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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琴现代唱词在内容上体现了壮族民众的乐观精神和时代特征，在意象的选取、赋比兴的运用上独具特色。与旧有唱经相比，现代唱词在内容、创作主体、功能、文辞方面都呈现差异，反映了部分壮族民间传统歌谣从仪式化、宗教化向世俗化的转变。
[关键词]天琴；现代唱词；世俗化；民间文学
天琴原是广西龙州县金龙镇壮族布傣族群在民间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弹拨法器，在进入21世纪后，它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民族弹唱乐器。天琴的现代唱词是天琴文化历时传承的手段之一，是民俗事象大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其存在的意义长期被天琴作为独特民族乐器及其从属的民间信仰的光芒所遮盖，但其价值与功用还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一、对天琴现代唱词的文本研究
从思想内容来看，天琴的现代唱词主要是情歌、生活歌两类，大多是通过对自然风物的描绘与颂赞来表达对历史悠久的壮族农耕生活与文明的热爱、对歌唱山歌的喜爱、对爱情的期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
如《山歌要比星星多》：弹起天琴来唱歌/山歌要比星星多/那天我从桥上过/开口一唱歌成河/歌声唱得山更绿/满山遍野牛羊多/田垌弯弯歌也弯/画眉飞过相思河/尼呀尼呀尼的呀/（齐呼）侬呀依呀依呀/弹起天琴来唱歌/山歌越唱歌越多/山歌為媒情做线/山里山外都是歌/山里山外都是歌都是歌。①表达对山歌的喜爱，充满自信的情调，同时突出反映了山歌作为爱情婚姻的重要媒介的民族特点。《唱天谣》表达了对祖先遗留文化的珍视；《放雁》表现女子对心上人的思念与期待，以及爱情在走向婚姻之前的艰涩；《天琴美女》表现了侬峒节日的欢乐、对祖先的追思，在感悟现实生活的美好时对理想世界进行了描绘；《天琴弹起来》表现了壮族人民乐观开朗、热情好客的民族性格，以歌传情、以歌求爱的民族心理、民族风俗和自食其力、勤恳踏实地追求未来的民族愿望。
通过对这七首具有代表性、流传较广的天琴现代唱词的主旨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壮族人民乐观开朗、朴实热情的民族精神。充溢文词的乐观精神与昂扬情调，是现代天琴唱词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第一大特点，“风景画和风俗味，是思想内容所赖以展现的艺术手段之一，但这一层还不是决定性的关键。决定性的关键在于人的性格，人的精神面貌。”①诗者天地自然之音，民歌最为显著的特色在于情真意切。没有一首天琴现代唱词在思想内容上脱离当地壮民的日常生活而成为矫揉造作之文，它们涉及了金龙镇当地壮民对生产、婚姻的愿望，是最朴素的劳动人民抒发出的最真诚的咏怀，大多包含了对真善美的歌颂与渴望，这些都足以成为天琴现代唱词在思想上的闪光点。
意象是民歌用以承载情感能量的媒介，它包含着艺术创作主体的生活感悟与审美心理，特定的意象总是一个民族的独特代表。天琴现代唱词中涉及到的意象有：①自然意象：泉水/漓江河、山坡/九重坡/、云雾、星星、画眉、琴声、树、木棉花、牛羊、田野、雨等；②人文意象：龙凤锣、花凤舞、黑衣、黑裙、黑头饰、侬峒节、壮锦等。
在笔者搜集到的现代唱词当中，每一首所选用的意象大同小异，其中，河水、山坡、星星最为常见，群山、河流、百鸟、雨季、稻田并置一处，构成了独特的山地生存空间景观。这些意象典型地代表了天琴文化所生长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壮民诗化生活的审美观念的形象表现和豪放情怀的隐性流露。意象的选取往往体现出作者与所处自然、社会融合的程度，而不同作者创作的唱词，却都巧妙地反映出山、水、人、歌融为一体的特征。其中的人文意象如龙凤锣、花凤舞、壮锦等，都是金龙地区的独特风物与特殊节日的反映。而“板池泉水清澈透亮，木棉花开阵阵飘香”中的板池泉、木棉花，一个清凉可人，一个火红热情，不同色调、温度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形成互相补充从而丰富画面的效果，堪称现代唱词在吸收民族意象上的代表作。
“赋比兴”手法是构成民歌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天琴现代唱词的一大艺术特征，是在情意关系的表达上对赋比兴的兼用并且达到了出神入化、意境浑融的境界。以目前传唱最广的《唱天谣》为例，触动壮民情思的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的情化、心化，展现在歌词当中，以自身民族符号性的表达为唱词注入生机与活力。整首唱词有着明确的脉络，通篇直叙，使用赋体，而在开篇用“泉水”起兴，唤起情绪。泉水本身给人清凉、清净之感，在这首民歌中，“泉水”更增加了全诗的清新色彩与明丽格调。天琴唱词一如泉水的清、丽，沁人心肺而怡情悦性；泉水的流淌无歇一如天琴与山歌的历史，源远流长，不仅从古老的过去弹唱到现在，也会从现在一直弹唱到遥远的未来，子子孙孙，承继不断。
总而言之，天琴现代唱词“情深、风清、义直、体约、文丽”，思想性与艺术性都精美绝伦。乐观精神的体现、真情实感的流露与意象的精心选取、赋比兴的巧妙配合使天琴唱词拥有了既真又美的品格。
二、天琴现代唱词与旧有唱经的差异及其成因
天琴诞生的历史悠久，在刘锡蕃的《岭表纪蛮》中已有关于“鼎叮”的记载（“鼎叮”为天琴旧称）。②除了现代唱词，还存在着很多附属于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天琴古唱经。分析天琴现代唱词和旧有唱经在内容、作者群体、功能、文辞等方面的差异，从中探寻促使天琴在传承过程中发生改变的因素，有利于这一民间艺术在当代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在内容方面，旧有唱经所表现的内容更为详尽、覆盖的社会生活更为全面广泛，主要有宗教仪规、人生仪礼（诞生、成年、寿辰）、婚嫁丧葬等，还有来自民间传说的唱词，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最著名的是唱经总编《塘佛》，此外还有专用于侬峒节祭天仪式的《求务科》，为不孕不育者求子的《纳花科》《密锁桥科》，婚庆中迎新娘入门的《破木宽科》等等。专用于宗教仪式的唱经一般包含了对仪式流程、要求的介绍和颂神祈祷等部分，是一个长篇的、完整的体系，具有稳定性、动作性。相对于情感特征不鲜明的古唱经，现代的天琴唱词关注生活与爱情的美好，表达重点变成了现实的世界和生活、本真的人与情感。旧有唱经和现代唱词都包含了壮民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区别在于，唱经中将这种美好的期盼寄希望于神灵巫术之中，是以虔诚谦卑的态度对待现世与不可知的神。而现代唱词则更加理性，认为要追求幸福的生活，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具备一定的鼓舞作用，符合现代人的心理与价值观，这暗示着在布傣族群的民间，世俗的价值体系逐渐取代宗教的价值体系，人的现实感渐渐盖过了人对神力、超自然力的一厢情愿。 口头诗学的核心命题是表演中的创作，关键要素是表演。在功能方面，旧有唱词功能明确，附属于祈祷福祉、消灾免难的法事活动“做天”以及喻天仪式中，服务于巫术和娱神的需要，是“布祥”的必学之术。弹唱天琴是仪式中的重要部分，是弹天、唱天、跳天等环节中的通神手段，唱经是凝聚着布傣族群共同愿望的表达范本、信仰者内心的符号和象征。唱经中还包含着许多宗教禁忌的内容，如“布祥”在入教前必须接受“十戒”，因此，旧有唱经对当地的天琴文化圈实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旧有唱经还保留有诗乐舞相结合的特征，它伴随舞蹈在仪式中传唱，当弹奏天琴、颂神唱经、手舞足蹈三者融合在一起时，往往就是仪式的高潮部分。在举行侬峒节的祭天仪式时，“布祥”们会边唱边弹天琴，同时跳起八字舞。伴随着膜拜动作的进行，念念有词的“布祥”就在宗教仪式中消解人神、俗圣的对立。现代唱词也承担着以歌词的形式继承天琴文化的责任，但它在精神层面上更多地是作为民族的代表，过滤了旧有唱经包含的民俗禁忌，娱乐与宣泄功能更强，体现了世俗民间的自由情调，几乎摆脱了宗教唱诵的束缚，演化成质地单纯、更为地道的民俗歌谣。
在文辞方面，旧有唱经脱胎于民间宗教与法事活动，是宗教信仰的仪式产物，要符合宗教的仪规、禁忌，一板一眼，篇幅较长，一些讲述传说的旧唱经类似长诗。它们以七言句式为主，质朴无文，常常通过超现实陈述来体现出语言的巫术力。现有唱词体制短小，通常分为上下两章，多在200字以内，没有新的长诗出现，但文采斐然，擅于运用诗化的语言，清新自然，琅琅上口，且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生活画面，现实感极强，如“阿爸教我弹天琴啰”，“阿妈教我织壮锦”。天琴的现代唱词可以看作是口头文学书面化、文字化的一种进步。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唱词注重铺陈重沓的效果，将情感层层推进；单篇赋体一般采取直接叙事的方式，选取来自生活中的细节，直白、浅显，而非无病呻吟，也并不缺乏韵味。现代唱词的句式更为自由，每一句的字数和用韵没有严格的限制，相对于旧有唱经的整齐美，现代唱词具有一种错落的参差美。现代唱词中还增加了许多无实际意义的衬词以调节韵律，使唱词在弹奏演唱中显得更为韵味悠长。它们一改往昔宗教附属品的严肃面容，更具人间自由活泼的气息。
如前所述，天琴的现代唱词和古唱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也并非一时突变，而是有着其生发的内外因素。
首先是申请非遗的成功促使天琴完成了两种身份（法器与乐器）的转换与共存。2004年，天琴被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民族的代表与骄傲，并实现了从民间宗教仪式的法器到作为民族形象的乐器的转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琴，势必要具备与之相应的责任、职能，其唱词作为文化传播体系中最容易为人所接受、评判的一部分，固然不能再像过去的唱词一样纳入过多民间宗教或封建迷信色彩的语汇，它必须与传统做出一定程度的隔离，才能完成一次涅槃式的成长。
旧有唱经是作为原始宗教仪式不可分割的内容出现的，属于集体意识的一种表达，体现出宗教信仰对布傣族群心灵的占据，祖先和神灵受到膜拜，神职人员（“布祥”）的仪式活动因具備了通神效力而最大程度地拥有唱词的话语权。现代唱词作为天琴这项文化遗产的新成员，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要有所跃进，它转变的方向是世俗化、人情化，突出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感受，最终达到健康明朗的审美层次。此外，不少有远见卓识的音乐专家如范西姆、韩醒和民间乐器制作人秦华北对天琴的形制以及弹奏方法进行改良，这是天琴得以从法器一跃成为乐器的重要一步。
其次，作者群体在文化水平、信仰上的不同势必带来创作心理、唱词风格、审美心态等的不同。过去，弹唱天琴的民间艺人“布祥”是半职业性的神职人员和半职业性的农民，神职人员既是麽公也是道公，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布道作法，以此达到替人们求福攘灾的目的。民间宗教对“布祥”有着很高的道德要求，而对其本身的文化水平要求并不高，许多“布祥”是从入教后才开始接受知识的熏陶，所接受的知识也以宗教的教义教规为主，这使得“布祥”手中的唱经缺乏文采，甚至流于说教。“布祥”要继承的不是单纯的天琴文化，而是天琴文化及其背后的整个宗教及信仰，因此，创作者对宗教体系的依赖是导致旧有唱经宗教化、仪式化的重要因素。
自从“龙州天琴女子弹唱组合”成立后，龙州壮族黑衣女子几乎成了天琴的姊妹名词，在都市社会的公共视野中，弹奏天琴的群体主要是这一组合以及参与天琴学习的青少年，弹唱主体的年轻化、时尚化使创作者在创作时有意识地使唱词呈现出富于青春活力的特点。且大多数作者专门从事歌词的创作，是根据天琴的韵律特征来进行词曲的创作，因此现代唱词具有合曲入律的特性，与音乐的联系更为密切。现代舞台展演中的天琴往往和民族服饰、灯光等外在因素结合因而更具现代气息、更活泼生动、引人喜爱。
此外，中华民族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近代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提升民间歌谣的地位，收集、整理、创作民歌被纳入现代文学的一部分，直接促进了民间歌谣的发展。长期的汉、壮文化交流，从内容到形式影响了壮族的民间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汉、壮两族的文学交流更为广泛而深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民间歌谣受到作家文学的影响，天琴的现代唱词也必然吸取了汉民族优秀的诗歌传统，从而丰富了自己民族歌谣的艺术生命。天琴现代唱词的感情深厚而不显豁，它将情感的爆发内置于有限的文本中，而非文本外部，从而扩大了情感的张力，显然是受到汉民族诗歌审美的影响。
综上，天琴的唱词从仪式中的神职人员和入仪者的唱诵，世俗化为世间民俗性唱诵，其间有着传承和变异相互作用的演化进程，呈现出从宗教歌谣、仪式歌谣向民俗歌谣转型的变化趋势，它由实用性、社会性的文本变成抒情的载体，由歌声的仪式化转化为歌声的世俗化。现代唱词发自人的内心，人们在这些歌谣中所寄寓的愿望，和对诗意人生的追慕，体现了人对自在、自为的精神向往这一永恒的主题。
三、作为民间创作新范式的现代唱词
尽管不少学者曾为民歌呼喊，现实中民歌几乎一直处在主流文学的边缘，民歌创作群体的减少等等，使得民歌发展至当代已陷入发展困境。天琴的不少现代唱词是经过翻译的间接文本，但在脱离了壮语的语音语调之后，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些意象的组合、表现手法的搭配感受到原壮语唱词的韵味，从中窥见壮民发达的诗性思维。古唱经总括宗教与人生仪礼，严肃有余而灵动不足，是由神职人员在宗教心理的特定价值取向指引下加工的作品，严格意义上不能视为民间歌谣。现代唱词吸取民歌精华，努力保持“俗”的风味，在创作时吐故纳新，体现“言近旨远”的境界，从而别具一格，是从简单粗陋走向有美感、有内涵的文艺作品的一个大胆尝试。因此，现代唱词是对旧有唱经的一种改造，使得天琴文化的精粹能滋养民族文化的健康肌体。民歌可以以多种方式呈现，现代词曲家的一些创作也可以视为具有民歌风味、接近民歌的新作，天琴的现代唱词便是一个典型。
天琴的现代唱词是在龙州壮族文化的滋养下生长出的花儿，它是对旧有唱经的一种跨越与创新，具有既真又美的品格，是壮族人民诗性思维的直接体现。天琴现代唱词的民歌化、去宗教化（或世俗化）都体现出壮族民族民间文学创作在当代语境中的新趋势。可以预见，在现代天琴唱词的创作中，如能融入更多民族元素，延续与传统和当代民俗生活的联系，天琴文化将更具传承的生命力，在壮族民众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秦昆，王方红.古壮天琴文化考 壮族天琴文化艺术研究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年6月；
[2]秦红增，毛淑章，宋秀波.“侬峒”天琴 金龙布傣壮族群的信仰与生活.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1月。
作者简介：陆慧玲（1995-），女，研究方向：中国历代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天琴；现代唱词；世俗化；民间文学
天琴原是广西龙州县金龙镇壮族布傣族群在民间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弹拨法器，在进入21世纪后，它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民族弹唱乐器。天琴的现代唱词是天琴文化历时传承的手段之一，是民俗事象大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其存在的意义长期被天琴作为独特民族乐器及其从属的民间信仰的光芒所遮盖，但其价值与功用还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一、对天琴现代唱词的文本研究
从思想内容来看，天琴的现代唱词主要是情歌、生活歌两类，大多是通过对自然风物的描绘与颂赞来表达对历史悠久的壮族农耕生活与文明的热爱、对歌唱山歌的喜爱、对爱情的期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
如《山歌要比星星多》：弹起天琴来唱歌/山歌要比星星多/那天我从桥上过/开口一唱歌成河/歌声唱得山更绿/满山遍野牛羊多/田垌弯弯歌也弯/画眉飞过相思河/尼呀尼呀尼的呀/（齐呼）侬呀依呀依呀/弹起天琴来唱歌/山歌越唱歌越多/山歌為媒情做线/山里山外都是歌/山里山外都是歌都是歌。①表达对山歌的喜爱，充满自信的情调，同时突出反映了山歌作为爱情婚姻的重要媒介的民族特点。《唱天谣》表达了对祖先遗留文化的珍视；《放雁》表现女子对心上人的思念与期待，以及爱情在走向婚姻之前的艰涩；《天琴美女》表现了侬峒节日的欢乐、对祖先的追思，在感悟现实生活的美好时对理想世界进行了描绘；《天琴弹起来》表现了壮族人民乐观开朗、热情好客的民族性格，以歌传情、以歌求爱的民族心理、民族风俗和自食其力、勤恳踏实地追求未来的民族愿望。
通过对这七首具有代表性、流传较广的天琴现代唱词的主旨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壮族人民乐观开朗、朴实热情的民族精神。充溢文词的乐观精神与昂扬情调，是现代天琴唱词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第一大特点，“风景画和风俗味，是思想内容所赖以展现的艺术手段之一，但这一层还不是决定性的关键。决定性的关键在于人的性格，人的精神面貌。”①诗者天地自然之音，民歌最为显著的特色在于情真意切。没有一首天琴现代唱词在思想内容上脱离当地壮民的日常生活而成为矫揉造作之文，它们涉及了金龙镇当地壮民对生产、婚姻的愿望，是最朴素的劳动人民抒发出的最真诚的咏怀，大多包含了对真善美的歌颂与渴望，这些都足以成为天琴现代唱词在思想上的闪光点。
意象是民歌用以承载情感能量的媒介，它包含着艺术创作主体的生活感悟与审美心理，特定的意象总是一个民族的独特代表。天琴现代唱词中涉及到的意象有：①自然意象：泉水/漓江河、山坡/九重坡/、云雾、星星、画眉、琴声、树、木棉花、牛羊、田野、雨等；②人文意象：龙凤锣、花凤舞、黑衣、黑裙、黑头饰、侬峒节、壮锦等。
在笔者搜集到的现代唱词当中，每一首所选用的意象大同小异，其中，河水、山坡、星星最为常见，群山、河流、百鸟、雨季、稻田并置一处，构成了独特的山地生存空间景观。这些意象典型地代表了天琴文化所生长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壮民诗化生活的审美观念的形象表现和豪放情怀的隐性流露。意象的选取往往体现出作者与所处自然、社会融合的程度，而不同作者创作的唱词，却都巧妙地反映出山、水、人、歌融为一体的特征。其中的人文意象如龙凤锣、花凤舞、壮锦等，都是金龙地区的独特风物与特殊节日的反映。而“板池泉水清澈透亮，木棉花开阵阵飘香”中的板池泉、木棉花，一个清凉可人，一个火红热情，不同色调、温度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形成互相补充从而丰富画面的效果，堪称现代唱词在吸收民族意象上的代表作。
“赋比兴”手法是构成民歌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天琴现代唱词的一大艺术特征，是在情意关系的表达上对赋比兴的兼用并且达到了出神入化、意境浑融的境界。以目前传唱最广的《唱天谣》为例，触动壮民情思的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的情化、心化，展现在歌词当中，以自身民族符号性的表达为唱词注入生机与活力。整首唱词有着明确的脉络，通篇直叙，使用赋体，而在开篇用“泉水”起兴，唤起情绪。泉水本身给人清凉、清净之感，在这首民歌中，“泉水”更增加了全诗的清新色彩与明丽格调。天琴唱词一如泉水的清、丽，沁人心肺而怡情悦性；泉水的流淌无歇一如天琴与山歌的历史，源远流长，不仅从古老的过去弹唱到现在，也会从现在一直弹唱到遥远的未来，子子孙孙，承继不断。
总而言之，天琴现代唱词“情深、风清、义直、体约、文丽”，思想性与艺术性都精美绝伦。乐观精神的体现、真情实感的流露与意象的精心选取、赋比兴的巧妙配合使天琴唱词拥有了既真又美的品格。
二、天琴现代唱词与旧有唱经的差异及其成因
天琴诞生的历史悠久，在刘锡蕃的《岭表纪蛮》中已有关于“鼎叮”的记载（“鼎叮”为天琴旧称）。②除了现代唱词，还存在着很多附属于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天琴古唱经。分析天琴现代唱词和旧有唱经在内容、作者群体、功能、文辞等方面的差异，从中探寻促使天琴在传承过程中发生改变的因素，有利于这一民间艺术在当代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在内容方面，旧有唱经所表现的内容更为详尽、覆盖的社会生活更为全面广泛，主要有宗教仪规、人生仪礼（诞生、成年、寿辰）、婚嫁丧葬等，还有来自民间传说的唱词，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最著名的是唱经总编《塘佛》，此外还有专用于侬峒节祭天仪式的《求务科》，为不孕不育者求子的《纳花科》《密锁桥科》，婚庆中迎新娘入门的《破木宽科》等等。专用于宗教仪式的唱经一般包含了对仪式流程、要求的介绍和颂神祈祷等部分，是一个长篇的、完整的体系，具有稳定性、动作性。相对于情感特征不鲜明的古唱经，现代的天琴唱词关注生活与爱情的美好，表达重点变成了现实的世界和生活、本真的人与情感。旧有唱经和现代唱词都包含了壮民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区别在于，唱经中将这种美好的期盼寄希望于神灵巫术之中，是以虔诚谦卑的态度对待现世与不可知的神。而现代唱词则更加理性，认为要追求幸福的生活，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具备一定的鼓舞作用，符合现代人的心理与价值观，这暗示着在布傣族群的民间，世俗的价值体系逐渐取代宗教的价值体系，人的现实感渐渐盖过了人对神力、超自然力的一厢情愿。 口头诗学的核心命题是表演中的创作，关键要素是表演。在功能方面，旧有唱词功能明确，附属于祈祷福祉、消灾免难的法事活动“做天”以及喻天仪式中，服务于巫术和娱神的需要，是“布祥”的必学之术。弹唱天琴是仪式中的重要部分，是弹天、唱天、跳天等环节中的通神手段，唱经是凝聚着布傣族群共同愿望的表达范本、信仰者内心的符号和象征。唱经中还包含着许多宗教禁忌的内容，如“布祥”在入教前必须接受“十戒”，因此，旧有唱经对当地的天琴文化圈实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旧有唱经还保留有诗乐舞相结合的特征，它伴随舞蹈在仪式中传唱，当弹奏天琴、颂神唱经、手舞足蹈三者融合在一起时，往往就是仪式的高潮部分。在举行侬峒节的祭天仪式时，“布祥”们会边唱边弹天琴，同时跳起八字舞。伴随着膜拜动作的进行，念念有词的“布祥”就在宗教仪式中消解人神、俗圣的对立。现代唱词也承担着以歌词的形式继承天琴文化的责任，但它在精神层面上更多地是作为民族的代表，过滤了旧有唱经包含的民俗禁忌，娱乐与宣泄功能更强，体现了世俗民间的自由情调，几乎摆脱了宗教唱诵的束缚，演化成质地单纯、更为地道的民俗歌谣。
在文辞方面，旧有唱经脱胎于民间宗教与法事活动，是宗教信仰的仪式产物，要符合宗教的仪规、禁忌，一板一眼，篇幅较长，一些讲述传说的旧唱经类似长诗。它们以七言句式为主，质朴无文，常常通过超现实陈述来体现出语言的巫术力。现有唱词体制短小，通常分为上下两章，多在200字以内，没有新的长诗出现，但文采斐然，擅于运用诗化的语言，清新自然，琅琅上口，且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生活画面，现实感极强，如“阿爸教我弹天琴啰”，“阿妈教我织壮锦”。天琴的现代唱词可以看作是口头文学书面化、文字化的一种进步。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唱词注重铺陈重沓的效果，将情感层层推进；单篇赋体一般采取直接叙事的方式，选取来自生活中的细节，直白、浅显，而非无病呻吟，也并不缺乏韵味。现代唱词的句式更为自由，每一句的字数和用韵没有严格的限制，相对于旧有唱经的整齐美，现代唱词具有一种错落的参差美。现代唱词中还增加了许多无实际意义的衬词以调节韵律，使唱词在弹奏演唱中显得更为韵味悠长。它们一改往昔宗教附属品的严肃面容，更具人间自由活泼的气息。
如前所述，天琴的现代唱词和古唱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也并非一时突变，而是有着其生发的内外因素。
首先是申请非遗的成功促使天琴完成了两种身份（法器与乐器）的转换与共存。2004年，天琴被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民族的代表与骄傲，并实现了从民间宗教仪式的法器到作为民族形象的乐器的转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琴，势必要具备与之相应的责任、职能，其唱词作为文化传播体系中最容易为人所接受、评判的一部分，固然不能再像过去的唱词一样纳入过多民间宗教或封建迷信色彩的语汇，它必须与传统做出一定程度的隔离，才能完成一次涅槃式的成长。
旧有唱经是作为原始宗教仪式不可分割的内容出现的，属于集体意识的一种表达，体现出宗教信仰对布傣族群心灵的占据，祖先和神灵受到膜拜，神职人员（“布祥”）的仪式活动因具備了通神效力而最大程度地拥有唱词的话语权。现代唱词作为天琴这项文化遗产的新成员，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要有所跃进，它转变的方向是世俗化、人情化，突出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感受，最终达到健康明朗的审美层次。此外，不少有远见卓识的音乐专家如范西姆、韩醒和民间乐器制作人秦华北对天琴的形制以及弹奏方法进行改良，这是天琴得以从法器一跃成为乐器的重要一步。
其次，作者群体在文化水平、信仰上的不同势必带来创作心理、唱词风格、审美心态等的不同。过去，弹唱天琴的民间艺人“布祥”是半职业性的神职人员和半职业性的农民，神职人员既是麽公也是道公，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布道作法，以此达到替人们求福攘灾的目的。民间宗教对“布祥”有着很高的道德要求，而对其本身的文化水平要求并不高，许多“布祥”是从入教后才开始接受知识的熏陶，所接受的知识也以宗教的教义教规为主，这使得“布祥”手中的唱经缺乏文采，甚至流于说教。“布祥”要继承的不是单纯的天琴文化，而是天琴文化及其背后的整个宗教及信仰，因此，创作者对宗教体系的依赖是导致旧有唱经宗教化、仪式化的重要因素。
自从“龙州天琴女子弹唱组合”成立后，龙州壮族黑衣女子几乎成了天琴的姊妹名词，在都市社会的公共视野中，弹奏天琴的群体主要是这一组合以及参与天琴学习的青少年，弹唱主体的年轻化、时尚化使创作者在创作时有意识地使唱词呈现出富于青春活力的特点。且大多数作者专门从事歌词的创作，是根据天琴的韵律特征来进行词曲的创作，因此现代唱词具有合曲入律的特性，与音乐的联系更为密切。现代舞台展演中的天琴往往和民族服饰、灯光等外在因素结合因而更具现代气息、更活泼生动、引人喜爱。
此外，中华民族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近代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提升民间歌谣的地位，收集、整理、创作民歌被纳入现代文学的一部分，直接促进了民间歌谣的发展。长期的汉、壮文化交流，从内容到形式影响了壮族的民间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汉、壮两族的文学交流更为广泛而深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民间歌谣受到作家文学的影响，天琴的现代唱词也必然吸取了汉民族优秀的诗歌传统，从而丰富了自己民族歌谣的艺术生命。天琴现代唱词的感情深厚而不显豁，它将情感的爆发内置于有限的文本中，而非文本外部，从而扩大了情感的张力，显然是受到汉民族诗歌审美的影响。
综上，天琴的唱词从仪式中的神职人员和入仪者的唱诵，世俗化为世间民俗性唱诵，其间有着传承和变异相互作用的演化进程，呈现出从宗教歌谣、仪式歌谣向民俗歌谣转型的变化趋势，它由实用性、社会性的文本变成抒情的载体，由歌声的仪式化转化为歌声的世俗化。现代唱词发自人的内心，人们在这些歌谣中所寄寓的愿望，和对诗意人生的追慕，体现了人对自在、自为的精神向往这一永恒的主题。
三、作为民间创作新范式的现代唱词
尽管不少学者曾为民歌呼喊，现实中民歌几乎一直处在主流文学的边缘，民歌创作群体的减少等等，使得民歌发展至当代已陷入发展困境。天琴的不少现代唱词是经过翻译的间接文本，但在脱离了壮语的语音语调之后，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些意象的组合、表现手法的搭配感受到原壮语唱词的韵味，从中窥见壮民发达的诗性思维。古唱经总括宗教与人生仪礼，严肃有余而灵动不足，是由神职人员在宗教心理的特定价值取向指引下加工的作品，严格意义上不能视为民间歌谣。现代唱词吸取民歌精华，努力保持“俗”的风味，在创作时吐故纳新，体现“言近旨远”的境界，从而别具一格，是从简单粗陋走向有美感、有内涵的文艺作品的一个大胆尝试。因此，现代唱词是对旧有唱经的一种改造，使得天琴文化的精粹能滋养民族文化的健康肌体。民歌可以以多种方式呈现，现代词曲家的一些创作也可以视为具有民歌风味、接近民歌的新作，天琴的现代唱词便是一个典型。
天琴的现代唱词是在龙州壮族文化的滋养下生长出的花儿，它是对旧有唱经的一种跨越与创新，具有既真又美的品格，是壮族人民诗性思维的直接体现。天琴现代唱词的民歌化、去宗教化（或世俗化）都体现出壮族民族民间文学创作在当代语境中的新趋势。可以预见，在现代天琴唱词的创作中，如能融入更多民族元素，延续与传统和当代民俗生活的联系，天琴文化将更具传承的生命力，在壮族民众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秦昆，王方红.古壮天琴文化考 壮族天琴文化艺术研究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年6月；
[2]秦红增，毛淑章，宋秀波.“侬峒”天琴 金龙布傣壮族群的信仰与生活.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1月。
作者简介：陆慧玲（1995-），女，研究方向：中国历代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