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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近代文学史上,晚清西昆派是重要的诗歌流派,其标志性的诗歌活动是“西砖酬唱”。由于《西砖酬唱集》未见流传,“西砖酬唱”的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考证,研究“西砖酬唱”可加深对晚清西昆派诗学的理解。
关键词: 徐兆玮 汪荣宝 张鸿 《西砖酬唱集》 晚清西昆派
在“同光体”笼罩的光宣诗坛,诗宗玉溪的西昆派可谓别开风气,独树一帜——“此派极盛于光绪季年,尔时湘乡李亦元(希圣)、曾重伯(广钧)、吴县曹君直(元忠)、汪衮甫(荣宝)、我乡张璚隐(鸿)、徐少逵(兆玮)诸公,同官京曹,皆从事昆体”[1]。“西砖酬唱”是西昆派标志性的诗歌活动,时为光绪己亥年(1899),地点在张鸿居住的西砖胡同(北京宣南),“璚隐仙才似玉溪,昔年酬唱凤城西”[2],据徐兆玮《蛮巢诗词稿·叙》载:“(张鸿)尝与曹君直、汪衮夫倡和,仿西昆体,成《西砖酬唱集》。”[3]“西砖酬唱”的人员为张鸿、曹元忠、汪荣宝三人。然《西砖酬唱集》只有汪荣宝撰写的《西砖酬唱集序》因发表在《华国月刊》并收进《金薤琳琅斋文存》而得以流传,原集却未见传世,因而“西砖酬唱”的具体情况扑朔迷离。笔者拟根据《徐兆玮日记·己亥日记》等相关文献,对西砖酬唱加以考证,对西砖诗学加以论述。
一
光绪己亥年间,徐兆玮的活动范围在家乡常熟及附近地区,未到京城。据日记反映,徐兆玮与张鸿时有通信,通信内容也常被徐兆玮迻录于日记之中。《己亥日记》七月朔日载:
映南结片昆诗社于宣南坊,专效西昆酬唱,邮示《枇杷》四什,因走笔和之,并录原作以俟甲乙。[4]
片昆诗社,当属西砖酬唱的范畴,组织形式“专效西昆酬唱”。“片昆”,或取昆山片玉之意,汪荣宝为孙景贤《龙吟草》所作题诗云:“片玉昆山已不凡,倚天龙尾况巉巉。”[5]张鸿作《枇杷》诗,结片昆诗社,又西砖酬唱以其居地命名,足见张鸿在西砖酬唱中的核心地位。张鸿的学生孙景贤说:“吾师蛮公树坛坫,独弹古调声泠然。香孙虹隐两诗伯,《枇杷》新咏酬涛笺。元和汪公叙其集,义同窃比名西砖。”[6]
这里提及《枇杷》诗,除了虹隐(徐兆玮)和作,尚有香孙(黄炳元)和作。黄炳元是徐兆玮好友,其平日状况得到徐兆玮甚至远在北京的张鸿关注。据徐兆玮日记,黄炳元己亥年也不在京城,与张鸿的《枇杷》唱和当是付诸“涛笺”。检汪荣宝《思玄堂诗》,亦有一首《枇杷和张鸿户部》,首联前半句“怅望西园别思深”直接袭自张鸿《枇杷》四首的第二首。所以“枇杷”是西砖酬唱毫无争议的诗题。
除《枇杷》以外,有论者据徐兆玮《北松庐诗话》所载“汪衮夫诗初摹西昆,与璚隐唱和,有《西砖酬唱集》,时璚隐喻西砖胡同也。戊戌八月在都,赋《有感》十首”,认为西砖酬唱从戊戌八月开始,汪荣宝的《有感》诗为西砖酬唱的一部分[7]。推敲徐兆玮这段话的语意实无法建立《有感》和西砖酬唱的必然联系。《有感》诗在《思玄堂诗》里题作《重有感》,“戊戌年有感,己亥年诗成”[8],与徐兆玮指定的年份冲突。作为汪荣宝早年的代表作,《有感》十首先后在《政学报》、《国粹学报》、《申报》刊载,又被选本《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晚清四十家诗钞》部分选录,应是独立创作,而非唱和而成的作品,西砖酬唱的时间也不能由此前推至戊戌年。
再检张鸿《蛮巢诗词稿》、曹元忠《笺经室遗集》、汪荣宝《思玄堂诗》,框定这三部诗集戊戌、己亥两年的诗歌,参考徐兆玮日记及1902年《政学报》(张鸿创办)所载近几年西砖诗人的诗词作品,并无法更多地划定属于西砖酬唱的作品。西砖酬唱的当时叙述仍只能看到汪荣宝作于己亥年十一月[9]的《西砖酬唱集序》。所有空白仍然无法脱离一个核心问题:《西砖酬唱集》已佚。[10]
二
《西砖酬唱集》是否真实存在过?答案是肯定的,徐兆玮、钱仲联等先生经常谈及,尤其是徐兆玮,与张鸿、曹元忠、汪荣宝长久交谊,对他们的创作情况自是相当熟悉。徐兆玮虽以旁观者的身份谈及西砖酬唱,但其和作《枇杷》,也算是间接参与了西砖酬唱的创作。关于《西砖酬唱集》,争议的问题在于是否最后付梓刊印。卢前在《小疏谈往》里记载:“元和汪荣宝,常熟张鸿皆瓣香于西昆者也。于是《西砖酬唱集》之刻。”[11]钱仲联先生不止一次提到“刊有《西砖酬唱集》”[12]。然而徐兆玮《己亥日记》提及张鸿两次整理诗词集的计划:一是刊印《怀璚词》,其余的词刻入章华《题襟集》;二是注《西昆酬唱集》,刻《冯钝吟集》。《西砖酬唱集》未曾涉及,而两方面计划只有翁之润所辑,包含八家词的《题襟集》(张鸿词集名为《长毋相忘词》)在戊戌年即已刻出。张鸿拟刻的冯班(钝吟)诗集,直到1920年代才有《常熟二冯先生集》。张鸿所作的《怀璚词》,更是直到1939年刊印《蛮巢诗词稿》时才附在其内。所以《西砖酬唱集》刊刻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我们把《西砖酬唱集》刊刻的时间假定在汪荣宝撰写《西砖酬唱集序》的前后,也就是己亥年十一月左右,当时汪荣宝身体状况不佳,在年末大病一场。己亥十月张鸿回乡常熟一趟,返回京城不久,沈鹏弹劾“三凶”(荣禄、刚毅、李莲英)事件发生,惊动常熟翁同龢家族,张鸿亦波及其中,必是再无心诗集刊刻之事。此时曹元忠不在京城。我们可以从《蛮巢诗词稿》里的《岁暮怀人诗》、《汪兵部属疾》和《沈北山入狱》三首诗了解当时情形。可见《西砖酬唱集》并不具备刊印的时机与条件。
《西砖酬唱集》既然未曾刊印,或许就只是以稿本形态出现,而综合之前所说西砖酬唱的作品难以辑得,基本可以断定西砖酬唱终究仍停留在草创阶段,唱和的环境和心境到己亥年后期已然不再具备,因而书稿也未能成书,更谈不上流传。倒是汪荣宝的序言“实质上是清末晚唐诗派的宣言”[13],树立了西砖酬唱的旗帜,完成了西昆派的理论初建,并引起了后世研究者的注意。
三
《西砖酬唱集序》深刻揭示了“西砖”和“西昆”诗学的关系:一是“西砖”对“西昆”的继承,“导玉溪之清波,披金荃之余藻。雕韱费日,虽动壮夫之嘲;主文璚谏,庶存风人之意”[9],关键在于诗语的“藻丽”和诗意的“隐约”;二是“西砖”与“西昆”的差异,“西昆”“虽多悱恻之词,实惟欢愉之作”,而“西砖”却是“侧身天地,聊以写其隐忧”,“匪曰情迁,良缘景改”[9],忧情的根源在于晚清国势的衰颓。不管是忧情还是隐约,回归的都是现实。张鸿说:“立志忠孝,托词芳菲,异日读吾诗者必谅其难言之隐。”[4]与汪荣宝诗学观相合。北宋西昆派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历来最被诟病者,在于过度模拟诗歌的形式,而导致诗歌情感层面的薄弱。晚清西昆派关注现实,书写时代之隐忧,某种程度也是规避了北宋西昆派的“致命弱点”。“西砖”对“西昆”的取舍至少为晚清西昆派的诗歌创作带来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时代赋予晚清西昆派创作张力,而晚清到民国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西昆派诗歌紧随时代走势,延续着“诗史”传统;其二,晚清西昆派追溯玉溪,琢磨于诗歌艺术极,后在集句诗取得突破,汪荣宝、曹元忠、徐兆玮的集句诗,特别是集李(商隐)诗均有较高造诣。 生变的种子也于此时埋下,张鸿对从事昆体高度自省:“溺于西昆,性灵自凿。”[4]徐兆玮对辞藻华丽已然持有保留意见:“映南讥我诗渐平淡,我亦不自知,但逞心而言,觉涂泽脂粉为可厌耳,西昆非不警动而刻意为之,则金银珠宝、红紫丹黄,摇笔即来,固不如率真之为愈也。”[4]并拈出两位清代诗人——杨芳灿、陈文述,指出“杨蓉裳、陈云伯皆学温、李,佳处直逼西昆,国朝诗止爱此二家”。[4]汪荣宝也说:“少壮所作,专以隐约缛丽为工。久之亦颇自厌,复取荆公、山谷、广陵、后山诸人集读之,乃深折其清超遒上,而才力所限,已不复一变面目。”[14]事实上,他们的诗风在后期各自有所转变。
《蛮巢诗词稿》是张鸿生前编定的,却未收西砖酬唱的《枇杷》四首,此外张鸿唱和翁之润的十二首《惜花》诗发表于1902年的《政学报》,也未收进《蛮巢诗词稿》,而张鸿在《政学报》(今只有三期)发表的其他诗作皆可以在《蛮巢诗词稿》中找到。所以结集时《枇杷》和《惜花》似是有意被删,进一步说,或许是张鸿对当年这些模仿“西昆体”而成的感情贫乏的咏物诗并不满意。咏物却言之无物,未免拙涩,如《枇杷》前两首:
江南嘉果盛朱荣,驿骑星夜入帝京。花下闭门桔树远,盘中堆实玉浆盈。晋宫露色含金母,汉殿风香谥蜡兄。闻道相如多渴疾,东园载酒会相迎。
怅望西园别思深,露阶晚翠自成阴。火齐结处迟樱荐,水递来时先李沉。新擘琼浆清夏气,旧题碧叶认冬心。棠梨冰齿频婆脆,未抵扶南一树金。[4]
总而言之,无论张鸿还是汪荣宝,他们并不一直窠臼于“西昆体”,而是通过自我诗歌的反思获取新的诗学动力,为诗歌创作获得新的变化。从另一面观之,“西昆体”为他们带来流派的规范,使晚清西昆派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钱仲联.梦苕庵诗话[M].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汪荣宝.怀隐南时在朝鲜[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3]徐兆玮.蛮巢诗词稿·叙[O].张鸿.蛮巢诗词稿.民国二十八年刊本.
[4]徐兆玮.己亥日记[O].稿本.
[5]汪荣宝.题孙希孟《龙吟草》[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6]孙景贤.校写西昆酬唱集成诗以纪之[O].孙景贤.龙尾集·龙吟草甲.民国九年刊本.
[7]黄培.晚清民国中晚唐诗派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0.
[8]汪荣宝.有感[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9]汪荣宝.西砖酬唱集序[J].华国月刊,1925,2(5).
[10]时萌.张鸿年谱[M].时萌.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11]卢前.小疏谈往[N].中央日报周刊,1947,(3).
[12]钱仲联.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M].钱仲联.梦苕庵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钱仲联.近代诗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4]王赓.今传是楼诗话[M].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关键词: 徐兆玮 汪荣宝 张鸿 《西砖酬唱集》 晚清西昆派
在“同光体”笼罩的光宣诗坛,诗宗玉溪的西昆派可谓别开风气,独树一帜——“此派极盛于光绪季年,尔时湘乡李亦元(希圣)、曾重伯(广钧)、吴县曹君直(元忠)、汪衮甫(荣宝)、我乡张璚隐(鸿)、徐少逵(兆玮)诸公,同官京曹,皆从事昆体”[1]。“西砖酬唱”是西昆派标志性的诗歌活动,时为光绪己亥年(1899),地点在张鸿居住的西砖胡同(北京宣南),“璚隐仙才似玉溪,昔年酬唱凤城西”[2],据徐兆玮《蛮巢诗词稿·叙》载:“(张鸿)尝与曹君直、汪衮夫倡和,仿西昆体,成《西砖酬唱集》。”[3]“西砖酬唱”的人员为张鸿、曹元忠、汪荣宝三人。然《西砖酬唱集》只有汪荣宝撰写的《西砖酬唱集序》因发表在《华国月刊》并收进《金薤琳琅斋文存》而得以流传,原集却未见传世,因而“西砖酬唱”的具体情况扑朔迷离。笔者拟根据《徐兆玮日记·己亥日记》等相关文献,对西砖酬唱加以考证,对西砖诗学加以论述。
一
光绪己亥年间,徐兆玮的活动范围在家乡常熟及附近地区,未到京城。据日记反映,徐兆玮与张鸿时有通信,通信内容也常被徐兆玮迻录于日记之中。《己亥日记》七月朔日载:
映南结片昆诗社于宣南坊,专效西昆酬唱,邮示《枇杷》四什,因走笔和之,并录原作以俟甲乙。[4]
片昆诗社,当属西砖酬唱的范畴,组织形式“专效西昆酬唱”。“片昆”,或取昆山片玉之意,汪荣宝为孙景贤《龙吟草》所作题诗云:“片玉昆山已不凡,倚天龙尾况巉巉。”[5]张鸿作《枇杷》诗,结片昆诗社,又西砖酬唱以其居地命名,足见张鸿在西砖酬唱中的核心地位。张鸿的学生孙景贤说:“吾师蛮公树坛坫,独弹古调声泠然。香孙虹隐两诗伯,《枇杷》新咏酬涛笺。元和汪公叙其集,义同窃比名西砖。”[6]
这里提及《枇杷》诗,除了虹隐(徐兆玮)和作,尚有香孙(黄炳元)和作。黄炳元是徐兆玮好友,其平日状况得到徐兆玮甚至远在北京的张鸿关注。据徐兆玮日记,黄炳元己亥年也不在京城,与张鸿的《枇杷》唱和当是付诸“涛笺”。检汪荣宝《思玄堂诗》,亦有一首《枇杷和张鸿户部》,首联前半句“怅望西园别思深”直接袭自张鸿《枇杷》四首的第二首。所以“枇杷”是西砖酬唱毫无争议的诗题。
除《枇杷》以外,有论者据徐兆玮《北松庐诗话》所载“汪衮夫诗初摹西昆,与璚隐唱和,有《西砖酬唱集》,时璚隐喻西砖胡同也。戊戌八月在都,赋《有感》十首”,认为西砖酬唱从戊戌八月开始,汪荣宝的《有感》诗为西砖酬唱的一部分[7]。推敲徐兆玮这段话的语意实无法建立《有感》和西砖酬唱的必然联系。《有感》诗在《思玄堂诗》里题作《重有感》,“戊戌年有感,己亥年诗成”[8],与徐兆玮指定的年份冲突。作为汪荣宝早年的代表作,《有感》十首先后在《政学报》、《国粹学报》、《申报》刊载,又被选本《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晚清四十家诗钞》部分选录,应是独立创作,而非唱和而成的作品,西砖酬唱的时间也不能由此前推至戊戌年。
再检张鸿《蛮巢诗词稿》、曹元忠《笺经室遗集》、汪荣宝《思玄堂诗》,框定这三部诗集戊戌、己亥两年的诗歌,参考徐兆玮日记及1902年《政学报》(张鸿创办)所载近几年西砖诗人的诗词作品,并无法更多地划定属于西砖酬唱的作品。西砖酬唱的当时叙述仍只能看到汪荣宝作于己亥年十一月[9]的《西砖酬唱集序》。所有空白仍然无法脱离一个核心问题:《西砖酬唱集》已佚。[10]
二
《西砖酬唱集》是否真实存在过?答案是肯定的,徐兆玮、钱仲联等先生经常谈及,尤其是徐兆玮,与张鸿、曹元忠、汪荣宝长久交谊,对他们的创作情况自是相当熟悉。徐兆玮虽以旁观者的身份谈及西砖酬唱,但其和作《枇杷》,也算是间接参与了西砖酬唱的创作。关于《西砖酬唱集》,争议的问题在于是否最后付梓刊印。卢前在《小疏谈往》里记载:“元和汪荣宝,常熟张鸿皆瓣香于西昆者也。于是《西砖酬唱集》之刻。”[11]钱仲联先生不止一次提到“刊有《西砖酬唱集》”[12]。然而徐兆玮《己亥日记》提及张鸿两次整理诗词集的计划:一是刊印《怀璚词》,其余的词刻入章华《题襟集》;二是注《西昆酬唱集》,刻《冯钝吟集》。《西砖酬唱集》未曾涉及,而两方面计划只有翁之润所辑,包含八家词的《题襟集》(张鸿词集名为《长毋相忘词》)在戊戌年即已刻出。张鸿拟刻的冯班(钝吟)诗集,直到1920年代才有《常熟二冯先生集》。张鸿所作的《怀璚词》,更是直到1939年刊印《蛮巢诗词稿》时才附在其内。所以《西砖酬唱集》刊刻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我们把《西砖酬唱集》刊刻的时间假定在汪荣宝撰写《西砖酬唱集序》的前后,也就是己亥年十一月左右,当时汪荣宝身体状况不佳,在年末大病一场。己亥十月张鸿回乡常熟一趟,返回京城不久,沈鹏弹劾“三凶”(荣禄、刚毅、李莲英)事件发生,惊动常熟翁同龢家族,张鸿亦波及其中,必是再无心诗集刊刻之事。此时曹元忠不在京城。我们可以从《蛮巢诗词稿》里的《岁暮怀人诗》、《汪兵部属疾》和《沈北山入狱》三首诗了解当时情形。可见《西砖酬唱集》并不具备刊印的时机与条件。
《西砖酬唱集》既然未曾刊印,或许就只是以稿本形态出现,而综合之前所说西砖酬唱的作品难以辑得,基本可以断定西砖酬唱终究仍停留在草创阶段,唱和的环境和心境到己亥年后期已然不再具备,因而书稿也未能成书,更谈不上流传。倒是汪荣宝的序言“实质上是清末晚唐诗派的宣言”[13],树立了西砖酬唱的旗帜,完成了西昆派的理论初建,并引起了后世研究者的注意。
三
《西砖酬唱集序》深刻揭示了“西砖”和“西昆”诗学的关系:一是“西砖”对“西昆”的继承,“导玉溪之清波,披金荃之余藻。雕韱费日,虽动壮夫之嘲;主文璚谏,庶存风人之意”[9],关键在于诗语的“藻丽”和诗意的“隐约”;二是“西砖”与“西昆”的差异,“西昆”“虽多悱恻之词,实惟欢愉之作”,而“西砖”却是“侧身天地,聊以写其隐忧”,“匪曰情迁,良缘景改”[9],忧情的根源在于晚清国势的衰颓。不管是忧情还是隐约,回归的都是现实。张鸿说:“立志忠孝,托词芳菲,异日读吾诗者必谅其难言之隐。”[4]与汪荣宝诗学观相合。北宋西昆派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历来最被诟病者,在于过度模拟诗歌的形式,而导致诗歌情感层面的薄弱。晚清西昆派关注现实,书写时代之隐忧,某种程度也是规避了北宋西昆派的“致命弱点”。“西砖”对“西昆”的取舍至少为晚清西昆派的诗歌创作带来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时代赋予晚清西昆派创作张力,而晚清到民国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西昆派诗歌紧随时代走势,延续着“诗史”传统;其二,晚清西昆派追溯玉溪,琢磨于诗歌艺术极,后在集句诗取得突破,汪荣宝、曹元忠、徐兆玮的集句诗,特别是集李(商隐)诗均有较高造诣。 生变的种子也于此时埋下,张鸿对从事昆体高度自省:“溺于西昆,性灵自凿。”[4]徐兆玮对辞藻华丽已然持有保留意见:“映南讥我诗渐平淡,我亦不自知,但逞心而言,觉涂泽脂粉为可厌耳,西昆非不警动而刻意为之,则金银珠宝、红紫丹黄,摇笔即来,固不如率真之为愈也。”[4]并拈出两位清代诗人——杨芳灿、陈文述,指出“杨蓉裳、陈云伯皆学温、李,佳处直逼西昆,国朝诗止爱此二家”。[4]汪荣宝也说:“少壮所作,专以隐约缛丽为工。久之亦颇自厌,复取荆公、山谷、广陵、后山诸人集读之,乃深折其清超遒上,而才力所限,已不复一变面目。”[14]事实上,他们的诗风在后期各自有所转变。
《蛮巢诗词稿》是张鸿生前编定的,却未收西砖酬唱的《枇杷》四首,此外张鸿唱和翁之润的十二首《惜花》诗发表于1902年的《政学报》,也未收进《蛮巢诗词稿》,而张鸿在《政学报》(今只有三期)发表的其他诗作皆可以在《蛮巢诗词稿》中找到。所以结集时《枇杷》和《惜花》似是有意被删,进一步说,或许是张鸿对当年这些模仿“西昆体”而成的感情贫乏的咏物诗并不满意。咏物却言之无物,未免拙涩,如《枇杷》前两首:
江南嘉果盛朱荣,驿骑星夜入帝京。花下闭门桔树远,盘中堆实玉浆盈。晋宫露色含金母,汉殿风香谥蜡兄。闻道相如多渴疾,东园载酒会相迎。
怅望西园别思深,露阶晚翠自成阴。火齐结处迟樱荐,水递来时先李沉。新擘琼浆清夏气,旧题碧叶认冬心。棠梨冰齿频婆脆,未抵扶南一树金。[4]
总而言之,无论张鸿还是汪荣宝,他们并不一直窠臼于“西昆体”,而是通过自我诗歌的反思获取新的诗学动力,为诗歌创作获得新的变化。从另一面观之,“西昆体”为他们带来流派的规范,使晚清西昆派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钱仲联.梦苕庵诗话[M].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汪荣宝.怀隐南时在朝鲜[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3]徐兆玮.蛮巢诗词稿·叙[O].张鸿.蛮巢诗词稿.民国二十八年刊本.
[4]徐兆玮.己亥日记[O].稿本.
[5]汪荣宝.题孙希孟《龙吟草》[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6]孙景贤.校写西昆酬唱集成诗以纪之[O].孙景贤.龙尾集·龙吟草甲.民国九年刊本.
[7]黄培.晚清民国中晚唐诗派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0.
[8]汪荣宝.有感[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9]汪荣宝.西砖酬唱集序[J].华国月刊,1925,2(5).
[10]时萌.张鸿年谱[M].时萌.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11]卢前.小疏谈往[N].中央日报周刊,1947,(3).
[12]钱仲联.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M].钱仲联.梦苕庵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钱仲联.近代诗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4]王赓.今传是楼诗话[M].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