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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吕 珏 文 [英]凯瑞·菲利普斯
远藤周作(Shusaku Endo)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日本小说家，其作品着力挖掘背负信仰的矛盾处境。这样一位生于日本的作家竟激发了英国小说家凯瑞-菲利普斯的创作灵感。在这篇访谈中，菲利普斯详细分析了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何以对他产生如此持久的吸引力。
坐在我面前的加藤宗哉先生(Muneya Kato)满脸迷惑。他扶了扶眼镜，手指一会儿紧张地叉拢，一会儿又松开。加藤先生五十出头，衣冠楚楚，看上去更像一位银行家，其实他是日本最知名的文学刊物《三田文学》(Mitabungkaku)的总编辑。
“不过这是为什么呢?”他又问了一遍，接着顿了顿，脸上随即漾起微笑，似乎想再次让我确信，他无意失礼冒犯。然后他换了种口吻说：“远藤周作先生”——我注意到这次他按照日本传统的称谓叫法，将远藤的家族姓氏冠于名字之前——“若他还健在，一定乐意接受今天的访谈，很可惜您无法与他见面。”
我个人也对此深感遗憾，但退而求其次，能见到加藤宗哉先生也够幸运了。以前每每问及关于已故远藤先生的问题，别人给我的回答都是我该找加藤宗哉先生谈谈。而此刻，我正与加藤先生面对面坐在东京市中心涉谷区一家大饭店的咖啡厅里。
加藤先生的疑问依然没有得到答复。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加勒比裔的英国作家会认为远藤周作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个人影响?而事实上，我之所以会不远万里赶到日本，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已经告诉加藤先生。远藤温婉亲切的文风，以及深刻内省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总能深深地打动我。尽管恼人的翻译“壁垒”难以克服，但远藤的小说一直在人物设定方面使我获益匪浅。
不难想象，我用如此机械迂回的方式来解释自己与远藤结缘的原由实在无法让加藤先生满意。他依然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还在试图理解我是怎样跨越种族、国籍、宗教和辈分的差异，与他的“大师”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联系。而为了研究这位大师，他已经奉献出了一生中绝大多数的光阴。当侍应生再次为我们端上两杯咖啡时，我开始尴尬地脸红，不知道自己能否帮助眼前这位困惑不已的先生。
远藤周作于1923年生于日本东京，在中国满洲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父母离异之后，他随母亲回到日本，寄居在一位姨妈家中。他的母亲在姨妈的劝说下归依了天主教。不久之后，母亲也劝说自己年幼的儿子受洗，从此远藤意识到自己加入了日本天主教徒这个人数极少的团体。但是远藤无法轻松地担负起信仰，如此肤浅地投身信仰使他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因为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期望。1950年，远藤成为日本二战之后第一位出国留学的学生。他负笈法国，就读于里昂大学(University of Lyon)，探索自己对20世纪天主教小说所萌发的兴趣。
强加己身的天主教信仰，以及置身于国外世界的经历，这二者为远藤构筑起一面特殊的三棱镜，使他得以窥视日本社会。当这位年轻的作家学成归国，并且开始踏上专职作家的漫漫长路时，他立刻对日本社会历史中的罪恶感和责任感这样的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
思考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尤为艰难，因为信仰的某些方面依然让他无法心安。他的第一本重要作品《海与毒药》(1958)(The Sea and Poison)描写了二战时期日本军医非法利用美军战俘做活体解剖，整个故事都基于史实。在书中，相较于其他良知泯灭的军医，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身陷无比痛苦的为难处境，一方面他不得不遵守上级的命令；可另一方面，他对于长官的暴行又持深刻的保留态度。
小说《沉默》(Silence)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剧，作品更加直面困扰远藤终生的宗教问题。小说的主人公罗德里格(Rodrigues)是一位年轻的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他从葡萄牙远赴日本，只为查明为何他的老师在日本传教时宁可叛教也不愿殉道。
到达日本后不久，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就被捕了，并且被强迫目睹那些日本教徒遭受残酷的肉体折磨。政府表示，只有当罗德里格同意踩踏基督圣像之后，这些酷刑才会停止。虽然罗德里格原本准备为信仰捐躯，但最后还是选择妥协，亵渎了圣像。因为他认为，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执意殉教只是一种极端自私的行为。
小说集《彩窗哀歌》(Stained Glass Elegies)中收录的十二篇短篇小说更加深入地表现了作者对天主教信仰的困惑。书中的一系列主人公对信仰的态度模糊摇摆，懵懂地拘泥于因袭习惯，然后又很轻易地背离它们。远藤塑造的这群“道德懦弱者”，一再展现着日本与西方对自我和上帝理解的复杂碰撞。而在远藤的作品中，这种碰撞被表现为对“背叛”一词的不尽追问。
随着远藤进入创作生涯的后半期，表现日本社会生活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压力与基督教及欧洲世界之间所存在的深刻隔阂成为其作品最重要的主题。
一个人如何能同时既是日本人又是西方人?如何能既是日本人又是基督教徒?面对两种近乎本质主义并且不可改变的意识形态，远藤试图从中寻找融合包容的契机，然而两者似乎并不为这种融合提供空间和可能。不仅日本社会显得“封闭”，抵触变革，在远藤看来，即使是以天主教为代表的基督教也同样狭隘顽固。
远藤担心基督教很有可能并不适合日本人的宗教心理。较之于天主教会所传播的上帝形象，日本人需要一个更慈悲宽容的神。由此，远藤明确了自己的创作目标。他将试图重新裁剪基督教这件外衣，使它更加适合日本人的心理。不过，随着不断努力探索，他必然要奋力扭转日本社会的观念，引导它面对反省的镜子。而在这面镜子中，日本社会将无所遁形，直面自身的伪善。
我问加藤先生，是否可以把远藤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沼泽意象理解为一种象征，远藤借此暗示整个日本就像沼泽，像一片污泥淤积的池潭，而基督教无法在其中扎根生长。加藤先生点了点头，但随即对此给予进一步说明。
他说：“你们欧洲人的上帝是男性的。他是一位严厉的父亲，惯于惩罚，而我们日本人喜欢女神的形象，她宅心仁厚、宽容慈爱。”加藤想了一会儿继续说：“但是到远藤先生的晚年，他的确逐渐相信只有一个上帝，无论男女都是同一个神。而这也正如我们在他最后一部小说《深河》(Deep River，1994)里所看到的，一群日本游客来到印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自我。”
我略感吃惊，并且向加藤先生暗示，这有可能表示远藤的思想在晚年经历了某种转变，也许他甚至放弃了早年自己提出的为日本人改造基督教的目标。
“也许吧，”加藤说，“如今日本人早已踏出国门，周游世界，正像小说《深河》所写的那样，他们接触到本土以外的社会生活，这种经历正不断地改变着超越了他们自己和日本社会。现在他们自身就在经历着某些改造和适应。”说到这里，加藤先生陷入沉默。 我看着他，想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了他的话。我问他，他这么说是否表示远藤晚年已经超越了年轻时的追求，不再试图促成日本民族身份中的本质主义观念与天主教徒身份的本质主义观念相互融合?加藤先生喝干杯中的咖啡，然后凝视着前方。“是的，”他说，继而回过头来看着我，继续说，“远藤目睹了现代日本社会所经历的种种变化和发展。”
今天，有一座远藤博物馆建在长崎，那是日本与西方联系最为深远的一座城市。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远藤的论文、手稿、书信、笔，甚至还有他的衣服，所有展品都被收藏在一幢面朝西方的建筑里。在日本，远藤周作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作家，他希望能促成日本生活方式与欧洲思想意识交融并存的理想，但他同时也有批判者。就在1999年远藤博物馆开馆后不久，一面为纪念小说《沉默》而铸造的纪念盘被日本天主教徒恶意涂花，因为他们无法认同小说的主人公罗德里格竟然愿意践踏圣像。
在远藤的一生中，各种天主教团体四处游说，完全破坏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但自他于1996年去世之后，新一代日本天主教作家已经兴起；虽然远藤的作品饱受争议，但是远藤对他们的影响仍然不可估量。加藤先生一再强调，日本读者认为远藤属于日本20世纪屈指可数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他说：“远藤为我们社会的变革创造了空间，他是沟通新与旧的桥梁。”
说到这里，加藤先生和我又陷入沉默。透过眼角的余光，我注意到侍应生正满怀期待地在一旁徘徊，于是我想该再点一杯咖啡。忽然间，一个念头闪过脑际。我想起，自己成长时的英国正值六七十年代。在我眼中，那时的英国僵化顽固，不愿意接受任何变化。满耳都能听到别人劝我“回到你来时的路上，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本”，可以想见当时的我肯定是不招人喜欢的新锐异端。我是怎样将自己的世界、人民和我自身与对民族身份抱有如此狭隘观念的英国融合起来的呢?
我的人生充满着大大小小的背叛，对国家对自己都有所背离。就在我准备离开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明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我要试图让当代英国社会能够接受，甚至是乐于接受她那复杂的历史和当下。事实上，当我决定再点一杯咖啡时，我意识到远藤所刻画的日本社会的僵化刻板其实触动了我心中那根熟悉的弦。
此时，侍应生在我们面前摆上两杯咖啡。我马上就能回答加藤先生的问题，打破我们之间这令人尴尬的沉默了。因为我现在终于明白正是“远藤的人民”使我确信，他的世界同我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牵连进活体解剖丑闻的须黑大夫(Dr.Suguro)让我想起了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年轻英国女子，她站在父亲统治的加勒比殖民地上，渐渐发现自己原本“支持”的殖民地制度实则令人“难以忍受”。
“远藤的人民”让我想起那位押送奴隶的船长，他慢慢醒悟到自己努力维持的贩奴交易实则背离道德。他们还让我想起了那个将自己的孩子卖去当奴隶的非洲男人；以及那个矮小的英国种族主义者，他因不解为何身处的社会要发生种种变革而忿忿不平。
那些患有梦游症的社会不情愿地从梦中醒来，不得不面对变革，在这些社会中有一群“懦弱”的人，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由历史所设定的道德抉择之中。也许我并没有远藤的天主教信仰，内心也不曾如他那样与自己信仰的本质苦苦论辩，但他所展现的社会和道德视阈，以及他试图将自己对僵化的社会与意识形态的理解化为文学作品的方式，都对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听完我冗长曲折的回答，加藤先生笑了，他似乎很高兴终于能“理解”为何远藤对于一个来自世界另一端的作家有如此深刻的意义。但是，当账单送来的时候，加藤先生强调，虽然远藤作品的主题非常沉重，他本人却非常幽默风趣，而且始终是个乐观主义者。
就我所读过的少数介绍远藤生平的资料来看，我已经猜到其人确实如此。我再次向加藤先生表示，在我看来，彰显模棱两可的意义是远藤献给国内外读者的厚礼。他的作品旨在颂扬那充满迷惑的灰色地带，并且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无论居于我们之上的权威——宗教或非宗教权威皆然——希望我们相信什么，那些旧有的忠诚和确定性必然要经历变化和转型。
而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在21世纪的世界生存，我们就必须接受道德下滑、人种混杂和种种变革，并且不对它们做出惩罚。受洗以及游学法国的经历动摇了远藤身份认同的根基。他并没有畏缩地攒住一个“安全”、原初而简单的文化身份，而是试图整合自己所受到的各种新事物的影响，从而为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塑造一种新的日本人身份，这正是他了不起的成就。说到这里，加藤宗哉站起身来，向我微微鞠了一躬，而我也几乎自觉地以同样的方式还礼。
他清了清嗓子说：
“在远藤写任何一本书之前，他一定会把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恋情的终结》(The Ena of the Affair)通读一遍。我想您也许愿意知道这一点。”我很感谢加藤先生愿意拨冗会见，也谢谢他的微笑。我们又一次鞠躬行礼，然后我便看着他小心地走过拥挤的饭店大厅，走出玻璃大门，消失在涉谷商业区繁忙的大街上。我没有告诉加藤先生，自己在每写一本书之前，总会拿起一本远藤周作的书来读，通常会选他的小说《沉默》。这种奇妙的文学接力将继续把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作家联系起来，编织出美丽的七色彩虹。
远藤周作(Shusaku Endo)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日本小说家，其作品着力挖掘背负信仰的矛盾处境。这样一位生于日本的作家竟激发了英国小说家凯瑞-菲利普斯的创作灵感。在这篇访谈中，菲利普斯详细分析了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何以对他产生如此持久的吸引力。
坐在我面前的加藤宗哉先生(Muneya Kato)满脸迷惑。他扶了扶眼镜，手指一会儿紧张地叉拢，一会儿又松开。加藤先生五十出头，衣冠楚楚，看上去更像一位银行家，其实他是日本最知名的文学刊物《三田文学》(Mitabungkaku)的总编辑。
“不过这是为什么呢?”他又问了一遍，接着顿了顿，脸上随即漾起微笑，似乎想再次让我确信，他无意失礼冒犯。然后他换了种口吻说：“远藤周作先生”——我注意到这次他按照日本传统的称谓叫法，将远藤的家族姓氏冠于名字之前——“若他还健在，一定乐意接受今天的访谈，很可惜您无法与他见面。”
我个人也对此深感遗憾，但退而求其次，能见到加藤宗哉先生也够幸运了。以前每每问及关于已故远藤先生的问题，别人给我的回答都是我该找加藤宗哉先生谈谈。而此刻，我正与加藤先生面对面坐在东京市中心涉谷区一家大饭店的咖啡厅里。
加藤先生的疑问依然没有得到答复。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加勒比裔的英国作家会认为远藤周作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个人影响?而事实上，我之所以会不远万里赶到日本，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已经告诉加藤先生。远藤温婉亲切的文风，以及深刻内省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总能深深地打动我。尽管恼人的翻译“壁垒”难以克服，但远藤的小说一直在人物设定方面使我获益匪浅。
不难想象，我用如此机械迂回的方式来解释自己与远藤结缘的原由实在无法让加藤先生满意。他依然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还在试图理解我是怎样跨越种族、国籍、宗教和辈分的差异，与他的“大师”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联系。而为了研究这位大师，他已经奉献出了一生中绝大多数的光阴。当侍应生再次为我们端上两杯咖啡时，我开始尴尬地脸红，不知道自己能否帮助眼前这位困惑不已的先生。
远藤周作于1923年生于日本东京，在中国满洲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父母离异之后，他随母亲回到日本，寄居在一位姨妈家中。他的母亲在姨妈的劝说下归依了天主教。不久之后，母亲也劝说自己年幼的儿子受洗，从此远藤意识到自己加入了日本天主教徒这个人数极少的团体。但是远藤无法轻松地担负起信仰，如此肤浅地投身信仰使他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因为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期望。1950年，远藤成为日本二战之后第一位出国留学的学生。他负笈法国，就读于里昂大学(University of Lyon)，探索自己对20世纪天主教小说所萌发的兴趣。
强加己身的天主教信仰，以及置身于国外世界的经历，这二者为远藤构筑起一面特殊的三棱镜，使他得以窥视日本社会。当这位年轻的作家学成归国，并且开始踏上专职作家的漫漫长路时，他立刻对日本社会历史中的罪恶感和责任感这样的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
思考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尤为艰难，因为信仰的某些方面依然让他无法心安。他的第一本重要作品《海与毒药》(1958)(The Sea and Poison)描写了二战时期日本军医非法利用美军战俘做活体解剖，整个故事都基于史实。在书中，相较于其他良知泯灭的军医，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身陷无比痛苦的为难处境，一方面他不得不遵守上级的命令；可另一方面，他对于长官的暴行又持深刻的保留态度。
小说《沉默》(Silence)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剧，作品更加直面困扰远藤终生的宗教问题。小说的主人公罗德里格(Rodrigues)是一位年轻的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他从葡萄牙远赴日本，只为查明为何他的老师在日本传教时宁可叛教也不愿殉道。
到达日本后不久，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就被捕了，并且被强迫目睹那些日本教徒遭受残酷的肉体折磨。政府表示，只有当罗德里格同意踩踏基督圣像之后，这些酷刑才会停止。虽然罗德里格原本准备为信仰捐躯，但最后还是选择妥协，亵渎了圣像。因为他认为，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执意殉教只是一种极端自私的行为。
小说集《彩窗哀歌》(Stained Glass Elegies)中收录的十二篇短篇小说更加深入地表现了作者对天主教信仰的困惑。书中的一系列主人公对信仰的态度模糊摇摆，懵懂地拘泥于因袭习惯，然后又很轻易地背离它们。远藤塑造的这群“道德懦弱者”，一再展现着日本与西方对自我和上帝理解的复杂碰撞。而在远藤的作品中，这种碰撞被表现为对“背叛”一词的不尽追问。
随着远藤进入创作生涯的后半期，表现日本社会生活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压力与基督教及欧洲世界之间所存在的深刻隔阂成为其作品最重要的主题。
一个人如何能同时既是日本人又是西方人?如何能既是日本人又是基督教徒?面对两种近乎本质主义并且不可改变的意识形态，远藤试图从中寻找融合包容的契机，然而两者似乎并不为这种融合提供空间和可能。不仅日本社会显得“封闭”，抵触变革，在远藤看来，即使是以天主教为代表的基督教也同样狭隘顽固。
远藤担心基督教很有可能并不适合日本人的宗教心理。较之于天主教会所传播的上帝形象，日本人需要一个更慈悲宽容的神。由此，远藤明确了自己的创作目标。他将试图重新裁剪基督教这件外衣，使它更加适合日本人的心理。不过，随着不断努力探索，他必然要奋力扭转日本社会的观念，引导它面对反省的镜子。而在这面镜子中，日本社会将无所遁形，直面自身的伪善。
我问加藤先生，是否可以把远藤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沼泽意象理解为一种象征，远藤借此暗示整个日本就像沼泽，像一片污泥淤积的池潭，而基督教无法在其中扎根生长。加藤先生点了点头，但随即对此给予进一步说明。
他说：“你们欧洲人的上帝是男性的。他是一位严厉的父亲，惯于惩罚，而我们日本人喜欢女神的形象，她宅心仁厚、宽容慈爱。”加藤想了一会儿继续说：“但是到远藤先生的晚年，他的确逐渐相信只有一个上帝，无论男女都是同一个神。而这也正如我们在他最后一部小说《深河》(Deep River，1994)里所看到的，一群日本游客来到印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自我。”
我略感吃惊，并且向加藤先生暗示，这有可能表示远藤的思想在晚年经历了某种转变，也许他甚至放弃了早年自己提出的为日本人改造基督教的目标。
“也许吧，”加藤说，“如今日本人早已踏出国门，周游世界，正像小说《深河》所写的那样，他们接触到本土以外的社会生活，这种经历正不断地改变着超越了他们自己和日本社会。现在他们自身就在经历着某些改造和适应。”说到这里，加藤先生陷入沉默。 我看着他，想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了他的话。我问他，他这么说是否表示远藤晚年已经超越了年轻时的追求，不再试图促成日本民族身份中的本质主义观念与天主教徒身份的本质主义观念相互融合?加藤先生喝干杯中的咖啡，然后凝视着前方。“是的，”他说，继而回过头来看着我，继续说，“远藤目睹了现代日本社会所经历的种种变化和发展。”
今天，有一座远藤博物馆建在长崎，那是日本与西方联系最为深远的一座城市。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远藤的论文、手稿、书信、笔，甚至还有他的衣服，所有展品都被收藏在一幢面朝西方的建筑里。在日本，远藤周作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作家，他希望能促成日本生活方式与欧洲思想意识交融并存的理想，但他同时也有批判者。就在1999年远藤博物馆开馆后不久，一面为纪念小说《沉默》而铸造的纪念盘被日本天主教徒恶意涂花，因为他们无法认同小说的主人公罗德里格竟然愿意践踏圣像。
在远藤的一生中，各种天主教团体四处游说，完全破坏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但自他于1996年去世之后，新一代日本天主教作家已经兴起；虽然远藤的作品饱受争议，但是远藤对他们的影响仍然不可估量。加藤先生一再强调，日本读者认为远藤属于日本20世纪屈指可数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他说：“远藤为我们社会的变革创造了空间，他是沟通新与旧的桥梁。”
说到这里，加藤先生和我又陷入沉默。透过眼角的余光，我注意到侍应生正满怀期待地在一旁徘徊，于是我想该再点一杯咖啡。忽然间，一个念头闪过脑际。我想起，自己成长时的英国正值六七十年代。在我眼中，那时的英国僵化顽固，不愿意接受任何变化。满耳都能听到别人劝我“回到你来时的路上，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本”，可以想见当时的我肯定是不招人喜欢的新锐异端。我是怎样将自己的世界、人民和我自身与对民族身份抱有如此狭隘观念的英国融合起来的呢?
我的人生充满着大大小小的背叛，对国家对自己都有所背离。就在我准备离开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明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我要试图让当代英国社会能够接受，甚至是乐于接受她那复杂的历史和当下。事实上，当我决定再点一杯咖啡时，我意识到远藤所刻画的日本社会的僵化刻板其实触动了我心中那根熟悉的弦。
此时，侍应生在我们面前摆上两杯咖啡。我马上就能回答加藤先生的问题，打破我们之间这令人尴尬的沉默了。因为我现在终于明白正是“远藤的人民”使我确信，他的世界同我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牵连进活体解剖丑闻的须黑大夫(Dr.Suguro)让我想起了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年轻英国女子，她站在父亲统治的加勒比殖民地上，渐渐发现自己原本“支持”的殖民地制度实则令人“难以忍受”。
“远藤的人民”让我想起那位押送奴隶的船长，他慢慢醒悟到自己努力维持的贩奴交易实则背离道德。他们还让我想起了那个将自己的孩子卖去当奴隶的非洲男人；以及那个矮小的英国种族主义者，他因不解为何身处的社会要发生种种变革而忿忿不平。
那些患有梦游症的社会不情愿地从梦中醒来，不得不面对变革，在这些社会中有一群“懦弱”的人，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由历史所设定的道德抉择之中。也许我并没有远藤的天主教信仰，内心也不曾如他那样与自己信仰的本质苦苦论辩，但他所展现的社会和道德视阈，以及他试图将自己对僵化的社会与意识形态的理解化为文学作品的方式，都对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听完我冗长曲折的回答，加藤先生笑了，他似乎很高兴终于能“理解”为何远藤对于一个来自世界另一端的作家有如此深刻的意义。但是，当账单送来的时候，加藤先生强调，虽然远藤作品的主题非常沉重，他本人却非常幽默风趣，而且始终是个乐观主义者。
就我所读过的少数介绍远藤生平的资料来看，我已经猜到其人确实如此。我再次向加藤先生表示，在我看来，彰显模棱两可的意义是远藤献给国内外读者的厚礼。他的作品旨在颂扬那充满迷惑的灰色地带，并且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无论居于我们之上的权威——宗教或非宗教权威皆然——希望我们相信什么，那些旧有的忠诚和确定性必然要经历变化和转型。
而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在21世纪的世界生存，我们就必须接受道德下滑、人种混杂和种种变革，并且不对它们做出惩罚。受洗以及游学法国的经历动摇了远藤身份认同的根基。他并没有畏缩地攒住一个“安全”、原初而简单的文化身份，而是试图整合自己所受到的各种新事物的影响，从而为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塑造一种新的日本人身份，这正是他了不起的成就。说到这里，加藤宗哉站起身来，向我微微鞠了一躬，而我也几乎自觉地以同样的方式还礼。
他清了清嗓子说：
“在远藤写任何一本书之前，他一定会把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恋情的终结》(The Ena of the Affair)通读一遍。我想您也许愿意知道这一点。”我很感谢加藤先生愿意拨冗会见，也谢谢他的微笑。我们又一次鞠躬行礼，然后我便看着他小心地走过拥挤的饭店大厅，走出玻璃大门，消失在涉谷商业区繁忙的大街上。我没有告诉加藤先生，自己在每写一本书之前，总会拿起一本远藤周作的书来读，通常会选他的小说《沉默》。这种奇妙的文学接力将继续把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作家联系起来，编织出美丽的七色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