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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1载，曾有人好奇地问张恩杰：记者收入很高吧？这些年你挣了多少钱？他坦言，不多，但是精神收获很丰盛。对方说他虚伪、矫情，精神还能当饭吃？张恩杰无言以对。
很少人知道，为了自己的新闻梦想，张恩杰付出了多少努力与煎熬，最终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草根逆袭的故事，而我就是故事的主角。”他笑言。
1982年12月，张恩杰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郊区的一户农民家庭。父母在城里务工，爷爷种田奶奶照顾家人，经济并不富裕。
那时，家里唯一的高档电器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只能收到中央一台和甘肃台。在有限的节目里，年幼的张恩杰对见多识广的新闻记者职业产生了好奇和兴趣。
9岁那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父亲与堂叔常在屋里辩论战争走向、世界格局，张恩杰的视野一下被打开了。“我开始关注国家大事。尽管思想不成熟也没啥见解，就是喜欢听大人讲，然后跟小伙伴们讨论。”
正当懵懂的他在朝着理想学习奋斗时，变故突生：父亲因脑瘤医治无效，撒手人寰。那年，张恩杰初中刚毕业，他的姐姐念高一，弟弟还在读初二。家里本就拮据，又少了顶梁柱，无奈之下家人只得劝说张恩杰退学。
“我那么热爱读书……这简直就是一个极大的摧残。”多年后再回忆此事，他依然耿耿于怀。
2000年春，母亲东拼西凑借来2000元，让张恩杰在镇中学门口开了一家书店。一来可以补贴家用，二来可以给读书的姐姐弟弟做饭。年幼的张恩杰就这样担起了家庭重担。
镇中学有上千名学生，只靠卖书报营生颇难。张恩杰试着扩大种类，销售零食小吃、海报磁带、玩具礼品，小店得以维持发展。平日，他吆喝卖货，周末到兰州市里批发进货。拥挤的人群中，他的身影显得弱小而单薄。
店里生意慢慢走上正轨，张恩杰的求学之心又蠢蠢欲动起来。“报纸杂志上那些激扬的文字，提醒着我不能这么平庸地活下去，可我又找不到一个可以实现的路径，特别痛苦！”
2002年初，初中同学唐树生与张恩杰偶遇，得知他的心境后，告诉他参加自考也能实现大学梦。“我就像听到福音一样，兴奋得不得了。”唐树生带他去自考办报名，帮他勾选了兰州大学新闻学专业。
自学考试一年可以考3次，每次最多考3门课程，最终必须通过所有专业课和公共课的考试才能拿到毕业证。就这样，没有老师授课，也没有同学伴读，张恩杰只能依据教材考试大纲刻苦自学。每天，没有生意时他就在小店里大声朗读背诵，至今很多人还对这琅琅读书声记忆犹新。
备考《法学概论》时，知识零碎、专业拗口，张恩杰第一次考了30分，第二次50分，第三次终于拿下70分。4年时间，凭着超人的毅力他终于成功通关。拿到朱红色毕业证的那一刻，他忍不住热泪盈眶。
打小就热衷记者职业，又自学了许多专业课程，张恩杰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热情。2005年10月，他毅然关停了经营5年的书店，到《甘肃日报》社实习。
第一篇采访的稿子，见报后只有300多字，张恩杰说就像印在了心里，“现在还能背出来”。后来，他又独自写了一篇新闻评论。文章见报后，张恩杰特意约同学唐树生出来，请他吃了一碗臊子面。那天是深冬，两人心里却是暖乎乎的。
拿到毕业证后，张恩杰应聘到兰州《科技鑫报》，成了社会新闻部的记者。他很珍惜这次机会，几乎每天都开启着24小时待命的模式。为了寻找新闻线索，在医院急诊科门口蹲守，跑到滨河路上溜达扫街；为了采访翻车事故，在高速路封路的情况下，徒步往返10多公里。
社会新闻时效性强，张恩杰初入职场沒有社会资源，只能厚着脸皮蹭同行的新闻采访车。每月三四百元的薪水，他依然兢兢业业干了半年，可领导却把他辞退了。“兰州社会重视人情关系，我家里没有人脉背景，很难得到认可。”
张恩杰欲哭无泪。辗转折腾一番，他进入兰州一家周刊，没白没黑地工作了近一年，每月仅有七八百元，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母亲看不下去，劝他不如重新开书店。“自考这么难，我都坚持了下来，我就不相信做不成记者。”
2008年春节刚过，正月十五的元宵还没吃，张恩杰和母亲又因为工作的事吵了一架。“既然这地方视人才为粪土，我还不如出去闯一闯。”带着伤心与不甘，他背起行囊上了火车，站了30多个小时来到广州。
张恩杰到东莞时报面试，可惜未能如愿。他跑到人才市场找工作，挤在乌泱泱的人群里，他没找到一家媒体单位。不得已，他买齐当地所有的报纸，按照地址一家家上门自荐，可是都被婉拒了。
正当走投无路时，广州《中学生报》伸来橄榄枝，招聘张恩杰去做编辑记者。报社在中山大学附近办公，绿树池塘清幽诱人，张恩杰一眼就相中了。他花300元在大学里租下一个学生床位，白天在大中学校园里奔波采访，夜里和宿舍的同龄人畅谈生活理想。
这段惬意的职场经历，却是以欠薪收尾的。入职时，报社跟张恩杰谈的工资是每月3000元。可后来因经营困难，半年竟欠了他5000元。“我在外面帮别人呼吁公平正义，自己却被拖欠工资，真是郁闷到了极点……”
张恩杰只能再谋出路。北方社会重关系、重学历，南方则更注重个人能力。最终，他被《新快报》社珠三角新闻中心招录，分配到中山记者站工作。
他要通过试用期。这个岗位由两个人竞争，最终只留一个。与张恩杰竞争的记者负责市委政府、公检法等单位的新闻，张恩杰分到的是人社局、文化局。“这两个口子新闻少，还不爱搭理记者，挺难跑的。”
没有条件，只能自己创造。张恩杰每周末都跑到人才市场，跟踪采访用工洽谈会。他还跑去文联、文化机构，了解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3个月过去后，张恩杰用一篇篇来自现场的报道，征服了部门主任，成功留任。
入职后，手里有了各部门的渠道，张恩杰并不满足于写点简单的消息。他知道，很多第一手线索都是源自基层。“比如公安局，虽然市局主管宣传，但很多案子是基层派出所经办，那里才是新闻的案发现场。” 张恩杰到基层去广交朋友，最多时手机里300多手机号码，其中100多个都是办案警察的。他还经常“流连”于车站、码头、医院，捕捉各类鲜活的突发新闻。
当年让他备受煎熬的《法学概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各种专业的法律案件，在张恩杰眼里不再冷僻。除了曾经的积累，他还虚心向警察朋友请教，不定期去法院旁听庭审。如此一来，张恩杰的法律知识越积越多，稿子也越写越专业。
2010年，“蒜你狠”席卷而来，各地大蒜价格疯涨引发民众担忧。张恩杰扮作蔬菜商贩，凌晨3点赶到中山市蔬菜批发市场，了解批发价格。然后，又到市里不同地段和商场超市调查大蒜零售价，询问地头农民的收购价格。经过方方面面的调查，他发现有商贩恶意囤积，意图牟取暴利。
这篇花费数天采写的深度调查见刊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地物价局长也很惊讶，“一个记者居然能像物价采集员那样，得出比较专业的数据结论，不容易。”随后，物价局执法人员迅速深入调研，对囤积哄抬大蒜价格的行为严查打击。
自己辛苦多日的调查报道，不仅得到了各方认可，还纠正了市场的不法行为，张恩杰说这就是舆论监督的力量，也是当一名记者的使命所在，“觉得特别欣慰”。
张恩杰不仅替他人主张权利，也替自己维了权。到中山工作后，了解《劳动法》的相关知识，他把曾经欠薪的广州《中学生报》社告上了劳动仲裁庭。要求补发欠薪，并且赔偿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最终，他通过法院强制执行要回了1万多元的赔偿金。
从一个旁观的新闻报道者，到维护权益的当事人，张恩杰深刻体验了一把很多农民工的心情。拿回赔偿的那一刻，他说自己特别想为高效的广州司法部门点个赞。
在中山待了4年多，张恩杰成为《南方日报》社中山站记者。进入中国殿堂级媒体，与各大名校的新闻学子成为同事，张恩杰既感自豪又倍觉压力，“我必须要比以前做得更好！”观察市场、解读政策、深入民众生活一线，从他笔端流出的文字愈发成熟而有力量。
中山生活节奏舒缓，适宜人居。但它是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城市，文化传媒产业是短板，从业日久张恩杰感到了上升的瓶颈，他渴望一个更大的平台。2014年，张恩杰跳槽到《北京法制晚报》，成为深度调查记者。彼时，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于是，起底落马官员、展示新形势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成为张恩杰的主要报道方向。
这可不是一个好干的活。十八大后，不少省部级高官纷纷落马，民众渴望知道他们违法違纪的详细内情。然而，虎死威还在，记者的调查困难重重。
2014年，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被掀翻马下。张恩杰前去采访，可苦于没有任何人脉资源，收效甚微。几经周折，他打听到武长顺的居所，在附近书店查询资料。无意中，张恩杰发现一旁有位白发老者，面前放着一本印有“副处级以上干部内阅”的资料。
他赶紧上前攀谈，原来老人是原天津市司法局纪检书记。经这位老干部的介绍，张恩杰了解到了许多内幕，并顺藤摸瓜找到了更多公安局内部人士，写出了扎实丰富的报道。
2014年底，原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落马。张恩杰不辞万里，跑到朱远在海南省五指山市畅好乡毛招村的老家了解情况。那里山清水秀，绿树成荫，朱明国的别墅洋房就在此地。
张恩杰雇了一辆摩托车，绕着热带雨林30多里，才赶到村里。在与村民攀谈时，他差点被狗咬了。“朱明国很会笼络人心，经常回乡杀猪宰羊请村民吃饭，村民内心比较偏袒他。”村民吓唬张恩杰，再不走人就放狼狗，“我都听到院里狗的恶吼声。”
到《北京法制晚报》2年多时间里，张恩杰跑遍21个省份70个城市，一个又一个贪官的罪恶嘴脸在他笔下现形。网上广为流传，许多年轻人正在逃离北上广。张恩杰也坦言，北京生活压力大、得到的慰藉少，但也只有高平台才能接触更多的资源，他也因此收获到许多同龄人未曾感受过的别样人生。
从辍学在家的农家少年，到如今名报的骨干记者，张恩杰说只有为梦想拼搏，才能有所收获。“活着不只是为了活着”，当年在兰州书店《平凡的世界》里读过的这句话，他一直铭刻在心，从未忘记。
很少人知道，为了自己的新闻梦想，张恩杰付出了多少努力与煎熬，最终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草根逆袭的故事，而我就是故事的主角。”他笑言。
1982年12月，张恩杰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郊区的一户农民家庭。父母在城里务工，爷爷种田奶奶照顾家人，经济并不富裕。
那时，家里唯一的高档电器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只能收到中央一台和甘肃台。在有限的节目里，年幼的张恩杰对见多识广的新闻记者职业产生了好奇和兴趣。
9岁那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父亲与堂叔常在屋里辩论战争走向、世界格局，张恩杰的视野一下被打开了。“我开始关注国家大事。尽管思想不成熟也没啥见解，就是喜欢听大人讲，然后跟小伙伴们讨论。”
正当懵懂的他在朝着理想学习奋斗时，变故突生：父亲因脑瘤医治无效，撒手人寰。那年，张恩杰初中刚毕业，他的姐姐念高一，弟弟还在读初二。家里本就拮据，又少了顶梁柱，无奈之下家人只得劝说张恩杰退学。
“我那么热爱读书……这简直就是一个极大的摧残。”多年后再回忆此事，他依然耿耿于怀。
2000年春，母亲东拼西凑借来2000元，让张恩杰在镇中学门口开了一家书店。一来可以补贴家用，二来可以给读书的姐姐弟弟做饭。年幼的张恩杰就这样担起了家庭重担。
镇中学有上千名学生，只靠卖书报营生颇难。张恩杰试着扩大种类，销售零食小吃、海报磁带、玩具礼品，小店得以维持发展。平日，他吆喝卖货，周末到兰州市里批发进货。拥挤的人群中，他的身影显得弱小而单薄。
店里生意慢慢走上正轨，张恩杰的求学之心又蠢蠢欲动起来。“报纸杂志上那些激扬的文字，提醒着我不能这么平庸地活下去，可我又找不到一个可以实现的路径，特别痛苦！”
2002年初，初中同学唐树生与张恩杰偶遇，得知他的心境后，告诉他参加自考也能实现大学梦。“我就像听到福音一样，兴奋得不得了。”唐树生带他去自考办报名，帮他勾选了兰州大学新闻学专业。
自学考试一年可以考3次，每次最多考3门课程，最终必须通过所有专业课和公共课的考试才能拿到毕业证。就这样，没有老师授课，也没有同学伴读，张恩杰只能依据教材考试大纲刻苦自学。每天，没有生意时他就在小店里大声朗读背诵，至今很多人还对这琅琅读书声记忆犹新。
备考《法学概论》时，知识零碎、专业拗口，张恩杰第一次考了30分，第二次50分，第三次终于拿下70分。4年时间，凭着超人的毅力他终于成功通关。拿到朱红色毕业证的那一刻，他忍不住热泪盈眶。
打小就热衷记者职业，又自学了许多专业课程，张恩杰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热情。2005年10月，他毅然关停了经营5年的书店，到《甘肃日报》社实习。
第一篇采访的稿子，见报后只有300多字，张恩杰说就像印在了心里，“现在还能背出来”。后来，他又独自写了一篇新闻评论。文章见报后，张恩杰特意约同学唐树生出来，请他吃了一碗臊子面。那天是深冬，两人心里却是暖乎乎的。
拿到毕业证后，张恩杰应聘到兰州《科技鑫报》，成了社会新闻部的记者。他很珍惜这次机会，几乎每天都开启着24小时待命的模式。为了寻找新闻线索，在医院急诊科门口蹲守，跑到滨河路上溜达扫街；为了采访翻车事故，在高速路封路的情况下，徒步往返10多公里。
社会新闻时效性强，张恩杰初入职场沒有社会资源，只能厚着脸皮蹭同行的新闻采访车。每月三四百元的薪水，他依然兢兢业业干了半年，可领导却把他辞退了。“兰州社会重视人情关系，我家里没有人脉背景，很难得到认可。”
张恩杰欲哭无泪。辗转折腾一番，他进入兰州一家周刊，没白没黑地工作了近一年，每月仅有七八百元，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母亲看不下去，劝他不如重新开书店。“自考这么难，我都坚持了下来，我就不相信做不成记者。”
2008年春节刚过，正月十五的元宵还没吃，张恩杰和母亲又因为工作的事吵了一架。“既然这地方视人才为粪土，我还不如出去闯一闯。”带着伤心与不甘，他背起行囊上了火车，站了30多个小时来到广州。
张恩杰到东莞时报面试，可惜未能如愿。他跑到人才市场找工作，挤在乌泱泱的人群里，他没找到一家媒体单位。不得已，他买齐当地所有的报纸，按照地址一家家上门自荐，可是都被婉拒了。
正当走投无路时，广州《中学生报》伸来橄榄枝，招聘张恩杰去做编辑记者。报社在中山大学附近办公，绿树池塘清幽诱人，张恩杰一眼就相中了。他花300元在大学里租下一个学生床位，白天在大中学校园里奔波采访，夜里和宿舍的同龄人畅谈生活理想。
这段惬意的职场经历，却是以欠薪收尾的。入职时，报社跟张恩杰谈的工资是每月3000元。可后来因经营困难，半年竟欠了他5000元。“我在外面帮别人呼吁公平正义，自己却被拖欠工资，真是郁闷到了极点……”
张恩杰只能再谋出路。北方社会重关系、重学历，南方则更注重个人能力。最终，他被《新快报》社珠三角新闻中心招录，分配到中山记者站工作。
他要通过试用期。这个岗位由两个人竞争，最终只留一个。与张恩杰竞争的记者负责市委政府、公检法等单位的新闻，张恩杰分到的是人社局、文化局。“这两个口子新闻少，还不爱搭理记者，挺难跑的。”
没有条件，只能自己创造。张恩杰每周末都跑到人才市场，跟踪采访用工洽谈会。他还跑去文联、文化机构，了解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3个月过去后，张恩杰用一篇篇来自现场的报道，征服了部门主任，成功留任。
入职后，手里有了各部门的渠道，张恩杰并不满足于写点简单的消息。他知道，很多第一手线索都是源自基层。“比如公安局，虽然市局主管宣传，但很多案子是基层派出所经办，那里才是新闻的案发现场。” 张恩杰到基层去广交朋友，最多时手机里300多手机号码，其中100多个都是办案警察的。他还经常“流连”于车站、码头、医院，捕捉各类鲜活的突发新闻。
当年让他备受煎熬的《法学概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各种专业的法律案件，在张恩杰眼里不再冷僻。除了曾经的积累，他还虚心向警察朋友请教，不定期去法院旁听庭审。如此一来，张恩杰的法律知识越积越多，稿子也越写越专业。
2010年，“蒜你狠”席卷而来，各地大蒜价格疯涨引发民众担忧。张恩杰扮作蔬菜商贩，凌晨3点赶到中山市蔬菜批发市场，了解批发价格。然后，又到市里不同地段和商场超市调查大蒜零售价，询问地头农民的收购价格。经过方方面面的调查，他发现有商贩恶意囤积，意图牟取暴利。
这篇花费数天采写的深度调查见刊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地物价局长也很惊讶，“一个记者居然能像物价采集员那样，得出比较专业的数据结论，不容易。”随后，物价局执法人员迅速深入调研，对囤积哄抬大蒜价格的行为严查打击。
自己辛苦多日的调查报道，不仅得到了各方认可，还纠正了市场的不法行为，张恩杰说这就是舆论监督的力量，也是当一名记者的使命所在，“觉得特别欣慰”。
张恩杰不仅替他人主张权利，也替自己维了权。到中山工作后，了解《劳动法》的相关知识，他把曾经欠薪的广州《中学生报》社告上了劳动仲裁庭。要求补发欠薪，并且赔偿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最终，他通过法院强制执行要回了1万多元的赔偿金。
从一个旁观的新闻报道者，到维护权益的当事人，张恩杰深刻体验了一把很多农民工的心情。拿回赔偿的那一刻，他说自己特别想为高效的广州司法部门点个赞。
在中山待了4年多，张恩杰成为《南方日报》社中山站记者。进入中国殿堂级媒体，与各大名校的新闻学子成为同事，张恩杰既感自豪又倍觉压力，“我必须要比以前做得更好！”观察市场、解读政策、深入民众生活一线，从他笔端流出的文字愈发成熟而有力量。
中山生活节奏舒缓，适宜人居。但它是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城市，文化传媒产业是短板，从业日久张恩杰感到了上升的瓶颈，他渴望一个更大的平台。2014年，张恩杰跳槽到《北京法制晚报》，成为深度调查记者。彼时，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于是，起底落马官员、展示新形势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成为张恩杰的主要报道方向。
这可不是一个好干的活。十八大后，不少省部级高官纷纷落马，民众渴望知道他们违法違纪的详细内情。然而，虎死威还在，记者的调查困难重重。
2014年，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被掀翻马下。张恩杰前去采访，可苦于没有任何人脉资源，收效甚微。几经周折，他打听到武长顺的居所，在附近书店查询资料。无意中，张恩杰发现一旁有位白发老者，面前放着一本印有“副处级以上干部内阅”的资料。
他赶紧上前攀谈，原来老人是原天津市司法局纪检书记。经这位老干部的介绍，张恩杰了解到了许多内幕，并顺藤摸瓜找到了更多公安局内部人士，写出了扎实丰富的报道。
2014年底，原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落马。张恩杰不辞万里，跑到朱远在海南省五指山市畅好乡毛招村的老家了解情况。那里山清水秀，绿树成荫，朱明国的别墅洋房就在此地。
张恩杰雇了一辆摩托车，绕着热带雨林30多里，才赶到村里。在与村民攀谈时，他差点被狗咬了。“朱明国很会笼络人心，经常回乡杀猪宰羊请村民吃饭，村民内心比较偏袒他。”村民吓唬张恩杰，再不走人就放狼狗，“我都听到院里狗的恶吼声。”
到《北京法制晚报》2年多时间里，张恩杰跑遍21个省份70个城市，一个又一个贪官的罪恶嘴脸在他笔下现形。网上广为流传，许多年轻人正在逃离北上广。张恩杰也坦言，北京生活压力大、得到的慰藉少，但也只有高平台才能接触更多的资源，他也因此收获到许多同龄人未曾感受过的别样人生。
从辍学在家的农家少年，到如今名报的骨干记者，张恩杰说只有为梦想拼搏，才能有所收获。“活着不只是为了活着”，当年在兰州书店《平凡的世界》里读过的这句话，他一直铭刻在心，从未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