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包括成丰面粉厂在内的官扎营片区拆迁，难得的是，成丰面粉厂作为工业遗址被天桥区政府保留下来，预设济南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自1921年建厂至今，成丰面粉厂已过沧桑百年，工厂遗址在成丰街25号，巴洛克式建筑清晰可辨。如今，机器绝鸣、建筑已墙残壁断、创始人苗家商脉已断，虽门外仍有稀疏看客，却鲜少再有人提及苗氏家族与成丰面粉厂的轶闻。
　　开埠史是一部商业史，最能折射商业变迁的无疑是彼时商业大族的兴衰成败。以苗海南为代表的苗氏家族，以张东木为代表的张氏家族，其资本背负在国运动荡的100年里镌刻下深深的痕迹。
　　他们的抗争在不自觉中重建中国的商业传统，而他们也自始至终与自己的商业角色保持着若有若无的隔离。
　　苗氏家族纱厂志
　　苗氏家族实际分“大苗”和“小苗”两支，“大苗”的代表人物是赫赫有名的苗杏村（苗世远）和苗兰亭叔侄，“小苗”的当家人便是青出于蓝的苗星垣（苗世德）和苗海南（苗世循）兄弟两个。两家在“世”字辈上是还没有出“五服”的堂叔伯兄弟。
　　传说中苗杏村是挑着两篓子姜、苗星垣推着一独轮车炭进得济南府，不到十年时间，便在商埠的纬四路上盖起了几十间门脸的大楼房，俨然是雄霸一方的大坐商。
　　苗杏村后来创办了面粉厂、纱厂，其先租后买的鲁丰纱厂改名为成大纱厂，即今天的国棉一厂。
　　苗星垣兄弟出道自立门户要比苗杏村晚上十年左右的时间，在1920年，苗星垣才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叫同聚长的粮栈。但此时的苗星垣已羽翼丰满，大有一飞冲天之势。
　　苗海南是哥哥苗星垣一生中最大的成就。1924年，苗星垣有了涉足纺织业的长远打算，便安排苗海南到南通纺织学院学习，1928年又送苗海南赴英国皇家纺织学院学习。
　　事实证明苗星垣的高瞻远瞩，这也奠定了苗氏企业发展的根基。
　　苗海南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家族、国家的发展脉络。他一生都在渴望一个平和的商业环境。他与哥哥研究拟定了“大西北计划”，准备从西安到兰州间每个重要城市都设面粉厂或纺纱厂。1935年创办成丰面粉厂西安分厂，两年后，又在西安建立成通纱厂分厂。
　　40年代后期，企业经营几近破产。1948年，苗海南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对之不再抱任何幻想，他决心迎接济南解放。当时不少企业家把资金和物资往海外转移，而苗海南却冒着风险将存在上海近200万美元的进口设备辗转运回济南，以备再振企业，服务于新中国。
　　由于率先参加公私合营，苗海南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有名的“红色资本家”。可是，到了1966年，“革命闯将”冲进他的卧室，一把扯下挂在墙上的名画，付之一炬。他躺在病床上心痛欲裂：“不要撕，这是国宝，送博物馆！”屋里古瓷器被砸得支离破碎，屋外焚烧字画的黑灰飞扬，一直烧了两天两夜。他以痛苦、内疚和悲愤的心情，挣扎着用铅笔写下了“对不起党！”几个字。
　　1966年10月3日， 63岁的苗海南病故。而在8年前，即1958年，与苗海南情深义厚的胞兄苗星垣早已去世。
　　自此之后，鲁丰纱厂被改名为济南国棉一厂，是彼时山东最大的棉纺织企业，成通纱厂改名为济南国棉四厂，苗氏的产业遗产至此告终。
　　张东木：
　　从东元盛到第二印染厂
　　除去苗氏家族，另外一个就是以新城镇乔家村张东木为代表的张氏家族，其家族企业——东元盛印染厂便是《大染坊》的原型。
　　1898年，张启垣看到了商机，从新城来到周村，与内弟史懋增兄弟各出250吊，在周村创办了东元盛，三弟张启贞负责看“染缸”，管理技术，未成年的长子张树椿烧火拉风箱，专染各色丝线，后受西方“泰西缎”等品种的影响，染丝业务逐年减少。
　　染丝业务不好做，东元盛改染洋布，时称“本染坊”。因洋布是“洋布行”供给，为追求高利润，布行设法压低印染加工费。为摆脱盘剥，东元盛采取了自购、自染、自销的办法，获得了很大利润。
　　1937年，在日寇侵华战争的炮火中，以张东木为代表的张氏家族第二代，扛起先辈大旗，登上了东元盛的历史舞台。
　　1936年，张东木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学习化学。“七七事变”后担负起厂里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工作。东元盛生意越做越大，实力延伸到了上海、青岛、成都等地。又先后创办了榨油厂、面粉厂等企业。
　　日军占领济南期间，日本洋行曾多次提出与东元盛合作，遭到了张启垣父子的严辞拒绝，与日本人的经济统治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二弟张启运联合“佛、道、孔、回、天主”组建《五老会》和日本人在文化界进行斗争，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1949年，张东木当选为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任委员、济南市副市长。当时的济南市长谷牧给他配了带枪警卫员。晚年的张东木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我这个副市长和其他的民主党派副职不同，当时就两个副市长，我分管全市的工业，有实权，到哪个单位说起话来也是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