光，看了不少内部电影、内部演出。
进入70年代，广州已经比较平静，不像全国其他城市那样乱，社会秩序好很多。这主要得益于广州有春秋两季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其他的外事活动也比较多。
每到交易会召开的时候，就有中央的文艺团体到广州来为广交会的外宾表演，以展示“文革”的伟大成果，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这些演出都在中山纪念堂，演出票都不公开出售，全部由内部分发到省市直属机关单位，还有各厅局的一些领导手上，一般的工厂学校科研单位是不可能拿到这些票的。父亲当年就管票，咱们要看，自然是十分方便。但父亲比较低调，他一般只拿位置比较差的票回家，位置好的票只是在有朋友要票的时候或是有别的什么需要的时候才拿，拿了一般也都是给人家。
我们那时候住在部队大院，邻里之间关系很好，大家都知道父亲能拿到这个票，想看演出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家里来了客人想招待一下的时候就会来找我父亲。父亲也总是非常乐意地答应他们。不过每次父亲会特别叮嘱他们不要把票交给不认识的人，更不能卖。
在中山纪念堂看戏，一方面是一种政治待遇、一种享受，再一方面也是受罪。第一，那时候的中山纪念堂没有空调，只有一些电风扇。演出的时候怕阶级敌人搞破坏，所有的门窗都关得死死的，所以演出大厅里热得要死，而且观众不得半途离场。而演出呢，如果没看过，看一两场还有些新鲜，看多了也没多少意思。那时的文艺作品非常单调，都在突出政治。
有一回，我和我哥看一个歌舞团的演出，看到后来实在没兴趣看了，想走，走到门口，守门的不让走，一定要到散场的时候才让走。不但不让走，就是在演出大厅外的走廊里走动、休息都不行，都会有剧场的服务员来干涉你。其实这些服务员很多不是真正的服务员，而是公安局的便衣。所以他们对人，有时候是很凶的。我和我哥回到座位上，没坐多久，实在受不了那份闷热，又跑了出来。守门的那个阿姨还是不让走，这回哥哥想到办法了，他跟那个阿姨讲：我爸爸是市委的某某。父亲在交易会期间经常要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不少保卫人员都认得他。这一招奏效了，那个阿姨看着我们两兄弟。我哥长得有几分像父亲，她看了一会儿就说：你爸爸就是肥佬阮？她说的是我爸的绰号。我哥说是。她看看，咱们两个小孩满头大汗，看来没有可疑，才放我们走。我们一出中山纪念堂演出厅的门，门外边园子里还有人，马上就盯住了我们，叫道：干什么的？不许走！把我们吓了一跳。门里的阿姨赶紧解释说，他们是肥佬阮的仔（广州话，儿子的意思）。这样，我们才得以脱离那个大蒸笼。
保卫工作做到了这样，不时地还是会出事。有一回，父亲回到家就一个个地问，给你们票自己去看了没有，有没有给不认识的人。一遍遍都问过了，每张票都有着落了，父亲才放心。原来在中山纪念堂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我们只看到我爸拿票回来送人，却不知道其实他们拿的每张票为了安全考虑，都是有登记的。
在1974年、1975年，发生过几次反动标语事件，这样一搞，内部发票也控制得比较严了。但我们要看戏，还是比较方便。
原来交易会的演出都是由中央的文艺团体承担，他们总来，来多了又没有新节目，人们也就看腻了。大概是在1972年，周恩来下令让全国各省的文艺团体轮流到广州承担这项演出任务。后来不但来一个歌舞团，还来一个杂技团。这样一来，节目丰富了一些，但是歌舞节目总离不开政治说教，就是舞蹈也有很多《铁姑娘学大寨》《码头工人战台风》一类的节目，有时候看着舞蹈演员们满场地蹦、满场地跳，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些节目我们看着没劲，外宾看着就更没劲。记得那时流传着一故事。外宾看着舞台上的演员又蹦又跳就问翻译，她们在干啥？翻译告诉他，她们在铲土推车，你看像不像？外宾看了半天，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
所以，这些演出看到后来，我们都不愿意再去，只爱看一些杂技表演。一般的歌舞，不管是哪个团的，都不爱去。
尽管我们自己不爱去，但是要是和那些地方上的平民子弟同学们讲起去中山纪念堂看戏，那是可以把他们羡慕得眼珠子都能瞪出来的。在他们看来，能到中山纪念堂看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样的内部戏，我们大概一直看到1975年，到了1976年，各种气氛都紧张起来，而且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这个演出的规模也小了很多，我们也就没有再看。
精彩的内部电影
到中山纪念堂看内部演出讲实话是比较枯燥的，但是内部的电影可就精彩得多了。
当时的内部电影有着十分严格的级别限制。高级的机关就可以放一些欧美日本的、带有一些政治色彩的所谓“反动电影”，比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军阀》等，还有就是美国的《紧急下潜》《巴顿将军》等几部。在邓小平复出时，内部解禁了一些“文革”前拍的国产电影中带“毒”的片子，比如《上甘岭》，这些电影都不许公开放映，就在部队机关内部放。军队内部还有一些苏联的军事纪录片，只能是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才可以看。
我那时跟随母亲住在一个师级单位，级别不算太高。我们大院有三个放电影的地方，一个是大操场，这里一般是放一些公开的电影，另有一个大礼堂以及一个小礼堂。小礼堂只有一百多个座位，在那里放的都是级别很高的保密电影内部电影，只有达到某一级别的干部才能看，而且他们在看的时候都是由各单位组织好，排好队才能进场。有一回，院里放罗马尼亚电影《巴布斯卡历险记》，那是一部娱乐性为主的电影，但也是作为内部电影，由每个单位发票，在大操场上放映。平时内部电影的放映消息都是保密的，这回不知怎么让外面的人知道了。周围的老百姓纷纷往我们大院里涌。挤大门的、翻围墙的，各出奇招，为的就是看一场电影。部队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不能不管，警卫班守着大门、看着围墙，不让老百姓进来。老百姓可不管这么多，最后竟然把院墙给推倒了一截，人们潮水一样涌进来。一个战士去拦他们，被一脚踢到裆部，痛得当场晕死过去，不得不送到医院去。 有一回，为了看一部内部电影，好像是《上甘岭》，我差点断了胳膊。那次是院里发票在操场上演。但是来的人太多，而且很多是没票的，包括我都没有票。我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院里的哪条小路不知道？警卫班守着几条大路，我就钻小道进了操场。当年我也挺聪明，看那架势就知道这电影不会在大操场上放，就事先站到了大礼堂的门口。果不其然，最后突然说在礼堂里放电影，人们疯了似的往大礼堂那里涌，我就给挤在了门边上。这时礼堂里的人只开了一扇门，人们就从这扇门往里涌，我正好站在门边，一只手挡在门上，还正好是反向地给压在门上，我的手臂挡着大家的去路，人家就压在我的手上，当时我害怕极了。
开始我想挤进去，结果给一个大孩子挡了回来。人群还在不断地往前涌，而且是越涌越多，我知道，如果不赶紧抽回来，这手恐怕就不再是我的啦。我使出平生的力气，挤不进去就使劲往回抽，终于让我给抽了出来，也保住了我的手臂。那年我大概只有十二三岁。
出来之后，我心里十分害怕，揉搓着被挤得生痛的手臂，自然不敢再上前。在门外徘徊了半天，等人们都进了场，我才又凑了上去。这时礼堂里已经满满当当的了，座位上自然坐满了人，其他地方也都挤满了，我个子小，站在后面也看不见，在外面听了半天也没听清楚，只好回家去了。
过了那天，院里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这么好的电影为什么不让演？都说《我的祖国》那歌不好，太软，可别的内容都很好啊……这个话题在咱们院里谈了好久好久，没人想得通。
公开放映的“文革”电影
说到看电影，就不能不说一说“文革”时期拍的“文革”电影。“文革”时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周恩来请江青看电影，第一天是《红灯记》，第二天是《红灯记》，第三天还是《红灯记》。这下把江青看火了。这时周恩来说了，你看《红灯记》看了三天就不耐烦了，全国人民都看八年了。于是这才重新开始拍新的电影。
大概是在1973年的时候，出来“文革”时期拍摄的第一批电影，一共四部——《火红的年代》《战洪图》《艳阳天》和《青松岭》。在这四部之后，其他的电影也陆续拍了出来。这些电影无一不带着浓厚的“文革”色彩。
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复出后，“四人帮”针锋相对地掀起了一股“反潮流”的运动。所谓反潮流，说白了就是颠倒黑白。那时的文化宣传部门差不多是完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他们拍出了不少反潮流电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的内容越来越左，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到了1975、1976年，随着《春苗》《决裂》的上演，反潮流电影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更高的高峰还在后面。
我们看《春苗》《决裂》的时候还是十二三岁，还没有上初二。讲实话，我们挺喜欢这些电影，特别是在刚看《春苗》《决裂》的时候。喜欢它里头激烈的斗争、人物的冲突。但是对其中的所谓英雄人物则基本是不感冒，相反喜欢里头的反面人物，各种阶级敌人、坏分子。对自己身边的那些积极分子还喜欢用“想当春苗啊”、“好像龙校长啊”（龙校长，《决裂》中的主人公）这样的话来讽刺他们。
那时候我们住在部队大院里，营区范围很大，到处是树林草丛，真是孩子游戏的好天地。咱们在那里学地道战、地雷战，宁愿挨打、挨炸都要做鬼子汉奸一派，而不做游击队一派。
说来，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特别是对孩子而言，你给他什么，他就接收什么，没有分辨力。但是人心底里对美对善的追求却不是那么容易泯灭的。
多年后，我们这些当年的小毛孩子长成了大人，谈起当年自己心目中偶像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喜欢“王芳”（《英雄儿女》中的女主角）、王晓棠等等那些富有女性柔美的女明星，就连《秘密图纸》中的那个女特务都有人喜欢。饰演春苗的李秀明不可以说不漂亮，但是在我们偌大的一个大院里，那么多的小孩，只有一个同学的哥哥说喜欢她。其实我们当年就知道他喜欢春苗，都觉得他是个怪人。
在《决裂》之后，又上演了一部《小将》，是根据北京那个写《小学生日记》的黄帅的事迹改编的。这部电影是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的，至于电影演了啥，一点都不知道，只在开场的时候看了一下那个女主角，不是我们喜欢的那种女孩，谁也没有再去看电影，就玩起了捉迷藏。只是散场的时候很遗憾，电影怎么这么快就放完了，我们玩得正开心呢。老师坐在位置上看电影，没有人管我们，男孩子差不多都在玩。电影里的学生在教训老师，座位上的老师再来监督学生学习怎么批斗自己，那老师是不是有病？看来我们的老师都没病，自然就不会有人来管我们了。
“文革”时期，教育战线已经给整得奄奄一息，这时候再来这么一部电影，对教师对教育更是雪上加霜。电影看完，回去还要写观后感。电影都没看怎么写？结果是大家胡乱抄一下也就了事。
《小将》这部电影上演的时间很短，没多久，“四人帮”就倒台了。
那个时期有部电影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创业》。以今天的眼光看，它当然是极左的，但当年却被江青列举了十条罪状不给公演。导演张天民也是够本事，居然写信给毛主席进行申诉。毛主席看了电影说，虽然有问题，但还是可以公演，罪状竟有十条之多也太过分了。
这部电影公演后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震动，让人感到振奋。以往的电影中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坏蛋，不是敌特就是为了个人利益丧心病狂的阶级异己分子，最好的也是落后分子。这部电影里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有爱国心的落后分子，最后也受到工人阶级的代表周挺杉的感召站到了工人队伍中。这电影一上演，人们就议论，是不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改变了。当年我住的地方，还有我父亲工作的单位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部电影给他们的激励特别大。
我从小到大，不知看了多少电影，但很少自己到电影院里买票看电影。真正第一次买票看电影时已经到了1992年，为的是和女朋友约会。那时广州的电影票已经要20多块钱一张了。
（责任编辑/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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